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历史回顾和思考
全根先（国家图书馆）
201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了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项目，迄今已开展了“东北抗日联军”“中国远征军”“大漆髹饰”“蚕丝织绣”“中国年画”“我们的文字”“学者口述史”“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中国战疫记忆库”等50余个专题，截至2020年，自建记忆资源视频总时长已超过2,900个小时，数据总量超过80TB，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超过400小时的口述史料、历史影音资料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以及一些手稿、日记等非正式出版文献资料［1］。中国记忆资源建设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即重大历史事件类、重要历史人物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有明确定义外，学术界至今鲜有探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等概念的研究成果。笔者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在吸收相关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记忆项目实践进行介绍，同时提出个人意见和建议。
1.1 什么是重大历史事件
对于什么是重大历史事件这个主题，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一个确切且权威的定义。1990年，中宣部出台了《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拍摄和审查问题的规定》，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进行了具体阐释，认为“凡表现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或以描写担任和曾经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党的创始人和相当于常委的领导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生平业绩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和纪录影片、电视专题片，均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2］。由此观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主要涉及重要政治人物，这对于我们理解重大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长河中，凡是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出现重大转折、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是重大历史事件。吴琼、魏国彬认为：“衡量一个历史事件能不能够进入国家教科书，是不是重大历史事件，其标准有四：第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
第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国家领导人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等；
第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体现历史前进的内在发展方向的关键环节，如‘五四’运动等；
第四，必须已经被历史文本所表述或政府相关部门文件所确认，如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中的王安石变法、新闻出版局的重大选题批复等。重大历史事件就像数学坐标轴上的坐标点，它是一个历史时期发展过程的特殊标志，能够体现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3］。根据这个说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政治（含军事）事件。然而，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应包括政治事件（如王朝更迭、政府改组、战争），还应包括自然灾害、瘟疫、经济危机等。无论属于什么事件，具体表现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如当前新冠疫情大流行。
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以后，都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文本保存下来，成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进入历史书写领域。并且，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在成为历史文本以后，往往会反复地、多层次地、多角度地以不同形式出现，不可能一次完成。另一方面，历史的过程不可重复，总是转瞬即逝。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脑海中的记忆资源进行挖掘，口述史访谈和影像记录是保存第一手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
1.2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重大历史事件口述类项目：东北抗日联军老兵口述史
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项目中，重大历史事件类占有很大比重，且十分重要，而东北抗日联军老兵口述史则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项目。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严酷的历史条件下，在白山黑水之间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坚持战斗长达14年，他们不仅是中国东北地区抗击日军的主力，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2012年开始，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派出多个口述采访组，奔赴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湖北、新疆、广东等地，采访东北抗联老战士、抗联后代以及抗联历史研究者一百余人，收集相关资料总时长超过280小时，同时采集了东北抗联密营、战迹地影像资料约10小时，收集到纸质和数字照片约1,000幅、录音带233盘、老战士日记（手稿）66册以及多件实物资料。这个专题也是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项目中时间最长、口述史受访人最多、收集文献载体形态最多样的一个项目。在口述史采访的基础上，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不朽的抗联——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成果展”，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整理出版了《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冯仲云年谱长编》等多种图书。
近年来，随着东北抗联老兵口述史专题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项目成果被社会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201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主题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八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十四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4］。其中明确提出了“十四年抗战”的概念。同时，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于2017年1月正式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5］，这是从国家最高层面对于东北抗联战斗历史的高度重视，对于继承和发扬东北抗联的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除了东北抗日联军专题，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还开展了中国远征军、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亲历者、汶川抗震志愿者、飞虎队以及2020年中国战疫等重大历史事件口述史专题资源项目建设。
2.1 什么是重要历史人物
什么是历史人物，进一步说，什么是重要历史人物？对此，学术界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权威的定义。所谓历史人物，首先是指被历史记录下来的人，在这些人当中，又有部分人物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黄朴民先生说：“历史人物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是历史聚光灯照耀的中心点。如果说在历史这个有机结构当中，历史事件可以喻指为“骨”，历史文化可以喻指为“血”，那么历史人物毫无疑问可以喻指为“肉”。骨架使人得以成形，血液教人得以鲜活，而肉体则赋予人以具体的形象”［6］。
当我们将目光聚集于重要历史人物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自然会凸显出来，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芸芸众生，还是英雄、伟人？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哲学问题，当然也是历史问题。重要历史人物或者说英雄、伟人，自然是历史的创造者；
然而历史完全是由他们创造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创造历史”这一概念有过不同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7］。历史是人民群众直接或最终创造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统治阶级和正反面历史人物（另有一种观点排除了反面历史人物）共同创造的，即恩格斯所说的“合力”。
历史人物的出现及其活动，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普列汉诺夫（Plekhanov）说：“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8］。这里指的是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历史人物的出现也有其偶然性。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9］。应当说，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需要说明的是，重要历史人物里面也有不同的类别和层次。宏观层面说，对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或者说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角或重要参与者无疑是重要历史人物。这些重要人物主要活动于政治领域，此外还有一些涉及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除了这些人物，那些在各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也十分重要。社会是多元的，对历史的研究和认知不能仅局限于政治领域。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项目中的重要历史人物，主要有三类：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二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三是在各个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突出人物。第三类重要人物以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为主，如，红学家冯其庸、病毒学家顾方舟、历史学家刘家和、哲学家陈鼓应、服饰史家黄能馥、油画家全山石、数学家丘成桐、发明家王永先、气象学家秦大河等。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口述史访谈，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2.2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资源建设重要历史人物口述史项目
（1）顾方舟先生口述史。顾方舟（1916—2019），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科大学校长，2019年被中央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许多城市暴发并迅速蔓延，造成大量儿童死亡，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卫生安全。由于当时我国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在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举办脊灰病毒培训班，指导中国脊灰病毒的相关研究，顾方舟先生有幸成为苏联专家索柯洛夫（Cokolob）的助手。1959年3月，受卫生部委派，顾方舟等科研人员赴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工艺。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单位成立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由顾方舟任组长，开始实验性生产。为了确保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先生决定拿自己做临床试验，与研究团队首先服用了疫苗溶液。其后，为了进一步检验疫苗对儿童的安全性，他瞒着自己的妻子，让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进行临床试验检验。在他的感召下，科研小组其他同事也让自己的孩子试服疫苗，并确认疫苗临床试验具有安全性［10］。在顾方舟及其团队的不懈努力和国家统一调度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00年，经国家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证实，并由中国政府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中国已经成功阻断了本土脊髓灰质炎野病毒传播，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伟大目标。
（2）刘家和先生口述史。刘家和（1928—），江苏六合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2018—2019年，笔者对刘家和先生进行了15次口述史访谈。在采访中，我深感他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具有一份历史责任感。刘先生为我们理清了中国世界史学科从翻译、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脉络。刘先生说：“中国人要为自己的历史证明，证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则就是自暴自弃。我们中国人不是自暴自弃的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是作了很多贡献的，对世界民族都有贡献。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作用，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你应该自己说，不要等着人家替你说。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是有责任的，是有使命的，要为中国说话，要向世界作贡献的。我们要贡献自己的角度，贡献自己的经验教训。我们要为中国作贡献，也要为世界作贡献。［11］”正因为如此，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探索和思考，笔耕不辍，传道授业，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3）王永民先生口述史。王永民（1943—），河南南阳人，五笔字型输入法发明者，2018年中央授予其“改革先锋”国家荣誉称号。王永民先生在20世纪信息时代到来之际，成功地解决了汉字计算机输入问题，被誉为“当代毕昇”。汉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承载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诉求，在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汉字能否运用于计算机成为一个“卡脖子”的世界性难题。如果汉字不能输入计算机，意味着汉字将被时代所淘汰；
如果汉字输入计算机问题由外国人代为解决，则我国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汉字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王永民先生站了出来。从1978年起，经过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苦摸索，1983年8月28日，他发明的“五笔字型”输入法终于通过了河南省科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五笔字型”的发明，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新华社记者当年报道中所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五笔字型”的发明是“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重大发明［12］，它开辟了我国计算机时代汉字应用的新纪元。
3.1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3］。具体包括：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
②表演艺术；
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⑤传统手工艺。截至2020年12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计584个，涉及131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入选的项目共42个，是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14］，法国、日本则分别以23个、22个分列第二至三位。
自2006年至今，国务院共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体数据为：2006年518项，2008年510项，2011年191项，2014年153项，2021年185项，计1,557项、3,610子项［15］；
2007年、2008年、2009年、2012年、2018年，国家先后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3,068人［16］。另外，国务院决定自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2015年起，由文化部组织、国家财政支持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目前已完成2015年、2016年、2017年度项目的评估验收，2018年度项目评估验收也基本完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其存续不能脱离人，有赖于人的自然生命。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最需要保护的部分，因此对传承人进行口述史采访记录关系重大，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3.2 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口述史项目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成立后，开展了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口述史项目，包括“中国年画”“大漆髹饰”“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英雄”“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等，积累了丰富的口述文献和其他文献资料，项目成果丰硕，社会效益良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1）中国是漆树的故乡，用漆作为器皿是中国先民的一项重要发明，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深受人们的喜爱。随着现代化学工艺的普遍应用，这项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自2013年起，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了“大漆髹饰”专题资源建设项目，对北京雕漆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等19个项目、25位国家级或省级传承人进行了口述采访。2013年6月，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大漆的记忆——中国大漆髹饰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品大展”，展出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漆器精品计238件，国家图书馆馆藏相关图书260种，并邀请传承人进行现场演示。作为项目的后期成果，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整理出版了《大漆中的记忆》《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上、下册）图书两种。
（2）人类传承文明的手段主要有四种：口头传统、文字、图像与实物。其中，文字具有其他三种所不可替代的传承优势，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记录、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字依赖工具和介质而实现其传承功能，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现象。自2014年起，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开展了“我们的文字”专题资源建设项目，行程数万公里，共采集30个与各民族文字相关的非遗影像资料，以及30余位国家级、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多位相关专家的口述史料近200小时，举办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字传承”大型展览，并邀请多位非遗传承人到现场进行展示，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作为这一项目的后期成果，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辑出版了《我们的文字》《文字的记忆》（三卷）图书两种。
（3）2018年，中国记忆项目又启动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口述史项目，拟对我国28个人口较少民族（统计人口在30万以下）的口头传统进行原生人文环境的影像记录，并邀请相关传唱人或讲述人到北京进行完整录制收藏。目前启动的是云南省8个人口较少民族，即普米族、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布朗族和景颇族。这些人口较少民族记忆的主要保存方式是口耳相传，通过影像记录和保存民族历史，对其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该专题资源建成以后，将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积累珍贵的历史文献。
此外，自2015年起，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受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承担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的学术指导和统筹验收工作，对各地有效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口述史项目实践，开发和向社会提供新的文献服务模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感觉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首先，在口述史项目选择上，不仅要考察该项目所涉及内容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还要考察此项目通过口述史采访，能否搜集到现有文献资料所缺或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历史资料，抑或丰富已有的文献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和深化历史研究的广度和层次［17］。这是口述史项目选择的一个主要依据。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一旦受到关注，往往就会有许多跟风现象，造成资源建设的重复与浪费；
而一些关注度不高但实质重要的事件与人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次，对于不同口述史项目、不同受访人，可以采取不同的采访形式。不是所有口述史采访都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工作团队配置，可以考虑以事件为主线的多受访人模式，以某一重要人物为主的多频次深度采访模式。以偶发事件、特殊人物的“短平快”模式等，丰富资源建设的项目和类型，尽量减低各项目的工作成本，提高资源建设的工作效率。在资金和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与社会各界的进一步合作，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总之，由于每个项目的目的和内容有所不同，采用的采访策略也应具有差异，抓要点，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对于80岁以上特别是身体状况欠佳的高龄老人进行口述史访谈时，更应当抓住重点，注意挖掘关键历史细节，不可事无巨细，一味求全。
再次，口述史文稿的整理工作也十分重要。关于口述史文稿整理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一些学者已有论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口述史书稿整理出版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风格问题，即在对不同的受访人口述文本进行整理时，其呈现的学术风格应当符合受访人的专业乃至个人气质。我在整理刘家和、全山石两位先生的口述史文稿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刘家和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历史学家，而全山石先生是一位会通中西、富于创新的油画大师，他们所使用的专业语言不同，个人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有别，这点应该在口述史文稿中体现出来。其中，主题提炼最重要，一部好的口述史稿，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能反映受访人一生的追求和成就。以全山石先生口述史为例，我认为，其主题就是油画本体语言，通过整个油画史及其本人的艺术人生说明：油画是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为此，我在书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表达这一主题。
总之，中国记忆资源建设任重道远，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抢救正在消逝的“活态”文献资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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