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管理实践初探——以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文物保护专项为背景
吴修民，王微恒，雷鸿鹭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 杭州 310012）
上山文化遗址群是距今10 000～8 5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群[1]17-22。主要分布在浙江省境内钱塘江上游金衢盆地内的衢江、武义江、东阳江两岸及金衢盆地南部的灵江流域，属金华、绍兴、衢州、台州4地市辖内的浦江、义乌、龙游、嵊州、仙居、临海等11个县区。
2022年5月，“上山文化遗址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的第一次工作例会正式启动，结合《上山文化研究、保护和宣传行动方案（2021—2025年）》，对未来上山遗址群保护管理工作提出整体谋划和工作分解，其中，遗址保护专项规划是其保护管理的重要抓手。近年来，伴随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实施，此类规划作为“小众”专业领域规划，与国土空间总规之间的关系架构与内容协同，已开展数轮探讨，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表1）。
本文融合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与浙江遗产保护的实践感知，以规划传递为线索，尝试从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文化空间特征、整体规划施策和遗址公园落位3个层次对其保护管理工作做出初步探讨：首先，进行文化空间特征研析，这是遗址保护与规划工作的必要前提；
其次，从规划体系建构、规划策略优化以及多跨协作合力3方面对整体规划施策的关键点进行探讨；
最后，从相关实践出发，讨论从保护规划到遗址公园规划再到公园落地的规划传递与落位策略，以期为上山各遗址点的保护管理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上山遗址群在浙江省内分布特点及考古成果，着重从“量”“形”“置”3方面揭示上山遗址资源域[3]14-30的空间关系特征。
1.1 量
现已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点共计21处②截至2022年4月。[4]62-65，占中国距今万年左右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近一半，随着考古工作持续推进，上山文化遗址群的空间外延及组成内涵将进一步拓展。目前已知单点遗址规模最大的为18万m2，最小的为1.5万m2，集中分布于约3 600 km2的浙中金衢盆地及其周边小盆地，其中9处位于金衢盆地，7处位于武义江流域永康盆地，2处位于浦江上游浦江盆地，1处位于曹娥江上游新嵊盆地，1处位于灵江上游仙居盆地，另有1处位于椒江流域北岸的沿海丘陵地带（图1）。
图1 上山遗址群分布图（截至2022年8月）（来源：作者自绘）
以上山文化遗址点为基本空间定位，叠加分析邻域文物资源可知，上山文化遗址所在地与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聚集地区（如龙游—兰溪聚集区，浦江、义乌、永康聚集区）具有较高的重合度，遗址周边文物众多，尤以古建筑群、民居类、祠堂类、寺塔类文物居多，说明这些区域自古人居环境适宜，人类定居及相关活动承续万年（图2）。
图2 上山遗址群周边文物资源叠加图（来源：作者自绘）
1.2 形
走出洞穴，定居旷野，是历史先行者上山人开启新生活模式的重要一步。依据考古资料及环境研究成果，上山人择居之地具有以下共性特征：
遗址均位于海拔适中（40～100 m）、坡度缓和（3°以内）的河谷盆地中部，主河道二级阶地之上，与周围现代地面相对高度1～10 m；
与水流的关系呈现“靠近支流，远离干流”的规律，既可取渔利之便，又能避洪水之患，同时河流漫滩及沼泽地土壤肥沃，利于农耕；
与后方山体呈现“近山而不进山”的关系，既依赖后方地势和缓的侵蚀山地开展采集和狩猎活动，又与山体保持一定距离避免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祸患[5]131-138（图3、图4）。
图3 3处上山遗址点的地理环境模型（来源：作者自绘）
图4 生业活动模型（来源：作者自绘）
上述共性特征帮助建构上山人定居的基本地理环境模型，即空间基底；
而更为生动的聚落生活场景空间的重建则需借助于遗址域分析手段。遗址域分析是指通过对遗址周围自然资源的调查与分析，来恢复古人以遗址为中心的日常活动范围和获取资源的方式[6]。遗址域研究者Flannery提出：“定居农业社会农业活动大约在遗址周边2.5 km范围内进行，渔猎、采集和采盐等活动大约在5 km范围内，其他资源的获取行为则在5 km以外”[7]274-281。
生业模式的活动半径或因地貌及聚落人口规模而有差异，但在考古工作尚未全面揭露，保护利用工作前置的情况下，利用遗址域分析模型，可粗略构建上山古人类生活和生产空间，以便推导当下遗址保护管理的历史文化空间，为遗址分布选点探查、保护规划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以仙居下汤遗址为例，划定遗址域范围为研究范围，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数据的叠加，统筹考量大型交通设施与工业用地的选址合理性（图5、图6）。
图5 下汤遗址遗址域分析图（来源：作者自绘）
图6 下汤遗址域内规划建设分析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于下汤遗址保护总体规划）
1.3 置（值、质）
1.3.1 位置
国土空间与人居环境呈现“一体两面”的关系，“美丽”的国土空间营造状态，至少包括自然、安全、高效、公平、舒适、艺术6方面的内在意义[8]16-23。上山文化遗址所揭示的万年前人类活动也与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空间息息相关，万年前上山人择址钱塘江上游、浙中盆地内之高丘，立地定居，为安全、舒适而主动或被动地与自然互动，营造聚落型的生活领地空间。
1.3.2 价值
上山文化实证中华万年文明具有典型的3大价值：一是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见证；
二是年代最早的农业定居聚落；
三是拥有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因此也承担了文化浙江的重要载体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9]的重要抓手（图7）。
图7 浙江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及文明标识（来源：作者自绘）
1.3.3 性质
上山人万年前生活的场域空间延续至今，并“叠加”在生态、永农及城镇等区域上形成具有历史文化禀赋的复合型特定空间，该空间属性将传统文物保护视角下本体安全与环境控制等工作要点，以空间资源的身份转化为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的重要指标。
上山遗址文化空间特征是遗址域的外在呈现，同时也是文物遗存从传统标本式遗迹管理向文物资源化空间管理进阶的关键。其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应“聚焦文物防、保、研、管、用各环节，着力构建文物保护管理利用全链条闭环”[10]，从整体规划编制施策上，完成向空间专项规划的转型。
目前上山文化遗址群的保护规划编制进展情况不一，总体而言相对滞后，仅浦江上山遗址已公布实施，其余列入申遗名单的5处遗址尚在编制中，详见表2。
表2 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规划编制实施情况
从上山文化遗址群的空间特征入手，推进其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实施，将其核心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目标。针对规划技术体系变革，保护专项规划的编制实施需从规划体系的身份确认、规划策略的优化以及多跨协作的合力3个方面予以关注并发力。
2.1 规划体系的身份确认
传统的历史保护类规划体系主要包括了名城保护系列规划、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规划、综合法定类规划以及其他相关规划等③引自《杭州历史保护类规划实施评估》。。其中文物保护规划一定程度上与传统城乡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有所对标，但未纳入城乡规划的整体架构，身份界定模糊不清。
国土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从供给侧为历史文化类专项规划带来了新的趋势。“41号文”则为历史文化类专项规划纳入整个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作了进一步确认。对应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五级三类”，可建立文物保护专项规划体系，从全国—省级—市县级的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到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等落地性规划，形成具有系统性和传递性的规划体系。在新的架构中，我们通过浙江实践尝试在省级专项和保护规划之间，打通一个中间“协调”与下位“实施”的通道（图8）。
图8 规划体系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之初，有学者曾提出“明确文态空间，形成四区四线管控体系”[2]1-10的设想；
2020—2022年间，浙江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文物主管部门在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如《浙江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试行）》《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实施意见（试行）》）制定过程中，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控制线”有效纳入，学界的探讨在浙江得到了初步践行（图9、图10）。
图9 “四区四线”管控体系设想示意图（来源：文献[2]10）
图10 浙江省空间控制线和用途管制分区体系（“七区五线”）示意图（来源：作者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规则（试行）（征求意见稿）》绘制）
2.2 规划策略的优化
国土空间规划强调自上而下的管控与传导，实施落地后的效果、诉求、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却也反向钳制着上位规划的编制（尤其是修编）与实施。采取自上而下传导与自下而上反馈相结合的混合策略，对于规划编制实施的科学性、协调性、可操作性更为有利。
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属小门类，相对城乡大尺度规划，其上下联动较为直接和快捷。浙江40余处已公布实施的国保单位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评估在省级国土空间文物专项规划中得以有效闭环，已体现出上下联动的规划策略优势。一方面，通过多年来文保专项规划的经验积累，识别省域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和风险，为省级层面文物空间布局与管控、资源整合与利用等规划内容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省级文物专项通过分区传导、底线管控、名录管理、控制指标等方式，向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文物专项规划传达管控要求，对单点文保规划提出了指导约束。
在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规划的编制实施中，一方面，应强化上下传导与反馈，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专班例会协调机制，从整个遗址群的战略要求出发，系统谋划遗址的价值挖掘、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实现自上而下整体统盘的错位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可以终为始，从多年保护规划到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再到落地实施的闭环实践，为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规划的编制提供有益借鉴（图11、图12）。
图11 上下联动机制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图12 上下位规划互动关系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2.3 多跨协作的合力
文保规划一般由文物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实施，跨专业、跨部门的关系使得文保规划往往存在与城乡规划衔接不畅的问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和数字化改革的推进，为文物跳出孤岛、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提供了良好契机。
基于国土空间规划和全域空间治理数字化趋势要求，文物领域规划成果在统一底图、底数、底线的基础上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为各层次、多类型规划之间的统一和上下贯通提供了基础[11]11-17。通过“一张图”与自资、住建、交通、水利等共管部门在管控区划及规定、审批、监管等业务上相互协同，协调文物与生态、城镇、农业等空间的矛盾冲突，尤其对于上山文化遗址群这样的大尺度、跨区域的文化遗产类型，可以有效避免文保专项规划效力有限、内容冲突、责权不清等问题。
在2021年国家文物局审批通过的浙江《黄岩沙埠窑遗址文物保护规划》中，我们以保护区划、土地利用调整为主要抓手，与省级和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就遗址保护利用与“三区三线”问题，展开多轮的过程衔接，最终由省级两主管部门的联合会签落入“一张图”，完成遗址类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闭环（图13）。
图13 沙埠窑保护规划与国土空间“一张图”衔接示例（来源：作者自绘）
上述案例为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规划的“一张图”纳入和多跨协作提供了经验参考，具体借鉴如下。
（1）通过历史文化保护线的划定与“一张图”纳入，强化对上山文化遗址群及其整体环境的保护和管控。保护规划批复前，应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实其与相关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及“一张图”核对情况，经批复后其主要内容叠加到“一张图”上。
（2）自然资源、文物主管部门应建立协调机制，将上山文化遗址群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体系进行管理。对于上山文化遗址的地下文物埋藏区，要实行“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为促进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活化利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上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点项目的合理用地需求应予保障（图14、图15）。
图14 上山文化遗址群与自然资源、气象灾害部门的多跨协同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图15 规划合规性分析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于浙江省文物博物馆数据驾驶舱）
随着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提出，上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体系及遗址公园群落的构建，将迎来一个全面的发展周期。从法定规划要求到活化落地（自上而下），从实践得失到规划修编（自下而上），同时对标国家文物局大遗址“十四五”专项规划④2021年11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提出：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形成。的整体谋划，上山实践初步可形成规划体系中的上下传导、前后反馈的混合策略驱动。
3.1 规划传递
3.1.1 对象相同，策略不同
保护专项规划和遗址公园规划的规划对象基本一致，即遗址及其环境，但从规划层级和策略手段来看各有侧重—前者侧重法规的“底线性”，后者侧重规划建设引导与控制。遗址公园作为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文化综合体”，应采用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的规划策略，如城郊型遗址公园偏重找准价值定位、引导城市功能更新、疏解保护与存量土地开发的紧迫关系（图16（a））；
郊野型考古遗址公园应更偏重历史景观整理、生态环境提升、与区域文旅资源的融合等（图16（b））。
图16 不同类型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策略（来源：作者自绘）
3.1.2 上下联动，升级创新
近年来，浙江率先开展省级考古遗址公园的评定与规划建设，初步构建起“国家级—国家级立项—省级—县区展示点”4级大遗址保护利用体系（图17）。
图17 浙江省国家级（含立项）5处、省级考古遗址公园22处的空间分布示意（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来源：作者自绘）
从技术路径上，通过上下联动的混合策略驱动可以促成遗址公园规划成果落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规划管理效力。在具体操作上需要关注2个动作：首先，政府战略决策和文物保护规划为公园规划提供宏观基础与目标导向，决定了项目整体定位；
其次，对地块单元的建设控制、“微型”城市设计、共管职能部门的适配评估，是规划编制和成果落地的利用基础，也是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技术关键。
3.2 落位策略
3.2.1 环境氛围营造
基于前文遗址域空间单元探讨，遗址环境营造应对其所处的地形、地质、水文、植物、气候等古地理环境深入把握，勾勒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场景氛围，以明确的阐释线索，提示贯穿游览体系的始终，强化各遗址点的辨识度和主题的连贯性。
3.2.2 考古成果支撑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应坚持考古先行原则并将考古研究贯穿保护利用工作的始终，规划设计阶段应与考古成果契合，在弹性预留、考古计划衔接等层面实现与考古的良性互动；
运营阶段仍需加强后续考古成果的转化，提高遗址展示的可读性和延续性。
3.2.3 布局留白
考古遗址公园演绎上山遗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总体布局与景观设计需以考古探查及历史环境研究成果为依据，并同时考虑地方需求与技术实现。从这一层面来讲，考古研究的动态性、生态环境的涵养要求、建设开发的时序等决定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均需相当规模的“留白”空间。
3.2.4 数字化支撑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丰富浙江文物驾驶舱的平台服务内容，提升上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的数字化展示与数字成果传播水平（图18）。
图18 文物驾驶舱考古遗址公园场景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底图来源于浙江省文物博物馆数据驾驶舱）
在国土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大背景下，上山文化遗址的保护管理应当在多规合一的“一张图”上为其谋求“延续”的复合空间。基于空间关系模型的建立、文化空间特征的研究，为规划中文物空间数据、文化空间预留等工作提供支撑。通过建构新的文物专项规划体系，采取上下联动、多跨协同的混合策略，帮助建立遗址保护与社会经济及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推进上山文化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落地（图19）。
图19 遗址空间关系模型（来源：作者自绘）
考古探究过去，规划引导未来，两者既需要发挥想象空间，也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在当下的真实反映。如何将上山文化考古成果转化为法定保护、整体阐释、沉浸体验的规划预期，恰如青年考古人仲召兵所言：周末从杭州返回下汤，下了公交车走向考古工地时，脑海总会浮现—如果时空穿梭至万年以前，此时此刻走进的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⑤2022年6月9日下汤遗址现场调研座谈，访谈对象：仲召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是一个多专业、多领域动态协同互动的学术问题，更是社会生活中多职能部门多跨协同的实践问题。
本文讨论始于国土空间规划的转型背景，旨在发掘保护专项规划成果传递所蕴含的力量，积极推动该遗址群保护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在当下基于万年遗址保护长存的事业中，寄望浙江能走出符合遗产地整体保护与发展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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