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空间化”批评术语辨异
王 聪
同一个名词在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概念所指，原发问题起点各异以及理论生长语境的悬殊决定了理论应用范围的差异。一些文学批评、电影批评、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研究者在他们的文章中都使用了“时间空间化”的术语，有的甚至作为关键词出现，然而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宏大性足以囊括整个科学及人文领域，尽管有着相同的符号能指，但此术语在他们的阐释运用中呈现出各异的意义所指，因而有必要对其具体内容作出知识学的分类与各自对象、问题、方法的甄别，以便后来研究者对使用同一能指符号而所指范畴各不相同的术语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通过对使用“时间空间化”这一批评术语的研究文章的比较、分析与总结，本文根据他们对理论的引用、阐释与融合创新，将其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在理论辐照下的研究。这类理论通常有着具体的论域导向，如詹姆逊的“时间空间化”聚焦于电影空间与建筑空间，属于这一领域的学者可以直接征用该理论以分析具体问题。
第二类是受理论启发而展开的研究。这种理论通常含涉范围较广，论域边界不分明或正处在理论发展阶段。王建疆的“时间空间化”便属于这一类，他的理论是基于其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共谋的别现代主义美学提出的，用来指示三种时间状态的空间化交叠存在状态，在理论意义上有描述社会发展现状和以审美的方式透视社会文化的功能。一些受他理论启发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现代性审视、文学发展形态以及理论自觉等相关主题。
第三类是在叙事研究的具体对象的分析总结中自我创生，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而表现为批评的絮语。这一类研究不成系统、互无交涉且自成一派，但其话语创新意识已初现端倪，若深耕思索则有成为完全理论的趋势。
詹姆逊在其著名论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特定的空间转换是正确区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时间体验很容易被看作是高级的现代性的主导因素，而空间范畴和空间化逻辑则主导着后现代社会；
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构建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后现代就是空间的文化”(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489.。时间与空间成为詹姆逊区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重要因素，后现代社会是以空间意识、空间文化和空间意义主导的社会形态，因而一切存在都将被空间化，包括思维、感觉、经验等不可见之物，而在一个一切都被空间化了的世界中最特殊的莫过于时间，“时间空间化”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命题。
詹姆逊经由两个具体的文化对象分析了“时间空间化”所带来的后现代社会奇观及问题。他借助鲍德里亚的“拟像”概念对怀旧电影展开分析，怀旧电影中所展示的怀旧空间是通过拟像的方式生产出来的。这类电影展示过去，表达对过去怀念的所有目的，都指向一种后现代性的“杂拼”现象，这既不是对时间的还原也不是对历史的重现。怀旧电影模拟的是技术复制的产物，是被空间化了的时间，同时也是被架空的历史，并非真实，是一种“超空间”。这种非真实的“超空间”带来的后果就是一种“无深度、平面化”以及四处飘荡着“精神分裂式的感受”。如果说现代性在电影中表现为有序的“蒙太奇”，后现代性的电影就是“东拼西凑的大杂烩”。
在对鸿运饭店这一具体的建筑物分析中，詹姆逊将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接起来，指出“超空间”对人类感知力与生命经验的损害。鸿运饭店之所以被视为典型的后现代建筑，主要是因为其复杂的拼凑式结构，层层嵌套，中轴对称。不仅采用整面玻璃作为大厅的幕墙而且大量使用玻璃为主要元素的设计，营造了一种奇特的眩晕感。当人身处这个空间，既失去了方向辨别与周边感知的能力，又被这些透明而不透风的设计影响，在多重反射光线交叠中仿佛置身于云间。
悬浮与去中心化是这类建筑的显著特征，“超空间摈弃了距离和界限，这样人们就无法辨识其中的差异，从而陷入迷茫和混乱之中，人的身体随之失去方向感，我们体验到的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共时性的当下，一切都是零散的点之间的连接和网络。”(2)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497.根据这一问题，詹姆逊以心理学模型和美学知识作为思考路径，将世界空间化景观抽象为人的心理感知与感性体验的结合性存在，在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建构出后现代审美体验的新型范式——“认知绘图”。这一概念用于描述身体感知的存在意义，解释后现代分裂分化对人类社会的塑造，解决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感知失序带来的方向焦虑，最后将人的审美体验范围拓展至纯粹人造的虚拟的空间。
在对詹姆逊理论征用的批评文章中，其研究对象主要为电影与建筑。比如在一些研究电影叙事与小说叙事的论文中，詹姆逊的“时间空间化”作为理论支撑而出现，引出了文学叙事的空间危机问题。
苏文菁以伍尔夫的《达罗卫夫人》与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为例，指出电影为当代小说“反哺”了“时间空间化”等新的叙述方法，并阐明“现代小说的线性叙述与当代小说叙事时空一体化”之间的差异，这种叙事转向尽管是一种创新，但其“平面化、均质化”叙事缺陷是由“时间空间化”母胎中带出的(3)苏文菁.小说叙述时间的空间化——电影手法对当代小说的反哺［J］.外国语言文学，2004，（3）.。苏文菁对詹姆逊理论的批判功能的直接借用可视为批评理论与文学现象适配的典型。遗憾的是，苏文菁未能超越詹姆逊的框架而只能是其理论的拥趸，使其研究成为詹姆逊理论的一个注脚。
而罗钱军则在更加细致的微观层面对詹姆逊的理论起到了视野上的补充意义。他早在2013 年便注意到“时间空间化”所造成的影像化叙事对我们时代文化的影响，但与苏文菁一样，只是在詹姆逊的框架中写命题作文，尽管他的理论视野较苏文菁更宽广，提出的问题也更为宏大。他四年后的思索展示了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詹姆逊的理论，他将其概括为“后情感”危机。
他以我们当下倍受追捧的李碧华小说及其电影衍生品为批评对象，通过对李碧华小说中“镜头感”“影像化小说”的叙事风格剖析，结合此前的文化思考，论点立意上升至当下人们的审美体验中。他认为这种叙事导致的一种“后情感”危机对当代人的精神情感有极强的削弱作用，人的情感异化现状暴露无遗。由于“时间空间化”的效应，导致空间遮蔽时间，时间所具有的历史性与时代性同叙事对象断开关联。而李碧华小说中存在大量被“时间空间化”的人物，因而这些人物不再是生动饱满的形象，而是被“后情感”危机抽干所指的空洞符号，“其主体之光将被急剧变化的叙事空间瞬间吞没，而充溢读者心中的情感之花亦将快速枯萎”(4)罗钱军.影像化语言的“后情感”危机——以李碧华小说语言为例［J］.华文文学，2017，（5）.。
作为空间话题最具代表性的物象，建筑承载了更多的后现代意义。在詹姆逊“时间空间化”理论的余荫下，从建筑空间角度出发对后现代社会展开批评的研究并不多。也许是当代都市空间的后现代性使身处城市的我们略感迟钝，我们被迫承受着后现代性的后果，却无法察知它如何控制我们，答案可能便隐藏在与繁华都市相对的乡村中。一篇对贵州苗寨空间建筑研究的文章指出：在现代文明演化的过程中，一些承载着时间的物像被留存并塑造了数代人关于不同空间感的认知。“时间的流逝悄无痕迹，但消逝的时间会被空间内遗存下来的物质所记录。”(5)王君，李曼曼.路桥.水井与土地庙：一个苗寨的时间空间化与权力展演［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1）.
詹姆逊吹响了理论的号角，在后现代社会的前置语境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问题，随着社会与文化艺术的发展，这些前见在文艺作品的形式表达中愈来愈深刻，文艺批评者们沿着这一理论框架进一步思索着当代的“时间空间化”的文艺问题。后现代社会的时间空间化效应并非一蹴而就，尽管詹姆逊找到了几种典型，但我们仍无法界定这种转化是何时发生的。可以说无论是路桥、水井或土地庙宇，还是宏伟壮丽的鸿运饭店，它们作为贮藏时间的空间在后现代社会中不断增生又不断消散。真实感与历史性不在于眼前之物，恰在难以捉摸的内心。不仅如此，我们可以感知的是，时至今日，其演化形态仍在不断发生异变，詹姆逊的洞察力使他站在历史意识与文化规律的前方，而他关于人类未来的空间沉思需要我们接过他的手杖，以我们自身为主体展开具有当代阐释意义的“认知绘图”。
“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由王建疆首创，其问题意识的星火最早见于《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2008），王建疆对中国美学的缺失产生了深切的疑惑，从而展开追问。其于2014 年发表的文章《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可视作“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纲领式的界说，从“别”字的建构主义命名路径展开，提出“多级跨越”的“别现代主义”诉求与建构(6)王建疆.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J］.探索与争鸣，2014，（12）.，立足本土语境尝试理论深耕，面向未来世界彰显中国话语。“时间空间化”是别现代主义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其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处的别现代奇观使得时间以空间的形态呈现，王建疆在《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的功能》（2017）一文中对其理论生长点、社会形态发展四阶段和其美学功能作了详细阐述。
王建疆将“时间空间化”定义为“现代、前现代、后现代的和谐共谋。别现代的‘共谋’包括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在同一个社会中的彼此适应、和谐共处；
没有边界、没有你我、彼此妥协、相互交易、达成媾和与共赢；
不断更改规矩，而又实行潜规则等。前现代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现代制度的缺位而由后现代的跨越边界、解构中心来加以表现，形成混沌的和谐”(7)王建疆.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的功能［J］.当代文坛，2016，（6）.。这既不同于前现代的统一，现代的独异与后现代的分裂，它是三重力量共同作用，不分伯仲，处在同一个社会中却又不以时间性作为特征表达，扰乱并重构着的一种社会状态。
王建疆对这种别现代社会有四个阶段的分期并阐述了它们各自的美学意义。首先是以共谋为本质、和谐为表象的具有二重性思维的和谐共谋期，此阶段中美学的功能是揭露与批判；
其次是三个时代互相隔膜、排斥和矛盾激化的对立冲突期，在此，美学应起到化解冲突、抚慰心灵并塑造崇高审美意象的作用；
再次是共谋覆盖矛盾，和谐掩饰对立的更为尴尬和复杂的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在这一阶段美学的力量被分化消解，因而一种新型“冷幽默”审美范式被创造出来，以描述这一时期似喜若悲，笑泪交织的审美体验；
最后是这种内在冲突寻求自我解脱的更新超越期，进入这一阶段后艺术将获得极大的自由，在气派、魅力、风格、形式上彰显多元意义。
“时间空间化”在王建疆的表述中既是一种特征，也是一种别现代的属性，其对应着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共谋与对立冲突交织期，有着极其沉重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经济、伦理、文学、审美等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王建疆对“时间空间化”参与社会发展的共谋现象做了细致的解构和批判：无论是公有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内资经济，还是小农思想、家族企业、现代工业流水线等多重经济模式与生产理念，在当代互相滋生融合又不断摩擦，构成了经济基础上的“时间空间化”；
婚姻制度的神圣性，婚姻中的忠诚度、出轨与性的随意化使得家庭在当代呈现出与伦理相悖但又能与法律安然接轨的奇异景观，英雄这一崇高形象的本色和内涵也在这个空间中被抽干殆尽，这就是伦理道德上的“时间空间化”；
经历数千年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古今中外的上百种风格与艺术手法熔于一炉，乍一看毫无违和感，封建时代的宗教神学与后现代的科技和戏仿无缝链接，但属于每个时代的美学准则与精神内涵也在这些混乱套用中消失殆尽，看似和谐的一切只是廉价的人工造影，这就是文学艺术上的“时间空间化”；
文学的堕落势必影响美感，前现代的中和、现代的浮夸与后现代的艳俗沆瀣一气，本真与纯粹不复存在，人心为感官享乐控制，构成了审美形态上的“时间空间化”。
“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时间空间化”概念在研究者的具体使用中存在两个向度的功能性强调，一是基于王建疆对“时间空间化”属性的总结，立足文学艺术对文学史、当代文学形态以及具体作品中的“时间空间化”体验的分析；
二是对其理论自觉的簇拥，以域外文化或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展示理论的阐释力与全球性意义。
许多文学史中的“时间空间化”问题已在“别现代”的意义上被讨论着。如禹建湘在对网络文学审美特征的研究中识别出网络文学的别现代创作语境，包括穿越、言情、修仙、历史等多种类型主题的网络文学创作逻辑都打上了别现代的印记，这既是网络文学的特色，也是当代文学受当代文化制约的例证(8)禹建湘.网络文学的别现代审美特征［J］.社会科学辑刊，2022，（2）.。禹建湘以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时间空间化”为切入点，对当下较难界定的网络文学的审美形态有所概括，透视了当代“爽”这一审美形态范畴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生成的审美机制。
罗小凤对21 世纪新诗人及研究者将古典诗学与现代性勾连起来的强制阐释的做法予以批评，并指出他们所致力于建构的“现代性”实际上杂糅了西方现代、中国古典以及正在发生的后现代，所以他们“并未建构起真正的‘现代性’，而属于典型的‘别现代性’”(9)罗小凤.“现代性”作为一种古典诗传统——论21世纪新诗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J］.文学评论，2022，（3）.。别现代性像幽灵一般飘了出来，戳破了以“时间空间化”为特征的当代诗歌现代性创新幻象，罗小凤的文章从对新诗“现代性”的质疑到对其“别现代性”的指认是对王建疆关于“别现代性”在文学和美学中批判虚假的共谋和表面的和谐的应和，对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有正本清源的意义。新诗的“现代性”追求固然好，但若将“别现代”视为现代就会使诗歌发展陷入不利境地。
在“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的“时间空间化”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缠夹相映，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形态的归纳与总结，脱出了当代学术话语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占主导阐释的局面，在周韧与周云龙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周韧从土耳其电影的审美形态中发现了“时间空间化”理论的跨地理阐释效力，西方美学理论对于东方电影审美形态的解读略显无力，土耳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别现代社会形态，其电影创作便也带上了熟悉的别现代审美风格(10)周韧.时间的空间化——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审美形态举隅［J］.贵州社会科学，2019，（7）.，所以我们可以说“别现代主义”美学诞生于东方有着其神秘的修辞意义。在“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的“时间空间化”透视下，土耳其电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并不是对欧洲电影的模仿，而是潜藏着本国现代、前现代、后现代三重时期交叠的内在审美形态，无法套用西方模式而应以“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四个阶段及其超越性来看待。
在一篇研究16 世纪亚洲史的文献《东方志》中，亚洲以一种“时间空间化”的修辞方式被讲述着：“《东方志》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圣徒在与其国王陛下讲述其在亚洲各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获得的世俗知识的情景。在这个讲述的过程中，原本神圣的宗教‘时间’世俗化为‘普遍性的时间’。因此，《东方志》中的旅行者‘我’既是在空间中旅行，也是在时间中旅行，更是在观念中旅行——随着‘我’的步履迁移，时间流逝，有关亚洲的世俗知识得以累积，‘我’/欧洲完成现代的蜕变，成为抽象的‘普遍’。”(11)周云龙.时间修辞与亚洲书写：《东方志》的政治宇宙学［J］.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1，（2）.欧洲借助亚洲的“时间空间化”特性从前现代转入现代，亚洲与欧洲成为杂糅共生的空间化集合体。
“别现代的时间空间化与来自物理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的空间理论并无直接的联系，它只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的描述和概括，但是却有着现实的根据和独立的理论品格。”(12)王建疆.别现代：时间的空间化与美学的功能［J］.当代文坛，2016，（6）.“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本土话语意义，其超越现代性的终极理论旨归决定了反思与批判的前路。这一本土理论关注中国国情，解释中国问题，目前已产生以此理论为起点的诸多理论批评研究的成果。与詹姆逊的“时间空间化”理论不同之处在于，“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时间空间化”理论处于生长的未竟阶段，因而研究者无法直接借用这一理论作为分析视点，只能在具体对象的研究中展开与理论的对话，从另一个层面看，也是对理论促生的一个过程。
“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时间空间化”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了一种惊奇，这种惊奇并非一个来自中国本土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化现状概括得如此恰切，而是其理论宣示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错位作为一种文明史的例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凝视。哲学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感叹道：“王教授已经触及了我思想意识中的一个神经痛点（一个令人头疼的地方）。不知怎的，他已经注意到我们脚下的地面缺失了一部分”(13)王建疆.艾尔雅维茨，等.别现代：话语创新与国际学术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21.。如果将视野放至全球，这个理论也许会有惊人的生长力。
时间与空间作为一组古老的哲学范畴，在漫长的文明史演进中被不断定义、阐释与改写，时间与空间的交融与互换似乎不是令人意外之事。一些将“时间空间化”作为主要术语并体现在标题的研究，既与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无关，也与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无关，这些研究的共性是以二元论与镜像论作为整体研究方法。二元论作为哲学最经典的思维方式总是催生出许多相对的范畴，如镜子一般生产着反向的形象。“时间空间化”术语也被镜像化了，“空间时间化”就是这面镜子的衍生品。而从性质界定，这些研究全部可以总结为叙事研究。受结构主义思想影响较大，在他们的分析中，“时间空间化”与“空间时间化”没有明确的术语定义，更类似罗兰·巴特的絮语，且两组概念总是成对出现，互相解释，互相映射。我们将以最典型的三个案例来分析他们的术语用法。
最具特色的是贾玮对城市“超克死亡”功能的阐述。作为城市典型死亡空间的养老院与医院被与居民区所区隔，人们老去病去皆不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城市对于死亡的遮蔽性处理是通过空间布局完成的，这正是时间空间化的具体表征，而城市的空间设计又暗中勾勒着生命的流动，空间从而得以时间化”(14)贾玮.超克死亡：城市尚未充分开掘的潜能［Z］.都市文化研究，2016：255 -267.。贾玮选取具有特定功能的医院和养老院作为其分析对象，在此类建筑中的时空转换聚焦在“死亡”的主题上，被设计掩藏死亡的“时间空间化”的医院与养老院和反叛死亡的“空间时间化”的高楼大厦的祭台隐喻形成互补，在城市中交错生长，一面安抚我们面对至亲离去的痛苦，一面提醒我们铭记死亡的意义。
比起现实可感的实体建筑，文学构造的时空游戏会令人产生一种解谜的兴奋。王婧对杜拉斯《情人》中“轮渡”和“房间”的解读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力，“轮渡”固定了少女的形象，成为时间流逝、承载爱情欲望、永恒漂流的时间空间化象征。“房间”作为童年记忆的载体，爱情理想之地和杜拉斯孤独感的隐喻，为杜拉斯试图赋予空间一种时间感受和历史韵味提供了场域，并从中泛出意义感(15)王婧.贮满记忆的空间形式——以《情人》中的“轮渡”和“房间”为例［J］.法国研究，2012，（2）.。时间与空间转化而形成的文学意象，在艺术的层面上更有隽永的意味。“轮渡”与“房间”本无对应意义，时间与空间的二元性无法在不相干的意象中生成，但当物的象征意义足够丰满时，“记忆”就是他们的媒介，作为“时间空间化”意象的“轮渡”与作为“空间时间化”意象的“房间”同时出现时就显示了永恒。
文学的浪漫在其神秘的语言意象营构，电视剧则更愿意在叙事上增添一丝严谨。徐琼和陈守湖对时间限制颇严格的影视作品中的影视空间、图像空间、心理空间的交织与重叠做了细致的分解。他们一会儿站在作者视角，一会儿站在编剧视角，一会儿站在导演视角，一会儿又站在观众视角，多种角度使得电视剧的时空意义更加复杂。而他们在使用“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这一对术语时，时间与空间的互相转化增添了叙事的长度和广度，此处的时间与空间都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和审美意义上的，而是在叙事上起到了策略意义的作用。
他们对时空转化的叙事机制研究谈不上新意，但他们对于压缩的时间与空间如何不会压缩观众的趣味这个问题的追问很有美学意义，在“时间空间化”叙事中“空间不断衍生，时间依然是线性的十二时辰。空间的叠加，毫无疑问会对时间形成压迫，使得时间不堪重负”，而在“空间时间化”叙事中，“烽燧堡这个空间的频繁闯入，使得本来紧张的节奏被拖慢了。尽管在烽燧堡这个空间里，它本身的叙事节奏是快的，敌我双方随时发生激战。但由于它是记忆中的空间，本质上依然是慢节奏的。在灯楼与烽燧堡两个空间中不断地进入与退出，观众自然会产生观剧的疲惫感”(16)徐琼，陈守湖.时间的空间化与空间的时间化——谈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的时空叙事［J］.当代电视，2019，（12）.。
文学总是以各种方式表达和描摹着人们的已知与未知，现代以来的文学尤是。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感性与审美的演进可以说使人类逐渐区别并摆脱于动物性乃至滋养出属神的精神光辉。对美的感知与表达在如今这个“媒体社会”主导的传播世界中又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作为一个德勒兹意义上的正在生成的概念，“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也许可以指代当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与情感经历：我们主动或被动将流动时间储存于一个流动空间，在这种双向流动中既容易使人疑惑，又令人深感兴奋。在越来越火热的社交媒体与电子游戏所打造的“赛博空间”中，时间不仅存在于可见的钟表上，也存在于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展示的多重量子交叠中。无论是“时间空间化”还是“空间时间化”，其对我们的感知力以及给社会文化带来的新变化都值得我们长期跟踪探索。
“时间空间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我们从三个层面对其内涵进行辨异。在理论来源层面，主要基于詹姆逊的后现代空间理论和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美学理论。詹姆逊针对后现代社会时间体验的扁平化与空间化现象提出“时间空间化”以揭示后现代文化弊病及其对历史意识缺席的批判。王建疆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建构的“别现代主义”理论，“时间空间化”是其重要概念之一，指涉一种杂糅共谋且有待超越的当代社会发展形态并兼有文化批判意味。在话语创新层面，时间与空间这对古老范畴在当代社会的互相转化有其特殊意义。马克思是这一问题的最早发现者，而历经卢卡奇、詹姆逊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时间空间化”也从资本家的时代转向后工业时代，如今又以崭新的文艺理论术语与文学批评絮语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书写着面向未来的时空哲学观。在阐释视野层面，“时间空间化”既是一种鲜明的文本内部的有机存在整体，又作为当代独有的审美体验镜照着外部世界。无论是詹姆逊对后现代社会提出的“超空间”与“认知绘图”，还是王建疆对后现代的质疑及其描述的一种三重时间交叠的杂糅交错、互生互制的社会文化形态，抑或是正在诞生的新型审美方式，我们都可以通过“时间空间化”展开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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