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家训文本的家庭教育思想探究
曹 莹,王君妍
(西安文理学院 师范学院，西安 710065)
传统家训自先秦源起，商周时期正式见著于《尚书·酒诰》《逸周书》等文本载录中。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家训文化形成了完整的内容体系，是各个时期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思想的融汇，能够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观和教育观。其中，唐宋时期是家训文化由成熟至繁盛的集大成期，受到这一时期经济发达、民族融合、文化大同、风气开化的社会背景影响，家训文本流传度较高，内容系统、类型丰富、思想开放，完整记录和保留了从帝王氏族到平民百姓的家庭教育思想主张。
文化繁荣始终与和平之世相伴而生，“家训”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其诞生到发展深受我国历史社会变革进程的影响。自隋朝起，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开始注入少数民族的血统，随着唐王朝终结了自南北朝以来的连年战争，中华文明又一次实现了大一统，迎来开天时期的和平盛世。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为家训文化的繁盛提供了生存土壤。继唐之后的宋朝时期，高度发达的商业贸易成为加深文化流动与多元发展的契机，进一步巩固家训文化的发展基础。在传世的唐宋家训文本中，总体上可以依据文本的来源群体和表现形式分为两大类别。
(一)位于知识权力中心的家训文本创造者
知识-权力认知观是社会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后期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直接互连的观点，认为知识产生权力，权力也制造知识[1]。在福柯的理论中，知识是基于某种合法规则的话语实践构成一门学科的组成部分[2]，知识的权力性无处不在，以控制与主导为体现。实际上，福柯所认为的知识权力性不仅仅限于以“政治权力”为代表的特权，而是泛化意义上的圈层壁垒。借用该理论分析唐宋时期的家训文本作者群体，可以发现，唐宋时期的家训文本来源同样受到知识权力性的影响。古代教育资源的稀缺性造成知识习得的门槛提高，由于家训文本对于语言、书写的技能要求，家训文本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能够创造家训并记录形成文本的人是具备一定读写能力和知识水平的人。由此，围绕知识的生产能力，帝王、士族和底层文人组成了家训文本的主要生产群体。
帝王家训是唐宋家训的核心构成之一。在唐代家训中，帝王家训占据着主要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的《诫吴王恪书》《诫皇属》《帝范》是帝王家训文本化的开端，其中《帝范》可谓第一部系统完备的帝王家训之作，也成为唐朝乃至后世朝代的帝王家训范本。唐高宗李治《诫滕王元婴书》、唐睿宗李旦《诫诸王任刺史别驾敕》等延续了唐朝帝王的家训之风。尤其引人瞩目的是长孙皇后所著《女则》，串联古代女子的得失事迹并加以评论，弱化封建思想中“妇人三从四德”的尊卑思想，倡导对女性个体意识、才识、智慧的关注，是罕见的秉持开放思想、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女性教育主题的帝王家训著作。宋代时期的家训文化较唐代更为丰富，不过宋代帝王家训文本化的发展较弱，未能产生诸如《帝范》这样具备一定影响力、广泛流传的帝王家训文本。
在士族家训方面，有学者研究表明，唐宋时期的家训文本近80%来自士族阶层[3]。不少名臣显仕都有以文本形式保留下来的家训，如唐代名相姚崇的《遗令诫子孙文》、柳公权嫡后柳玭的《诫子弟书》《柳氏序训》；
宋代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黄庭坚的《家诫》、袁采的《袁氏世范》、朱熹的《家礼》等，范仲淹、包拯、苏轼等名臣志士的家训广泛流传于世，士族家训空前发展。
在政治权力主体之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构成主体，普通文人也是家训文本的贡献力量之一。具备知识基础和习得能力的底层文人接受过系统性教育，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进入仕途，虽然仍是平民百姓中的少数群体，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作封建社会中底层民众的代表。这类群体社会地位较低，家训思想不受重视，流传于世的家训文本较少，以《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百行章》等为典型代表[4]，尽管常出现内容缺失、作者不详的憾事，但对于窥探唐宋时期普通百姓的家教思想而言，仍是珍贵的史料证据。
(二)不拘一格的家训文本表现样态
“家训”并没有固定的内容和制式要求，通常将包含着中国人丰富的“治家”“教子”思想主张的家庭文化载体笼统地认定为“家训”。因此，唐宋时期的家训并不拘泥于书作等某一种或几种文本形式，涉及到书著、散文、书信、诗歌等多种类型，总体以书著、家书、诗体为主流表现样态。
《颜氏家训》是著作、书籍形式家训文本的起点，唐宋时期此类文本的数量逐渐增多，体系走向成熟。《颜氏家训》之后的家训著作多沿袭其写作形式，以多卷、主题篇章为结构[5]，如前述《帝范》《袁氏世范》等，从几卷到十几卷不等，内容构成上由该篇章所论述主题决定题目，《帝范》中《君体》突出君王之威，《求贤》强调贤才之重要以及如何求贤；
《袁氏世范》中《睦亲》详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之道；
司马光的《家范》从《治家》至《乳母》共19篇，节目俱备。
书信是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传统工具。在通讯方式较为单一的中国古代，书信是一种向特定对象传达思念、寄托、期待、希望等各种情绪的感性系统。家训通常包含着家族长辈对后代后世的警示与期望，是教化情感的重要表达，书信作为一种时代主流文体，也是传递家训的主要途径之一。唐朝时期书信盛行，颜真卿《与绪汝书》、元稹《诲侄等书》、舒元舆《贻诸弟砥石命》以及前述姚崇、柳玭等士人之作是家训中较为有代表性且保存完整的珠玉。宋代家训书信较唐代有所发展，不仅数量增加，在流传度、系统性方面也有所增进，受到宋代古文复兴的影响，书信形式的家书在宋代较为兴盛[6]。如柳开《报弟仲甫书》、范仲淹《范文正公与侄帖》、晏殊《答中丞兄家书》《答赞善兄家书》等等。家书载体的家训通常内容短小精悍，目标明确，观点聚焦，是面向具体个人和具体事项的教诲谨言，比起书著，更加显见于唐宋时期百姓的日常生活。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的诗词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中最为璀璨耀眼的一笔，以诗为载体的家训文本也在这一时期广泛流传。唐代可以看作家训诗歌产生的起始阶段，史册留名的大家如初唐时期王梵志，盛唐时期李白、杜甫，中唐时期白居易，晚唐时期李商隐等都有家训诗歌传世。宋代诗训更冠于唐，类型、内容都有所丰富，新乐府、词赋等形式的诗训别具一格，邵雍、辛弃疾是宋朝此类诗训体裁的典型代表。诗训作品数量众多，较书著、家书的诗训文本流传广泛，得以大量保存。不同于书、信，诗训体例有着相对成熟的系统要求，遵循诗作的一般写作规则，讲究语言凝练，形象生动，注重节奏与韵律，是唐宋时期家训文本类型中较为独特的一类。
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承担着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稳定关系、建构秩序格局的重任。唐宋家训以各式文本将这一时期大众的家庭教育思想鲜活地保留、传播和传承下来，围绕着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个人与自我、个人与群体和个人与社会的多层次关系展开探讨与教诲，展现了各阶层民众的家教理念和处世哲学。
(一)个人与自我：学习与反思
由己到人是唐宋家训文本中家庭教育思想内容构成的逻辑主线，对族人、后代的教诲首要强调个人品性的养成，儒家思想渗透其中，讲究“天人合德”，人性与天性相应，完善自我才能获得天赋德性。关于自我的塑造和德性的养成，唐宋家训中家庭教育思想倡导通过学习展开对世界的主动探索，并反思自我行为，实现内在的提升。
在唐宋家训中，“学习”被普遍认为是了解世界的主要渠道和便捷方式，阳枋云：“当详悉讨究九经一遍，观圣贤心法治法，……曲尽古今事物之变，……兴亡之故意义看过，使自心通贯晓解，然后见得为国为邦致理制治，自有时措之宜。”(1)参见阳枋《四库全书(集部四)字溪集》，https://www.zhonghuadiancang.com/leishuwenji/13535/.勉励后代好学善思，立先贤为榜样、以经典为参照，通过学习了解古今世界变化之规律，借鉴为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与此同时，古人并不以先贤为绝对权威，“臂如园夫灌花，须是株株而灌”，陆佃在家书中称赞质疑的勇气“夫事师者……疑而不悦，由也是也”(2)参见陆佃《永乐大典(十四卷)陶山集》，https://www.zhonghuadiancang.com/leishuwenji/13121/259761.html.。尽管对后代的学习要求有所不同，如陆九渊倡导琢磨圣人，朱熹告诫为学专意，詹初强调博学的意与道，但坚持学习与反思是唐宋家庭教育思想中塑造自我的核心内容。
(二)个人与社会：遵人伦与守节度
人的活动无法脱离社会环境而存在，学会与他人相处是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个人与社会关系是唐宋家庭教育思想的主体构成，通过家训把家庭教育思想中重人伦、循规律、树风气的处世之道传达到全体家族成员。总体上，唐宋家训将人与他人关系的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家庭关系，一类是他人关系。
宗亲制之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关系是确立社会存在的根基，因此治家是唐宋家庭教育思想的支柱。这种家庭关系不仅包括父母、兄弟的直系血亲家庭，还包括旁系血亲甚至同姓家族，强调睦亲齐家。对待父母、长辈以孝为先，“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7]宋代时期《三字经》《小学》《少仪外传》《童蒙训》等作为家训蒙学读物广为流传，其内容除了讲授知识，还格外注重孝、义等道德教育，也是主流家庭教育思想的缩影。
家庭关系之外，与他人如何相处是关乎个人以及家族发展的重要事项，特别是中央集权制之下身处政治权力网络之中的士人，妥帖地协调人际管理、处理社会事务是帮助自身在残酷政治环境中立足的生存之道。柳玭《柳氏家训》有言“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教诫子侄谨言慎行，选择性交友，同时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礼数与节律。《狂言示诸侄》《闲坐看书贻诸少年》《遇物感兴因示子弟》等唐代诗训也纷纷告诫子弟，节制物欲，勤俭有度，和以待人，为人与处世向善向好，恪守礼节。
(三)个人与天下：爱国与忠君
所谓人的修养，近观如何自爱，中观如何待人，远观如何胸怀天下。爱国主义教育自古是我国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核心议题，爱国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与历朝历代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密切相关，唐宋时期同样如此。
唐宋家训对于爱国的解读，一方面表现在希望子弟从军报国，保护祖国山河，尤其是文人仕者对子弟投笔从戎寄予期望。如孟浩然《送莫甥兼诸昆弟从韩司马入西军》、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等诗教导家族后辈立志为国效力，不怕牺牲。另一方面要求后代忠君，忠于君是为了国家昌盛、百姓安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叶梦得《石林家训》认为“忠敬不存，所率领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而辱必及其亲也。君子行孝必先以忠。”[8]忠君是家国一体理念下家庭道德伦理内涵的延伸，忠与孝并重。不过忠君并不代表盲从，“危身奉上曰忠，危身惠上曰忠”，唐宋家训还强调进谏昏君也是忠君的重要表现，以国家社稷为重，以家国情怀为根本。
重家重乡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正家而天下定”是中国历代文化传统坚持的核心治世理念。唐宋时期的家庭教育融于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家训文本为此提供了重要佐证。通过家训文本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唐宋家训中的家庭教育思想深受科举制影响，探讨范围从道德建树到生活细节，强调内容的经世致用，在理论来源、体系建构和教育目标方面有其独特性。
第一，以儒学为家庭教育思想内涵的理论基础。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体系，始终重视人伦道德，关注家庭教育问题。自先秦开始萌芽的儒学家庭教育思想理论，唐宋时期有所继承和发展，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出了更有层次性的解释。对于人伦、礼节、德性与道义的根源性问题，一方面未能摒弃封建思想中的糟粕，延续了刻意的等级观念，但另一方面，对于儒学思想的解读更为多元，风气倡导有所突破，表现出一定的开化与开放，尤其在女性家庭教育方面具有反抗性。与此同时，保留了儒学家庭教育中“亲亲”与“尊尊”的道德意识、严慈相合的教育方式、遵礼循俗的家风理念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以此为家庭教育思想的哲学来源。
第二，以科举制为家庭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逻辑。科举制度的确立是唐宋时期影响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普通百姓进入仕途的唯一渠道，科举制的意义不止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甚至改变了民众的思想意识形态与行为导向。在家庭教育方面，确立于隋唐，并在宋代走向兴盛的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父母为子女、长辈为晚辈未来发展的计谋规划。科举制使寒门百姓有机会进入权力阶层，科考制度成熟，内容明确，体系完善，轻门第、重才学的观念影响到各层民众的价值取向，劝学、好读、尊礼、忠孝、中庸等与科考内容紧密相关的思想成为唐宋时期家庭教育的主流。
第三，以实用性为家庭教育思想内容的基本目标。虽然为官从仕是唐宋时期社会的普遍风气，但是百姓的家庭教育并没有走向急功近利的利益取向。帮助子弟立志成才、维护家庭和睦、实现家族兴旺和国家昌盛，是唐宋家庭教育的深切寄托。因此，唐宋家训内容丰富而全面，系统而实际，除了注重以经典理论塑造价值观念，更强调脚踏实地的素质养成，包括生活技能、社会关系、持家理财等切实的关系到日常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均在家训文本中有所涉及。深刻地体现出家庭教育的本质，不止是道理与说教，而是更进一步地扶持新一代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实现培育有灵魂的人的最终目标。
家训包含着中国人丰富的“治家”“教子”思想主张，是家庭文化的载体[9]。唐宋时期家训文本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体系较为成熟，是唐宋时期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诸多经典著述在民间广泛流传，成为后世家庭教育的范本。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当代社会的家庭教育仍具借鉴价值。
第一，不过分强调自我，拥有大胸怀和高站位。唐宋家庭教育思想将“家”的概念解读为“家庭”“家国”与“家天下”，人既要自我发展，也要融入世界，人的社会属性在唐宋家庭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这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作为独立个体，应该具有“家国一体”的宏观视野和责任担当。不仅要注重自我成长成才，实现自我价值，而且要有大胸怀和高站位，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甘愿奉献、有所作为的青年群体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从小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家国情怀，是学校、社会、家庭的共有责任。
第二，唐宋时期从帝王到庶民在关注生活教育，读书劝学之外，如何与世界相处，如何在社会生存是各阶层民众家庭教育的核心，这在当代仍具意义。不局限于智育培养，更强调生活教育。长期以来，重智育的家庭教育为社会所诟病，学生生活技能教育、人情往来教育的缺失，使他们生活自理能力不足、心智年龄偏幼，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只注重学习成绩等智育因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2022年《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生活与劳动技能的重要性，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当代家庭教育亟需深层次理解人才培养的内涵，在智育之外关注儿童的内心世界，以帮助儿童适应未来为目标开展家庭教育。
第三，不困顿于家长威权，兼顾教亲与教子。“孝顺”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造就中国礼仪之邦、文明之邦的精神内涵之一，因此“孝顺”不应走向极端的“愚孝”。在极其看重“孝悌”之义的唐宋时期，其家庭教育思想强调子女孝顺父母的同时，也要求父母“慈爱”，孝敬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为人父母同样需要遵守人伦道德。在高度发达、全面开放的新时代，家庭教育更需要摒弃“家长威权”，以平等的态度和身份与子女对话，根本上认识到家庭教育不只是父母对子女、长辈对晚辈的教育，也不是单方面的说教与指责，而是需要通过沟通交流、理念引导、行为影响进行言传身教，最终达到促进家庭和谐，帮助家庭成员成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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