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应对逆全球化的思考
□余 姣 杨近平
（1.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2.贵州中医药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逆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中，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所采取的收缩性战略，其本质是资本无限增殖带来的全球性危机。自20世纪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发展势头呈现疲软状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利益分配不均衡及其民族矛盾激化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然而，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迎来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极大地挤压和限制了资本无限增值的空间范围，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逆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以保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入手，强调以系统的整体方法论实现对历史主体、历史现象进行辩证分析，揭示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为消解逆全球化态势、解决人类共同的发展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同时，站在世界历史演进与人类共同发展的维度中去审视、分析逆全球化态势，具体把握资本增值的根本矛盾，能够形成系统的批判性思维，对于推进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都是资本逻辑发展的产物。逆全球化的生成与发展是资本在全球化过程中逐利过度而无法继续拓展增值空间，也无法解决内部根本矛盾的同时，为持续占用资本主导地位而与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相反的战略性收缩政策。因此，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都会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全球化：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实现使世界越来越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全球化的过程既是生产力发展突破国家、民族与地区界限的历史产物，也是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必然阶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全球化的具体概念，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可以说，资本既是资产阶级进行资源整合并拓展社会再生产空间的主要工具，也是推动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形成的内在动力。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发展，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状态被打破，加深了各个地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仍然是资本逻辑框架下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具体表现为通过生产与贸易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形式实现对全球资本的垄断，使得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样式。
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历史与人主导的世界历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哲学范畴。而全球化的发展却内在地包含着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和以人为主导的两个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资本逻辑是不会主动退出世界历史的演变过程的。”[2]422以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以前，仍然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限增值，具有长期性、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征。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历史的未来，即异化状态下的人能够实现向世界历史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转变，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层面上，全球化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与实践基础。因为只有在物质资料富裕的世界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界限才能得以淡化和消亡，人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才能够获得实现彻底解放的道路。另外，全球化唤醒人的“类”本质。由“类”本质所主导的世界历史正是以实现人的本性复归为基础，破除资本逻辑所导致人的异化为要旨的。正是在全球化的普遍交往中，由于不同文化理念的交融与碰撞使人的主体意识在单向度的空间范围内得以觉醒，凸显出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旨要相一致。因而，全球化的过程也是资本逻辑向人主导的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是不可忽视的历史阶段。
2.逆全球化：资本逻辑的重构与调整
站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逆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表现为特定时期的现实冲突。从本质上来看，它既是资本逻辑的结构性调整，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据此，资本的内在逻辑就是实现无限的增值。在这一逻辑的趋势下，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获取利润，以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然而，随着全球化持续发展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保存原有的主导性地位，稳固资本增值的支配力而不得不采取战略性举措，即逆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带有攻击性、收缩性的逆全球化战略是为其重构或回归原有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霸权地位的内在需求。他们企图通过对资本结构的调整来掩盖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固有矛盾，特别是借助于制造国际摩擦、发动外部战争的形式进行危机转移，这也暴露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弊端。
逆全球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的内在逻辑，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论是大肆鼓吹“本国优先”的发展理念，还是通过非常规的治理赤字、经济赤字、信任赤字与发展赤字等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进而导致全球化经济、政治、文化链条严重脱钩，从根本上都反映了极端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逆全球化思潮不仅不利于全球性危机的解除，反而会加剧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另外，逆全球化违背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特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打破了以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现实的外部表现形式的黑格尔式的逻辑主线。换言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的生动体现，人类所需的衣食住行都是人类创造出来为其服务的，而不是资本。但逆全球过程中，资本将本身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与人的全部需要纳入统一度量容器中，忽视了人的价值本位，折叠了货币本身促进人发展的功能属性。基于此，逆全球化背离了人类在历史实践中从单一走向整体、实现彻底解放的逻辑走向。可以说，它衍生出来的全球性危机正是其背离全球化发展的实践特性的集中表现。因而，只有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场域中去审视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才能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继而真正破除逆全球化思潮的消极影响。
逆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伴生物，是资本内在矛盾激化、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全球化群体博弈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逆全球化成为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发展的有力工具，必然会增加全球治理的难度，延缓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1.逆全球化的生成：外在与内在的双重压迫
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是资本、技术、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4]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而逆全球化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变化。近年来，受全球突发性危机及疫情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逐渐下降。具体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略显疲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份额在世界市场中逐年减少，造成中等收入陷阱、债务危机与贫富差距过大的局面。反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开放、包容、合作的市场理念在世界市场中获得了较大体量的经济基础[5]，极大地冲击了以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与利益分配格局，必然会引起世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忌惮和仇视。譬如，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就相继形成反华军事联盟，并实施一系列遏华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6]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争取合乎本国权益的国际发言权，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力图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这就促使西方国家实施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战略调整，从侧面反映了各个国家或者各个地区在占有市场空间、争取平等权力等方面的不对等性与不平衡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新兴国家的日渐崛起打破了世界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加速了逆全球化的生成。
逆全球化是资本矛盾长期积累进而周期性爆发的结果，具体表现为资本增值的全球动力不足，难以满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占有国际垄断地位的需要。从资本向外扩展的过程来看，资本的全球化增值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途径，依附于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为载体的，但这种依附关系会随着社会形态及世界历史的演变逐渐分离。但在全球化的初始阶段，资本主导的增值模式与国家整体利益是统一的，资本借助于贸易壁垒向外进行资本扩张，甚至借助一系列经济政策来缓解国内矛盾。而随着生产过剩的长期积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愈加复杂化与不可控制，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治理模式“脱实向虚”的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实际上，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7]，而西方资本为了实现资本逐利的全世界扩展，力求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指导全球化虚拟经济发展，使其进一步突破国家宏观政策的限制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导致国民经济与世界资本的运行模式发生冲突。另外，商品资本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无法转变为货币资本，拉大了社会购买力和需求之间的张力，阻断了资本循环的总过程，进而截断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现实路径。同时，为了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和应对虚拟经济引发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采取更加畸形的、具有排外性质的逆全球化手段，以求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存资本总量，进而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因此，这就决定了逆全球化的形成，而资本的具体形态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着逆全球化过程。
2.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延缓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逆全球化思潮是全球性危机凸显的现实表现，它以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为基本原则对世界资本实行收缩性战略。这一战略打破了常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催生了以资本逻辑为主体的世界格局，增加了全球化治理的难度。第一，从经济层面来看，世界呈现出经济复苏乏力、跨国贸易持续低迷、全球性贸易链条中断的状况，不利于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讲话中就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仍然脆弱，全球贸易与投资低迷，保护主义抬头，阻碍了金融资本与金融贸易的客观联系。[8]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2020年疫情导致的贸易赤字问题，客观上反映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弊端。众所周知，曾主推全球化与多边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政策，试图以贸易管理、技术壁垒、关税壁垒等一系列限制性政策来掩盖全球治理赤字的客观事实，进而阻断其他国家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全面构建。第二，从政治上来看，逆全球化加剧了国际政治关系复杂化，削弱了各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具体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世界观念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方案，是以普遍性个体权利实现来推进个体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一种理念。[9]然而，这一世界自由主义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实质上是将其与解决全球性问题与加强全球化链接的治理模式相对立起来，导致国与国之间在诸多领域无法达成共识，降低了主权国家领导人的全球治理意愿与国际治理意识。特别是那些不受益国家更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势力的煽动和鼓舞，进行诸如示威游行、暴力抗议等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地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在推进历史向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中，逆全球化背离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价值指向，延缓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在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双行并趋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性收缩政策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
在市场贸易上投资下行，推行贸易保护政策与新自由主义；
在思想文化上倡导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些举措暴露出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以牺牲全人类共同福祉、掩盖国内矛盾为目的。与此同时，在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其国内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开始凸显，随之衍生出来的逆全球化思潮必然延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另外，在解除资本导致的异化的实践中，世界历史的发展应该是对资本异化的扬弃过程，但逆全球化中却表现为以实现资本无限增值为目的。其中，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在加大了对生产者的剥削与压榨的同时，制定残酷且具有剥削性质的国际贸易规则，限制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为严重的是，在利益逻辑的驱使下，西方发达国家以资本全球化为中介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甚至诱导落后国家向其靠拢，违背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可以说，资本逻辑所主导的逆全球化战略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减速器，不符合历史发展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非历史性。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整体视角去审视逆全球化的资本逻辑，以维护人类整体利益为起点去构建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具体实践。
1.深化资本逻辑认知
人类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的历史逻辑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从具体的现实出发揭露出西方资本所操纵的逆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具有真理性、科学性与实践性。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高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与统治，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演变规律。他认为，资本本身也是具有历史逻辑性的。从其生成、运行逻辑的总体过程来看，整个世界都是在资本所固定的关系下进行交往，具有阶级性、强制性的特征。具体而言，资本本身有其内在的驳论，即促进了现代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创造了否定它自身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资本作为人的异己力量，作为人的活动对象[2]327，逐步扭曲了人的社会性关系，也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意识。另一方面，资本的世界性扩张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获得自由发展的条件，但以逆全球化为工具又引发了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危机。因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发展成为有机整体的内在逻辑，反映了人类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当今，世界发展已经进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世界历史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各国家、民族之间及各地区之间建立了普遍的交往关系，这意味着相互联系的国家和民族必然要被卷入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中。所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从实践基础出发，促进以资本增值的发展模式向以人为中心的资本模式转化，实现资本真正促进生产、推进技术改革于解放生产力，最终为人服务的功能回归，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资本逻辑的理性认识。
早期的全球化发展结构由发达国家主导，为资本增值而服务，而逆全球化的推行也正是发达国家为抢占世界中心市场、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战略性举措。要想促进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彻底扬弃旧的国际秩序，建构合理、公正、正义的新秩序以推动世界快速发展。具体而言，在经济发展方面，国际社会必须以实现共同发展为首要原则，共同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市场准则，以此有序地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正常化进行。基于此，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公平、共赢、开放、共享的经济发展理念为实现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政治方面，必须尊重他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主权，摒弃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思想，坚决反对对他国实行政治干预与和平演变，打造出一种合作共赢、互相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安全方面，加强国际治理合作，构建南北共治的实践途径，倡导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贯彻利益共生、价值共存的发展意识，推动全球化朝着更高文明程度方向发展。其中，新的国际秩序的构建必然是以实现最大多数国家的整体利益为目的的，要切实保障全球化的参与者享有平等权利。据此，习近平总书记为破解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发展困境，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以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和平协商的形式取代单方施压的野蛮行为。全球化发展不仅依赖于各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还依赖于每个国家加强合作，为实现共同发展做出努力与贡献。因此，立足于人类本身的发展诉求，推动全球化朝着开放、共赢与平衡的方向发展，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逆全球化的具体回应。
2.深化理论指导，促进人类发展
逆全球化无疑不具有历史逻辑的必然性，它是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积累爆发的短暂性与偶然性的现实表现。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相互依存的共识性才能得到加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备单独解决世界危机的能力。[2]125他在阐述私有制与雇佣劳动的过程中，有目的性地将人类本身存在的危机展示出来。同时，在具体现实的考察中，马克思将世界历史的发展视角转向发展人、解放人的目的上来，并且以此作为衡量世界历史演进的尺度与标准。可见，要把控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与运行规则，更好地促进人类持续的发展，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目标，将世界历史与人类总体实践统一起来。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从单一化的狩猎、自保到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的奴隶社会，最后陷入资本交换的片面化和碎片化中。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最终的价值旨趣，即人不再是单个存在物，而成为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存在物。同样，历史是总体的历史，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具有独立思考和感知的主体存在。因而，在社会具体的现实面前，人以整个现实世界为根基，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与创造性，抵制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科学指导，将其作为应对逆全球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作为逆全球化资本的局限性与不完整性，以共同价值观超越普世价值观引领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以更宏观的视野、更开放的原则引导人类实现共同发展。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世界历史是以共产主义为终结的，虽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但其生命力在没有全部爆发出来时是不会消亡的。换言之，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体现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即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终极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系统阐述了社会经济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生产力在发展向度上必然会遭遇自身发展的禁止，它的生存危机根本上在于生产力发展的危机。”[10]这有助于人们在整体的逻辑上去审视社会制度、生产力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内在联系，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逆全球化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历史道路的多样性。因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其跨时代的逻辑思维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走向，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
3.逆全球化的中国启示
逆全球化态势，是全球化发展的特殊表现样式，主要表现为以资本、市场为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作用而与世界历史发展一体化趋势相背离的现象。它反映的是传统全球化模式的矛盾与冲突。但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人类历史发展一体化、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总体进程不仅不会中断，而且呈现出向前发展的强猛态势。同时，世界历史的形成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力发展使世界历史的演变成为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基于此，当今中国进入深化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发展生产力关系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问题。因此，我国必须注重推进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全面考察国际国内有利于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条件，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化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逆全球化将民主化演变成“泛民主化”模式，即在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框架下实行渐进主义以稳固社会发展，但未能掩盖其国内民主政治的弊端而滋生出极端的民粹主义思想，不利于促进人类的永续发展。因而，为了应对“逆全球化”影响，中国必须加强政治治体制建设，警醒西方政治势力对中国实行的分化与西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承认历史就必须承认人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要求将人的本质需求从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以人的本质或社会化的人为起点，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彰显其理论体系的人文关怀与价值旨趣。因而，中国必须深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人学本位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为科学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能够为我们观察世界整体发展逻辑、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或者各地区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为掌控资本逻辑的世界性地位而衍生出来的逆全球化态势，严重限制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地区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引发了更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加大了全球治理难度。基于此，中国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在与世界各国交往过程中积极主动地消解逆全球化潮流的负面效应，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更大贡献。首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要深度挖掘国内巨大的消费需求，做强做大国内市场，同时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继续以“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12]“上海经合组织”等为引擎，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发展，打造高质量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生态模式，致力于创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3]，为扼制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其次，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的历史重任，必须推进完善全球治理体制，建立起反映多数国家利益诉求和多边合作机制。针对逆全球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与孤立主义的错误思潮，中国应携手各国构建和谐、开放、包容、平衡、共享的新型国际格局，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寻找新的着力点。最后，中国要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具有的人文精神，持续扩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版辐射力，推进世界范围内共商、共建、共享价值理念的传播，这既是逆全球化发展背景下人类逐渐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有助于携手各个国家实现共同向前发展。因而，在推进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携手世界各国共同遏制逆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促进人类持续健康发展，又要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找准自己的历史方位，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逐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其科学的哲学指向与实践逻辑剖析了逆全球化现象，深刻揭示了世界资本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发展规律，为我们剖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然而，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历史实践意义上的全球化有机统一，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与中国发展的一致性。这启示我们在把握逆全球化本质逻辑的过程中，要着力推动世界发展形成共同的价值指向，建构起在经济上务实合作、在政治上友好协商、在文化上兼容并蓄、在全球治理上携手共进的全球化治理模式。与此同时，在应对逆全球化的过程中，要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和历史实践，不断拓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境界，实现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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