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探微
吴成斌，田 原
(北方民族大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展现，也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场所。今天的图书馆已经遍布大街小巷，管理呈现制度化、系统化和结构化等特征。但从历史上看，图书馆的发展历程极为曲折，其中积累的珍贵管理经验和教训值得当代人认真省思。有关隋唐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研究方面，主要有《中国图书馆史》[1]《中国图书馆发展史》[2]等通史性著作，以朝代和时间演进为线索进行论述，没有以专文的形式进行过考述。笔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简略论述隋唐时期图书馆管理模式及历史意义。
隋唐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高峰节点，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系统的完善，为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时期的图书及图书馆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动态，主要表现在官府图书馆的发展、私人图书馆的崛起、寺院图书馆规模的扩大及图书馆馆藏书籍数量的迅速增加等方面。
(一)隋朝的图书及其图书馆
隋朝建立于公元581年，历经两代皇帝的统治，于公元618年灭亡，立国37年。其立国虽短，但文帝与炀帝注重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文帝立国，建立三省六部制度，为了适应管理图书及图书馆事业的需求，又在三省之外设立秘书省、内侍省[3]。炀帝也注重图书馆的建设，《旧唐书·经籍志》曰：“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氏简编，最为博洽。”[4]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等层面对图书馆建设的支持甚多，在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上建树也颇丰。《隋书·经籍志》记述的经部文献有六百二十七部，共计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史部文献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六百二十四卷；
子部文献有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集部文献有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5]。“大凡经传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卷。”[6]由此可见，仅从官方史书记载中便可看到隋代在图书整理、编撰与修缮方面的繁盛状况。
为了更好的整理和保存图书，隋代建立了众多的图书馆，分门别类馆藏图书。文帝时期，收集天下图书，精心整理和补全之后，藏于秘阁，总计三万余卷。秘阁相当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内部藏书种类丰富，质量较高。炀帝即位后，又推行新的图书管理举措，《隋书·经籍志》曰：
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
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7]
当时的秘阁、妙楷台、宝迹台等都是官府图书馆。此外，寺院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兴起。隋代著名藏书家许善心、明克让、陆爽、牛弘等均建有自己的图书馆，并对图书开展抄录、整理、校对等管理工作。从他们的社会身份上看，均为朝廷官员和社会知识分子，具备建立图书馆并从事管理工作的能力和资源。一些私人图书馆也对当时的读书人开放，但这种开放程度相对有限。
寺院图书馆建设方面，当时的一些寺院都设有翻经场所。《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一书指出：“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院都设有翻经馆，广招道俗从事译经事业。据《开元释教录》统计，隋代所出经论与传录等，共64部，301卷。”[8]隋代的图书馆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与发展，为唐代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唐代的图书及其图书馆
唐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统治阶级注重吸取隋代的治乱得失经验，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又积极探索文化事业的建设路径。图书馆事业作为这一时期文化成就的重要表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管理组织形态还是图书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隋末唐初，因社会动乱，官府藏书多有散失。开元之际，经过整理前朝旧籍及新编目录，图书数量增加，《旧唐书·经籍志》就是根据开元时期的书籍发展状况来写的，其统计了该时期四部书目发展情况：
凡经录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录十三家，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录十七家，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录三家，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二十八卷。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都管三千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成书录四十卷。其外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箓，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9]
《新唐书·艺文志》曰：
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10]
从上面两段材料可知，开元时期，无论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还是宗教典籍的数量，都是唐代图书馆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高峰时期。
安史之乱时，大量的官府藏书亡失。因此，肃宗、代宗时期极力搜集散失的书籍，又经文宗时代的努力，四部书籍有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此后，黄巢之乱，大量的图书又再次遗失。昭宗即位后，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因此图书数量又增加起来，秘书省上奏：“当省元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篇。”[11]此后又经历广明之乱，搜集的图书又再次散失，经再次收集之后，有二万余卷。总之，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图书的数量也随着社会的动荡而发生较大的波动。
唐代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高度发展，沿袭和新设了多处图书馆，主要有秘阁、弘文馆、史馆、崇文馆、司经局、翰林院、集贤院等，其管理体制齐全，制度设计多元。
除了官府藏书外，当时的私人藏书数量也尤为可观，著名的藏书家有魏徵、颜师古、韦述、李密、柳宗元、田弘正、韦处厚等。据《中国图书事业史》一书统计，当时的私人藏书过万卷的有15到16人，李密的私人藏书数量是最大的，有三万余卷[12]。这些藏书家都在自己的居所之处设立图书馆作为藏书之所，并对图书进行分类、整理、编目。
此外，当时的寺院图书馆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发展，至唐朝已蔚为大观。唐代的寺院图书馆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贞观到贞元年间(627—804)。贞观时，玄奘西行求取经书返回后，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场所翻译经书，在十九年的译经过程中，翻译经书共计75部，1335卷；
玄奘之后，又有义净、不空等人进一步从事译经活动，翻译了数量众多的经论之作[13]。据学者统计，唐代的译经数量达372部，2159卷[14]。翻译活动只是当时宗教典籍发展的一个面向，知识的创新性解释与经意的阐发应该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这一部分的著作数量应该不在少数。当时的行政部门中，特地设立翻经院作为翻译和藏书之处；
每个寺院也都有自己的藏书，即寺院图书馆的藏书之所。
管理是图书馆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缺乏管理的人力和机制在场，就无法有序推进图书馆的发展进程。图书馆的管理是一个系统性与复杂性并行的过程，《图书馆通论》一书总结了学界有关图书馆管理的多维度内涵。
从图书馆管理的内容而言,包括行政管理、业务管理、人事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设备管理等;从图书馆管理的职能而言,包括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激励等;从图书馆管理的方式而言,包括行政干预、经济制约和社会沟通等；
从图书馆管理的科学方法而言,包括计划管理方法、计量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方法、经济管理方法和系统管理方法等[15]。
隋唐作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发展的繁盛期之一，对图书馆的管理模式作出诸多富有建设性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官府图书馆、寺院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化、系统化和结构化等方面。同时，由于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每当社会动乱之时，图书馆的藏书又亡失在社会运动的风波中。循坏往复的图书搜集、整理及散失，是这一时期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特征。
(一)官府图书馆管理模式
官府图书馆的管理是隋唐时期图书馆发展最为成熟的典范代表，从图书采集、修缮、整理、编目、校勘、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有机联动体系，为后代图书馆管理与发展所借鉴和融合。
1.图书采集
隋唐时期，针对社会动乱导致的图书流失问题，建立了一套图书采集体系，以充实图书馆藏书。隋初，因为长时间的分裂与社会动荡，图书流亡严重。隋文帝即位后，即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广搜图书。据《隋书》记载：
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问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即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16]
唐贞观年间(627—649)，针对唐立国以来的图书遗失问题，魏徵和牛弘“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17]。安史之乱时，当时的馆藏图书大量遗失，所剩无几。即位后的肃宗、代宗等积极开展图书采集工作，搜集了大量图书。此后又经历黄巢之乱、广明之乱，图书亡逸现象又再次发生，又多次进行图书搜集工作。唐后期，一度设立括访使作为专管图书采集工作的官职，以便促进图书的有效采集工作。唐后期的秘阁也参与了图书采集工作。《新唐书·艺文志》曰：“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于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18]唐末，唐代的图书几乎毁于一旦。《新唐书·经籍志》曰：“黄巢之乱，存者盖尠。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于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19]
总之，隋唐时期，为了充实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图书采集体系，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动荡时期因图书遗失带来的弊端。但当社会结构处于崩溃的边缘时，其运作机制也就失去原设效率。
2.图书整理
图书整理是隋唐时期图书馆管理的主要工作之一，包括图书校对、补全、抄写、标记等内容。隋文帝执政时期，平定陈国，接手其馆藏图书，但其内容存在残缺，多为旧书，笔墨不精，质量拙劣。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君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20]隋炀帝时期，对图书的整理又进一步发展，“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21]通过对图书的抄写、质量分级、补全等工作，图书馆管理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唐代对图书进行大规模整理行动有两个时期，分别为贞观至上元年间(627—675)、开元至天宝年间(713—755)。贞观至上元年间，注重图书的缮写、校定等整理工作。“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22]《旧唐书·崔行功传》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图书整理过程：
先是，太宗命秘书监魏徵写四部群书，将进内贮库，别置雠校二十人，书手一百人，徵改职之后，令虞世南、颜师古等续其事，至高宗初，其功末毕。显庆中，罢雠校及御书手，令工书人缮写，计直酬佣，择散官随番雠校。其后又诏东台侍郎赵仁本、东台舍人张文瓘及行功、怀俨等相次充使检校，又置详正学士以校理之，行功仍专知御集。[23]
开元至天宝年间，注重图书的校定、传录等整理工作，据《新唐书》载：
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干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24]
《旧唐书·经籍志》又曰：
开元三年，左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经籍。宗曰：内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遑补缉，篇卷错乱，难于检阅。卿试位朕整比之。至七年，诏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及四部书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25]
从上述三段材料可知，这一时期图书整理规模之大和成果之丰，当为唐朝发展的顶峰，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制度设计为图书整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安史之乱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凋敝和社会动乱不断频发，对图书的整理和采集造成较大的影响，其规模远不如前。总之，隋唐时期的图书馆整理都是在图书亡逸后，朝廷在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基础上对搜集到的图书进行的抢救性工作。
3.图书编目
图书编目是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隋唐时期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管理图书，对图书进行了编目和分类馆藏。隋朝编撰的目录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四卷，文帝时期，牛弘主持撰)、《开皇八年四部书目录》(四卷，作者不详)、《开皇二十年书目》(四卷，王邵撰)、《香厨四部目录》(四卷)、《隋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殷淳撰)[26]。唐代编撰的目录有《唐群书四录》(二百卷，殷践猷等撰)、《古今书录》(四十卷，唐母煚撰)、《唐集贤书目》(一卷，韦述撰)、《唐四库搜访图书目》(一卷)、《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唐秘阁书目》(四卷)、《伪蜀王建书目一卷》《紫微楼书目》(一卷)、《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秘阁四库书》(十卷)、《史馆书目》(二卷，张方平撰)等[27]。这些书目的编撰为后世梳理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发展状况及文献疏证提供了对照，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图书馆发展与进步的表征。
4.藏书管理制度体系化
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化是隋唐时期制度设计的一大特征，主要表现为职官设置的阶序化、体系化和系统化三个方面，由此形成对图书资源的采集、编目、管理、整理的庞大运作网络，构成健全的图书馆运行机制。
隋朝初年，沿袭和发展了秘书省的业务与组织体系，专管图书经籍业务，《隋书》记述其职务设置状况：
置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国之典籍图书。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国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谓之大著作，梁初周舍、裴子野皆以他官领之。又有撰史学士，亦知史书。佐郎为起家之选。[28]
同书又曰：
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领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书郎二人。[29]
隋炀帝时，“增加秘书省官员20人，并以学士扩充达到百人，从事修撰工作，前后二十年未停”[30]。同时，又对秘书省的内部设置进一步调整，“升太史曹为监，又把太史曹领导者‘令’的官阶，提高到和秘书郎，提高了修史工作的独立性。秘书省管理的工作就只有图书馆和著作两个方面了”[31]。这些举措保证了图书的质量和图书馆的良性运行。
唐代沿袭隋代关于图书馆的部分管理制度，又对图书馆的管理体系和制度设计进一步探索，管理的分区化和系统化是其重要特征，集中表现在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等图书馆的管理体制上。
秘书省仍然是唐代掌管图书馆的重要机构建制之一，《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其有关图书及图书馆管理职能的分配情况：
秘书监一员。少监二员。丞一员。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之贰，丞掌判省事。秘书郎四员。校书郎八人。正字四人。主事一人。令史四人，书令史八人，楷书手八十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秘书郎掌甲乙丙丁四部之图籍，谓之四库。经库类十，史库类十三，子库类十四，集库类三。著作局: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校书郎二人,正字二人,楷书手五人,掌固四人。著作郎、佐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与佐郎分判局事也。[32]
秘书省下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分配科学合理，有效地促进了唐代图书馆事业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发展，相比隋朝，其进步之处较为明显。
集贤院是秘书省下辖的一个分支机构，对图书馆的管理较为系统化和制度化，用以不同颜色对图书的品级分类标记馆藏。据《旧唐书》载：
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
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
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
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33]
集贤院的常设官职有：学士知院事一人、副知院事一人、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
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检讨官、孔目官一人、专知御书典四人、知书官八人、书直写御书一百人、拓书六人、书直八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旧唐书》评价集贤学士之职能：
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34]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图书馆管理体系都是在不断进步的，这些制度并非在唐代建立就极为完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走向成熟。
从唐代的弘文馆和崇文馆的职官设计上也可看出唐代在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制度化和体系化。
崇文馆：
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如弘文馆，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中下。掌校理图书籍。此外，有馆生十五人，书直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二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二人，楷书手十人，熟纸匠一人，装潢匠二人，笔匠一人。[35]
弘文馆：
学生三十人，校书郎二人，令史二人，楷书手三十人，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亭长二人，掌固四人。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校书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其学生教授考试，如国子学之制焉。[36]
总之，隋唐时期图书馆管理的制度化和体系化是其发展的主要表现。通过建立健全制度管理体系，使得图书采集、整理、编目等图书馆建设工作有效推进。完善的图书馆管理体系是隋唐时期官府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也是官府图书馆向前发展的动力源。
(二)寺院图书馆管理模式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重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出现儒释道合流的状况，佛教和道教得到较大程度的发育，宗教的发展带来了寺院图书馆的兴起，其发展程度虽远不如官府图书馆，但在管理方面有一定的创新体制和经验。隋唐时期有关图书馆的管理主要包括译经、编目、整理三个方面。
在译经方面，隋唐时期在寺院开展了一系列的译经活动。唐代的玄奘在前往印度取经回来之后，进行了近二十年的经书翻译活动，译经场所主要是在其居住的寺院内。据宋代《高僧传》等文献记载，唐代的译场运作环节复杂精密，主要包括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校勘、梵呗、监护大使等方面[37]。隋唐时期的译经活动自成体系，翻译了大量著作流传至今，成为理解当时宗教文化的钥匙。
编目方面，隋代根据寺院图书馆藏书情况进行编目，主要有《大隋众经目录》《历代三宝记》《隋仁寿年内典录》《林邑所得昆仑书诸经目录》《译经录》《众经目录》等。唐代编制目录有《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开元内外经录》《众经目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洞琼纲》《一切道经音义》《唐太清宫道藏经典目录碑》等。编目是寺院图书馆藏书进行管理的策略，促进了图书的流传以及后世对当时图书发展状况的认识。
整理方面，主要是对寺院的藏书进行抄写、校对和注解。隋唐时期尤其注重佛经的抄写，一部佛经往往会有多种抄写本，为了防止因一地区的战乱而失传。《文献统考》曰：“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金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十百倍。”[38]开皇五年(585)，文帝又命人对佛经进行校勘、翻译和解释。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6)，派释智果整理佛经，编撰目录。唐代抄写和整理佛经的情形更是蔚为大观。除寺院藏书之外，还有凿刻于石洞、深山之中等方式。
总之，隋唐时期的寺院图书馆管理模式受惠于时代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文化的兴盛，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在寺院图书馆发展史上是一个典范的代表。
(三)私人图书馆管理模式
隋代是私人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建立者多为学者和官员，在管理模式方面亦有所进步，主要包括图书采集、抄写、校对等方面。
唐代因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出现了一批藏书家。藏书数量庞大、管理精细、整理得法、流传有道。《新唐书》记载了韦述的藏书管理模式：“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秘书不逮也。古草隶帖、秘书、古器、图谱无不具备。”[39]《旧唐书》记载了吴兢的藏书管理方式：“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40]李沁以不同颜色的牙签对收集到的书进行了分类管理，经用红牙签，史用绿牙签，子用青牙签，集用白牙签[41]，柳仲郢的藏书注重抄写本的流传与利用，经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纸裹签束华丽者镇库，一本次者长行披览，一本次者后生子弟为业。
从上述藏书家对图书的整理和管理实践中可以窥见当时私人图书馆管理模式的一些镜像。《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在总结隋唐时期私人图书馆管理的基础上认为，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一是书籍装潢上注重以颜色作为不同书籍类型分类的标记；
二是以图书质量为依据，对图书进行保存和利用；
三是有专门的藏书场所；
四是编撰藏书目录频繁；
五是部分藏书家的图书采集缺乏正规渠道[42]。
总之，隋唐时期的私人图书馆管理模式毕竟处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进步性是相对于之前的时代来说。较之后来的社会历程，其又表现一些局限性，如藏书数量少、建立者多为社会知识分子、平民对书籍的利用有限、管理的边界与网络相对狭小、开放的程度有限等。
综上所述，笔者从图书采集、整理、编目及制度化管理四个层面考察隋唐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认为隋唐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又有新的发展趋势。其管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传承和发展大量的历史文化典籍。隋唐时期的图书馆管理模式促进了历史文化典籍的发展和传承。注重历史书写和文献传承是中国文明传承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传统的维系离不开图书的发展和图书馆管理模式的新陈代谢。隋唐时期对图书的采集、修缮、校勘、整理及图书馆建设等实践，促进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得到整合与进一步传播。
其次，为政治机制的运行提供精神支撑。自隋代开创科举制以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刻形塑了当时行政系统人员选拔的格局与风貌。《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唐制，乘与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于别院，以被宴见；
而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43]然而，科举取士的制度设计离不开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变革。
再次，为后世图书馆管理模式创新贡献历史智慧。中国古代图书馆管理模式具有传承性与变迁性。隋唐时期在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建树促进了五代以来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创新，尤其是在图书整理、编目、书院发展等方面尤为突出。
最后，为当代图书馆建设提供经验教训。从历史文献记载中探索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图书馆管理模式，能够为当下的图书馆建设提供富有建设性的参考和启发。如唐代中后期，搜集的图书在一次次战乱中流失，流失后又再次搜集整理，如此管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此及彼，反思在数字化时代，纸质版的图书何以流传？现代化图书馆的建设如何才能更好地将承载人类思想精华的书籍良性传承和整理？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现代图书馆建设中应该思考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结合时代特征和技术手段，加强图书馆管理模式的创新，设计出一套完整的图书馆管理和传承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寻找古人智慧，启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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