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介入——论罗兰·巴特的写作观
胡江涵（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罗兰·巴特是20世纪重要的理论家、符号学家，“写作”是其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罗兰·巴特在1953年出版了《写作的零度》，书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写作”的概念，并通过对文学史的考察来谈论历史问题，其中表现的观点被学界认为是对萨特文学观念的一种批判。《写作的零度》被看作是罗兰·巴特早期文艺思想的重要文本，本文主要基于此文本中的相关论述，梳理其通过语言形式介入历史问题的主要观点及方式，同时反思其存在的限度。
《写作的零度》作为罗兰·巴特进入法国文艺批评届的成名之作，在其早期文论思想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珊·桑塔格将“写作”这一命题视为罗兰·巴特最为根本的主题，认为“巴尔特的写作虽然涉及万千主题，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大主题：写作本身”[1]。由于巴特偏好通过文学及其语言形式来讨论历史问题，研究者们长期将巴特对于历史的思考方式定义为一种语言形式论，“写作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2]当然，这种倾向在巴特那里非常明显，他认为“写作”的第一层面“首先在非常纯粹的语言学性质之内被封闭起来”[3]，“写作”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规定了其基本结构。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到“写作”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形式主义倾向的一面，那么“写作”本身所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内涵也将会被剥夺，“写作”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会被忽视。
20世纪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开创的内部分析模式，以语言学为基本方法，摒除文化历史等外部影响，专注于文学形式的内部研究。如何将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应用方式相区分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把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相互对照……成为形式主义者在诗学基本问题上研究工作的出发点。”[4]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语言确立为日常语言的反面，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则表现在对日常语言的扭曲、变形，使其陌生化以达到审美效果，由此他们反对那种惯性的语言方式，认为日常语言将语言本身放逐到边缘的位置[5]。巴赫金清晰地认识到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理论困境，他们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日常现实服务于创建文学“科学性”的理论主张，“在研究文学过程中，可以和应当把它与不是文学的东西进行对比，但是这种对比绝不应当变为两者的对立，而且对比时随时都应揭示文学的实际内容。”[6]在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探讨中，巴赫金提供了一种理解语言与历史关系的辩证视角和基本方法，规避了非此即彼的逻辑陷阱。（写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协同行为……写作是存在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7]与巴赫金所指出文学研究的辩证道路类似，巴特通过形式意义上的叙事策略，连接了作家个人选择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巴特拒绝将“写作”视为一个固定的、静止的形式概念，而将其视为具有历史性的文学实践过程，是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参与：这显然是一个动态的、交互性的概念。由此，我们不能单纯以语言形式的维度来理解巴特的“写作”概念，而应将其放置在风格与语言、创作与社会的具体语境中去理解。正如帕特里齐亚·隆巴多所说：“他绝不是声称文学与语言可以实现自我、自洽。相反，他力图在历史语境中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以坚持文学形式的历史特征。”[8]因而，巴特的写作观不仅应当从单语言中心角度出发，也应当从“形式的道德性”这一维度来理解。
如何理解“形式的道德性”？桑塔格将这种“形式的道德性”与萨特的“目的的道德性”对举，认为巴特“使文学成为一个问题而非一种解决的东西”[9]。19世纪40年代末萨特出版了《什么是文学?》，将文学诉诸一种“介入”的政治祈求，强调文学的道德功用。《什么是文学？》具体由三个问题构成——“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萨特以“自由”为中心论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而文学的意义则在于二者的合作。“社会和形而上学日新月异的要求促使艺术家寻找新的语言和新的技巧。如果我们今天不再像十七世纪那样写作，那是因为拉辛和圣埃弗勒蒙的语言不适合谈论火车头和无产阶级。”[10]战后法国文学界弥漫着一股纯艺术的倾向，萨特为了反驳这种美学上的“纯洁主义”[11]进而强调了文学的实际用途。写作成为作者“介入”的表现，因而相比于诗歌语言的不及物性，散文写作具有明确的意指从而更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工具性功用。“散文作者是选择了某种次要行动方式的人，他的行动方式可以称之为通过揭露而行动…（作家）知道揭露就是改变，知道人们只有在计划引起改变时才能有所揭露。”[12]在萨特“目的的道德性”中，作者不但要在写作中呈现一种经验事实，还必须给予读者一种事实的价值判断，自觉对读者产生价值观上的影响。“艺术创作的主要动机之一当然在于我们需要感到自己对于世界而言是主要的”[13]，萨特这种人道主义文学观无疑是其哲学思想的延伸。波伏娃认为萨特对作家主体力量的强调正是对于战后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必要[14]。在德勒兹看来，这种建立在强化主体力量的文学观是在道德的固定意义上进行的，其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组织判断的位置”，而文学应当成为一种将自己“从有限的自身—形象之中解放的自由，是一种面向生命的敞开”[15]。应当说建立在对主体问题的观念差异上，相比于萨特，部分理论家自觉选择了更为迂回的道路，“无论是在事物还是语言中，都没有笔直的路线。句法是所有必要迂回的总和”[16]。巴特与萨特的区别正是在于巴特对于意义生产机制——语言形式问题的关注。巴特认识到一切现实都必然通过语言表现，进而关注于现实表达的具体机制，但对其直接的“判官”角色并不感兴趣。那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实现道德性的呢？通过对语言形式考察的他实现了怎样的社会参与？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对“写作”这一文学实践的剖析开启了罗兰·巴特50年代的神话学批评。“我讨厌目睹自然和历史在每个环节中混淆视听，我要一路追踪，在每一件‘想当然耳’的情节之中，锁定意识形态的滥用。”[17]这一系列揭露意识形态的修辞性阐述过程拓展出了意识形态阐释路径的多元维度，大卫·麦克里兰认为在从语言路径揭示意识形态的机制上，巴特走出了一条对意识形态的神话机制最清楚、最易读的道路[18]。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着重分析了作为“古典写作”顶峰的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叙事的方法和策略，体现出巴特对“古典写作”所形成的文学神话所进行的神话学批判，表现出巴特通过形式的修辞性剥离文学神话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的独特方式。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他将这一文学实践视为对象，视其为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下意识形态在文学形式中表现出分裂的征兆加以研究[19]。在《神话作为劫掠的语言》一文中，巴特提到“我在那本书（《写作的零度》）里将写作界定为文学神话的能指……文字（写作）呈现为能指，文学呈现为意指作用”[20]。正如上文所述，写作是一种在历史条件下个人在语言中表现的意指过程，在文学神话下却被自动视为能指，由此“概念自然化为神话的基本功能……在第一个系统里（完全语言学的），因果关系确实是自然的……在第二个（神话的）系统中，因果关系是人为的、虚假的”[21]，这种自动转换的背后即是人为的意识形态统治。
巴特认为19世纪的小说是“古典写作”发展最巅峰也是最为代表性的阶段，“19世纪伟大作品组成的这个球形世界，是通过小说和历史的长篇叙事作品来表现的，小说和历史似乎是一个弯曲的和有机的世界之平面投射图。”[22]现实主义小说这一文学体系具有混淆虚构与真实的现实效用，这种叙事体结构所产生的意指作用使其成为某种支配话语最为理想的附属物，使得统治阶级能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教义。“它（小说）可以不顾事实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并将其纳入一种固定的程式化和标准模式、一种惟一正确和合理的观念机制中。”[23]罗兰·巴特立足于写作这一文学实践的能指，通过对“古典写作”语言形式——特别是简单过去时与第三人称——的分析，敞开了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中的历史内容。
“侯爵夫人在5点钟离开了”[24]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开头的经典模式，肇始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写作。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普遍存在着时间、地点、人物三者同时存在的小说开头模式，如“一八二七年十月，有一日天才透亮，普罗凡下城的小广场上来了一个十六岁光景的青年，身上的衣着表明他照现代语言很不客气的说法是个无产者”[25]。（《比哀兰特》)“一八三八年七月中旬，一辆在巴黎街头新流星的叫做爵爷的马车，在大学街上走着，车上坐了一个中等身材的胖子，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的制服。”[26]（《贝姨》）巴尔扎克以降，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继续模仿这种写作风格而行至僵滞，安德烈·布勒东称之为“集平庸、仇恨以及自负于一身的混合物”[27]。这种表达通过一种语法形式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的含混，过去时态成为一种将复杂现实代之于一种直接因果关系的“运作性记号”[28]。简单过去时暗示着“在过去某一确定的时间内已完成的动作，该动作没有延续性，和现在没有什么联系”[29]，其“功用是使现实归结为某一时刻点，并从被体验和被叠合的时间多样性中抽象出一种纯动词行为，这种行为摆脱了经验性的存在根源而指向一种与另一种行为、另一种过程，即世界的一般运动相关的逻辑联系：它的目的是在事实的王国中维持一种等级秩序”[30]。通过这种模式，现实被视为一种稳定的代数模式与图像形式，摆脱了真正现实的多元与变化。同样，第三人称正如简单过去时一样，用语法的固定性表达一种普遍的可理解性，“为其消费者提供一种可信的、却又不断显示其虚假性的‘虚构保证’。”[31]巴特认为第三人称“他”指示着和完成着小说，而这种完成显示一种小说的惯习形式，跟过去完成时一样，直接代表某种意指。在小说叙事中，简单过去时与第三人称的联结所形成的直接意指彰显出“刻板的和比较规则性的惯习”，强调动作的连续性而损害现实的意义丰富性，由此，“‘第三人称’永远是作为某种程度上对人物的否定性来表达的。”[32]叙事体句法连接的清晰、直接使阅读表现为一种欣快感，从而将现实等价于叙述中的清楚与稳定。而通过简单过去时和第三人称建构的清晰性叙事只是一种人为化的现实，真正的现实因此而贫瘠，真正的现实因为这种人为的导向性选择而被剥夺了多义的可能。“小说与历史共享着一种修辞手法：事实——真正发生的是什么，什么才可以被记载——与虚构——那种支持小说的貌似逼真的氛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33]正是因为19世纪小说的所表现出的含混的双重性，即模糊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使其得以成为资产阶级神话的傍身之物。
神话被巴特视为一种特殊的意义构造方式，“古典写作”这种神话即用某些文学语态的线性特点暗指看似现实，实际是被人构造的历史。背后强调的是一种直接的因果逻辑，这种线性的历史表现出一种似真性，否定了语言具体的意指过程。将历史真实的复杂本质排除在外，叙事体这种似是而非的特征，其背后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神话。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将叙事化的策略视为使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具体操作模式[34]，而在罗兰·巴特看来叙事正是19世纪小说和历史所共享的表达策略。“对合法性的一些要求也可以通过叙事化的策略来表达：这些要求包罗在描述过去并把现在视为永恒宝贵传统一部分的叙事之中。”[35]从文学形式着手，已然成为一种分析性策略，在当代意识形态阐释模式下显示出勃然生机，詹姆逊曾把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分为七种类型[36]，其中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着手发展出意识形态还原性分析模式，巴特的“解神话”分析模式即被视为这种还原性分析模式的代表。詹姆逊认为资产阶级所贩售的天生、平等等观念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化，从而促进政权合法化，因此意识形态批评则需要穿透合法化的外衣，还原意识形态的本质。在语言学基本范式下所进行的文本分析操作给予意识形态阐释以新的启发：语言作为个体化的言语隐藏其后的深层结构，这一深层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形成话语分析的基本模式，巴特的神话学批评则给予这一过程以清晰的表现。
“巴尔特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者，正因为他使文学实践存于主体和历史的交叉点上；
并因为他把这一实践当作社会构架中意识形态分裂的征兆加以研究”[37]，应当意识到巴特赋予了“写作”这一文学实践以显露意识形态征兆的功能，以此达到意识形态批判的效果。因此，绝不能将巴特的语言立场倒回为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封闭内部研究，其通过语言形式分析展开了意义的生成过程，肯定历史的界限与现实的参与。从表达形式的着手不应当仅仅被局限于文学形式的内部研究，而应当注意到其给社会历史现实的表现给予更多的可能性，使其对历史的阐释更具有操作性。因此他以神话学的批评方式正式开启了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揭露，以文学的形式关切历史现实，表现出他承担社会责任的倾向。但针对巴特神话学批评的路径，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上对其“形式性道德”构想重新反思，并加以推进。
首先，巴特通过解神话的批评模式通过语言形式的固化，呈现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具体过程，使语言形式承载这一伦理价值，在这一层意义上无疑体现出他关注语言的“形式主义气质”[38]及对结构主义阐释模式的追求。在结构主义语境下，批评的任务在于“探索那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使某个特定作品成为独特之作的方式”[39]，由此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过程得以清晰展现。凭借结构主义这一科学路径，詹姆逊曾在《语言的牢笼》中将结构主义视为一种研究意识形态的方法，是一种利用语言学模式的方法论尝试[40]。卡勒也认为，结构主义与其说是发现和派定意义的方法，不如说其旨在确定意义产生的条件[41]。因此，热奈特认为，“在面对意义的时候，巴特的结构主义根本没有放弃责任。它远非单纯的形式主义……它揭示了神话另一面事物的真实意义，并且揭穿了历史歪曲意义的各种方式。”[42]巴特建构“写作”这一文学话语实践，以及对这一话语实践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依靠语言结构这一形式基础。语言形式何以承载这种社会征兆？20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试图探讨一种话语语言学，试图探讨语言与社会二者的连接问题。其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中认为：“主体性的基础正在于语言的使用…除了主体自身通过言语活动对自己进行了如是的证明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关于主体身份的客观证据。”[43]而巴特以一种辩证的“写作”概念实现了他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写作存在于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作家风格与具有历史性的社会规范的交互关系之中，风格是生物性个人的表征。在“风格”上，巴特摒除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使其在写作领域成为自由的主体。风格是什么?18世纪歌德高举“风格”,认为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44]。威克纳格定义了“风格”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风格的主观性方面，即作家个性；
另一方面表现为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表现规律，这是风格的客观方面；
风格的主观方面应与客观方面做到有机协调[45]。而巴特所看重的实际上是风格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断裂，由此才得以产生批评的征兆，文学惯例、体裁的形式要求等语言结构是作家必然遵循的，他永远是作家的“界限”[46]，而生物性的个人风格也是作家的“孤独自我”[47]。事实上，语言形式的独特性是必要的，但风格的变更及个人风格的形成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是否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同时，文学形式背后也不仅仅是在语言媒介上意义展开的过程，更是存在着一整个文化生产机制。巴特拔高“风格”的做法无疑表现出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及文学个人所保留的“怀旧”[48]与温情。
其次，他看重主体的批判维度而未探讨大众如何接受意识形态效果的内在机制。波普尔区分了语言的四种功能[49]——表达、发送、描述、批判，作为最高阶段的批判功能必然建立在描述功能形成的基础之上。巴特通过在写作中呈现出来的社会症候进行解神话的文学实践，存在着对于具有这一批判能力主体的预设和要求，即批评者必然属于具有文学修养和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主体能够把握历史现实、语言形式以及写作的一整个意指活动，并通过对写作的否定性理解，用另一种更为科学化的符号学体系分析阐释出来。而能够进行解神话的批评主体是能够看到意识形态本身的策略并将其揭示出来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则指向具有更高知识素养的精英主义文人。神话学批评模式将一切意义和语言看作是非透明、非自然的，这无疑也表现出他的个人旨趣，“巴尔特永远追求另一种意义，一种更反常（往往是乌托邦式的）话语。他最喜欢指出平淡无味的和反动的作品中所包含的特异性和破坏性，通过高度的想象力投射去显示对立的一极。”[50]桑塔格曾提到的整个法国的乌托邦传统对巴特的影响，“巴尔特是由蒙田倡导的伟大法国文学构想的最后一名重要的参与者，这个构想就是：自我作为天职以及生活作为对自我的一次读解…把意识的运用解释作人生最高目的，因为人们唯其充分自觉才可获得自由。法国特有的乌托邦传统就是这样一种现实观，这个现实将为意识所补偿、恢复和超越。”[51]在这里，巴特作为知识分子自我崇拜的倾向和对精英文人社会责任感的要求也得以呈现。
最后，罗兰·巴特试图通过对文化现象意义生产过程的展开达到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揭露，但最终并未跳出阶级问题的阐释框架。巴特的语言实践所关心的是在写作这一文学实践中各关系的交织以及通过这一交织所产生的意义生产过程，但无论是作家自由的形式选择还是批评主体对意识形态形式的揭露都并未从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进行，即这一理论建构仍然是停留在历史表象层面来理解整个历史进程。他将法国的社会结构构成分为三个阶层：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普罗大众[52]，将神话学分析模式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上，即对于第二层符码系统的拆解。“写作是存于创造性和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
写作是被其社会性目标所转变了的文学语言，它是束缚于人的意图中的形式，从而也是与历史的重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形式。”[53]历史始终是写作的一种限制，这种历史是阶级的书写历史，文学史成为这种阶级历史的表现形式。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对整个法国文学史的梳理，是在几个宏观节点上指出历史所产生的阶级变化而带来写作形式的改变，如用巴尔扎克与福楼拜之间文学风格的断裂来解释整个社会历史的断裂，则无法进一步去揭示阶级背后的资本主义内在运行逻辑的资本剥削本质。东欧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什认为，语言范式的限度在于其不可能揭示出“历史变化的因果机制”[54]，因此不可能将其视为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也应当注意到这也是巴特拒绝历史本质主义思考所必然导致的，正如索莱尔斯所说，“巴特标志性的东西是个人的战斗意识。”[55]巴特通过“写作”这一概念在对文学实践表现出各种要素的多元决定和相互冲突，但在个人的立场上却是一种带有阶级属性的个人所进行的文学实验，很难广泛地实现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巴特对文化现象的解读，诉诸表现出来的阶级革命和文化变革。这种变革往往以日常生活为表现，个人，无论是作家意义上的还是批评主体意义上的都沉浸于这一文化氛围之中。那么作家对于形式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折衷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即个人意识到现实规范或意识形态统治，而在语言形式中形成一种暂时性的逃逸，并尝试在解神话这一批评实践中寻求一种自我意义的获得与解放。
毋庸置疑，罗兰·巴特这种“形式性道德”介入的方式可以看作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来实现个人解放的另一种路径，是在宏观的历史维度下的一种微观补充。巴特所建构的写作实践在经验层面针对个体确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以语言为载体，以此来表现个体自由是罗兰·巴特有形式“介入”的表现。例如依托文学语言的二层系统，个人与意识形态叙述形成一种错位，从而能够感受到意识形态现实对他的压抑，因而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得以使个体具有抵抗意识形态统治的可能性。但同时，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以一种不自觉、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对个体的浸染，对于这种具有自觉反思能力的主体的前设只有在精英主义背景下的个人才得以实现，这一路径的微观性从而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事实上，通过文学的讨论历来就不具有普遍性，如18世纪以前是宗教与王权统治的时代，文学附属于神权与王权，写作只能是一种职业技巧与要求[56]。但巴特试图通过形式的介入来声明文学的地位，并试图达到一种历史现实的剖析，表现出他通过文学来思考“承担社会责任的道义”[57]的实践与探索。
罗兰·巴特的写作观，一方面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的文学实践，另一方面通过在这一语言实践中主体与历史的交织表现出写作的超语言特征，并通过文学形式去接触这一具体意指活动。由此，对文学形式的强调并非消除历史、消除文学的道德追求，而是通过文学形式去揭示沉寂在写作中未被充分展开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交锋。“文学正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这种异化和困厄时时都被人们以特殊方式加以反抗。”[58]因而，我们得以窥见巴特不断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坚守文学的形式与个性，反对文学道德的直接赋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特有的政治态度。“通过文学看政治。文学能够让我们非常公平、准确地评论政治。”[59]巴特这种表述实际上也透露出他政治参与的一个立场：距离。他十分强调一种游走的视域，始终认为作为“局外人”才能真正看清政治实际，而这种“距离观”也凸显出巴特面对历史现实的反应及其文学介入的限度。
猜你喜欢 巴特神话现实 爱情神话电影故事(2022年1期)2022-06-09我对诗与现实的见解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漫画：现实背后（下）阅读（高年级）(2019年8期)2019-09-26神话之旅——奇妙三星堆小学生优秀作文(低年级)(2019年5期)2019-04-25神话谢幕NBA特刊(2018年21期)2018-11-24“神话”再现Coco薇(2015年5期)2016-03-29我的警犬巴特快乐作文·中年级(2015年11期)2015-11-27现实的困惑中国卫生(2014年12期)2014-11-12叶尼塞碑铭威巴特第九碑浅释民族古籍研究(2014年0期)2014-10-27晨练的男人故事会(2014年5期)2014-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