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雷锋精神”
文/涟漪
电台“市民与社会”节目讨论疫情封控期间居民自发组团自理自治时，主持人直言说，如今讲的是自助助人，“雷锋精神”不提了。
“雷锋精神”真的不在了吗？现代人如何对待“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式的“自助和助人”？回想起自己半年前求助的遭遇，倒是颇能说明问题。
半年前，我家临街阳台上的雨篷因年久失修，突然断开：雨篷的一头已伸出阳台，随时都可能掉落下去砸伤路人。正是附近小学校放学之际，过往的孩子和接送的家长络绎不绝。情急之中，我想去阳台上系牢那已经垂落下来，在风中摇晃的雨篷一角，控制住险情。已打过报修电话，不知何故，维修人员迟迟不见上门。然而由于阳台多年不用，阳台的门早已被偌大的书橱像一堵墙一样封住，我一个独居老人根本移不动！
无奈之下我走出家门想寻求可以帮助的人。我走过家附近一个在建的建筑工地，看见工地上一位两腿沾满泥浆的外来建筑工小哥，当我向他承述了险情、告知利害，这位小哥随即打手机找来了他的同事。小哥指着他鞋帮上湿漉漉的泥浆对我说：“我这个身子没法上你家，我让他跟你去吧。”那位师傅二话没说，几分钟就帮我移开了书橱一角，让我得以打开阳台门进去。建筑工小哥分文不取。我跟建筑工小哥素不相识，问他名字，只说姓王，说着遂顾自去工地上忙开了。
建筑工小哥在上海打工应当是按时薪制结算收入的，同样身处市场经济的大转盘，建筑工小哥当然也明白花钱请人开门的事理。然而，一事当前，建筑工小哥想到的却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人之常情。他的不求回报，恰是“雷锋精神”的再现。也许建筑工小哥习以为常地以他的做人理念处世，并没有考虑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游戏规则，甚至连“雷锋精神”都没有想到过。从他的身上，我感受到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最朴实的道德观念，这难道不正是“雷锋精神”的精髓吗？
也许是困境中方显人性的善良，故有了“患难见真情”一说。抗疫封控的日子里，所历所见所闻的种种，鱼龙混杂的各色人等和各种人品，那些可信赖可感动的人和事，带给阵痛中的大上海“人间四月天”的融融暖意。那些生活中的亮色，闪动着人性的光芒，带给人善意和希望，也不断显示着“雷锋精神”的回归。
4月8日，被封控8天的我，发现米袋里没米了！其实我已吸取上次被封控断菜的教训，备了10天的存粮。自以为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平日里进出有零食，菜肴可尽兴，封控在家，存菜日减，饭量自然也就潜滋暗长了。解封时日遥不可测，频频以救心丸缓解心脏不受控制的“跑马率”；
十几年前青光眼小梁切除术控制住的眼压，也没来由地肆无忌惮地陡升！眼睛胀痛得起不来床，家里没有药，也没人能为我联系就医和配药。上次小区封控断菜时，有人告知我可去居委会求助志愿者，居委会里的人得知我使用老年手机，无法网购，指点我找亲戚朋友代购，也确实解了一时之急。可这次全市封控，即使人家想给我送粮，交通受阻，也上不了门呀！
一筹莫展之际，曾在派出所做过110接警、协助方舱医院工作过一年的静安分局退休民警蔡维娟果断地对我说：“还是要找居委会！”她那里轻车熟路上网找到了我现在所住居委会和街道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我又打“市民热线”电话求助，录音电话总算打通了，可之后就再没有回音……可以填饥的东西几乎耗尽，我开始担心我的低血压低血糖甚至房颤，曾经令我没有预兆的眼睛一黑就昏倒街头……倘若独个儿昏倒家中，又有谁能看见？没有别的办法，蔡维娟鼓动我向邻居借点米。旧改搬迁过来才几个月，邻居姓什么都不知道，硬着头皮敲开邻家半掩的房门，门后那警觉的显然带着规避的眼神，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好不容易提到嗓子眼的求助，又无可奈何地咽了下去。我只得给远在闵行的弟弟去电，弟弟最后点拨我：实在没路可走，只有去求助你单位。弟弟的话提醒了我，我想到单位里加班加点的同事们也许会有临时通行证，找他们求助或许可以为我设法送点米来……
手机打到我单位负责老干部工作的政治部协办室小李那里，我又犹豫起来：小李管着百多号离退休干部，倘若人家都像我这样向他求助，他管得过来吗？可眼下已经没有别的方法了，只有找组织才是最后的依靠。
当小李在电话里告知，他和他的同事支援方舱医院工作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们这是在抗疫第一线啊，日夜加班连轴转，连自己的家都难以顾及，小李的爱人也在公安一线，他们双警都得全力以赴，而他们的孩子只有两岁多……再转念一想，即便他们有临时通行证，封控后沿街店铺几乎都关门了，小李纵有三头六臂，你让他到哪里去筹粮呢？换位思考，我顿时清醒起来，这不是给小李出难题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电话打过去仅仅是两个小时之后，手机陡地响起：小李向协理员蔡奕奕汇报我的情况后，蔡协理员带着协办室留守机关的同志，想方设法在机关大楼里为我筹集到一些大米等救急的食物，并告下午3点派人送来。
——不啻是听到了永恒的天籁之声！久旱逢甘霖的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当部里一位我叫不出名来的年轻同事提着沉甸甸的纸箱送到我家，望着那由食品袋散装的大米、大小不一的各种馒头，还有一小盒一小盒餐盘上配套的酸奶和小水果，还有一盒鸡蛋，连小李自己备作加班加点时填饥的蔬菜薄饼都带来了！我明白了，这些食物分明是协办室的同志们从自己的饭盒里省下来凑给我的，这是他们在机关大楼里唯一能筹集到的食品了！我怎能不为这些我未曾谋面甚至还叫不出名字来的同志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诚挚之情所感动？！又怎能不为蔡协理员亲力亲为，带人为我、一个名微言轻的普通退休干警奔走筹粮而感激不尽？！要知道协办室联系政治部各部门工作千头万绪，协理员协调处理这些头绪就应接不暇，更何况政治部百多号的离退休干部，需要重点关注的老干部人数可观，何况好些还都是老领导、老前辈……想不到蔡奕奕在百忙之中就像亲姐妹一样对待我，还真心诚意地在电话里关照我：“还是要想办法多筹备一些粮食……”想到退休十多年了，与协办室的同志也许过去没有共事过，甚至从来就不曾见过面；
想到他们扑在抗疫一线本来就已经是超负荷了，他们得全力以赴抗疫救人，他们完全可以让我自己设法解决困难……然而，他们没有将我置之于门外，从他们朴实的付出，不求酬报的关爱里，我感受到的是他们关心老同志，全心全意为有困难的老同志排忧解难的尽职、奉献精神。这种精神，源于他们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这种精神分明就是雷锋精神在老干部工作上的体现。他们古道热肠为我凑出来的难道仅仅是填饥的食物吗？他们给我送来的是我所渴盼的生命之源，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延续啊！
弟弟和弟媳急着下楼做核酸，不曾想两人都忘了带房门钥匙，双双被反锁门外。弟弟打“110”报警，警方答应为他联系锁具维修店上门开锁。然而，疫情期间全城封控，弟弟所在的闵行区康城小区作为全市最大的住宅区，封控管理更为规范，任何外来人员一概不让入内。无奈之下，弟弟也曾想打“119”叫消防队打开房门，但再一想，倘若破门之后，别说价值千把元的房门没法修复，非常时期，谁又能进小区来给他换门？然而不打开房门，他们夫妇将有家不能归……正在左右为难，束手无策的弟弟忽然发现小区里停着一辆警车，于是赶紧向车上的警察求助。那是位四十开外的民警，显然不是弟弟他们管段的警察。
在我想来，按照惯例，这位民警完全可以让我弟弟找他所在地块警务区的社区民警去解决。然而令我意外的是，这位民警竟然揽下了份外事，他告诉我弟弟，他在这个康城小区工作十几年了，康城小区附近的那家锁具修理店他很熟悉。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说他还认识这家锁具修配店老板的徒弟，而且这位徒弟就住在康城小区！——这真是绝路逢生的奇迹！民警没有对我弟弟提任何条件，他很快联系上那个老板的徒弟，并且让他上门为弟弟开了门锁。听到这个不知名的民警的故事，我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当疫情给小区居民造成生活上的种种不便，被一些善于经营者视为谋利的机缘；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堂而皇之取代“雷锋精神”的时下，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警用他的人脉，主动为一个不是他管段的陌生居民解决了急难愁，不思回报，这种甘揽份外事之举，这种毫无利己的动机之行，难能可贵地体现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神圣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从这位未曾见过面的民警身上，我欣慰地感受到正在传承的人民公安的优良传统，洋溢着“雷锋精神”的光辉。
忘不了那一晚目睹江苏援沪抗疫医疗队的“大白”们露宿居民住宅门口楼道的情景。
晚饭时分，小区里突然响起了“晚上12点做核酸”的通知，零点过后，睡眼惺忪地赶往既定监测点。白天飘过雨，深夜时分更添了几分凉意。就在我做完核酸检查回来的路上，意外地发现几位江苏来的“大白”竟然席地坐在居民楼前的水泥走道上；
一个“大白”也许实在撑不住了，一身“大白”服，什么也没垫没盖，睡在水门汀地上；
我的心一下就抽紧了，他们都是医务工作者，应该知道露宿寒湿可能会落下病患，我忍不住对他们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过夜呢？然而我知道，他们实在是太累了，顾不得那么多了！回想他们每天风尘仆仆从江苏赶来，清早8点，小区里就响起他们熟悉地呼唤居民下楼“做核酸”的声音；
我知道从南京坐高速大巴到上海，至少得一个小时的路程，这就意味着他们起码清晨6点就得出家门赶路，从他们摘下的防护目镜后面，我发现他们都很年轻，也就在既是父母的孩子，又是孩子的父母的年龄，可以想见，他们很多人一早出门还得先安抚好年幼的孩童，车轮滚滚原路返回，还有一大摊家务等着料理……周而复始，两个月了呀，即便是年轻力壮，哪怕钢筋铁骨，也有支撑不住的时候……难忘封控楼里，保供的大米破袋，居委会又联系不上，是一位每天给我做核酸的“大白”热情为我联系……见人有难没有推诿，他们揽过了份外事。
此情此景，怎不令我联想到当年战上海时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不以功臣自居，对大都市没有索取，只有奉献……如今的这些援沪抗疫的“大白”们，不同样是为大上海的安宁而战的白衣战士吗？出于人性的善意，他们与大上海共克时艰，掮起的分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又是多么可贵的境界；
这种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把上海的抗疫当成自己的责任，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难道不就是“雷锋精神”的再现吗？
疫情期间，一些企业停工停产，外来打工人员入不敷出，不得不回老家维持生计。当这些农民工们为节省开销徒步赶往火车站搭火车回乡时，闻讯而来的上海媒体记者和一些企业家纷纷慷慨解囊，自掏腰包为农民工购买面包，供他们在路上充饥。听到这动人的一幕，心底腾地涌起一股暖流：倘若我此时能够走出封控的小区，我想我也会赶去送别，我不能忘记那为我移开书橱的外来建筑工小哥……
行笔至此，电台新闻报到了上海已有数千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奔赴海南、西藏疫区，接管方舱医院的消息。这些白衣战士，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一方有难、八方相助，不远千里，背井离乡，哪有感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算计？！他们感人至深的选择，不正体现着“雷锋精神”已经化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传承，千万个“雷锋”在成长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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