清廉律己楷模刘伯承
文/孟红
开国元帅刘伯承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于枪林弹雨、转战南北期间运筹帷幄、胆识超人、智勇双全，为党和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他毕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堪称完全彻底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楷模；
他学识渊博、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纯真务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大军民的衷心爱戴和钦佩。一枝一叶总关情。刘伯承清廉律己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一贯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侧重取材于元帅战斗工作层面的清廉律己典型事例，其实他关于生活及其家风方面清廉律己故事也很多，此处暂不多涉及。
刘伯承虽然职居高位却一向杜绝搞特特殊化，无论是烽火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一以贯之严格注意。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龄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这时，有人好心建议：为了方便教育适龄子女们，部队应该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
刘伯承沉思片刻之后，慎重地摇摇头，拒绝采纳这个建议。
因为刘伯承考虑：自己办学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于是，毫无疑问，刘伯承坚持将儿子送进了群众学校去学习。
1942 年12 月，适逢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从事军事生涯第31 年之际，迎来了他50 岁的生日。其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
刘伯承元帅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师长50 诞辰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
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这在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别有一番特殊的意义寓于其中。为刘伯承隆重举行祝寿，是从斗争形势和政治需要出发考虑的。当时，敌后抗日军民的斗争处于极为艰苦的环境；
国民党顽军在日军的诱降之下，加紧了投降活动，再次紧密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刘伯承在抗日军民中威望甚高，他的威名就是连国民党甚至是日伪军心目中，也得到了公认。为他祝寿，非常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广大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刘伯承得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要具体为他举办祝寿的消息后，于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生日。政治部的人员就设法去问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汪荣华深受刘伯承低调、谦逊作风的影响，也不肯轻易说出刘伯承的生日。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择期12 月16 日为刘伯承的生日。
为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 人，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在师部先一步出来迎接这两名报社记者的参谋说：“首长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们了，现在你们来晚了！”两名精干的报社记者三步并作两步向办公室走去，一迈进屋子就立正敬礼，然后抱歉地说：“师长！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站起来，以长者的风度意味深长而痛快地说：“时间观念对于军人极端重要，有时胜败在于分秒之间。因此行动的时间一定要准确。好了，你们要向我采访些什么呢？谈吧！”
两名报社记者干脆利落却是毕恭毕敬地说：“请首长谈一下自己简略的经历，我们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谱，让大家了解学习。”
刘伯承原先只知道组织上安排来人要对他进行采访，却并不知晓欲采访他的具体主题内容。这时听说采访者道出明确目的是奔他个人事迹而来的，顿时有些敏感地懊恼起来，便不客气地挥着手说：“算了！算了！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访我，我先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兴致勃勃、踌躇满志的两个来访者，突然间被刘师长这一瓢冷水泼得愣怔了。犹豫一刹那之后，仍然有些不甘愿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五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在大家印象中平时一贯对将士们和蔼疼爱如慈父般的刘伯承，闻言后少有地一反常态发起火来，更加硬声硬气地加以拒绝：“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嘛！去吧！去吧！”
来访者奈何不得，抓耳挠腮一会儿后，商议着只好去请邓小平政委来劝说，还有可能奏效一些。
邓小平十分理解两位记者的难处，也懂得去采访刘伯承个人经历和贡献也是党组织的决定，有其重要的意义。于是，他领着那两位记者亲自登上刘伯承的门，开门见山简短地劝说几句：“师长，我看您还是要讲啊！这是党的决定，没得略历，咋个祝寿嘛。再说，这也是工作。”说完，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惯了的邓小平朝一言不发的刘伯承看了一眼，便转身走了。
刘伯承坐下来，沉默片刻、略理思绪，觉得邓小平所言也有道理，接受采访的事看来是强行阻止也无法躲避过去的了，只好硬着头皮对两位来访者简要讲开了：“要说这也是工作，我是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的。我这人没得啥本事，是被旧社会逼上‘梁山’的。那时候，国际国内，弱肉强食，清王朝腐朽败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于是富国强兵的念头，自然而然产生了。1912 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从此投笔从戎，距今整整30 年了。我是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回想起来，在此以前，我在川军熊克武部队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开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外，大都是打‘烂仗’嘛！”
刘伯承略作停顿，眉头缓缓聚拢一阵之后又舒展开来，把30 年的战斗经历，尽力浓缩，扼要地讲了一番。最后颇有感慨地说：“我深切地感觉到：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听党的话，势必一事无成！总起来说一句话，我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没有改造好，没有为党为人民做什么工作，愿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做个好党员。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政治委员既然说这也是党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后来大家才知道刘伯承的确切生日是1892 年12月4 日。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
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
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
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
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 年。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在一生曲折波澜的革命生涯中，功劳面前低调行事，遇事有错绝不推诿，凡事都甘愿从自身找原因的优秀品质，是有口皆碑的。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就是说，战争中客观上是确实没有常胜将军的，重要的是失败后能够通过检讨收获教训，以免之后再犯类似的失误，以期增加胜算的几率。
1937 年10 月，刘伯承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奔赴抗日前线，在山西娘子关西南边的平定、阳泉等地遭到日军偷袭，牺牲了近百人。
刘伯承懊悔、心痛地说：“我们的力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战士们都是爬雪山过草地，好不容易才过来的革命种子……处分、处理是不起作用的！”“部队遭敌袭击，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责任应由我们负责承担……我要给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检讨。”他认真地写好检讨，报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
诚恳及时地总结吸取了以上战斗教训后，11 月，刘伯承胸有成竹地运筹帷幄，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黄崖底设伏，神机妙算地歼灭日军300 余人。此后，日军将黄崖底称为“皇军的死亡谷，征服中国的不祥地”，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地从这里侵犯西进了。
刘伯承堪称严格执行党和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楷模，这方面的事例简直俯拾皆是。他更是把一生恪守人民利益至上信条、无问西东做到了极致。
长征胜利后，刘伯承（前排右二）等在甘肃镇原留影。
1945 年初秋打响的上党战役中，有一段时间，刘伯承司令员的指挥部住在长治市黄碾镇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由于条件十分简陋，时间紧迫，战事紧急，此房子的门板便只好应急地被电话员拆卸下来临时作了电话台。
刘伯承经常在电话上布置任务、指挥战斗，繁忙得很。再苦再累老首长倒是都扛得住，就是从外边飘进来的秋雨常常把他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这件事，令警卫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怕老首长哪一天被连绵不断的秋雨淋病了，这可是万万不行的呀。
眼看几天过去了，警卫员急中生智，连忙找了一位老乡商量好摘下他家的门板，堵到指挥部的门口上。
这件事很快就被刘伯承发现了，他问警卫员：“门板从哪里搞来的？”
警卫员怯懦地如实回答：“从老乡家里借来的。”
刘伯承继续追问：“借来门板堵到门上为了啥？”
“为了堵住从门外飘进来的雨水，看你这几天来的衣服一直是湿的。”
刘伯承一脸严肃地对警卫员说：“为了给我堵风雨，难道就不怕老乡家进风雨？快把门板还给老乡。”
警卫员还是站在那儿迟迟不动。
刘伯承口气有些硬了：“小鬼，我命令你，马上把老乡的门板送回去。”
警卫员最后只好遵命把门板还给了老乡，并诚恳地道了歉。
可是，那个老乡等警卫员走后，又把门板扛到肩上向指挥部走去……
有一回，骑兵班护送刘伯承去开会，到一个村子里停留，借了老乡一个箩筐喂牲口。结果牲口把箩筐啃了一个洞。
刘伯承看见以后赶紧掏钱给警卫员：“快找老乡赔个礼。照价赔偿。”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这年10 月的一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湖北蕲春县胡凉亭研究战斗方案，农民孙志先给他们送来一壶茶解渴。
孙志先由于不小心，在倒茶时溅湿了桌上的军用地图，他忙用袖去擦，却碰倒了茶壶，一下子滚到地上摔碎了，孙志先十分尴尬。
刘伯承和邓小平见状，劝慰他不必介意，并立即掏出两块银元，作为赔偿。
孙志先哪里肯收，因茶壶是自己不小心碰倒的，怎么能要首长赔钱？经刘、邓二位首长再三说服，孙志先只好收下。回到家里，他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向老伴讲了一遍，老伴又气又急地埋怨他不该收下钱，孙志先深感内疚。
后来，刘邓大军筹集棉布制作冬衣，孙志先让老伴领回缝衣活儿，给刘邓首长缝制棉衣。夫妇俩一商量，决定把那两块银元缝在衣领里，算是退回银元，这才心安了。
不久，部队在转移途中，刘伯承发现了衣领里的银元。经追问，警卫员告诉他衣服是孙大娘缝的。由此使他想起赔茶壶的事情。刘伯承当即和邓小平商量，决定派警卫员把钱送回蕲春，归还给孙志先。
警卫员听完首长的吩咐，二话没说，骑马奔驰几百里路赶往蕲春孙家，执意送回了银元。
孙志先夫妇捧着两块银元，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他们逢人就讲：“有刘司令、邓政委这样又讲纪律又知人痛苦的大好人，仗一定能打赢，老百姓一定有指望……”
这两块银元孙志先夫妇一直舍不得用，后来捐给了组织上的相关部门收藏。
解放战争时期，一连几天阴雨，刘伯承和野司首长住在地处大别山腹地的皖西重镇金家寨（原属六安县六区，现属金寨县槐树湾乡）七里冲的红军家属吴大娘家，因这天公不作美使得原本就苦的日子更是不好过，雪上加霜。每逢开饭时，吴大娘看刘伯承和大家吃的都是一些稀粥菜饭，心里很难过。
一天晚上，吴大娘听说部队要走，便把刚放进鸡窝孵小鸡的鸡蛋拿出来煮熟，用一只竹篮子装着，叫警卫员拿给首长们吃。
当警卫员把鸡蛋拿来时，刘伯承说：“这怎么行，一个鸡蛋能换一两盐，这些鸡蛋换盐，够她吃一年的。”说罢，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吴大娘。
吴大娘见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她，不高兴地说：“我要用钱，鸡蛋不早卖了？”坚决不收。警卫员只得回来向刘伯承如实报告。
刘伯承说：“那就把鸡蛋再送还给吴大娘。”警卫员又把鸡蛋送回去。
吴大娘这回真的生气了。她对警卫员说：“跟你们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叫哪个首长自己送给我，我跟他说说理！”警卫员一时答不上话来，只得又把鸡蛋拿回来。
刘伯承听警卫员说吴大娘真的生气了，有点发愁。这时邓小平从外面进来，问明情况后说：“这事我来处理”。他便提着那篮鸡蛋来到吴大娘家里，对吴大娘说：“大娘，你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革命军人吃老百姓东西要付钱，这是纪律。听说你儿子也是红军，他吃老百姓东西也一样要付钱的哟。”
吴大娘说：“你们的规矩我懂。你们住在红军家里，吃自家人的东西，不算违犯纪律！”说罢，从邓小平手里接过鸡蛋，来到刘伯承住处，一下倒在刘伯承床上，转身走了。
邓小平回来，看看刘伯承，相互笑笑，都想不出好办法。还是警卫员的主意好，他说：“还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下。”
刘伯承和邓小平异口同声说：“要得！”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大家精心为刘伯承筹备庆寿活动时，刘伯承却因一场感冒，卧躺在床休息。
一二九师司令部的人关心师长的身体健康，动用师部的情报站，在日军占领区买回二斤白糖，作为祝寿贺礼，提前送到了刘伯承床前。
刘伯承没有收下，反而批评说：“前方战士没有饭吃，冬天没有棉衣，打仗没有子弹，你说这白糖我能吃下吗？”
这二斤白糖，是专门给师长买的，司令部的人难以说服刘伯承收下，只好去请来隔壁住的政委邓小平。
邓小平非常关心刘伯承的身体健康，就帮着劝说，让刘伯承收下。可是，邓小平无法以个人的名义说服刘伯承，最后只好以“党委的决定”，要求刘伯承收下白糖。
刘伯承无法拒绝“组织的命令”，只好当面勉强收了下来，可是，第二天，他就又让警卫员把这二斤白糖，又转送给了根据地的医院。
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领导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首长，体质较差，眼睛高度近视，加之千里跋涉，生活艰苦，行路有些困难。进了大别山，山陡、林密、路险，很多地方马也不能骑。同志们就绑了一副担架让刘伯承坐。
刘伯承说：“我走路难，你们走路就不难？我们一起锻炼吧。”他坚决不坐担架，连同志们搀扶也不让。
警卫员没办法，就砍了一根竹棍让他拄着。由于竹棍砍得长，刘伯承拄着比人还高。邓小平对那位警卫员说：“你把竹子砍短些，你看他拄这么长棍子多像个要饭的！”
刘伯承听了诙谐地说：“要饭棍就是要长，才不受狗之欺。我要拿着大别山这根打狗棍，把中国头号的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打倒！”
刘伯承这句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刘伯承师长率八路军一二九师转战南北，操劳过度，不慎于1942 年初夏患了疟疾。
卫生处李医生给他治疗时，由于消毒不严格，造成用药部位感染。因自己工作疏忽而增加了师长的痛苦，李医生甚至自责难过得哭了起来。
后来，旅卫生处钱信忠处长带着肖医生为刘伯承重新处理一番。他们来到刘伯承的住处，见他正艰难地伏在床上，他看到医生们进来，便忍着痛要起身，钱信忠赶忙劝住了他。经检查，刘伯承感染的部位红肿得很厉害，钱信忠同刘伯承商议，要将感染部位动手术切开。刘伯承点头表示同意。
钱信忠马上吩咐肖医生，要他准备一支麻药。刘伯承听说后，连忙摆手说：“现在药这样紧张，我这点小手术，就不用麻药了。”
肖医生一时不知该听谁的，望了望刘师长，又看了看处长。钱信忠再次和刘伯承商量说：“师长，还是用一点吧，不然太疼了。”
刘伯承态度十分坚决地表示自己不要上麻药。他说：“不要紧，我能坚持得住，麻药就留着给做大手术的人用吧。”
钱信忠无可奈何，也只好同意了。
经过消毒，手术开始了。随着手术剪刀的声响，医生们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可是大家看到坚强的刘伯承却坦然地伏在床上。
“能行吗？师长。”随着刀口的切开，钱信忠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地关切询问。
“行！可以坚持。”刘伯承回答的声音很轻，但透着刚强与镇静。
肖医生在一旁看着，只见刘伯承用手紧紧地抓着枕头，黄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流淌。肖医生急忙拿来毛巾轻轻擦着刘师长头上的汗水。肖医生眼看着刘伯承强忍着巨痛而镇定自若的神情，不禁想起了历史上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但关云长不用麻药毕竟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在1 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医药较为发达了，刘伯承却是为了把麻药节省给负伤的战士，自己以顽强的毅力忍受这切肤之痛，肖医生内心禁不住涌动起莫大的感动。
感染部位切开后，浓液被挤了出来，手术终于做完了。钱信忠出了一口长气，歉意地对刘伯承说：“师长，由于我们工作上的粗心，增加了您的痛苦，这实在是太对不起了。”
刘伯承接过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宽厚地笑了笑，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们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就是了。”肖医生听了刘伯承的话，又简单说了说李医生难过的情形。
刘伯承听后，对钱信忠说：“听说这个李医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参加我们八路军的，这不容易啊！出了这个事，他自己已经有了认识，你们就不要再为难他了。让他以后工作再认真一些就是了。”
刘伯承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倾注着爱惜之情，十分体贴。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在挺进大别山后，一次，警卫员去买稻草，饲养员是个北方人，不会捆那七长八短的稻草，背起来，一路不断丢撒。
刘伯承看到后，就跟在后面弯腰一株一株地捡拾。
饲养员看刘伯承对丢撒的稻草那么爱惜，就把稻草捆子放下来，也回头去拾捡起来。
刘伯承对饲养员说：“稻草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用处可大着了。你们北方人不知道，山里人住房要靠它盖，养牛要靠它喂，床上要靠它铺。农民用稻草铺床，叫作‘金丝毛毯’。农民对稻草是十分爱惜的，丢了多可惜呀！”
刘伯承的一席话，深深感动了饲养员，他便一根一根地把丢撒的稻草都拾起来，重新捆好，认真地说：“我一定记住刘司令的话，爱惜稻草，不能随便丢撒。”刘伯承说：“这才是人民的好战士！”
刘伯承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保护群众的利益，并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整个部队。
刘伯承和邓小平
每次行军、作战，刘伯承总要大家“脚下留情”，不要踩倒老百姓的庄稼苗。当看到行人把麦田踩成小路，便督促部队把道路修好，保全老百姓的麦田。当知道鬼子拉壮丁的时候，他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当听到日本强盗烧房子，马上就提出挖窑洞来帮助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发现有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他总要严肃地提出批评和指责。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年腊月，在河北省邯郸市邱县香城固战斗以前，恰好赶上过大年，为了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刘伯承亲自布置部队搞好警戒，又指挥部队从侧面把敌人“牵引”到偏僻的深山沟，保护老百姓到枣林里包饺子吃。乡亲们都念叨着说：“不是刘师长派队伍站岗，俺们哪能吃上饺子过新年啊!”
刘伯承就是这样时刻关心群众的利益，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勉作布尔什维克，必须永远与群众站在一起。”1942年，当小女儿诞生的时候，他还依着“密切联系群众”的意思，给女儿取名叫“密群”。
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长期驻扎在河北省涉县。当时他们遇到的现实状况是：一直以来，山里人最盼的是水，没水的地方，只能听天由命。1942 年，涉县又遭遇了恼人的大旱季节，农民春天播不上种，群众的庄稼因干旱缺水长不成个样子，到了秋天自然收割无几，连人畜饮水也极其困难。
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眼看着群众愁眉苦脸、庄稼打蔫欠产的现况，两人商量着决定把漳河水引上太行山，将旱地变成水浇田，尽快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一下用水问题。为此，他俩连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引清漳河水上山的方案。
邓小平与刘伯承还进一步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并且做出部队紧缩开支而拔出部分款额支援开渠建设的决定。不仅如此，而且经与地方政府共同商议，一致同意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挖渠。
为了解决工匠不足的问题，邓小平又派人从河南省的林县请来了二三十名石匠；
派人从敌占区购来一架测量仪，指定政治部两名干部负责勘测工作。为了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还设法筹粮，民工们每人每天发放3斤小米。
1943年2月24日，引水上山浇地的工程在涉县赤岸村后的山上开启了。施工过程中，刘伯承、邓小平还常常抽空亲赴修渠工地，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战士们以及广大民工们，齐上阵、出大力，一起抬石头、垒石堰，汗水流在了一起。而且及时地帮助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不久后，日军进行大“扫荡”，迫使八路军助民引水上山的这项工程暂停了下来；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八路军粉碎日军的“扫荡”后，工程继续进行。
历经14 个月的艰苦奋战，时至1944 年4 月，漳南大渠这项工程全部胜利竣工。
邓小平和刘伯承组织修建的这条长长的水渠宽2.33米、深1.66米，全长15公里，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的赤岸、温村、会里等8 个村一一受益，使沿渠2000多户的3500 多亩旱地都变成了水浇田，每年增产粮食35万多公斤。为抗灾支前、改善涉县人民的生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乡亲们情不自禁地自编歌谣赞叹道：“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乡亲们还把这一条漳南渠亲切地称为“救命渠”。
对于这项工程，还是当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事后认识总结得透彻，他说：“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在当时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1977 年底，当涉县派去拜望邓小平家的程跃峰在邓小平家人前听说了邓小平老政委一家对涉县的收成等情况了解得那么细时，心里十分感动，如实反映情况说：“今年干旱，粮食产量受了不少影响。但是赤岸村没有减产，当年邓政委和刘师长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修的漳南大渠，解放后经过维修，如今能浇灌1万多亩地。你要知道，山里人最盼的就是水啊。”
如今，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修的漳南渠已经延长到近30 公里，受益村庄增加了近一倍。
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天，刘伯承下部队检查工作。他来到一个旅的司令部，这个旅的领导都下基层了，旅部值班员作战股股长刘鹏旭快步迎上去：“报告师长，我是值班员——作战股长刘鹏旭。”
刘伯承很随便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和刘鹏旭搭起话来：“现在，部队都转到哪几个地方住下啦？”
“三个团都在武乡拐一带：两个团在山上，一个团靠河边。”
“部队是喝哪里的水呀？是饮河水，还是井水？”
这个问题完全出乎刘鹏旭的意料之外，不由得愣了一会儿，便大而概之地回答：“一个团是饮用河水，另外两个团基本上都用老百姓的井水。”
“那两个团，到底有几个连是用井水的？不能只是基本上，要搞清楚。”刘伯承认真地询问。“嗯……”刘鹏旭有点“卡壳”了。
“回头再了解一下罢。”刘伯承沉思地说，“你知道吗？这一带老百姓喝水很紧张，真是滴水贵似油啊，部队喝水的事情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千军万马，围在人家的小水井旁边喝，老百姓怎么办呀!”
刘鹏旭听了连连点头，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师长赶来这里，就是为了吃水的事，他时刻关心着群众的利益啊!
“告诉你们旅长，部队不要与民争水。那是人家老祖宗留下的。我们要照顾群众的利益。”
“越是战争环境艰苦，越要注意到这一条。那两个团不要再喝井水了，小伙子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到漳河里去挑，把井水留给老百姓喝。”刘伯承讲完，就站起身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咛说：“刘鹏旭同志，要跟部队传达清楚，关心群众的利益可不是小事情啊!”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司令员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转战黄河两岸，陇海铁路南北，执行“大踏步机动，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人民的和平生活。就在这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刘伯承依然把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放在解放区建设的重要位置上。每到一地，他总是嘱咐军队和政府机关，不要占用学校房子宿营和办公，要给予学校开课以大力支持，而自己再忙也要抽空到驻地学校去听老师讲课和参观学生的作业成绩。
1947 年元月初三那天，军邮快件送来了一周间的报纸。刘伯承打开报纸，被一篇短小的消息报道吸引住了。记者写道：“我在冀鲁豫的小张庄小学，看到几个小学生都在写‘刘伯承将军’五个字，正楷，写得满好。他们的许老师对我说：‘庄子上自从听到陇海路大捷以后，学生们都自动来问我刘伯承将军这几个字怎么写法，我给他们专门上了两堂写字课，现在都会写了。’接着，许老师又说：‘我校最近开了一个讲演会，两个学生讲得很是好。一个叫李广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好象一堆米。蒋军象偷米吃的老鼠。刘司令把一些米放在老鼠笼里，不知死的老鼠还要来偷吃米，结果刘伯承司令把老鼠关在笼里了。现在已经关住了好几万老鼠……另一个叫许德福的小同学说：咱们解放区象一口大油缸。蒋军象偷油吃的老鼠。刘司令的战法是盖油缸。老鼠爬在油缸口上，伸长脖子偷油吃，刘伯承将军突然盖上了油缸，老鼠心一慌就掉到油缸里去了。整三师的赵锡田就是掉进油缸的大老鼠……’”
刘伯承读着这篇报道，哈哈大笑说：“好，好，米笼、油缸……好比喻，好大的笼子和油缸呵！几万老鼠都掉进去啦！哈哈！你们都来看呀！”
参谋、警通人员闻声跑了来，刘伯承把文章给大家看，人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司令员趁兴嘱咐秘书和参谋同志说：“要立即带信告诉那位许老师，不要光教学生写‘刘伯承将军’那五个字呵！要写‘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要让孩子们知道‘大笼子’、‘大油缸’就是人民群众！……”
1942 年的一天中午，刘伯承正准备吃饭，房东托人送来一颗足有十斤重的大西瓜。心中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刘伯承从来不愿意白吃老百姓的东西，这一次当然照例打发警卫员把西瓜送回去了。
然而，过了一会儿，房东把西瓜又送来了。刘伯承顿时觉得有些奇怪，便再次叫警卫员把西瓜送还给房东。
谁知刘伯承刚放下饭碗，房东就又亲自抱着那个大西瓜进来了，说这是自家种的瓜，既甜又沙还解渴，千说万说让刘伯承收下。
刘伯承更奇怪了，感觉里面定有缘由，便派人下去调查一下，看看房东家近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事出有因。傍晚，派出去调查的人回来说：“村里正在搞减租减息，减到房东的头上了，房东想走刘伯承的‘后门’，搬刘伯承给村干部说个情。”
刘伯承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当晚就让警卫员把房东请来，一面对房东宣传八路军不能随便拿老乡一针一线的革命纪律，让他把西瓜拿回去，一面拉他在小板凳上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听说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的法令，这是个好法令，谁也要遵守，咱们八路军也要遵守这个法令。任何人不能违反……”随即，刘伯承又详细地讲解了减租减息的一些道理。
房东听着刘伯承的话不对头，便心不在焉地寒暄了几句，赶快抱着西瓜回去了。
房东走后，刘伯承对警卫员和在场的几位八路军干部说：“房东送西瓜，是腊月二十三请灶王爷吃糖的办法，灶王爷吃了人家的糖，就得向玉皇大帝说人家的好话。”
刘伯承这一悉饶有风趣的话，引起了在场同志的深思。
在抗日战争的长久浴血奋战中，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后，统一战线还能维持下去吗？中国是战是和，这是当时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国内形势一度扑朔迷离。
早在1945 年8 月13 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第五天，延安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后来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他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
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的危险就十分严重了。” 毛泽东强调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争，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有清醒的认识，有少数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和平”麻痹了神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出现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教训。
时任太行军区司令秦基伟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问题，心存困惑的不仅是秦基伟这样的干部，当时在相当高阶层的认识都不是很统一，有些部队甚至因此而吃了大亏。但刘邓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领会得极为准确深刻。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还在延安参加整风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发来电报，命令大家要加强战备，防止内战。刘邓首长一天也没放松对打内战的警惕。
不久，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思想，晋冀鲁豫军区在邯郸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秦基伟参加了会议。他认为，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实际上就是一个打仗的动员会。
会议的第一天，刘伯承把与会的纵队和各级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统统带到了一个练兵场上。集合完毕，他首先拿起战士使用的步枪，趴在地上，瞄准靶子，“啪、啪、啪”连续打了三枪。然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我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
刘伯承明确指出：“全国性的内战箭在弦上了。和平、松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危险的，要死人的。”
刘伯承这一打一说，把与会者的心都揪紧了。
秦基伟感叹道：司令员这么大年纪了，眼睛又不好，还如此身体力行，可谓用心良苦。他这是以自己的行动，警告我们不要松懈斗志，不要被“和平”的假象销蚀了警惕性，要强化战斗观念。
秦基伟还继续感慨系之：“刘伯承同志的那三枪，充分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敏感性，对于我们这些生于战争长于战争的老兵来说，不啻是一堂触及灵魂的政治课。后来的实践证明，谁做好了打仗的思想准备，谁的仗就打得主动。”
刘伯承历来被称为“常胜将军”，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打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两个大胜仗，在各解放区大多失利的情况下极大地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后来挺进中原更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掀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又指挥了淮海战役及解放大西南。
面对自己领导部队取得的一个接一个的胜仗和成绩，刘伯承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1947年6月3日，中央军委下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6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接此命令的当天，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大纲》，在全军进行战略进攻的宣传动员。1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安阳附近的万林召开纵队首长会议，部署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就在刘伯承正紧张地领导野战军准备战略进攻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把绣有“常胜将军”四个大字的横匾送给刘伯承同志。
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他谦虚地对代表们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老百姓给吃给穿给人，军队就不能打仗。我们感谢人民的大力支持，咱们前后方要更加团结一致，把敌人尽快消灭干净！”
以上这一番朴实无华的语言，不是客套，而是刘伯承的世界观的真实反映。他经常教育干部：“我们有的干部认为这个胜仗是他打的，那个胜仗是我打的；
这个地区是我开辟的，那个地区是他开辟的。实际上，群众不参军，你哪来的军队？农民不给送粮食，你哪来的饭吃？工人不做衣服、造枪炮，你不穿衣服、没有枪炮怎么打胜仗？群众不组织团体，不选举政权，你那个地区怎么能开辟成功？所以，一切功劳都应归于劳动群众，我们自己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员。”
刘伯承就是这样认识将帅和人民的关系的。他多次给干部讲话，阐述这个观点，反对居功骄傲。
1949 年初夏，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盘踞在四川的国民党部队在刘伯承率领的二野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穷追猛打的军事行动面前溃不成军。到12 月27 日，西南作战歼敌共96 万人，战役遂告胜利结束。
在胜利面前，刘伯承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一贯的谦虚礼让的品德，不抢功、不争利，带领二野部队守在城外3 天，直到兄弟部队到达成都。刘伯承请兄弟部队先进城，二野部队随后才进城，表现出高尚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这样一个条目，开头是这样写的：“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
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本人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
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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