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口头传统和地方知识的羌族戏剧艺术
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s）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都是文化人类学高度看重的研究对象。当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以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的汶川、茂县、理县和北川四县为核心区域，兼及松潘、平武等地区。古老的羌族，有丰富的“口头传统”，作为民俗艺术的戏剧，是其重要体现之一，而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更值得关注。
目前，对于羌族戏剧文化遗产，学界认识在逐步加深，相关研究也在努力跟进。下面，笔者从三方面入手，就羌族戏剧的存在、种类、研究等内容，以简明文字陈述己见，供学界同仁参考。
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在此，首先需要纠正主流学界的盲视，消除误解。
“口头传统”之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
后者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verbal arts），无论彼此，都以“口承性”（orality）为基本特征。以“尔玛”自称的羌族，有语言，无文字，“口承性”尤其是羌族文化及艺术的显著特点。一般说来，艺术作为总体概念包含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内容，甚至连文学的定位依然是“语言艺术”。较之其他种类，戏剧是融合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元素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其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学界甚至称之为人类艺术的“最高形式”。洋洋中华，向来以戏剧大国著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城市到乡村，有积淀深厚和形态丰富的戏剧文化遗产。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戏剧史上，除了体系发达的汉族地区戏剧，还有多姿多彩、特色各具的少数民族戏剧。古往今来，多民族戏剧共同组成了中华戏剧大家庭。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1983年）统计，从昆曲、京剧到各地方戏剧，从汉族地区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本土有360多个剧种（近来又有资料统计为380多种）；
又据《中国戏曲志·四川卷》（1995年）统计，从城市到乡村，从汉族到其他民族，巴蜀地区流传的有川剧、灯戏、傩戏、曲剧、土戏、康巴藏戏、嘉绒藏戏以及汉剧、评剧等10多个剧种。当年有关本土戏剧的这两部代表性专著，皆是从国家层面着眼编纂的，但是，由于时代观念及研究状况之囿，二书均没有收入“羌戏”或“羌族戏剧”，①让人不免感到遗憾。惟其如此，多年后有曾经参与以上志书编纂者撰文反思和检讨当年编书之失。目睹此现状，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羌族文化遭遇大劫难，在国内文化界和学术界发出“羌去何处”的危机呼声中，针对羌族戏剧被“边缘化”现状（图1，图片内容：羊角花艺术团演出的羌戏。图片资料来源：汶川县文旅局提供），也有学者再三呼吁“抢救保护羌族戏剧文化遗产”。[1]
图1
难道羌族没有戏剧？或者说，羌族戏剧是不是已经消亡？且看事实。
从演出实践看，20世纪50年代汶川县就有羌族灯戏《丁男子讨亲》（多被写作《龚男子招亲》，但剧名有疑问，笔者对此另有专文辨析，此处不赘）去刷经寺参加全州文艺汇演，近年来又有阿坝州文化主管部门多次组织藏羌戏剧进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反响甚佳，来自山寨的羌戏《刮浦日》也多次亮相在阿坝、成都的中小学及高等院校的舞台上；
从剧本搜集看，当年有羌族作家深入尔玛山寨搜集整理出相关神话剧，后来集体编纂成果《羌族释比经典》也将释比戏收入书中，如今汶川有关方面也在就当地灯戏做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推出新制作的舞台作品；
从相关活动看，1991年阿坝州有关部门曾联合举办首届羌戏研讨会，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将羌族戏剧“记载入志”的问题；
②从地方志书看，1992年出版的《汶川县志》中对“羌戏”有记载，1997年出版的《理县志》也述及羌语称为“哟”的羌戏；
从非遗项目申报看，目前“羌族释比戏”和“许家湾花灯戏”均已列入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是前辈传下来的东西，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毫无疑问，文化遗产积淀着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有利于今天地方社会建设。较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活着的人来一代代传承的，因此格外重视活态传承。如今，中国非遗保护十六字方针强调的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羌戏作为“传统戏剧”项目能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一方面是因其作为濒危文化遗产亟待抢救保护，一方面也因为其在尔玛人社会中仍然存活并传承着。
总而言之，羌族戏剧作为民族艺术和民间遗产在川西北尔玛人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中华戏剧共同体大家庭的成员。四川学界，对羌戏的关注和研究，主要起步于改革开放以来，相关成果见于专题论文也见于相关书籍。
羌族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同样，羌族戏剧，在民间社会也并不品种单一。
羌族戏剧起源于何时？对此难以确考。但是，如上所述，羌族戏剧至今存活在羌族民间，并且与尔玛人的生产、生活、伦理、信仰、习俗等有密切联系，理县的“刮浦日”、北川的“许家湾十二花灯戏”乃至汶川今天重新打造后推上舞台的《龚郎子讨亲》，皆是例子。立足实际，着眼川西北地区，结合目前非遗项目申报和民间存在状况，笔者认为考察羌族戏剧可以从“羌族释比戏”和“羌族花灯戏”。[2]两个大的方面入手。顾名思义，释比戏源于释比唱经及仪式活动，③释比，是川西北羌族地区非职业化的民间宗教人士（日常生活中是常人，仪式活动中是法师），他们熟知本民族社会历史与神话传说，主持春祈秋报等重大祭祀活动，乃是羌族文化的重要掌握者和传承者，因而在乡民社会中受到尊重。
还须看到，在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四川地区，羌、汉相邻，族际自古交流，文化多有互动，汉语（四川方言）也在川西北羌族聚居区域通行，这些都对尔玛人的生活、文化、艺术有积极影响。对于羌族来说，释比戏是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剧种，花灯戏是从内地汉族地区传入并经过较长时间“在地化”而形成剧情、表演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剧种。走访川西北岷江及涪江上游可知，羌族花灯戏在尔玛村寨有汉语演唱版，在羌族山乡也有羌语演唱版（图2，图片内容：高山羌寨村民演出的羌戏。拍摄地点：理县蒲溪。拍摄时间：2013年3月，摄影：李祥林），表现形式多样，正如拙文《从民间文学看民间小戏》所述。④直到2020年12月，汶川雁门乡索桥村的羌族友人还在与笔者聊天中谈起他们能用羌语和汉语演唱花灯戏，谈到尚有当年去刷经寺演出羌族花灯戏的老人至今健在。在川西北羌族地区，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是尔玛人重要的文化遗产。
图2
羌族有语言无文字，羌族戏剧在尔玛人的生活中口传身授，是他们世代传承的“口头遗产”，也是他们生活中独特的“民俗艺术”。立足田野调查，走访羌族民间社会，不难发现，无论释比戏还是花灯戏，都跟尔玛人的信仰民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跟他们祛邪纳吉、祈福向善的心理需求关联密切。祭山会上，仪式场中，德高望重的羌族释比主持祭山、请神、祈福、驱邪等重大仪式，进行逐祟禳灾治病的民俗活动，叙事讲史，唱经传艺，他们可谓是羌民社会中的“高级知识分子”，[3]享有甚高威望。日常生活中，每逢节庆、婚礼、丧葬等人生大事，人们都会请其到场唱经主持仪式。释比主祭唱经，释比戏亦多从释比唱经及释比仪式衍化而来，是典型的民间戏剧。当然，释比戏有从释比经文演化而来的，如《赤吉格补》，但并不是任何释比经文都可以不加分辨地当成释比戏（据搜集整理者言，2008年出版的《羌族释比经典》便收入了“362部”释比的经文），就笔者所见，当前出版的某些戏剧类书籍在这点上是概念模糊、缺少研究的。归根结底，由释比担纲的释比戏属于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的仪式戏剧、民俗戏剧，撇开仪式性、民俗性，无从谈论羌族的释比戏。
分而言之，在民间信仰层面上，释比，是仪式主持者；
在民间艺术层面上，释比，是戏剧表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民间花灯也多跟尔玛人的祛邪纳吉仪式活动相关联，人们视花灯为神，以唱灯、跳灯，为祛邪纳吉的重要仪式而不仅仅视之为娱乐，称花灯戏是“平时娱乐性为主，正月祭祀全寨每家扫瘟疫为主”，绝非偶然。这种基于生产生活的仪式性，恰恰证明了羌戏跟羌民生活的密切关联。
“羌戏这古老的剧种早已在民间流行。20世纪70年代在汶川、理县等地发掘的明清古墓中就保存着戏装、道具等实物……王泰昌老人就亲眼目睹了自己家乡赤不苏、曲谷一带的面具舞——与嘉戎藏戏的‘面具戏’很相似。”[4](119)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看，羌族地区亦存在若干跟戏剧文化相关的民俗事象。比如，茂县东路尔玛村寨流行的“社火”，便是有角色、有装扮、有表演、有程式、有仪轨的戏剧化民俗活动，如羌族作家笔下所写“村中曾经耍社火/社火园里记忆长/男子一群/花冠插着野鸡翎/手舞木棍二尺长……”；
[5](144)又如，立春日祭芒神、牛神，有着戏服扮“春官”者，有扮为“芒神”者，整个活动由地方官员主持，民众在场参与，“特请羌族‘释比’敲击羊皮鼓参加祭祀。先由‘春官’唱春，再由‘芒神’逃窜，人们追捉。事毕，县官回衙，由报子跑报情况，报词为喜祥吉欣之词。捉芒斩牛后，牛存放县大堂，各‘释比’来衙打鼓除祟”；
[6](389)此外，还有尔玛民众常常挂在口透的“唱酒戏”、[7]不化妆不穿戏服不用道具而只是清唱的“板凳戏”，[8](79)等等。当今时代，羌族作者以羌族题材创作的舞台类作品也在出现（如杂技剧《圣火吉祥》歌舞剧《羌歌大赞》《禹的故乡》等），期待有更大发展。此外，川西北羌族地区保存下来的古戏台(如汶川绵虒禹王宫戏台、龙溪东门口戏台，等等)，还有与戏剧相关的种种民间团体（如茂县、北川等地乡村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民间花灯戏协会等），也是需要今天研究羌族戏剧者多加留意的。
迄今为止，羌族戏剧研究有若干成果，但实话实说，待拓展空间还不小。
实事求是地讲，多年缺席于主流戏剧志书中的羌族戏剧，并未被地方文化研究者盲视。多次举行的羌族戏剧研讨会（图3，图片内容：近期在成都举行的藏羌戏剧研讨会。摄影：李祥林），就是很好的证明。
图3
20世纪90年代，“羌戏”便被羌族地区的学人们作为研究对象并撰文论述，相关成果在由阿坝州相关部门内部编印的《羌族历史文化文集》中有所反映。
2003年出版的《羌族释比文化探秘》，由汉、羌等作者合著，书中的附录部分，既收有论文“释比戏考述”，又收有“释比剧本选”。民族学家李绍明在为该书所撰序言中即称赞：“成都的于一先生长期从事戏剧工作，近年潜心四川傩戏及傩文化研究，成果倍出；
茂县李家骥先生长期在当地从事史志工作，颇得地利之便。他们通力合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羌族的释比文化研究，于近日编纂成《羌族释比文化探秘》一书。此书既大量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又收集了一批新的资料，并提出一些新看法，可谓前进了一步，而实属难得。”
2004年巴蜀书社出版的《羌族词典》收录“羌戏”词条，吸收了相关研究成果并写道：“羌族民间戏剧。羌语称‘剌喇’或‘俞哦’。是流传于羌族民间的一个古老剧种。”同书还收录有“花灯戏”、“端公戏”、“武士戏”等词条，反映了地方学界对羌族戏剧及其分类的初步认识。2012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羌族文化传承人纪实录》是集体著作，该书第五部分亦为“羌族传统戏剧”，并且图文相配。202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羌族艺术》分卷第三章为“羌族戏剧”，由笔者撰写，论述了羌族的释比戏和羌族花灯戏，并选录了《刮浦日》、《赤吉格补》、《访友》等六个羌戏的剧本。
除了书籍，就发表羌戏研究论文的公开刊物而言，历年来有《民族》《四川戏剧》《戏曲艺术》《戏剧之家》《文史杂志》《民族文学研究》《民族艺术研究》《民间文化论坛》《中外文化与文论》《中华艺术论丛》《神话研究集刊》《东南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贵州大学学报》《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成都大学学报》《阿坝师范学院学报》《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刊载了有关羌戏研究方面的论文，文章篇目有《羌戏考》《羌戏探源》《羌族“释比戏”考述》《释比·羌戏·文化遗产》《羌族宗教与释比戏》《作为濒危文化遗产的羌族民间戏剧》《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及艺术特色》《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唱灯跳灯及其多元观照》《作为“寨子戏”的羌族民间仪式戏剧的活态存在》《川西北尔玛人“唱酒戏”论略》《“羌戏”的基本类型及特征论要》《羌族大禹崇拜及戏剧化体现》等，但总的说来，文章数量不算多，论文作者也有限，相关研究有待加强。
“傩”是当今中国文化领域热点之一，⑤列入有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也有不少与“傩”相关的文化项目，如武安的傩戏、辰州的傩戏、安顺的地戏、侗族的傩戏、仡佬族的傩戏、彝族的撮泰吉、土家族的毛古斯等，2020年，又有四川省申报的旺苍端公戏和云南省申报的昭通端公戏入选。
迄今为止，国内正式出版过两部省级傩戏专志，就是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湖南傩堂戏志》和本世纪初出版的《四川傩戏志》两书。作为中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的延伸，《四川傩戏志》的编篡计划，在20世纪末即确定，并且在2000年完成全部书稿，2004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该书的编纂者，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和充分讨论后，在这本志书中强化了涉及“释比戏”的条目及内容。该书基本沿袭前述《中国戏曲志》的编纂体例，“剧种”部分收录了27个傩戏种类，其中第三条即“释比戏”。书中各剧种条目，一般每条控制在1000—2000字左右（如“芦山庆坛”、“成都端公戏”），有的仅几百字（如“土地戏”），但是，给予“释比戏”条目的篇幅达3000字，加上两张随文配图，所占篇幅为这16开本志书的3个页码，居于该书同类条目之首。剧种条目之外，该志书在其他部分也收录了与羌族戏剧有关的内容若干。
除了《羌族词典》和《四川傩戏志》两书涉及羌戏的内容外，2018年出版的《民俗事象与族群生活——人类学视野中羌族民间文化研究》中，就有两章专论羌族戏剧。其他如《羌族》（1993年）、《羌族释比文化研究》（2008年）、《中国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2010年）等也或多或少述及羌族戏剧。
2021年阿坝州与四川民族出版社携手推出的《中华羌族历史文化集成》之《羌族艺术》中，“羌族戏剧”篇由笔者撰写，还选录了羌戏作品若干。尤其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在羌族戏剧专项研究的课题申报方面，有2017年立项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作为文化遗产和民俗艺术的羌戏研究”（项目负责人:李祥林；
项目编号：17YJA850004），这是国家层面立项的首个羌戏研究课题。目前该课题已结项（图4，图片内容：羌戏研究课题结项证书。摄影：李祥林），在研期间屡有阶段性成果在国内多种刊物发表，相关专著也在出版中。
图4
注 释：
①由于主流学界对羌族戏剧把握有限，直到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戏曲学研究论丛·少数民族戏剧研究卷》中仍不见相关信息。因此，这不是某书某作者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性观照的缺失。
②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地方志地名办公室、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关于报送“首次羌戏座谈会纪要”和请求对羌戏进行抢救、发掘、整理的报告》[阿志发（1991）08号]。该文件时间是1991年6月23日，报送给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同时抄报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编辑部以及州委、州人大、州政府、州政协。但是，从1993年成书、1995年出版的《中国戏曲志·四川卷》看，并未将“羌戏”或“羌族戏剧”纳入书中。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们编纂《四川傩戏志》才得到正视和解决。叶星光先生为寻找当年这份羌戏会议的文件提供了帮助，谨此致谢。
③可参阅李祥林《释比·羌戏·文化遗产》（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8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一文，该文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舞台艺术》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④可参阅李祥林《从民间文学看民间小戏》（载《文艺报》2019年1月25日第6版）一文之详述。
⑤有关情况可参阅2005年6月25日《中国文化报》载李祥林《本土语境中的傩文化研究》一文及巴蜀书社2010年版李祥林《中国戏曲的多维审视和当代思考》一书第六章第三节“傩戏的价值发现”，均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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