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的鱼意象及其美学价值
杨景春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四川 眉山 620000)
《说文解字》认为鱼属于象形字，水生生物，许慎觉得鱼尾巴“与燕尾相像”[1]。我国民间民俗中，处处可见鱼的影子。周易基础太极阴阳便是两条鱼。《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2]苏轼诗歌里鱼意象占很大比重，笔者初步统计，出现“鱼”字的地方就有200多处，“渔”字及表示不同种类的鱼也出现不少(详见表1)。
表1 苏轼诗歌中的鱼意象出现频次
有的虽然不是“鱼”但和鱼意象描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蟹”出现21次，作为名词或者量词的“尾”出现63次，还有河豚之“豚”字出现16次，“龟”字51次，“鼍”字12次。胡应麟言：“古诗之妙，专求意象。”[3]鱼是苏轼从生活海洋中捕捉到的创作素材，是记录符号，在他人不经意之细微处落笔，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精神。苏轼笑对人生风雨，属于乐天派且秉性难改。“鸟乐忘置罦，鱼乐忘钩饵”(《出都来陈》)[4](1)下文所引苏轼诗句(含自注)均依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为节省篇幅，以下所引苏诗后只括注题目，不再一一标注引文所在的具体页码。“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发广州》)。苏轼如同一条鱼，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在生命空间中，在生活的海洋里乐以忘忧，快乐游走。
人生得意须尽欢是诗仙李太白的人生哲学，苏轼也是。黄州后期及以后不少作品里都自谓“闲人”，通过“闲人”意象可以感悟苏轼快乐的精神世界。鱼意象亦可。借水生波以鱼为载体，苏轼的思想与快乐的生活态度展现得一览无余。
(一)于不快乐中寻找快乐
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暮色苍茫下的黄州，将因为一个失魂落魄文人的到来而名垂青史。苏轼是在官府差役拘押下来到黄州的，儿子苏迈一同前往。古代曾被称作齐州的黄州，虽说荒凉一些，倒也不是那么十分可怕。没有官场的明争暗斗，看不见监狱里的四堵高墙，写给苏辙《子由自南都来陈》诗曰：“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黄州也是住人的地方，呆上一辈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七律《初到黄州》，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一辈子很搞笑，老了才发现只为糊口而忙，竟然一事无成。好在黄州“长江鱼美”，“连山笋香”。后四句说，既然黄州笋也香，鱼也美，那么，做一个“逐客”“水曹郎”，一个闲散之官又有何妨？宽慰自己说，诗人何逊，张籍等不都做过水曹郎吗？黄州之地粗大之竹许多，苏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情画，江流环绕，翠竹连山，尤其是笋香鱼美。黄州对岸鄂城樊口盛产大名鼎鼎的优良淡水鱼类——武昌鱼。潘大临为樊口人，苏东坡经常荡舟樊口江段去找潘大临喝酒吃鱼。换个环境就是换个心情，地鲜莫甚于笋，河鲜莫甚于鱼，笋之香鱼之美的享受，已经超越了世俗的价值标准，使思想达到更高的境界。又嫩又滑，汁多味美令人垂涎的鱼，淡化了贬谪的痛苦。在苏轼诗词里，设身处地，鱼意象处处与实际生活相联系。
黄州岂但创作上大丰收，这个时期还研究出了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酒，甚至琢磨出做鱼的一套方法。苏轼平生爱吃鱼，也爱自己动手烹饪，琢磨各种调制之法，自得其乐。当时黄州鱼和猪肉都便宜，他在写给“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信中说“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5]1536。可惜人们不擅烹饪，做的鱼和做的猪肉一样，均有土腥味。《煮鱼法》里苏轼详细叙述了黄州时十分难得的独家秘技，自研自创“自煮鱼”。食材是鲫鱼或鲤鱼，白菜，调料生姜、萝卜汁少许，葱白切段。鱼将熟时放几块橘子皮。此法特点是不煎不炸，用白菜做配料，滋味怎样呢？我自己不说，别人说好才算好，卖个关子，“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6]。
苏轼是一位将儒道释结合得最好的古代作家。其快乐的思想意识几乎与生俱来。据《记先夫人不残鸟雀》，苏轼母亲“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7]8458。苏轼有不少戒杀诗文，连飞蛾蚊蝇都不忍加害。程夫人信奉佛教，对苏轼苏辙有很大影响。文学最忌讳人云亦云，唱反调作品才有新意，如“人生无再少”“流水尚能西”(《浣溪沙》)[8](2)下文所引苏轼词句均依刘石导读《苏轼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为节省篇幅，以下只括注题目，不再一一标注页码。再如，“形影相吊”，意思为孤身一人，只能与自身影子互相安慰，苏轼据之在《舟中夜起》一诗中仿造了“形影相嬉”。纪昀评曰：“初闻风声，疑其是雨；
开门视之，月乃满湖。”[4]942苏轼把雨声比作风吹菰蒲，形象生动。“舟人水鸟同一梦”，惊窜之大鱼就如同草丛里受惊吓的狐狸，飞奔而去，情景如梦如幻，远而又近。鱼意象在这里成了形影相嬉最快乐而生动的背景。概观此类诗歌，苏轼以鱼为圆心，以快乐为半径，左右逢源，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欢快自如的世界。
(二)以鱼为乐的诗学建构类型
鱼稻之乐。《乘舟过贾收水阁》：“得意诗酒杜，终身鱼稻乡。乐哉无一事，何处不清凉。”贾收人称贾秀才，字耘老。苏轼于杭州通判职位上与贾收因诗结缘，直到终老。苏轼通判杭州时就向往湖州，元丰二年(1079)做湖州知州时，苏轼有一回乘舟路过水阁，恰好贾收没在家，就独自欣赏起这稻鱼双生，种养共赢的水乡特色。可惜湖州快乐日子太短暂，“得意”了仅仅三个月，苏轼便锒铛入狱。苏轼还有“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稻熟鱼肥美”(《过新息留示》)等。鱼稻之乐，百姓谓之“一口大米饭，一口黄花鱼”，“鱼”加“稻”为饮食中的绝配。
送鱼之乐。《次韵关令送鱼》：“举网惊呼得巨鱼。”作为美食家，苏轼常和大家分享美味，投桃报李。他写的送鱼诗不少,仅题目里出现“鱼”字的，就有20多首。如《杜介送鱼》中“新年已赐黄封酒，旧老仍分赪尾鱼”，“赪尾鱼”就是红鲤鱼。杜介与苏轼在汴京同朝为官，该诗创作于元祐二年(1087)，描写居于京城的家常生活，极富人情味，表现了和谐而美好的人际关系。元祐政坛血雨腥风，这些送鱼诗却是另一种画风。送鱼诗还有《走笔谢吕行甫惠子鱼》《明日复以大鱼为馈，重二十斤，且求诗，故复戏之》等。何谓助人为乐？他人快乐自己也快乐。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便是送鱼之乐的深层含义。
鱼鸟之乐。苏轼前后两次履职杭州，第一次赴任是熙宁四年(1071)，36岁时，杭州地方文化史永远以此为傲；
第二次赴任是元祐四年(1089)，54岁时。“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送襄阳从事》)两次任职共5年。5年光阴不算长也不算短，鸟藏灵隐寺，雨打飞来峰，和西湖朝夕相处，感情日深。鱼和鸟都是快乐与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传统绘画素材。鸟纹饰和鱼纹饰也是上古两种极其重要的装饰形式。鱼鸟图式程式化在神话观念、生殖崇拜、民俗社会层次等方面均有所表现[9]。关于鱼鸟之乐，苏轼还有“鱼鸟亦相亲”(《留别雩泉》)、“鱼鸟共萧散”(《饮酒四首》)、“鱼潜鸟举”(《山坡陀行》)、“鸟飞鱼泳”(《题王维画》)、“二年鱼鸟”(《常润道中》)、“鱼鸟江湖”(《次韵李修孺留别》)等诗句。
放鱼之乐。苏轼有一大堆关于放鱼的诗，如《次韵潜师放鱼》、《夜归戏作放鱼一首》、《复次放鱼韵答赵承议》等。“昨日放鱼回，衣巾满浮萍”(《次韵答参寥》)，受其母的影响苏轼吃肉却不杀生。“尽放龟鱼还绿浦”(《观开西湖》)，常怀布施之心，以欢喜心滋润善田，快乐之种子自会生根。
鱼水之乐。“鱼水”亦为典故，同源典故有刘葛鱼水、鱼水恩、鱼水亲等。“鱼水”古代隐喻上下同欢的和谐社会，也隐喻男女欢乐的生活。《次韵子由岐下诗》其一《北亭》有“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傍沼人窥鉴，惊鱼水溅桥”。这首诗写于刚刚出道任职凤翔判官的第二年。一个多月没有下雨，官员百姓忧郁难已。到了三月份，喜雨连下三天。官员聚庭院欢庆，商贾集闹市欢歌，村民于田野欢笑。又《喜雨亭记》：“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7]1095北亭即大名鼎鼎的喜雨亭。以亭为素材的一诗一文生动诠释了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钓鱼之乐。钓鱼是一项丰富生活陶冶身心的高雅活动。我国渔猎活动历史悠久，渔猎文化丰富多彩，知杭州时苏轼有“故里一梦前”，“重上钓鱼船”(《秋兴三首》补编)，贬居惠州时候有“钓鱼丰乐桥，采杞逍遥堂”(《残腊独出二首》),居儋耳有“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和陶田舍始春怀古》)。
观鱼之乐。一般指观赏游鱼或观看捕鱼之乐趣。如《城南县尉水亭得长字》：“已作观鱼槛，仍开射鸭堂。”当然“观鱼”也是典故。“惠子台芜没”(《题清淮楼》补编)，“并记老庄周”(《寿州李定少卿》)。安徽凤阳有“濠梁观鱼”景点。濠梁又称九虹桥，位于濠州城外濠水之上，因庄子惠子于此观鱼而名世。
“囿于传统的价值观，学术界对快乐主义的生命观一直持否定态度。”[10]在关于苏轼诗学论著里，人们也避忌谈苏轼快乐诗学。苏轼是最有资格谈快乐诗学的。在古典诗词搜索系统，把苏轼和一些诗人的作品做对比，分别输入“笑”“乐”2个字，得到的结果是有趣的(详见表2)。杜甫就不说了，结果很难看。苏轼即使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有得一比，由统计可知，这2个字综合看，苏轼出现的次数最多，“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由此判断其快乐因子最多，快乐值最高。
表2 苏轼、李白、白居易、杜甫作品中的“乐、笑”统计对比
苏轼写鱼之乐体现快乐诗学的，还有好多，如：
“养鱼如养雏”(《画鱼歌》)，这是养鱼之乐；
“得鱼杨柳贯” (《新渡寺席上》)，这是得鱼之乐；
“游鱼在清濆”(《丙子重九二首》)，这是游鱼之乐。
“乐天乐地乐时乐万物是儒家‘快乐诗学’的具体体现”[11]。“苏轼一生沉浮,既有困境中的逆行,也有顺境里的清欢。元祐年间的苏轼迎来人生巅峰，他和他的朋友们，造就出可与兰亭会媲美的西园雅集，为后世留下了思想的快乐、境界的不朽。”[12]苏轼之所以能够感染后人，最主要的也是其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活得有趣味方为人生最高境界，生活不会如孟尝君那样，弹铗就有鱼。从鱼角度谈快乐诗学，谈快乐美学，是对苏轼诗学与哲学新的阐释与新的解读。
快乐是苏轼的人生底色，但这个快乐是经过痛苦思考和调节苦难而展现出来的达观心态。
(一)鱼之痛苦和人之痛苦
当然，苏轼写鱼并不都是快乐悠扬，也多有让人惶恐的画面，有“舞汤中不畏焦”的鱼(《祥符寺九曲观灯》)，还有“渐可叉”的“冰下寒鱼”(《谢人见和前篇》)，有不识江湖之凶险，“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的“鱼子”(《次韵子由岐下诗》)，还有“暴腮滩下横”“不能上”的“大鱼”与“瀺灂如遭烹”“不能下”的“小鱼”(《新滩》)。
苏轼被贬黄州，几乎是从天堂堕入地狱。苏轼调侃“诗人例作水槽郎”(《初到黄州》)。依据规定被贬黜者也有俸禄，不过不给钱币，而是发放实物。官员领到与自己不相干的、用不了的或者没有实用价值的物品，还要降价处理，即所谓的“折支”。宋初官员杨忆说，这些折支物品在市场上变卖的时候“十裁得其三”[13]。如果赶上政府缺少折支物，只好经年不发。被罢黜的“员外”之人，苏轼这时得到的常常是装酒后废弃的袋子。他自我调侃：此事于事无补，于己无益，“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由于本性粗犷，不积钱财，在《答秦太虚》信里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14]由此可知笋香鱼美的背后是现实的酸楚和苦痛，只有在一饭一蔬、一米一鱼中去寻求人生的乐趣。
苏轼一生从政经历起起伏伏，逆境多于顺境。他就像是一条不断被敲打的木鱼，就是一条不断被炒的鱿鱼。处境不断变，不变的是乐观思想与关心百姓疾苦的民本情怀。苏轼诗歌鱼意象内蕴丰盈，从鱼意象这个角度考察，其描写人民的诗作无不是接地气体恤民情怜悯民生记录民之苦的。有一首作于元丰五年(1082)的《鱼蛮子》，表现渔民生存之不易。陆游[15]认为，张舜民流放湖南时写了《渔父诗》，苏轼受其启发创作了《鱼蛮子》。苏轼首先从生存大环境概略讲鱼蛮子不容易，然后从更细微层面写其生活的艰辛，最后展望未来，愈显得鱼蛮子生存的不易：人生不容易，踏立锥之地就要交税，还是鱼蛮子好啊，乘舟破浪，凌空蹈虚，没人能管得着。但也说不准，或许明天就要开征舟船税。鱼蛮子口头苦苦哀求，千万不要把打鱼的事情告诉朝中的桑大夫桑弘羊。这里用领大司农力主改革的治粟都尉桑弘羊暗喻执行王安石以及变法扰民的官吏。鱼蛮子处境不好，但鱼蛮子还是怕失去这种徒手摸鱼的生活，因为暂无赋税。生活于沉重赋税下的百姓之苦更是一言难尽。
如果说《鱼蛮子》这首诗是从人的角度表现百姓之苦，比较直白。那么我们再看一首从鱼的角度表现百姓之苦的。这就是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画鱼歌》。诗里涉及一项江南三吴水乡的捕鱼技术。苏辙《和子瞻画鱼歌》自注：“以长钉加杖头，以杖画水取鱼，谓之画鱼。”这种划水捕鱼的方式很粗暴，蒲草弄断，藻荇散乱，大概连小鱼崽也不会放过。养鱼重在养，要让鱼儿休养生息，这个断子绝孙的方式无法持续发展。百鱼四散奔逃，虾蟹惊慌蹦跳，捕杀之残，以喻统治者病民之甚。作者以物喻人，用鱼虾的狼狈状态，说百姓的艰难困苦。当时王安石新法正行，如“短钩画水”，新法弄得鸡飞狗跳，民怨沸腾，可谓“一鱼中刃百鱼惊”。王、吕辈坏法乱制，岂异拔渚蒲而乱藻荇哉！其《请罢条例司疏》有云：“造端宏大，民实惊疑；
创法新奇，吏皆惶惑。”[7]792正与诗意相同。人类在灾难面前，往往无能为力。老百姓在戕害自己的苛捐杂税面前，也往往无能为力。惊恐万状之鱼虾与遭受没有同情心的官府盘剥压榨之善良百姓多么相像。
孟浩然和杜子美都写到了鳊鱼。苏轼也有一首五律《鳊鱼》，鳊鱼的悲哀在于“似玉瓶”却不会守口如瓶，苏轼为其“贪饵每遭烹”的结局一洒同情之泪。此作品可作寓言诗看，炫耀自身质美者结果必悲。就连那些退避社会的隐逸高人，如孟浩然都想钓其玉体，品其美味，鳊鱼还有出路吗？为鳊鱼而悲，也为吞钩误入歧途，汲汲名利的学子而悲。孟浩然仕途困顿，生活潦倒，曾隐居鹿门山；
杜子美仕途不顺，西南漂泊，栖身于成都草堂。映射、隐喻、警世，具有穿透力，纪昀曰：“点缀警切。”[7]159
苏轼早期有《荆州十首》，纪昀曰：“篇章字句，多含古法，此东坡刻意摹杜之作，意识纯是《秦州杂诗》。”[16]《荆州十首》其八全诗咏鱼，俯仰古今，悲歌慷慨。倾听民之声，了解民之困。当然，苏轼诗词不仅仅表现人民之苦，亦表现自己之苦痛。在黄州有《寒食雨二首》，第二首写居住之苦，饮食之苦，艰难万状，连寒食节都忘了，写得沉痛无比。第二首诗把长江水猛涨已经半淹的破茅屋比作风雨飘摇里的小渔船。理想与现实极度对立，心情抑郁乃至绝望，人文意向与自身屈辱融为一体。
(二)摆脱困境拯救自我的方法
如何把自己从苦海中拯救出来，这是摆在苏轼面前的一道难题。陷入百般磨难，恐怖万端，孤独焦虑时怎样自我拯救，也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道难题。苏轼的苦难观是：既然躲不过去，就要学会面对苦难；
苦难具有相对性，苦难是暂时的；
轻易不要鱼死网破，要以洒脱的精神面对苦难，甚至以审美的态度去面对，苦难未必不是人生的财富。苏轼拯救自我的具体办法主要有四点。
第一，观察事物常保以好奇之心，进而摆脱人生之苦。《避暑录话》[17]150载，在黄州和岭南酷暑时，苏轼每天早起“不招客相与语”，必出门找他人听故事，不分贵贱，“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遇不会讲的“则强之说鬼”，并告诉对方“姑妄言之”，随便编吧，于是没有不喜欢跟他聊天的，且“皆尽欢而后去”。好奇之心，人人皆有，而诗人尤甚。一部《东坡志林》写的都是元丰、绍圣20年间亲身经历的事件，有的是名臣伟业，有的是朝政管理，有的是鬼怪梦幻，有的是神仙方术，只言片语，嬉笑嘲弄，无不必具。其中，关于鱼的奇闻也不少，如《异事》[18]篇讲了苏轼故乡青神县石佛镇自己亲身经历的猪母佛奇异事，里边有通人性的鲤鱼。
第二，在自然山水中放飞自我，获得心灵的救赎。要以审美的视角观察自然，只要有一颗平常心，无论被贬何地，都能够随遇而安，善把他乡做故乡，苏轼就是这样。《赤壁赋》写的是泛舟赤壁所见，在大自然的麋鹿鱼虾中获得了启迪，这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里边的鱼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七月既望”到“十月之望”，两次夜游距离三个月，没有妻子王闰之的酒和客人的鱼，就没有第二次探险，就不会有《后赤壁赋》。苏轼观察鱼虾而有所悟，描写鲈鱼而有所感。
第三，从佛老思想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利器。或许是受时代氛围的影响，北宋文化人不少都有儒、释、道思想的影子，像王安石、黄庭坚等。苏轼身上老庄思想的形成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自身原因。8岁时候，苏轼从道士张易简读小学两三年，学了不少自由得道、成佛成仙的道家思想。正如有学者所论：“苏轼道源乎情、情性一体、性无善恶、礼基于情、治基于道的核心思想。”[19]苏轼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条出游从容，即使濠梁之上圣人也难辨其乐的儵鱼，一辈子拥有不仕不娶的自由身。几次信札可以证实，如贬居惠州时与人通信中说：“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7]5036于佛老思想，苏轼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取其粗浅假说”[7]6183，即用其大意，完善人格。此行为直接影响了自己的诗词创作。
作于惠州，写自然灾难面前渔夫耕者困境的《连雨江涨二首》其一，表现生活状况凄苦，但诗人心地并不凄然。绍圣二年(1095)五月，贬惠刚半年，恰遇洪水泛滥，“牂牁江上水如天”，水势之大刺目揪心。江水淹没了房屋，人与鸡犬爬上墙头避险，风卷鱼虾像暴雨落下。寓居惠州苏家已经完全破碎。诗写人民之困，亦写自己之困。鸡犬鱼虾奇景的叙述甚至充满了欢快，充满了喜感，使我们知道了什么叫通达，什么叫超脱，本来置身事内，却偏偏能够置身事外，这就是见招拆招、善于化解窘境的苏轼。《食蚝》写在海南食蚝而美，“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7]8778在经久的贬官生涯里，苏轼得益于佛老哲学，咀嚼人间艰辛，体味了困苦、凄凉与孤独，能够从佛老思想之中吸取精髓，乐天知命，格知物理求有补于世，肯定提升自我价值，强调绝对自由。人若无求品自高。
第四，善把他乡作故乡，不失为摆脱困境最便利的途径。苏轼的故乡观念值得推崇。先要学会忘掉故乡。中国经济背景是农耕文明，中国人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怀乡情结重。苏轼初贬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多少都有些恐惧心理就是明证。身在异乡，要善于发现异乡的好处，哪怕有一大堆缺点，但有一条优点，这就足矣。如儋州，吃饭没肉看病没药居住没房出门没友，“惟有一幸，无甚瘴也”(《与程秀才》)[7]6808。身在异乡，要培养自己对异乡的好感，为达此目的不惜“贬抑”家乡，如“故乡无此好湖山”(《望湖楼醉书》)。还有，可把异乡当作家，家当作异乡。惠州有“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丙子重九二首》)，儋州有“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另外还有“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等。有了这一系列的观念，才能在心情低落的外放与贬居时期保证心理不失衡，尽快从情绪沮丧的阴影里走出来。
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农民，无论到哪里只要有条件都设法种地种菜甚至种鱼，苏轼也这样，黄州惠州儋州都有地种，有了地种，便有了活下去的底气与勇气，便会扎下根来。有了地种，即使是“挂钩鱼”，也会变成“脱钩鱼”；
有了地种，即便是他乡也会变成故乡。再看作于儋耳的《和陶下潠田舍获》，经历政海翻覆，写于儋州的这首躬耕诗没有黄州诗的疲惫不堪，显示出恬淡的心境，施肥取土，担水浇园，公鸡飞上树，菜喂小羊羔，就如同侍弄自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平淡自然而又喜庆祥和，找到家乡的感觉。特别是“茵陈点脍缕，照坐如花开”，可谓特写镜头，脍缕，切成细丝形状的鱼肉，碧绿的茵陈蒿点缀鱼肉脍，眼前就像花一样鲜艳，凸显了乡间生活的恬静和淡泊，身贬天涯海角又何妨？苏轼已经超越了人生苦难。关于“脍缕”，苏轼多次描述过。“脍”是烹饪方法，即切生鱼片,然后蘸调料吃。
远在异地他乡，苏轼送鱼，观鱼，养鱼，吃鱼，做鱼，钓鱼还放鱼，痛苦中找乐趣，逆境里寻解脱，暂时忘记了故乡，忘记了烦恼，缓解了一部分压力。“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贬谪海南，按政敌的意愿，苏轼最好成为一条釜底游鱼，尽快了结残生。但苏轼不想那样。无论何时何地，苏轼都不想做一条随波逐流的死鱼，而是要做一条会逆水而上的活鱼。苏轼居儋三载，海南纪念千年。海南之于苏轼，犹如中国文化之于孔子。在这里，苏轼凭借顽强的毅力，默默承受了生活给予他的所有不公，完成了几百篇诗文，文学上创作了惊天动地的辉煌，完善了人格的塑造，一个华丽转身，变成一只“不集污池”“高飞”的“鸿鹄”，变成一条“不游枝流”的“吞舟之鱼”[20]。在人生的牌局里，人们不羡慕谁赢一把好牌，而是谁能够打赢一把烂牌。苏轼能够把一把烂牌打得这样好，成为人生的赢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人们普遍敬重他的原因。
世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个人、社会及自然界组成。自然万物，他人，自我之间最美满的状态应该是和谐发展，良性循环。苏轼运程坎坷却又能善待他人，恩济草木，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实践仅从鱼意象角度亦可窥见一斑。
(一)对大自然的爱恋出于心底
“我识南屏金鲫鱼”(《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这或许是我国金鱼养殖史的最早记录。放低身段，尊重自然，沉潜于大自然之中，才能发现自然生态之美。“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点绛唇》)，社会上每一个人都活动于“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环境里。自打被贬黄州以后，苏轼闭门谢客，禁止和外面交流。经常乘小舟，穿草鞋，徜徉在青山绿水之中，整天与打柴的、打鱼的打成一片。这个时期苏轼才开始有大块时间近距离观察山水。“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东坡八首》)。耕于东坡游于赤壁外，苏轼足迹遍及麻城、蕲水、武昌三县，以黄州为圆点，还有黄梅、罗田、蕲春以及江南的大冶诸地，鄂东处处有苏轼打卡地，既然不能够融于官场，那就“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将自己彻底融于大自然，与自然构建成一种亲似母子的血肉关系。“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心所安处即家乡，内在的超然超越了贬谪的痛苦，更易于发现自然之美。
苏轼生态思想的核心表现应该是对大自然的热爱。《次韵子由岐下诗》引子曰：“廊之两旁，各为一小池。三池皆引汧水，种莲养鱼于其中。”另植花木30多棵，樱桃、石榴、李杏、梨枣、松槐等应有尽有，亭子北面还种了一丛以斗酒换来的牡丹[7]224。古语说“官不修衙，客不修店”。在凤翔苏轼修建的是官衙，而不是私邸，还说不上能住多少天，如此折腾，足以说明苏轼对草木虫鱼的喜欢。苏轼对岭南水果情有独钟。《初食荔枝》诗用比喻、拟人等修辞，穷形尽相极尽描摹，渗透了个人的遭际与胸襟。写荔枝美好的滋味恰如厨房里做好的江鳐玉柱，还如烹毕之河豚。江鳐柱，形似牛耳，被称牛耳螺，为肉质鲜美的蚌类珍品。腹腴，鱼肚子下的肥肉。苏轼自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鳐柱、河豚鱼近之耳。”(《食荔枝二首》)假如每天能够吃300粒便可“长作岭南人”。荔枝厚味高格，乐以忘家，贬谪亦非坏事，此为真挚的乡土情和深沉的咏叹调。诗人总是善于联想，“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雨后行菜圃》)，经霜后冬天的白菜可以品出牛羊肉的滋味，和熊掌有得一比。现在吃荔枝又品出了海鲜味，鱼虾味。“洞庭不复来轩辕，至今鱼龙舞钧天”(《东阳水乐亭》)，这是引用典故告诫东阳县令王概，公事余暇寄情山水可以但要敬重自然不要劳民伤财。“深红暖见鱼”，“绿暗晚藏乌”(《浣溪沙》)，常见的乌鸦藏于葱茏佳木不见其影，雨后潭水增加，河鱼大量出现，与之前旱象无鱼截然不同，见生态之好而生快乐之情。
(二)和鱼前缘太深，情分太重
苏轼具有浓郁的鱼情结。与李白遇到大赦，早发白帝城一样，熬过了七八年的岭南苦日子，天涯海角北归期间，苏轼也是心花怒放。
“天低鹘没处”“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北归的苏轼，感觉自己就是一条翻身的咸鱼，一条绝处逢生的鱼，就是一条漏网之鱼。“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送岑著作》)，“有鱼无鱼何足道”(《铁沟行赠乔太博》)，“蟹眼已过鱼眼生”(《试院煎茶》)，不断以鱼来表达自己的感悟。《河豚鱼说》写一条可悲的鱼，明明是“游于桥间，而触其柱”，却认为是桥撞了自己，气得要死，落得个“飞鸢过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的下场[7]7167。这条河豚鱼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苏轼一生，每到人生关键点都会有鱼出现。没有青神乡贡进士王方设计的“唤鱼姻缘”，就不会和王弗喜结连理，自然也就没有“十年生死”千古第一悼亡词。元祐五年(1090)苏轼写有《蝶恋花》，“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王闰之将在三年后元祐八年(1093)八月份故去。侍妾王朝云将在六年后绍圣三年(1096)七月份故去。有分析文章说这首《蝶恋花》是写给王朝云的[21]。朝云是苏轼夫妻救下的落入苦海的鱼，或者说，朝云就是一条报恩的鱼，只为苏轼而来。其实这首初五买鱼放生祈福词《蝶恋花》不是写给王朝云而是写给王闰之(同安郡君)的。苏学专家李景新指出：“这首作品的创作缘于王闰之生日时的放生活动。当时苏东坡在杭州做知州，美丽的西子湖畔有一种放鱼以积功德的风气。苏东坡一生好佛，王闰之也深受其影响，笃信佛教。苏东坡带着三个儿子陪伴夫人到西湖放生，并作这首《蝶恋花》献给妻子。”[22]苏轼自我注解：“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有一条鱼差点要了苏轼的命，这条鱼直接关系苏轼的生和死。《避暑录话》[17]100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御史台关押还没结案期间，儿子苏迈负责每天送饭，俩人商量如果杀头就送苏轼爱吃的鱼。有次苏迈出城借钱委托亲属送一次饭，亲属不明就里，饭菜中恰好有一条熏鱼，苏轼判断死期来了，此刻的自己恰如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间耳。遂写了两首遗言即绝笔诗求狱卒梁成带出。
(三)从鱼看苏轼的生态思想
中华民族一直把慎于饮食作为重要的养生之道。在镇江焦山，苏轼饭后写过“芽姜紫醋灸银鱼”，“此中风味胜莼鲈”(《鲥鱼》)，点赞镇江醋与江南鱼。苏轼吃什么就以诗歌的形式写什么，如《野雉》《渼陂鱼》《丁公默送蝤蛑》。贬居黄州结束任登州太守时来到蓬莱，吃了鳆鱼极尽赞美：“膳夫荐华堂”，“雕俎生辉光”(《鳆鱼行》)。鳆鱼就是今天的“鲍鱼”，鲍鱼堪为与海参、对虾并列的海珍品，又为“产八珍之冠。苏轼借咏鳆鱼，“其实表露自己有着鳆鱼刚强性格、珍贵价值，处于艰困苦难之中亦顽强对抗黑暗官场社会，流露出正直、率真心性”[23]。除了爱吃鱼，吃肉外，苏轼也忌讳“甘脆肥浓”[7]7400，主张饮食要偏于素食，倡导简单的饮食方式，不能离开天然时令蔬菜。比如，作于元丰元年(1078)密州任上的一首《春菜》诗，因菜动思乡情，除了白鱼、鲙缕、江豚、凉饼、酒之外，还有蔓菁、韭芽、蕨菜、青蒿等10种蔬菜，强调淡饭粗茶强于海味山珍。其诗《猪肉颂》详细描述了红烧肉的烹制过程。在写给堂兄即伯父苏涣三子苏不危(字子安)信中说：“常亲自煮猪头，灌血腈，作姜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7]8663“太安”指太安鱼，太安镇瓦漩沱，潼南名产，他处罕见。这里用鱼表示对自己制作黄州猪头肉的喜欢。
生态思想也表现于对动物天然的喜爱、仁慈与怜悯。苏轼能够把悲悯情感施加于一切小生灵身上，仁爱万物[7]7072。《岐亭五首》写于黄州，是写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而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好友陈季常的。“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因与佛法接触，对生命体悟更深，在黄州饮食观念亦有很大变化。“余少不喜杀生，然未能断也。近来始能不杀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杀。自去年得罪下狱，始意不免，既而得脱，遂自此不复杀一物。”[5]2048别人送给他这些水产他又复投江中，即便难以复生也强于死在锅里。劝勉自己吃全素或者吃“自死物”，不可为口福之欲执刃杀生，满满的对生命的敬畏。蛤蜊再小亦有情，并说再去你陈季常家千万不要像以前一样杀鸡捉鸭。在岭南惠州，鼓动亲友合伙出资将一处池塘改成水库养鱼养虾，为防止烂捕烂捞制定了合理的捕捞公约。
人类选择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是临水而居，捕鱼为获取食物最简便的方式。“鱼”与“余”同音，象征性强，民俗里鱼意象属于吉祥物。《诗经》中鱼意象多次属于情爱隐语，翻车鲀鱼是地球上生殖力最强的动物。鱼在绘画音乐舞蹈在古典园林建设里亦有较多的应用。中国和外国民间文学中鱼有时不是普通水生生物，而是具有某种超自然力有灵气的神奇之物。
鱼是苏轼诗歌里反复出现的意象，内涵丰富，主动吸取传统的中华鱼文化。或对过山车般政治生活的认知，巧妙地借鱼意象给以艺术表达，或比君臣上下，或喻蛮荒历史，贯穿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苏轼作品中的鱼意象有儒学内涵，也有庄学思想，甚至用鱼比喻文坛风气。这些丰厚的底蕴使诗歌愈加敦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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