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卫生医疗事业研究——以定县实验与邹平实验为比较
唐金武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200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遭受多方面的打击，日渐衰落，农民一方面遭受严重的经济、粮食危机，食不果腹；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限制、交通阻塞导致卫生医疗事业受阻，患病死亡率高居不下。乡村建设运动在此大背景下产生，是一场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 多个，各种试验区建设1 000 多处的波及全国、影响深远的乡村救亡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包括乡村教育、乡村自卫、农业发展、文卫建设等，比较典型的实验有定县实验、邹平实验、无锡实验等，在各个实验中卫生医疗事业占据重要部分。由于传统农村疾病丛生，又缺少必要药物，因此，卫生医疗试验区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定县、邹平实验最为典型，二者非常具有对比价值。学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与卫生医疗事业的研究已取得相应的成果，其中崔军锋、武小力以民国定县、邹平卫生试验区为研究中心，对两地卫生试验区的不同建设基础与体制作对比研究。[1]闫素华以河北定县为考察中心，对民国时期定县医疗卫生的背景、建设发展、成果与问题作出阐述。[2]但大部分成果针对的是某一试验区，作对比研究的成果较为稀少，特别在卫生医疗事业方面，对比研究成果仅有崔军锋、武小力的《民国定县、邹平卫生试验区比较研究》。因此，通过对定县实验、邹平实验的比较研究，获得乡村建设运动中对卫生医疗事业建设规律与方法的总结，对当代乡村卫生医疗事业，特别是新时代新冠疫情的防控提供经验与启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地区经济严重衰落。农村地区之所以普遍衰弱，其一，土地高度兼并、集中，导致大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丧失土地，转为雇农、贫农。其二，帝国主义为转嫁经济危机促使大量农产品冲击中国市场，也进一步打击、排挤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销售，致使中国农产品出口极度下降。其三，国民经济形势严峻、农村经济崩盘，导致大量农民外出谋生。同样，严峻的经济形势蔓延到城市，导致失业率不断增加。以皖北为例，流离在外的人群，乞丐占据32%，足以说明农民就业谋生艰难。[3]随着农村社会经济萎靡，人口外流严重，战乱频发，卫生医疗事业也遭遇严重的打击。以安徽为例，民国期间安徽各地战乱频繁，讨袁抗倪战事、当涂之战、蚌埠会战等，给各地造成了大量的难民，也为传染病的流行提供了可能。[4]一系列综合因素，最终导致民国期间农村社会的集体失衡，也直接导致卫生医疗事业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卫生医疗事业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时局混乱的民国期间，乡村卫生医疗事业发展更是举步维艰。其一，年年战乱导致大部分百姓流离在外、居无定所。从1912 年始，中国各地遭受直皖、粤桂等数百起战争，导致传染病滋生，仅1928 年湖南“黄肿症”瘟疫就致使3 万人死亡。其二，农村地区落后的卫生观念导致农民发病率居高不下。以定县为例，乡村男厕所普遍建在院外或街道墙边，没有房顶；
女厕所建在院内，但与猪圈相连，大小便更与猪粪等其他秽物混在一起，卫生脏乱。[5]其三，农村地区医疗条件普遍较低，医疗基础设施不足，医药稀缺，大部分疾病无法得到救治，少部分农民通过“巫婆神汉”治病，导致病人病情加重，甚至致死。据统计，民国期间每年有20 万产妇丧命，310 万婴儿死亡。传统乡村社会卫生医疗条件的低下，也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医疗卫生事业将在农村地区首先进行改革。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在河北、山东等地开展乡村试验区建设，其中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与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中最为典型，在卫生医疗政策、措施的推行过程中效果明显。二者在疾病预防、保健、卫生方面均有涉及，为试验区农民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卫生医疗保障。
1.定县实验中卫生医疗事业的建设。1926 年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在定县翟城村设立办事处。从1926～1936 年在定县广泛开展调查与实验，1929年对第一区71 村详细户口进行调查，对区内医生及药铺数进行统计，同时举行挨户疾病死亡调查实验，共计5 000 家。[2]1932 年平教会制定六年实验计划，对家庭卫生进行调查，共计调查1 000 个家庭，以供卫生教育部研究。晏阳初所推行的定县实验是以教育为前提，作为四大教育研究实验之一的卫生教育，在开展的过程中，也多以教育农民群众为主要目的，对定县农村内包括街道、厕所、疾病、医疗等进行调查与改造，以对农民群众从内到外进行改革。
第一，开展疾病预防。20 世纪30 年代前后，定县农村地区落后的生活习惯与卫生条件以及对疾病问题的不重视导致该地区卫生问题十分严重。
依据表1 可知，定县地区主要疾病包括肠胃病、眼疾、疮伤、肺痨、呼吸病、抽疯、喉症、疹子、骨节炎等，肠胃病占据四分之一，严重危害村内农民的生命健康。肠胃病频繁发生，原因有二：一方面，定县地区厕所与井距离不到40 尺，据统计，对3 村村内175 口井丈量可得，40 尺以下有142 口，严重影响农民饮水健康；
[5]另一方面，村民居住地区大多与厕所、猪圈等集聚一起，苍蝇繁多，对饮食产生了巨大危险，因此，导致肠胃病频发。除此之外，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崩溃，农民普遍营养不足，这也给相关疾病以可乘之机。
表1 民国十八年内中一区5 255 家所得各种疾病、死亡人数之分配及百分比
针对以上疾病问题，定县开展相关疾病预防工作。晏阳初认为要在定县设置三级（村、区、县）医疗服务机制，分别是村卫生保健员、区保健站、县保健中心，以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得到基本医疗保障。[6]定县地区疾病预防工作最为典型的案例是预防天花，因此，卫生实验主要工作是为全县农民种痘。1930 年定县开展种痘工作，到1936 年种痘范围从区到全县，从最初的2 630 人到1936 年47 168 人，种痘人数得到明显的扩大。[2]而三级医疗服务机制中的卫生保健员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全村种痘，同时也传播卫生保健知识，以供农民预防疾病。
定县实验的核心是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所以对于学校疾病预防工作更是重点。1931 年，晏阳初在《在定县学校卫生同乐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从前的教育，光读书，不讲卫生，现在要读书还讲卫生，必须二者兼备，才算好国民。”[6]定县实验加强了学校疾病预防工作，分别在1931 年和1936 年开展卫生预防大会宣讲有关卫生知识，以注重学生卫生工作。
第二，建立保健制度。1930 年社会调查组与公共卫生组共同在定县进行卫生健康实验工作，据统计30%死亡的人没有任何医药的救治，在472个村子里面有220 个村子没有任何医疗设备，其他村子则大多是半吊子的旧式中医，这导致定县非常需要一套完整的卫生医疗制度服务于人民群众。
定县保健制度三级服务机制，从上到下有效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卫生与健康。第一级村保健员，一般是平民学校同学会的会员，其主要工作有：“（A）登记村子的出生与死亡人数……（F）作为‘卫生保健推广人员’，尽力协助高级医护人员接触乡民并传播卫生保健知识。”[6]简单来说，村保健员主要是从事疾病防治、基本卫生医疗救治工作等。第二级区保健站，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村保健员的教育与培训，弥补缺点不足；
另一方面区保健站配备了较为完善的医生、护士，能为区3 万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除了以上工作外，区保健站还承担学校卫生、民众卫生教育等。第三级县保健中心，定县全县设一个县保健医院，由50 个床位、一个实验室、一个办公室和一个教室组成。主要协助区保健站工作，协调各方医药物资，预防疾病，开展医药研究。县保健医院还配备男女医师、护士、药剂师、检验员等，以保障正常的疾病救治。
第三，推行卫生教育。卫生教育顾名思义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让农民群体学习卫生知识，提高卫生水平。晏阳初提出乡村建设的“四大教育”，分别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四项。晏阳初认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表现为“愚”“穷”“弱”“私”的特性，因此，在卫生教育上要倾尽所能地降低成本，以达到适合农民收入水平的卫生医疗服务，卫生教育主要作用是治弱，以培养农民身体的强健力。[7]
晏阳初在《关于民众教育的任务》中也提到：“应当在公共卫生方面，授以科学医药常识，养成卫生习惯，建设卫生环境，以解决‘弱’的问题。”[6]定县教育的实现方式是“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所以，卫生教育也是如此。定县的卫生教育先从学校开展。小学、成人卫生教育主要通过初等小学、识字班等授以课程。卫生教育“社会式”主要通过乡村戏剧、演新剧、演说比赛等方式，开展种牛痘运动、拒毒运动、防疫注射、成立武术团等普及卫生教育。[7]卫生教育“家庭式”是以家庭为教育对象，使男女老少均受教育。家庭教育通过“家庭会”集会来实现，“家庭会”集会包括家主会、主妇会、少年会、闺女会、幼童会，主要内容包含了家庭卫生，每种集会每月至少一次，不超过四次，保障了对群众的卫生教育。[7]卫生教育的三大方式保证了卫生医疗事业在定县试验区的有效开展，为县内男女老少提供了良好的卫生医疗环境。
第四，提倡节制生育。在中国传统农村，由于落后的接生水平、医疗器械、腐朽的价值观念等导致婴儿死亡率一直居高。定县实验中对5 151 家981 个已婚妇女进行调查，得到如下情况：
依据表2 可知，981 个妇女，生产子女共3 473 个，死亡达到1 157 个，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一，表现出20 世纪30 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医疗水平的极度落后。平均每妇生产子女大约4 人，也间接说明农民群体的生育观并没有科学性，还是遵循着“人多力量大”“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
表2 按年龄组981 个妇女生产、死亡及现存子女数与平均每妇女生产、死亡及现存子女数
定县实验提倡节制生育运动，首要解决的是妇婴卫生问题。传统婴儿接生，大多请邻近老太太，在没有任何保护、卫生条件下接生，这导致大人生病、小孩夭折的事情常有发生。因此，平教会开始推行现代助产方法，推广新式接生法，聘请专门的助产士、妇产科医生。在妇婴卫生问题解决后，推行节制生育运动，传统生育观念“多子多福”思想，让本来贫困的农民陷入更贫穷的窘境。[2]通过村保健员宣传节育，到区保健站、县保健中心依次递进宣传教育，以快速推进节制生育运动。
2.邹平实验中卫生医疗事业的建设。1931 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梁漱溟的领导下建设成立，1933 年划邹平为山东县政建设第一实验县，邹平实验正式开始，历经7 年，到1937 年结束。1934 年9 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展开合作，共同建立了邹平第一所医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为邹平地区卫生医疗服务提供了组织领导、服务中心，同时也负责邹平地区的整体卫生医疗工作。
第一，建立三级医疗卫生组织。1934 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又称“邹平县卫生院”，在山东省政府予以拨款4 800 余元的支持下筹办，并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成为其学生的主要实习点。邹平县卫生院常年经费1 700 余元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齐鲁大学、邹平县政府共同承担，为卫生院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人力、政治保障。
邹平县卫生院主要由医务组、总务组、保健组组成。医务组由门诊、病室、病理审查、药理审查组成，主要从事对外医疗工作；
总务组由工作报告、生命统计、医药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组成，主要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保健组由环境卫生、传染病制止、学校卫生、妇婴卫生组成，主要负责卫生环境工作。到1935 年诊疗次数接近20 000 次，贫苦百姓都能看得起病。1935 年后，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住院部病床达到30 张，同时还增设了手术室、化验室和药房，使部分大病在本地也能得到解决。[2]
第二，开展疾病预防与治疗。随着三级医疗卫生组织的建立，疾病预防与治疗得到了较大的便利，单以1935 年6 月就累积就诊7 635 人，足以说明医疗卫生组织效果明显。定县地区主要的疾病有麻疹、寄生虫病、性病、呼吸系病、消化系病等，疾病种类繁多，因此，给疾病预防和治疗带来困难。为提供充足的医护人员，县卫生院先后开展卫生员训练班，训练出了30 多人，给疾病救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手。
在疾病预防方面，还包括传染病预防。县卫生院加强对幼、小学生的种牛痘工作。工作分为两步：卫生院加强对种牛痘医护人员的培训；
然后将医护人员分成若干小组带队下乡布种。仅1935 年就有24 个村庄，10 500 多人接受种痘。[8]同时，县卫生院还加强对霍乱、伤寒、白喉的预防，建立一套完整的预防措施，用以防治传染病的暴发。
第三，保障妇婴、学校卫生。随着20 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大试验区纷纷重视卫生建设。妇婴卫生作为社会层面较为特殊的存在，从乡村卫生试验推行开始就已成为各大试验区的试验热点。梁漱溟领导的邹平实验也是如此，1935 年在县卫生院的牵头下，建立妇婴保健会，以开展妇婴保健工作。保健会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几名当地接生婆及其他感兴趣的妇女组成。[9]保健会一方面教育各个会员家庭卫生常识，另一方面选取一部分会员参加接生员学习班，以学习新法接生。在乡村，乡卫生院则承担妇女接生的主要工作。
邹平实验中学校卫生工作主要分为两点，一方面，“培养具有相当卫生常识和技术的人才，以便将来能办理村及村学的卫生工作”；
另一方面，“教育学生养成卫生习惯，培养健康的学生”。[2]邹平实验通过设立卫生室、卫生所，成立卫生队，对学生开展卫生教育课程，加强体检与疾病预防等措施，以完成学校卫生工作。[10]
第四，实施卫生教育。邹平实验在卫生教育上主要措施有三：首先，训练培养医护人员，通过县卫生院、区卫生所、保健会等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医护人员。其次，通过对农民群体的卫生教育，县卫生院经常开办卫生展览，挂卫生宣传图册，陈列各种医药、医用机械标本，供农民群体参观。[2]1934 年邹平县卫生院举办为期2 天的卫生展览运动大会，大约有2 万多人到场了解防疫、救病之法。最后，在医护人员下乡种牛痘、治病过程中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向男女老少的卫生宣传、发放卫生宣传品，让农民群体形成有意识的卫生思想。
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是以“平民教育思想”为核心，在政策推行上多以教育为主，如四大教育的研究实验；
梁漱溟领导的邹平实验，是以“新儒学思想”为内核，将传统儒学与西洋文化相结合，以儒学文化再造的方式建设乡村，二者的理念在卫生医疗工作中也有体现。在卫生医疗事业的建设中，定县实验多以学习西洋之学，以教育为中心，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邹平实验则依托地方、政府支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解救之法，以村学、乡学的组织方式管理乡村事务。
1.理论比较：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村是国之本，借以西洋工业文明，学习西洋器械，并不能改变近代中国衰败的命运，乡村问题才是关键。晏阳初在《农村建设要义》中谈及：中国经济、政治、人的基础在农村。[11]改造农村是改变中国颓废之势的关键。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突出了“化农民”之意，通过“四大教育”将农民转变为有文化的新农民，这也是“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卫生医疗方面，重点推行卫生教育，1929 年9 月，平教会利用各种方式推行卫生教育，建立三级卫生网络；
1931 年晏阳初在定县学校卫生同乐会上也指出，本会同仁来到定县的主要工作就是农民、教育、公民、卫生。因此，定县实验中卫生医疗事业的指导思想是平民教育。
梁漱溟认为中国近代乡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统治者剥削以及年年乱战导致中国乡村被破坏。作为传统儒学代表，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在近代无法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西洋之术，而放弃了传统文化。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要从老根上发新芽，从老根上复活本有的民族精神，才能让“民族复活”。[12]因此，邹平实验从传统文化出发，利用乡学村学，学习西洋长处，以建设乡村。在卫生医疗方面，梁漱溟在《邹平县卫生院开幕式上的讲词》中提到，邹平县卫生院成立，“院里同人同学即邹平人民，生命上都得到了保障”[12]。
2.动力比较：海外援助与地方支持。关于定县卫生医疗试验的支持力量，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另一支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定县卫生医疗事业建设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9 年平教总会在定县开展调查，为预防疾病，抽取26 口井水样品送北京协和医学院抽检，发现井内存在病菌。[13]同时，晏阳初、姚寻源为解决种痘问题从北京协和医学院邀请其院长顾临与格兰特教授等。同时，定县卫生医疗试验、北京协和医学院又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存在着必要的关联。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国项目1934 年成立，先后资助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清华大学等六家，资金达到50 多万美元。后被资助的六家单位成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并进行分工，北京协和医学院则主负责卫生医疗，承担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导的定县实验的卫生医疗试验。[14]
邹平卫生医疗试验则主要依靠齐鲁大学医学院、地方政府和省政府支持。1934 年9 月邹平县卫生院建立；
9 月20 日邹平县卫生院正式开始门诊。邹平县卫生院开办、运行是由齐鲁大学、邹平县政府、山东省政府各提供部分资金，并且齐鲁医学院还派遣学生参与邹平县卫生院实习，参与学校卫生、妇幼卫生、疾病救治、传染病预防等。因此，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与邹平卫生医疗试验都得到了国内医学院的支持，与医学院合作，发展卫生医疗事业。
3.内容比较：卫生教育与卫生建设。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中明确提出：“定县实验的目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运用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工作，以完成农民所需要的教育与农村的基本建设。”[6]“教育”一词贯穿定县实验的始终，晏阳初在定县开展试验区的核心是通过教育方式达到对民众的改造。1931 年晏阳初在《在定县全程识字运动会上的讲话》 谈及教育，认为：“我以为识字教育是最基本的，是唤起民众初步的工作。”[6]定县实验卫生教育又称“强种教育”，对农民实施公共卫生教育，提高农民身体素质。但要在贫困的乡村地区开展卫生教育、建设卫生医疗事业需要建设一套属于农民的卫生医疗制度，以降低医疗费用。定县实验则在农村设立保健员，带着保健箱子下乡访村，到各农户家问诊，以使农民得到科学的医疗救治。
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与邹平卫生医疗试验都重视卫生宣传教育，晏阳初倡导的卫生教育研究实验与梁漱溟推行的村学乡学教育形式，都旨在教化农民。在卫生医疗建设的内容上，两者都重视疾病、传染病预防与治疗、保健制度、妇婴与学校卫生等，有所区别的是在实施途径上有所不同。定县是以“四大教育的研究实验”为中心，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推进乡村建设，邹平则以“村学乡学”组织为依托，创造新文化，救活旧文化，最终在卫生医疗建设中呈现的形式也大不相同。
4.组织比较：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建设。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与邹平卫生医疗试验两者都建立了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包括村保健员、区保健站、县保健中心；
邹平卫生医疗试验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包括村卫生室、乡卫生所、邹平县卫生院，二者在村、乡（区）、县都建立了卫生组织，医疗水平从村到县、从简单的医疗服务到庞杂的临床手术，提供给农民较为完善的医疗服务。
定县村保健员主要负责生命统计、流行病防治、卫生医疗救护，也是“赤脚医生”制度诞生的起源；
邹平村卫生室设有卫生服务人员，主要工作与村保健员类似，负责简要的卫生医疗工作。定县区保健站主要职责是补充村保健员不能达到的医疗服务，区保健站配有医生、护士、换药员。邹平乡卫生所与定县区保健站主要职责类似，包括接种牛痘、疾病预防、保健服务、卫生教育等。定县县保健中心则主要接受区保健站送来的病人，负责情况较为严重而地方无法救治的病人，1933 年住院病人就达到478 人，平均住院时长在15 天左右。[6]邹平县卫生院则更为全面，包含保健、防疫、医务和总务四部分，医院结构较为全面，涉及到妇婴卫生、环境卫生、传染病预防、门诊等。
因此，陈志潜等人为定县所设计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络，是以村保健员为联络中心所搭建的乡村卫生医疗模式，对乡村建设运动产生较大的影响。[15]而邹平实验中三级医疗卫生组织虽不能与定县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络相媲美，但一定意义上对邹平实验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与邹平卫生医疗试验作为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典型的两个试验区建设，对当时乡村试验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模范。尤其定县、邹平实验中所建设的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卫生教育、流行病预防等对当代新冠疫情防控、公共卫生医疗事业建设都具有一定意义的启示作用。
1.以正确的思想与政策为引导。20 世纪30 年代前后涌现出的乡村卫生医疗试验如此红火，一方面来自当时紧张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一批优秀的学者、青年深入农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他们的思想与知识对乡村卫生医疗事业建设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定县实验中，在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包括李景汉、陈志潜、姚石庵等在内的500 多名知识分子扎根农村，为定县实验谋划了更加合理的建设方案，“博士下乡”成为热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把公益性事业贯穿医疗卫生事业的始终，加强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新时代卫生医疗事业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坚持党的相关政策与方针。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健康中国”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并印发《“健康中国建设2030”规划纲要》，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加强慢性疾病综合防控与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整合等。[16]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党中央实行一系列免费救治，真正体现人民至上的属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思想，推行“健康中国”战略。[17]新时代，卫生医疗事业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为旗帜，坚持“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2.协调各方资源助力公共卫生事业。20 世纪30 年代，较为著名的乡村卫生医疗试验得到各方资源的资助，迎来发展机遇。定县卫生医疗试验一方面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金资助，另一方面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技术与人才支持，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才能发展起来。邹平卫生医疗试验则获得山东省政府、邹平县政府、齐鲁大学三方支持，兴办红火。因此，公共卫生事业建设需要协调各方资源投入其中，以助力其发展。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战顺利收官，乡村振兴深入推进，这都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带来生机。为推进脱贫攻坚战略，开发银行与卫生计生委合作，研究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支持贫困地区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建设。[18]社会组织、企业、团体组织、乡贤、新兴宗族等都参与到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中，在农村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局面。“三治融合”体系的成熟为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形成一核多元的领导主体，协同共治助力农村卫生医疗事业腾飞。
3.卫生建设需与卫生教育相同步。乡村建设运动最早追溯于定县米氏父子在翟城村进行的实验，历史源远。乡村建设运动与乡村教育运动存在着密切联系，乡村建设运动的前身是乡村教育运动。五四运动后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积极提倡乡村教育，使乡村教育运动在教育界兴起发展，一时间“下乡热”兴起，各大院校纷纷在乡村建立分校，教育下乡推进了乡村建设。教育下乡教化了农民群体，改造了农村基础设施，卫生医疗建设也迎来了机会。新时代物质财富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相比，已经翻了数十倍，人均财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卫生医疗建设在城乡地区基本得到完善，随着脱贫攻坚的完成，在薄弱的农村地区也得到保障。但普及卫生教育依旧显得较为缓慢，需要继续加强农村卫生教育。一方面，加强农村传染病预防宣传工作；
另一方面，加强饮食卫生教育、运动卫生教育和生活卫生教育。[19]还要注意各个群体的卫生教育，特别是妇女卫生教育、儿童卫生教育等。
4.完善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建设。定县与邹平卫生医疗试验区建设中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保障了农民看病难问题，从村到县的三级设置，方便农民就诊，降低了看病费用。新时代，农村卫生医疗事业要实现新的阶段性提升，需要完善各级医疗卫生组织建设。一方面，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提高农村医疗卫生组织的服务能力；
另一方面，要推进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的分工协作能力，加强医疗人才的培训，构建完善的医疗人才服务一体化机制。农村卫生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组织的一体化网络建设。近年来，我国各类医疗服务机构达到百万之多，如何规范医疗服务、促使各机构在统一标准下工作则需要新的方案。各地开展对卫生医疗模式的创新，在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一体化过程中推进医联体、医共体、互联网+医疗等模式的实施，使卫生医疗资源服务到基层，促使资源下沉，最终服务于农村农民。[20]
定县卫生医疗事业与邹平卫生医疗事业所推行的各项措施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三级医疗卫生组织建设、博士下乡建设乡村等依旧活跃。民国乡村医疗卫生试验还存在诸多可研究之处，如民国各试验区在卫生医疗事业建设的起源、过程、内容、特点以及最终失败等问题。随着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卫生医疗建设越发重要，卫生医疗建设经验，对新时代疫情防控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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