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畸人文化及成因
罗 欣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晚代畸士风气大兴，尤其在明中叶以后，文士们恃才傲物，放荡自负，纵情声色。清人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曾以“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1］形容明中叶以降才士的放诞之习。他们竞相以“畸人”为字号，自称、赞誉他人亦多借用“畸人”之称，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标新立异、超脱尘世的理想。从文献记载中统计和考察晚明独特的尚畸士风，有助于揭示《庄子》对于后世精神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展现明人的文士之风与精神世界。
明代出现了一批以畸人自称的文士，他们好以“畸人”“畸士”为个人雅号，亦在诗词歌赋、唱和往来之中自谓“畸人”，夸赞别人时也喜欢引用“畸人”一词，体现出对这一称号及背后文化的强烈认同感。
明代以“畸人”为号者，比比皆是：程楷字畸人、袁仕隆自号宇宙畸人、邝露号海雪畸人、孙扬自号石台畸人、王次公别号畸海……韩洽在《寄庵诗存》中自题“羊山畸人”［2］，取隐居羊山之意；
徐渭在70岁生日时作诗自称：“桃花大水滨，茅屋老畸人。”［3］钱谦益之父钱世扬亦自号畸人，又号赘隅子，《徐深诗并引》也提到一位：“执事独持正论以排异说，而且索居泉石，自号畸人，而亭扁钓雪，诚哉，人无与俦也。”［4］
已经考察有畸人、畸士之称的，且能够大致考证其生活年代者，有蔡献臣、程楷、董其昌、方应选、宋如春、何白、屠隆、利玛窦、黄道周、胡玉吕、黄煜、周顺昌、蒋封君、朱枝昌、梅鼎祚、梅守箕、沈征君、杨楷、欧大任、刘仲贞、释德清、孙石台、李贽、徐渭、钱世扬、陶奭龄、陶望龄、汪道昆、王世懋、王同轨、杨廷选、张向之、徐允禄、王稚登、许相卿、俞允文、臧懋循、张邦奇、朱长春、朱淛、冯梦龙、唐寅、黄周星、邝露、韩洽等四十余家，实际存在的明代畸人应有更多，足见畸士之风风靡于时。
在文人歌咏当中，畸人常是称赞他人的词汇。王世贞在《胡元瑞传》中赞颂后生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有“畸卓之才”［5］，可以冠绝东南。《明文海》录无名氏《畸人传序》，强调了畸人有教化救世的天降大任：“天启其聪而非人所与虑也，是之谓畸人也，故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反之则庸人者，畸于天而侔于人矣。”［6］
明代的畸士之风，不仅表现自称或称他人为畸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体现。比如徐渭自编了一部年谱，名为《畸谱》；
胡应麟有《畸园》等二十卷；
伍袁萃《林居漫錄》杂载明代朝野故实，中有前集六卷，畸集五卷，下载27 人。在诗歌创作当中，他们还诗咏“畸轩”，修筑“畸墅”“畸亭”，并赋以诗词短文，这些由晚明尚畸的风尚衍生的地理景观，都呈现出清幽超俗，缥缈高洁的特点。文人对这种地理场景的歌咏，同时也展现了他们内在高洁的精神。
明代文人喜以“畸人”自号做法，体现了他们内在精神的矛盾，既自感微弱又傲于俗世，外在表现为自损、自贬、自嘲，内在心理是自负、自傲。他们所表达的是自己的满腹才华，无处可用的遗憾，正如“茅屋老畸人”徐渭，这一称谓中包含多少愤懑、多少不平、多少眼泪［7］。许多明代文人都同声疾呼“吾宁为天地间畸人，不为天地间俗士”［8］，展现出明代文人“畸于人而牟于天”的精神追求。
在明代，畸人是当时对具有异端思想、叛逆行为的人的一种称谓，同时文人也好以畸人指称他人，以此表达对畸人的敬慕。
明代泛称“畸人”时，常带有地域性特征，从“南方有畸人”“岭南多畸人”到“新都有畸人”“西极之国有畸人”“海阳有畸人”“洞庭畸人也”再到“乾坤一畸人”“穷巷有畸人”“北固之山有畸人”“金坛有畸人”“方城汉水厥有畸人”“吴门有畸人”“河之湄寒峰高峙之野有畸人”，这些地域多是僻静所在，“畸人”以隐士高贤的姿态出现，受世人追捧和景仰。
至如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二十二“畸人”下列37 人，起自元末明初顾阿瑛和陶宗仪始，至明代的陆治、孙宜、王山人、郑天佑止，其中徐渭、郎瑛、唐寅、徐霖等大家赫然在列，可见畸士之风在明代十分盛行，文人也愿意为此作整理记录工作。这些畸人都具备偏好山野、崇尚自由、不入流俗、德行高尚的特征。畸人、畸士的使用已经泛化，凡是不入流俗有过人之处者，人们就能称其为畸人，且这些畸人在品行、成就、事迹上为大多数文士所推崇。
明代文人以畸人喻指他人，多是赞誉其对抗俗流的高洁之姿和高过众人的才德。其中三个代表人物是唐寅、冯梦龙、黄周星。
唐寅被称为畸人，见于《唐伯虎全集》中何大成所作之序：“客谓何子曰：‘唐伯虎畸人也，而子务广其传，宜乎子之益穷也。’”而何成大哭而否之。何成大又说“切念伯虎而礼法之士嫉之者，尤故也。”［9］短短几句充分说明了唐伯虎被称为畸人的原因，亦反映了时人对唐伯虎畸人之行德两种看法。唐伯虎被称为畸人，是因其不合礼法之行。唐伯虎早年自负，曾受赏识被荐为第一，因仕途不顺，屡遭阻碍，后“益自放废，纵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经思，语殊俚浅。”［10］1034宸濠谋逆，欲招致唐寅，唐寅阴知将有淮南之谋，佯狂以酒自污，得以放归。唐伯虎所为，有似庄子中的支离疏，大役时以常疾不受功，征士能攮臂游于其间，佯狂之事与支离疏之病，都成为他们悠游人世的保护色。唐寅深谙：“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10］7-8合于本心自然之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称之为畸人，亦不为过。
冯梦龙是明代有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在小说、戏曲、民歌的编著中都颇有建树。冯梦龙的创作，多难登大雅之堂，又落魄奔走，不为世俗所理解，然志士文人，多认为其著作“颇存雅道，时着良规”［11］。冯梦龙在当时被称为畸人，董斯张《宛转歌序》称：“虎阜之阳，雀市之侧，其中有畸士焉。”［12］即指冯梦龙。冯梦龙在《智囊补》里也自称“东吴畸人”。“畸人”是冯梦龙的个人价值追求，他将世人分为四类：至人、下愚、常人、畸人。冯梦龙自号“多情欢喜如来”，崇尚专情的畸人：“畸人异梦，其情专，其魂清。”［13］如果说庄子中的“畸人”是追求“道”，那么畸人的“至情”就是冯梦龙的无上大道。
晚明戏曲家黄周星也有畸人之称，他是明清易代之际的“畸人”代表之一。黄周星天资聪慧，“幼有神童之目，六岁能文，八岁出周郎帖，十二入南监，崇祯癸酉隽北闱，庚辰成进士。”“诗文奇伟，慷慨激昂，略似其人。”［14］
黄周星在明亡后的行径异于常人，有投河、绝食、自杀行为，展现了亡国换代之际，明代遗民的气节与风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一为黄周星立了小传，说他：“布衣素冠，寒暑不易。人有一言不合，辄嫚骂。”［15］自撰墓志，作《解脱吟》十二章，《绝名词》二章，仿屈原慷慨赴死，遇救后再度赴水，投河不得乃自绝饮食。《解脱吟》首章曰：“苦海空过七十年，文章节义总徒然。今朝笑逐罡风去，纵不飞升也上天。”［16］有隐世脱俗之意。黄周星晚年于《人天乐·自序》中说：“迩来此念亦灰，独神仙之志不衰耳。”［17］这种异于流俗又颇有气节的做法，颇有畸士之风。王晫《今世说》卷八称黄周星“以文章名节自任”“虽处穷困，不改其操，君子高之。”［18］言语间可见对黄周星操行的推崇。
因黄周星是明清易代之际之人，因此其畸人之称多见明清鼎革之际的文人口中，如明亡首位殉节官员马世奇曾言“如钱季梁黄畸人之标致，亦飘飘羽化而仙矣。”［19］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三：“畸人黄九烟，称许未常苟，介性最崚嶒，豪气极抖擞，道逢磬折辈，挥弃等唾溲。”［20］，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二十七有“黄畸人周星十三首”，誉其诗风“纵横跌宕，一往奔放，风驰雨骤，不可端倪”［14］，皆肯定了黄周星的逸世行径和至高的德行。
除唐寅、冯梦龙、黄周星以外，晚明的畸士基本都是文德高尚之士，备受文人推崇。以“畸人”为内核的精神境界和处世之方，已经成为文人们的一种追求，进而形成独特的“尚畸”的文学景观。
晚明盛行的畸士之风有深厚的思想文化根源。“畸人”的书写首见于《庄子》，其特征是外表怪异但德行高尚，后世渐将人类的外貌特征与天地感生及圣贤德行结合起来，《后汉书》称“圣贤多有异貌”，下注“伏羲牛首，女娲蛇躯，皋繇鸟喙，孔子牛唇，是圣贤异貌也”［21］。在各个朝代，文人们都喜以“畸人”自居，或标榜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或表现游于方外的思想境界，如李华称李白有“畸于人而侔于天”的高古之姿，董迪亦称：“孟夫子一世畸人。”［22］追根溯源，《庄子》对于构建中华民族传统的文人自我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盛行的畸士之风，即秉承《庄子》“畸人论”的思想精髓。
传教士利玛窦有《畸人十篇》，是为传播天主教教义而作。“畸人”是利玛窦自喻，明代汪汝淳解释说：“利先生从西域来，推天主之教，以羽翼圣贤，此岂有所畸于人，而曰畸人何居?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惟今人自畸于天而侔于人，此利先生所以畸于人而侔于天也。”［23］利玛窦作为一个传教士，而采取“畸人”以自称，显然是承《庄子》“畸人论”而来，有应时处顺之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畸人畸士的认可与接受，因而利玛窦才想借此种“潮流”式谦称，来融入明代的文化语境，打通明代文人的心理关节，以达到传教布道的目的。
晚明畸士之风大兴也是时代合力的结果，尤其与明中叶之后王学的兴盛密切相关。明代的畸人之喻，多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如果以弘治（1488）①郭少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以弘治为界划分明代文学早中期。为明代早中期的分界，上述数位“畸人”，大多都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文人，这刚好与明中期阳明心学的兴盛，到明晚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狂禅派的发展遥相呼应。晚明新兴的市民阶层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碰撞，儒家主流价值观念横生波澜，士人群体注重个体自我顺情适意，成为晚明纵欲思潮的最大源泉。［24］
《宋明理学史》将明中叶视为明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王学崛起及传播阶段，且“王阳明挟其特殊的政治社会地位，倡良知之说，心学乃风靡海内”［25］，明末及清前期是对理学的总结批判阶段，这种整体性的批判倾向，为文人超世脱俗，尚奇好异的大胆行径提供了精神支撑。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认为以“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为主张的阳明心学，更重视个体个性与情感欲望，“王学在历史上却成了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通道。它成为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的巨大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26］毫无疑问，明代中晚期理学的发展变化，会对于明代文人的性情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就凸显为明代中后期大兴的畸士之风。
日本学者岗田武彦对明末的文学艺术作了概括“在文学方面，排斥模拟而重视性灵；
在艺术方面，感兴比技巧更受尊重，乃至可以看到富于个性的新奇的自由表现为宗旨的文人画书法等艺术的繁荣。”［27］可见明代文人，在各个领域都是有“尚畸”倾向的。这种“畸”非是简单的尚奇好异，而更多指向其自然性情的抒发，暗合《庄子》“命物之化，与物俱迁”的思想。明末的自然主义，在其性质上会极端地强调自我。这种极端的反叛和自由精神，明代的畸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到正统礼法之士的批判，所以到了明末提倡“童心”的“畸人”李卓吾被人非难是任情恣肆、猖狂无忌。但毫无疑问明代理学向心学的转变，重燃了文人们对于“畸人”的追求，推动了人性解放。
除此之外，到了晚明，伴随国家政治的失败，明代遗民都有归隐之志，爱国之心。因此在自号或敬称他人时，常用“畸人”一词，有意在处世时追求奇异的行径、在创作当中追求怪诞的文风，以表己志。在易代之际盛行的畸士之风，一来可以表现文人心中对于个性自由、主体精神的追求，二来也是在遭遇磨难之后，可以退居的一个精神港湾，是明末文人从《庄子》中承袭而来的精神财富。这些畸人的称号已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他们有直面死亡的勇气。这种基于自身又有利于共同体的美德也是值得提倡的，因为其崇高性也是值得称赞的。［28］
总的来说，明代的畸士之风展现出明代文士的尚畸好德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映现着明代文人日益觉醒的时代精神，表达了明代文人对文人主体精神的特殊追求，也是对那个时代思想、政治、文化的文学性表现。自《庄子》而来的“畸人”传统，不仅对明代的畸士之风影响重大，时至今日，仍对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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