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融合：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台湾Z文创团队实践案例考察
郝亚光，梁婷婷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福建省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推出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极大推动了两岸融合发展。2018年以来，福建省在村庄规划设计咨询服务领域陆续引进68支台湾建筑师和文创团队(以下简称“台湾文创团队”)、200多名台湾乡建乡创人才参与到31个县117个村庄的建设中，并培育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乡建乡创模式。[1]台湾文创团队为何能够有效融入大陆乡村振兴？其实现机制是什么？对此，本文从台湾文创团队的“嵌入度”与居民的“回应性”两个维度，对台湾Z文创团队参与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展开调查，考察两岸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微观机理，以进一步推动台胞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两岸共享发展机遇。
自1987年台湾地区解除“戒严”以来，两岸互动交流日渐热络，特别是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不断拓展、深入。作为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研究热点，两岸融合发展方面业已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三，关于两岸文化融合的研究。文化融合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20]，学界从两岸文化交流、影视传播、文化共同市场、词汇使用等多种角度对两岸文化融合进行研究。孙云基于“共同体理论”开创性地建构出“共同体感”学术概念并通过历时性分析两岸文化交流情况指出，应进一步重视两岸共同文化象征的塑造，激发两岸人民共同的想象，积极培育共同体意识。[21]林荣清认为，传统民间信仰是两岸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和宫庙文化交流能有效增进海峡两岸的文化沟通与认同。[22]翁陈兰指出，大陆电视节目虽能让台湾民众产生情感和文化共鸣，但难以影响其对大陆的态度和身份认同，亟需利用新兴自媒体工具以增强两岸融合交流的人情味与互动性。[23]赵卫防认为，随着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四地互动增强，华语电影日渐互融互汇并将以传统中华文化为纽带的“一体性”延续传承。[24]叶世明基于区域经济整合理论研究发现，随着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两岸文化共同市场业已成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与文化融合的最佳形式。[25]苏金智认为，两岸互动沟通交流日渐频繁和深入，纵然两岸词汇在使用上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岸学生词语知晓度及其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两岸词汇已呈现融合态势。[26]因此，应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指引，在“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与“以情促融”的框架下充分发挥文化在两岸融合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7]
第四，关于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两岸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文化融合都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三者相互交叉且彼此促进。近年，大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少台胞台企积极参与其中，成为实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融合的重要路径。相较于颇为丰硕的两岸融合发展研究成果，关于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研究相对有限。江振娜基于对福建省泰宁县际溪村“耕读李家”的调研提出，清晰的理念支持、明确的自我定位、先进的理念传输、多元的产业培育、凸显的品牌效应，是台胞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实践路径。[28]方芳、李杨果以江苏省台创园建设为考察对象，研究台胞台企对惠台农业政策的感知程度和政策效果，并提出进一步优化政策的建议。[29]邱峰认为，虽然大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台胞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和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障碍的影响，台胞投身大陆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存在“人、地、钱”等方面的问题。[30]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学界对两岸融合发展的宏观研究成果已较丰富，为本文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围绕两岸融合发展机制微观层面的剖析相对较少；
同时，针对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研究，多集中于实践案例，鲜少关注台胞对大陆乡村的嵌入及居民对台胞参与的回应，学理性也相对较弱。因此，本文试图建立“嵌入度-回应性”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对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进行研究，从而探索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嵌入度-回应性”分析框架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研究古代交易行为与地方市场时发现，“市场交易行为通常嵌入于包含信任和信赖的长期关系中，这种关系往往能消解交易的对立性”[31]，由此正式提出“嵌入性”概念。随后，众多学者对其加以应用、完善和拓展。“嵌入性”概念在从经济学领域延展至社会学领域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新的内涵，并孕育出更强的解释力。Mark Granovetter基于行为者和人际关系网络的分析维度，提出新的“嵌入”概念，强调行为者个体及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信任行为产生的影响。[32]基于此，Martin Hess将“嵌入”进一步类型化，提出三重界定：一是空间嵌入，即行为者进入已经存在空间，对经济活动和社会动态产生影响；
二是网络嵌入，即正式和非正式的架构对行为者个人产生影响；
三是社会嵌入，即从文化维度考察行为者对在地个人和集体行为产生影响。
从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台湾文创团队作为陌生的“他者”，之所以能够深度参与福建省117个村庄乡村振兴，核心在于其利用两岸语言相通的优势，通过空间、网络及社会嵌入，与在地居民共建信任后，有效融入既有的“熟人社会”[33]。因此，本文把台湾文创团队融入大陆乡村“熟人社会”的程度，称为“嵌入度”。具体来说，台湾文创团队的嵌入度指的是在大陆惠台政策的引导下，台湾文创团队依托乡村振兴项目嵌入大陆乡村物理空间，通过与在地居民工作互动和生活交往逐步融入当地关系网络，并与在地居民、基层政府及社会组织等共同投身乡村振兴。
台湾文创团队参与大陆乡村振兴，不仅需要深度嵌入乡村社会，还依赖于在地居民对其接纳与信任。本文将在地居民对台湾文创团队嵌入乡村社会的反馈，称为“回应性”。在地居民的回应性蕴含着自主性、能动性和参与度，其行为主要表现为积极配合与参与、视而不见与漠不关心。具体而言，在地居民的回应性指的是当台湾文创团队参与乡村振兴时，在地居民对其与自身利益相关性的认知程度，以及共同发现问题、参与解决问题的主动程度和能力。随着相关政策宣传日渐深入人心，加之台湾文创团队围绕具体项目陆续开展的调研、访谈及视频拍摄等工作，在地居民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认识愈发深刻，自主性得到激活并愿意利用自身所学和所拥有的资源，投身于项目建设。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随着个体的示范效不断放大，在地居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数由少到多、程度由浅入深、规模由小到大，与台湾文创团队的交流互动愈加有效、和谐。
控制点理论是1966年罗特对归因理论的发展。他认为，关键控制点是个体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个体认识到控制自己生活的心理力量。同时，人们对行为的产生有两种看法，即认为结果与自己的行动是不相关的（外部控制），或结果与自己的行动有直接的关系（外部控制），控制点的类型不同表明对同一件事情的归因也不同。控制点理论应用在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中，首先需要成立测评小组，其次是确定控制点，再次可以确定部分关键点的限值，最后建立监控方法和纠偏措施。
综上，本文从台湾文创团队和在地居民两种角度，构建“嵌入度-回应性”分析框架，探讨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时形成的两岸融合发展路径，即“嵌入式融合”。
(二)嵌入式融合的类型及其特征
在“嵌入度-回应性”分析框架下，根据台湾文创团队嵌入度、在地居民回应性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状态，可以将嵌入式融合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心灵契合”型融合、“积极难为”型融合、“消极可为”型融合和“消极应付”型融合(图1)。
图1 嵌入式融合的四种类型
第二，台湾文创团队较高的嵌入度与在地居民较低的回应性，形成“积极难为”型融合。台湾文创团队虽然具有较强的融入意识、十足的工作干劲，愿意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推进乡村振兴，但在地居民对此回应性较低，使得台湾文创团队难以在当地打开工作局面，更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建设目标。囿于在地居民的回应性较低，在未实现有效沟通之前，台湾文创团队无法获取在地居民的真实需求信息，工作设想也未能得到在地居民的认可，当地的乡建乡创项目不得不陷入“积极难为”的窘境。在这种情形下，乡村振兴的推进遇到阻碍，在地居民获得感有限，同时台湾文创团队“局外人”情绪被不断强化，难以进一步开展“陪伴式服务”。
第三，台湾文创团队较低的嵌入度与在地居民较高的回应性，形成“消极可为”型融合。虽然在地居民已经认识到自身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且具备一定能力和参与意愿，也愿意积极回应台湾文创团队，但由于主导乡建乡创的台湾文创团队未能有效融入当地社会，双方未能建立互信并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台湾文创团队无法有效对接在地居民的诸多愿景，使得乡建乡创无法充分彰显在地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在地居民也无法很好地接受台湾文创团队的设计理念，最终导致当地乡建乡创难以聚焦。
第四，台湾文创团队较低的嵌入度与在地居民较低的回应性，形成“消极应付”型融合。囿于两岸思维的差异、日常沟通的困难或者双方存在的误解，台湾文创团队虽然驻在当地，但未能深度嵌入乡村社会、摆脱“陌生人”标签，无法与在地居民良性互动，进而难以得到在地居民的有效回应和积极支持。在地居民的回应性越低，台湾文创团队开展乡建乡创的难度越大。但为了履行合同，台湾文创团队不得不照搬台湾社区营造经验，导致乡村振兴过程中在地文化特色难以凸显。
“心灵契合”型融合，是台湾文创团队嵌入式融合的理想状态。这不仅需要台湾文创团队深度嵌入大陆乡村社会，与在地居民建立互信，还需要在地居民积极响应和参与。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是台湾文创团队与在地居民共同促成“心灵契合”型融合的典型示范案例。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梅城镇，占地面积约81 333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7 381平方米，村居民有656户2 493人。梅城镇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拥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庙和县级文物点牧师楼、温厝，还有古街、祠堂(宗祠)、祖厝、古城墙遗迹。2018年11月，在闽清县政府的支持下，台湾Z文创团队(1)台湾Z文创团队的负责人系台北人，毕业于台湾世新大学，曾策划新北市三峡老街完工街庆、基隆市政府元宵灯会、台北市大稻埕烟火节等活动，2016年西进赴福建创业。入驻梅城镇，参与策划打造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台湾Z文创团队通过开设“梅城聚场”，激发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共同规划开发梅城镇商业业态和文创产品；
传承保护历史人物故事、民间习俗、历史遗迹等并对其进行活化利用，将梅城镇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机融入现代生活；
拍摄纪录片记录老街蜕变过程，为当地居民留住“乡愁”。2021年11月，台湾Z文创团队负责的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获得“两岸青年乡建乡创优秀实践案例”之最佳跨界文创设计。调研发现，在参与打造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过程中，台湾文创团队主要借助嵌入机制、参与机制和共赢机制实现“心灵契合”型融合。
(一)嵌入机制：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
2018年和2019年福建省先后颁布《福建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以下简称“66条实施意见”)和《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42条实施意见”)，有效促进台胞深度嵌入大陆乡村社会、共享大陆乡村振兴发展机遇。“66条实施意见”的第48条明确了台胞参与主体，包括投资者建筑师及文化创意团队等；
划定了台胞参与范围，包括特色小镇、优势特色农产品开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含农房整治)、美丽乡村、乡村旅游、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利用等方面的乡村生态宜居建设项目；
设定了项目经费额度、竞标方式及供应商服务形式等。“42条实施意见”的第32条进一步明确，福建省每年计划安排10个村庄，并给予每个符合相关条件的村庄50万元补助，以支持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
为打通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更好地推动台湾文创团队实现社会嵌入和网络嵌入，2018年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受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委托，设立“海峡建筑师家园”，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台湾文创团队提供来闽登记、政策宣传、业务辅导、交流互动、项目承接、申请补助等全程帮扶。[35]2018年12月，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台湾专委会在福州成立，并于2020年1月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方便吸纳和对接更多台湾有志之士来大陆发展。2018年以来，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业已在台北、闽清、永泰、永春、平潭等多地布点，辅导上百名台湾乡建乡创人才深度融入大陆乡村振兴。台湾Z文创团队也是在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辅导下，顺利承接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工程。
同时，县、乡镇政府为台湾文创团队无偿提供工作场所，也为台胞融入乡村社会和居民生活创造了空间条件。在闽清县政府的协助下，台湾Z文创团队将办公场所建在街区内部，直接嵌入在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场域，打破了“外来者”与“熟人社会”之间的空间障碍，增加了双方接触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建立起双方的信任。台湾Z文创团队与梅城镇居民的信任关系，不但能消除乡村振兴中各参与主体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疑虑，而且可以通过一致性目标塑造共识、引导个体行为，不断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36]
由此不难发现，系列惠台政策为台湾Z文创团队嵌入大陆乡村振兴提供了“空间场域”；
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给予的针对性辅导，拓展了台湾Z文创团队嵌入“熟人社会”的技能；
当地政府提供的诸多便利，大大加快了台湾Z文创团队嵌入乡村社会的进程。台湾Z文创团队深度嵌入乡村社会，成为其与在地居民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基础。
(二)参与机制：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37]台湾Z文创团队运用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与梅城镇居民共同挖掘、保护和利用在地特色历史文化。台湾文创团队的深度嵌入和在地居民的积极响应，促进乡村形成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
1.共同学习。考虑到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与台北市大稻埕特色街区(2)在基础条件方面，福州市闽清县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与台北市大稻埕特色街区有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两个街区都临近水系，梅城印记在梅溪河畔，大稻埕紧邻淡江。在传统社会，两地均借助其独有的地理区位及水路交通便利，形成当地特色的码头商业文化，这也成为各自历史文化街区开发的重要“卖点”。在功能定位和环境条件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台湾Z文创团队邀请大稻埕特色街区的青年代表赴梅城镇开展经验交流，充分启发在地居民、干部的文创思维；
与在地居民共同探访名人故居、宗祠和古建筑，走访漆器铺、中医馆、粉干店等老字号，访谈漆匠、药师、伞匠等老艺人，找寻被遗忘的古村落记忆，建立“村民记忆媒体库”。通过重新认识当地的特色历史文化，提升了居民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激活了居民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共同学习，台湾Z文创团队逐渐勾勒出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图景，凝聚起文创团队和在地居民携手推进乡村振兴的共识与合力。
2.共同谋划。为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到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谋划设计工作中，台湾Z文创团队在相对固定的公共场所创设了在地居民专属的“梅城聚场”，除每周固定一次的沟通交流以外，还有不定期的经验分享。例如：台湾Z文创团队邀请参与过街区改造与设计的文创团队分享在地活化(local activation)的优秀案例；
邀请当地较为活跃的志愿者分享个人关于街区规划的设想；
根据居民需要，邀请党政部门领导与会进行现场沟通。这些做法消除了政府、居民、台湾Z文创团队之间的隔阂，聚集多方主体力量共同绘制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美好蓝图。
3.共同建设。随着在地居民对台湾Z文创团队工作态度、专业能力及项目规划的认可，其对街区改造的支持度、配合度和参与度都得到显著提高。例如，在旧街区改造中，不少居民自愿投工投劳对古厝进行保护与修缮，自觉拿起扫把，与台湾Z文创团队一道提升街区容貌；
曾不愿意配合的“钉子户”，因为认同台湾Z文创团队，自愿拆掉旧房子以配合实施街区的整体改造方案；
曾不理解项目改造而满腹怨言的居民，看到社区的惊人变化之后，赋诗赞美。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最终被打造为独具当地特色的景点，晋升为闽清县夜生活的新地标。
(三)共赢机制：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持续保障
社会资本作为“由社会或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38]，能够促进主体合作和提高社会效率[34]195。台湾Z文创团队深度嵌入梅城镇后，逐渐与政府、居民建立起信任关系，有效提升了当地居民的回应性。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实现合作共赢，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持续保障。
对于台湾Z文创团队而言，由于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被认定为台胞助力福建省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团队及其负责人在闽台建筑设计师群体中迅速提升知名度。面对福州市村庄规划设计项目的供需缺口，台湾Z文创团队积极吸收大陆设计师加盟。随着设计师团队不断壮大，项目建设进度也大大加快。同时，台湾Z文创团队与梅城镇居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街区居民已将其当作朋友和家人。对于在地居民而言，街区改造不仅极大改善了生活环境，还提供了新的商机，街区商铺营业额和居民房租收入均大幅上涨。据统计，仅2020年6月至12月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人流量累计突破230万人次，营业收入突破千万元。[39]并且，在与台湾Z文创团队共同参与街区改造的过程中，在地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得到了强化，邻里关系得到了改善，当地的特色历史文化也得到保护与传承。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借助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其与梅城镇居民开展了深入有效的沟通，更全面、更精准地掌握了居民需求，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
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体现了惠台政策的落地见效，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开辟了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40]鼓励和引导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共享发展机遇，是做好“三融”文章的重要路径。除福州市闽清县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外，厦门市海沧区过坂社区、三明市泰宁县“耕读李家”、福州市闽清县梅雄村等地都相继探索出独具特色的台胞参与乡村振兴模式。这些项目的成功，离不开台湾文创团队的高嵌入度和在地居民的高回应性。正是台湾文创团队与在地居民的良性互动，才形成嵌入式融合的理想类型——“心灵契合”型融合。当然，通过对台湾文创团队参与福建省乡建乡创项目调研也发现，或因台湾文创团队的嵌入度较低，或因在地居民的回应性不高，也有部分项目实施呈现出“积极难为”型融合、“消极可为”型融合，甚至“消极应付”型融合，最终导致项目推进效果不彰。为此，基于“嵌入度-回应性”分析框架，结合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实践，应从构建嵌入机制、参与机制和共赢机制着手，推动台胞在参与大陆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心灵契合”型融合。
第一，推动台胞深度嵌入大陆乡村振兴战略。为让台胞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引进台湾文创团队参与大陆乡村振兴时，不仅要为台湾文创团队提供融入大陆乡村社会的制度支持，还要协助其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并为其提供尽可能多的生活便利和工作便利。台湾文创团队在实现社会嵌入、网络嵌入和空间嵌入的同时，通过与当地居民共同学习、共同谋划、共同建设，逐步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关系，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第二，激活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从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实践看，之所以台湾文创团队的专业优势能够在大陆乡村振兴中得到充分体现，有赖于梅城镇居民的积极回应和参与，以及当地政府的有力支持。多元主体相互融合，形成梅城镇乡村振兴“建设共同体”。因此，要注重激发台湾文创团队、在地居民和基层政府等多元主体意识，聚合多方力量、发挥协同作用，不断强化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
第三，创新台胞参与大陆乡村振兴的共赢机制。基于台湾文创团队在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的成功实践，应坚持“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41]，在推进大陆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进一步创新两岸交流形式、拓展交流空间，探索构建台湾文创团队与在地居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在合作共赢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提升台湾同胞在大陆的获得感、融入感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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