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乐府诗辑考及其乐府诗创作研究
徐 艳 丽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郝经是蒙元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其在经学、史学、政治、文学等方面造诣深厚，影响深远。就郝经诗歌而言，《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提要》称：“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不但以忠义著也”(1)(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2页。，其中将郝经与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并行而论，足见其诗歌创作成就突出。在郝经的诗歌创作中，乐府诗创作一方面继承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另一方面追慕汉唐乐府诗风格，别具一格，影响巨大，对整个元代乐府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文献辑考，可知郝经乐府诗共116首，他是元代前期继汪元量后乐府诗创作数量最多者，也是元代大力创作乐府诗的第一人。但到目前为止，在郝经的理学及其诗文造诣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关于其乐府诗学界尚缺乏研究，故本文从郝经的乐府诗辑考入手，考察其乐府诗题、体式内容及风格等要素，探究郝经乐府诗的继承与新变及其在乐府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郝经《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共有六个版本，其中结集于元代的有两个版本：至元家藏本《甲子集》和延祐本《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甲子集》是郝经被困南宋真州仪真馆时亲自编订而成，并自序《甲子集序》。根据《郝经集编年校笺·前言》中“《郝经集》版本流变”的论述可知，“延祐本《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所收郝经诗文之体，与苟宗道《故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所记《甲子集》郝经诗文之体基本相符”。(2)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2页。明代正德本《郝文忠陵川文集》亦在延祐本基础上整理而成。清代版本和《四库本》以及现代校笺的《郝经集编年校笺》也都依正德本的体例编排而成，在诗歌收录上，“诗共十四卷，又按不同诗体分类，计古诗五卷，古诗和陶二卷，歌诗五卷，律诗二卷，七绝与五绝一卷”。(3)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5页。从以上诗歌编排体例上看，其中并没有专列乐府类。本文通过辑考，可知郝经的乐府诗主要分散在卷二至卷十二的古诗和歌诗中，现按照乐府旧题和乐府新题辑考如下：
(一)乐府旧题诗
《郝经集》卷二古诗中收《古意》和《三台》两首乐府旧题诗。
《古意》，《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淫思古意》，另外《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亦收唐沈佺期《独不见》，而《全唐诗》卷九六作《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其注曰：一作《古意》，又作《独不见》。(4)(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66页。宋代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第一》，有“古调二十四曲”，其中收有(李白)《古意》(5)参阅(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 2009年，第913页。，此外宋代薛秀宣作《古意》收录于《浪语集》“乐府”类。所以郝经《古意》当为乐府旧题诗。
《三台》，《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三台二首》《上皇三台》《突厥三台》，序中曰：“按《乐苑》，唐天宝中羽调曲有《三台》，又有《急三台》。”又引《邺都故事》：“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绍于邺，十五年筑铜雀台，十八年作金虎台，十九年造冰井台，所谓邺中三台也。”(6)(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57页 。结合内容看，郝经《三台》属于赋题而作，当为乐府旧题诗。
《幽兰》，《郝经集》卷三古诗中收《幽兰》一首。《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中有《幽兰》，收鲍照《幽兰五首》，唐崔塗一首。此外《元好问集》卷六乐府类，有《幽兰》一首。从内容上看，元好问《幽兰》与郝经《幽兰》同属“咏兰”之作，因此可将郝经《幽兰》列为乐府旧题诗。
《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收在《郝经集》卷六古诗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有《怨诗行》，且收陶潜《怨诗》，即《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郝经此首为和陶诗，属乐府旧题诗。
《饮酒》，《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饮酒乐》，引《乐苑》曰：“《饮酒乐》，商调曲也。”(7)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49页。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卷十三中乐通二，唐曲有《饮酒》。(8)(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6页。《乐府续集·杂曲歌辞》元代卷收郝经《饮酒》19首，(9)郭丽、吴相洲：《乐府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3775页。从内容上看，郝经19首《饮酒》组诗，是和陶潜《饮酒》拟作，因此当为拟乐府诗。
《梁甫吟》，《郝经集》收在卷十歌诗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有《梁甫吟》：“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甫吟》。”(1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05页。李白有《梁甫吟》：“萧云：‘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时而遇主也。”(11)(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6页。郝经此首《梁甫吟》为游历山东，登泰山而作，在内容上仿李白《梁甫吟》主题，抒发怀才不遇之情，因此当为乐府旧题诗。
此外，《郝经集》卷八和卷十二分别收《长歌哀李长吉》和《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有《长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12)(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2页。郝经此两首诗是在《长歌行》乐府旧题的基础上分别加上了“哀李长吉”和“为正甫书状寿”，可视为乐府旧题诗。
(二)乐府新题诗
除了上述26首乐府旧题诗外，郝经乐府诗多为新题乐府，主要收录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八至卷十二的歌诗中。从“歌诗”的命名看，学界把歌诗定义为“泛指一切有音乐舞蹈表演的诗歌，只有作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曲目的歌诗才能称为乐府”(13)吴相洲：《乐府相关概念辨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歌诗多与音乐相关，随着乐府旧题拟作和新乐府的出现，能否为朝廷音乐机构表演已不再是乐府诗的唯一标准，因此乐府与歌诗的概念出现了不对等性，汉代歌诗即为乐府，到唐代，歌诗不一定是乐府。宋元时期，“歌诗”在唐代歌诗的概念上变得更加宽泛，“除了可以涵盖新旧题乐府、唐教坊体(如《阳关曲》《柳枝》《杨柳枝》等)之外，尚有乐语、口号、乐章、上梁文、青词，以及一些杂记文章和墓志铭后面的赞语等”(14)韩伟：《元代“歌诗”的繁荣与历史定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因此郝经的歌诗不能全部视为乐府诗，需加以甄别。葛晓音在《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论及新题乐府：
所谓新乐府，包含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新乐府指在唐代歌行发展过程中从旧题乐府中派生的新题，或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取法汉魏古乐府，以“行”“怨”“词”“曲”(包含少数“引”“歌”“吟”“谣”)为主的新题乐府。狭义的新乐府指广义新乐府中符合“兴谕规刺”内容标准的部分歌诗。(15)葛晓音：《新乐府的缘起和界定》，《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葛晓音的新乐府概念从乐府诗的题名和内容两个方面对新乐府作了界定，从广义上的新乐府概念来看，《郝经集》中以“行”“歌”“词”“吟”“叹”“曲”“怨”为题的诗作，可视为新乐府，因此郝经此类新乐府共65题90首，具体包含以下篇目：
表1
综上所述，郝经共有乐府旧题诗8题26首，以“行”“歌”“词”“吟”“叹”“曲”为题组成65新题90首乐府诗作，共计116首乐府诗。
吴相洲在《乐府学概论》中指出乐府诗的五个要素：题名、本事、曲调、体式、风格。(16)参阅吴相洲：《乐府学概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现就郝经乐府诗在题名、体式和内容风格几个方面的继承与新变展开论述。
(一)题名
郝经的乐府诗题实际上是在继承元好问乐府诗题基础上融合李白乐府诗题的特点创新而成。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评价元好问乐府诗“为古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以写怨思者，又百篇余”(17)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郝经所说的“古乐府”实际上就是元好问的乐府诗，元好问的乐府诗题在郝经看来是“特出新意”，与旧题不同。纵观《元好问全集》卷六乐府共收乐府诗50首，仅《长安少年行》是乐府旧题，《湘夫人咏》则是在《乐府诗集·琴曲歌辞》中《湘夫人》的基础上加上“咏”字组合而成，其余全部为乐府新题。所以郝经所谓的“特出新意”的乐府诗题，当是以“行”“咏”“怨”“谣”为结构词的新题乐府，其中还包括《芳华怨》《后芳华怨》的名篇方式。元好问的乐府新题除《湖上来》《宝镜》选首句两字或三字名篇外，其余都是以“行”“咏”“怨”“谣”为结构词组成诗题。这种新题乐府名篇方式源自张籍、王建、白居易等唐代作家新题乐府的名篇方式，纵观唐人新乐府名篇多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继承汉魏乐府传统，以“歌”“行”“曲”等为结构词名篇；
第二种是白居易提出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意”的三字为主的名篇方式(18)(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注：《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即选首句前三字为题，且题名即为诗歌要表现的主旨，但这种名篇方式多无规律可寻，如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华原磐》《捕蝗》《七德舞》等篇。元好问基本上使用第一种名篇方式，以“歌”“行”“曲”“怨”“谣”为题“即事名篇”“因事立题”。郝经则完全继承元好问的这种乐府新题的名篇方式。
郝经的乐府诗题还加入了李白新乐府诗题的制题方式。关于李白的新乐府诗题，傅如一曾指出“这类诗，在李白的笔下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即‘某某歌’(含‘某某行’、‘某某吟’)加送‘某某人’(含‘送某某人到某地方去’)的结构模式，应当看到，这就是乐府诗在李白笔下的演变和发展”(19)傅如一：《李白乐府论》，《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傅如一所说的这类乐府诗是指李白乐府诗中《白云歌送别》《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金陵歌送别范宣》《赤壁歌送别》等乐府诗题。查阅郝经的乐府诗，也多有此类诗题，如《长歌哀李长吉》和《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正是在乐府旧题《长歌行》的基础上加上具体内容组合而成，此外还有《烈士吟赠总领宋琚》《山阳橙歌赠缑子玉》《鼠毫笔行赠刘远》《入奏行赠千户魏斌》。郝经乐府诗题还有《听角行》和《后听角行》，与元好问《芳华怨》和《后芳华怨》以及《饮酒五首》和《后饮酒五首》在诗题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郝经还继承了苏轼同题拟篇步韵的乐府旧题诗创作方式。在郝经的乐府旧题诗中，《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一首和《饮酒》19首为郝经和陶诗之作，其《和陶诗序》曰：
赓载以来，倡和尚矣。然而魏晋迄唐，和意而不和韵，自宋迄今，和韵而不和意，皆一时朋俦相兴酬答，未有追和古人者。独东坡先生迁谪岭海，尽和渊明诗，既和其意，复和其韵，追和之作，自此始。(20)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
郝经序中指出，自倡和之风兴起以来，既和其意，又用其韵的和诗以苏轼为开端。结合乐府发展史，乐府拟作魏晋已有之，但真正的依韵和诗则开始于苏轼。郝经继承苏轼所开启的拟篇步韵的和诗创作方式，但在诗题上又有所不同，苏轼和诗在题名上多加入“和”字，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和陶怨诗示庞邓》《和陶止酒》等，但郝经更注重乐府题名的使用，直接以《怨诗楚调庞主簿邓治中》和《饮酒》的乐府旧题为题名。
(二)体式与结构
郝经的乐府诗体式以七言歌行为主，同时还有少数的五言体以及杂言体。作为元代理学大家，郝经在诗歌理论方面将诗与政治结合。乐府诗自汉代起就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传统，正如他在《五经论·诗》论道：“《诗》之于王政如是之切也，于人之情如是之通也，于治乱如是之较且明也”(21)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00页。，郝经正是将诗歌看作为政治服务的手段，具有政治治乱的功能。这一认识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22)(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4页。因此郝经“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在其乐府诗创作中占有较大比例，且在体式上与白居易新乐府体式一致。而白居易所谓的“新乐府”确实还有一层诗体上的涵义：“相对于汉魏乐府和李白乐府中尚留的五言体，必须运用当时流行的七言歌行体。”(23)谢思炜：《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因此郝经乐府诗中“即事名篇”类的歌行体，多以“行”为题创作，占其全部乐府诗作的45%，也是最能代表郝经乐府诗成就特色的一部分。
郝经七言歌行体在继承白居易新乐府体创作的同时，还将四言、五言以及骚体句式融入，形成了杂言体。而将骚体句式融入乐府诗中，早在西晋傅玄乐府诗中就已出现，李白乐府诗中也多采用这种融和骚体的句式，如《远别离》三言、七言和骚体句式并用。郝经乐府诗正是对魏晋及唐代乐府诗体式的继承和发展，如《梁甫吟》：
南山有芙蕖，北山有鲤鱼。河干石亦烂，海竭桑亦枯。于嗟乎，将安归乎？南山有鵷雏，北山有蒲芦。苍梧竹不实，朝阳桐亦枯。于嗟乎，将安归乎？秋兰兮青青，秋菊兮有英。美人兮不来，芳菲兮满庭。望美人兮山之阿，褰桂子兮披绿萝。美人兮不来，临风兮啸歌。荒山陂陁，六龙蹉跎。云雷不从，将奈之何。(24)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
诗中杂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和骚体句式，可谓句式变化多端，同时又三次换韵，前十二句押虞部韵，中间四句押庚青韵，后八句押歌韵。多种句式的变化，使得情感表达更为激烈，更能突出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怀才不遇的情感。
此外，郝经的七言歌行体，在内容组织安排上，开篇多以奇崛瑰丽之语句造成一种声势浩大之感。如“惊风吹沙暮天黄，死焰燎日横天狼”(《居庸行》)、“中原南北限两岭，野狐高出大庾顶”(《北岭行》)、“坏山压城杀气黑，一夜京城忽流血”(《青城行》)、“萧萧弓剑秋山行，老玉破碎前相迎”(《灵泉行》)，诗句中既有李贺的奇崛险怪，又有初唐边塞诗的壮阔。郝经乐府诗篇的结尾又往往以议论点题，其中又融入乐府套语“君看”“君不见”等句式，如“君看符氏与薄姬，关系数朝天子事”(《天赐夫人词》)、“君不见湘妃祠前风雨夕，赭山伐木一无遗”(《封松行》)、“照耀万古光斯文，与世作瑞垂后昆”(《灯芝行》)、“十四万人皆男儿，夫人宜向蜀宫死”(《花蕊夫人词》)。从乐府发展史上看，郝经此种结尾议论点题的手法明显受到李白乐府诗的影响，李白乐府诗中多有句中或尾句议论点题的特点，如《将进酒》中“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25)(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5页。，《幽州胡马客歌》中“何时天狼灭，父子得安闲”(26)(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4页。，《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27)(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03页。等。
问答句式在郝经乐府诗中频繁使用。问答句式是汉魏乐府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汉魏乐府多有对“君”倾诉的情形，如《古别离》中“远与君别者”“送君如昨日”的抒情表达，陶潜《饮酒》中“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等等。郝经乐府诗充分继承汉魏乐府第一人称的抒情方式，如《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在自问自答中感情倾泻直出，有一种激烈奔放之势，句中“髯公子，听我歌，歌声苦长奈若何”与李白《将进酒》中“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在第一人称的运用上，其手法尤为接近。
再者，郝经乐府诗容量增大。在继承李白乐府诗体式和结构安排的同时，他又将杜甫“直赋时事”的以“史”写诗的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28)唐汝询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援古以讽今，读者鲜识其旨”，见《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中《乌棲曲·集说》。李白撰，安旗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14页。在体式上主要表现为篇幅的扩大和组诗的形式书写，如《沙陀行》全篇共136句，采用68韵，从铁木真统一蒙古到灭金、取西夏，平定大理，统一西域，最后到国家一统的过程都融在了诗句之中，几乎是一幅蒙元的征战图。组诗的形式又进一步扩大了诗歌的内容容量，如《金源十节士歌》十首组诗对金代十位忠义孝节之士的英雄事迹进行的铺陈记述，使其乐府诗具有了“史”的纪传体的功能特点。此外，还有《灵泉行》《阳春怨》皆采用联章体进行创作。
总之，郝经乐府诗在体式上以七言歌行体为主，同时又有五言体和杂言体的形式，还继承了汉唐骚体句式，使其诗更富有风雅意蕴。在结构安排上，融合李贺、李白的乐府诗特点，以奇崛的句式开篇，同时又喜用乐府套语“君不见”于句中，结尾继承李白乐府诗以议论点题的手法。第一人称口吻的问答形式则是对汉乐府的全面继承。郝经还学习杜甫诗中“直赋时事”的手法，以“史”写诗，长篇乐府和组诗等形式又极大地扩大了乐府诗的内容容量。
(三)内容与风格
罗根泽在《乐府文学史》中称李白乐府诗内容丰富，“故词至苏轼而范围始放大，乐府亦至李白而领土益扩充”。(29)罗根泽：《乐府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比较郝经的乐府诗，则内容继续扩大，涉及范围更广阔。咏史纪事诗如《朝歌行》《共山行》《三峰山行》《青城行》《照碧堂行》《汝南行》，从金元纷争，到金节节退败，以至于最后的彻底灭亡，以重要战役地点的转移，将金源灭亡的详细过程通过乐府诗“铺陈直述”地描写出来，明显继承了杜甫“直赋时事”的诗歌创作特点，具有较强的“史”性。此外，郝经乐府诗继承汉乐府的叙事传统，较强的叙事性作品如《天赐夫人词》根据元好问《续夷坚志·天赐夫人》故事，把梁公肃遇美妇并与之成婚的故事完整地摹写出来。
英雄诗如《唐十臣像歌》《金源十节士歌》《烈士吟赠总领宋琚》《武当山道士歌》《彭城李师射虎行》《巴陵女子行》《武昌词二首》《绿珠词》《朝云词》《蔡江月歌》是对英雄志士的讴歌颂赞，郝经此类乐府诗中所歌颂的人物身份各异，有王公贵臣、道士、忠义死节志士，更有一些忠贞刚毅的女性。
书画琴曲艺术诗如《赵邈龊伏虎图行》《鼠毫笔行赠刘远》《觱篥行》《黄山草圣歌》《怀素青帘关将二帖歌》，有对精湛画虎技艺，制笔技术的颂赞，对书法艺术的称赞，还有对琴艺的精湛描述。
风俗民情诗如《怀来醉歌》作于蒙古宪宗五年冬，郝经应皇帝忽必烈之召，路经怀来这一塞北通衢时见到西域民族酒店中蒙古女子招揽客人的情景，把具有民族特色的酒店情景描摹出来。《化城行》将北方草原沙漠戈壁滩中的海市蜃楼以幻化之城形象地描写出来，同时又将其与现实人世间的城市进行了对比。
咏物诗如《藜杖行》《古菱花镜词 》《梨花曲》描摹物象生动细致，尤其是《梨花曲》语言精美绮丽，极写梨花盛开的景象。
抒怀言志诗如《阳春怨四首》《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后听角行》《灯芝行》《江梅行》《江声行》《听角行》抒发以国使身份出使南宋被困仪真馆时的抑郁忧愤之情。
此外还有《入奏行赠千户魏斌》，是一首向朝廷上奏的奏书，对魏斌舍身相求的行为给予表彰。
由此可见郝经乐府诗内容之开阔宽广，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个人言志抒怀，又有写史纪事、英雄赞歌，民俗风情、塞外奇观，以及书画琴曲艺术，甚至是入朝奏议，内容丰富，包罗万象。
郝经乐府诗创作以出使南宋被困仪真馆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风格以“奇崛峻峭”为主，后期则表现出“飘逸哀婉”的特点。郝经前期的乐府诗风格更多的是受李贺诗风的影响，表现出“奇”的特点，元代李之绍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中曰：“杂著歌诗，涵泳古今，本原《骚》《雅》，不失为奇作。”(30)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2页。郝经善于运用奇特的语言描绘险怪突兀的壮观景象。作为理学名儒，尽管被幽禁仪真馆达十六年之久，但在后期乐府诗创作中，郝经以一种旷达、平易自然之笔表现出“飘逸哀婉”的乐府诗风格。钱志熙指出：“郝氏诗歌的正源，正是由元好问而上溯以苏黄为代表的元祐诗风，再上溯以李杜为代表的盛唐诗风，进而上溯汉魏，以至上摩风雅体。”(31)钱志熙：《郝经的文学创作的渊源和造诣》，《求实学刊》2007年第4期。就郝经的乐府诗而言，实际上是由元好问而上溯到杜甫、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主旨，同时又融李白、李贺乐府诗创作手法，追慕中唐新乐府，同时又上追汉魏乐府诗风格，从而形成一种乐府风雅体。
元代是继唐代之后音乐最为繁盛的时期，多民族融合下的多种音乐共生，交融影响，造就了中国音乐史上又一辉煌的时代。元代宴歌、酒歌、踏歌等多种音乐形式普遍存在，甚至丧葬礼俗中的碑铭作品也可入乐歌唱，如郝经撰写《汉义士田畴碑》中有“作歌以明君之志云。歌曰：君在难兮时多艰，士有志兮事无难。跃马去兮逾关山，明月皎皎兮照刀环”之句。(32)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883页。有学者认为“此处的‘歌’很显然应是名词，紧接着便以‘歌曰’形式铺陈了一大段带有骚体性质的诗句，而且这些诗句带有明显的歌辞性质”。(33)韩伟：《元代碑铭及其音乐性初探》，《阅江学刊》2015年第6期。由此可见，元代碑铭中部分文字可用于歌唱。郝经歌诗中《听姚尚书弹玉磐琴》和《觱篥行》为两首音乐之作，第一首开篇对姚枢的绝妙琴艺高度赞扬，并对琴声有细致描写并描写了听琴的感受；
第二首是听到觱篥声，回忆燕都宴会时听觱篥的场景，对琴声的描写细致入微。从两首音乐作品的描写来看，郝经自身应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郝经乐府诗中的部分作品也与音乐相关，其中《灵泉行》中描述的就是宴饮高歌的场景。此诗作于蒙古宪宗五年(1255)秋郝经游历山东期间，诗中序言曰：“乙卯秋八月，及行台严公猎于东山，遂会于凤山之灵泉，故赋二诗。”(34)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70页。序中交代了与严公即严忠济会于凤山灵泉的经历。《灵泉行》其二后四句曰：“须臾挝鼓震虚谷，樽酒坐啸还同倾。醉歌扣碎一明月，欲入碧海骑长鲸。”(35)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71页。描述了与严公相饮于灵泉边的情景，诗句中描述了两人相饮甚欢，通过击鼓方式行酒令，尽兴时醉酒高歌，因用酒杯击案打拍以至于酒杯破碎的欢乐情景。从诗中所描述的饮酒行酒令，酒醉高歌的事实来看，元代饮酒歌诗的习俗当依然存在。
此外，《金源十节士歌》明显入乐可歌。《金源十节士歌》选取金代的“节义之士”“王刚忠公”等十人作诗，其序曰：
金源氏播迁以来，至于国亡，得节义之士王刚忠公等十人，皆死事死国，有古烈士之风，可以兴起末俗，振作贪儒……作歌以歌之，庶几揄扬激烈，由其音节，见其风采云。(36)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56页。
序中用到两个“歌”字，前一个“歌”指歌诗，后一个“歌”是动词，有歌颂和歌唱之意，但结合后面提到的由于“音节”不同而产生的“揄扬激烈”的声情效果来看，此十首“节士歌”当可歌之。
《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是依乐府旧题《长歌行》而作，创作此首乐府诗时郝经已被困仪真馆七年之久，从题目上看本首是为其门徒苟宗道生日而作。在《郝经集》中有多首为苟宗道的生日贺诗，如至元七年的《寿正甫书状》序中言“往岁正甫寿予以诗，今岁复用其韵以寿之”(37)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378页。，可见以诗为苟宗道祝寿已是惯例。而在这些生日祝寿诗中，唯此篇用《长歌行》为题，情感最为激烈。《长歌行》本意是歌声之长短，汉魏时人作长歌，并没有特别的立意。晋人陆机的《长歌行》写感春物芳菲，人生易逝，是对古辞“青青园中葵”主题的继承。于是感慨生命短暂，需要及时努力就成了拟乐府《长歌行》的传统主题。郝经作此首《长歌行》，已被困真州七年之久，诗中既感叹时光易逝，又有被困的怨愤，但在怨愤之中依然流露出积极向上的昂扬之气。作为乐府旧题，《长歌行》的曲调早已不传，但元人已有翻作旧曲之例，如《觱篥行》中提到的“主人捧觞初寿客，一声便作新《凉州》”。结合郝经《长歌行为正甫书状寿》的文字音节，可以看出明显的音乐性，如以下诗句：
髯公子，听我歌，歌声苦长奈若何……借问怨何事？怨我与子久在江之沱……所以歌声长，与子砭沉疴……我歌声正长，莫叹犹未归。壮节巉天虹贯日，志士岂作儿女悲。(38)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292页。
古辞“按长短歌行，皆言其歌声发越自有短长”(39)(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上)，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5页。，从诗中多次言及“歌声苦长”的声情效果来看，此篇当为可歌之作，句式以七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且句式流畅自然，感情倾泻直下。此外，本诗前二十三句押“歌”韵；
中间八句隔句相押，押“迥”“梗”两韵，按照王力古体诗邻韵通押的原则，实际上“迥梗”可统一归为“庚”部；
(40)参阅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332页。后六句押“支微”韵，两韵归为“支”部。因此本首诗采用“歌+庚+支”三个韵部转换，从而构成声情的跌宕起伏。清代汪烜将五音(宫商角徵羽)与诗韵相联系，“字之有五音自然之理。别其五音焉，犹是别韵之意焉已耳”(41)(清)汪烜：《诗韵析》，古本光绪十年刻本，第141页。，他将15韵部的诗韵与声情结合，其中歌部、庚部和支部的声情分别为：歌部在声情上有“佩玉鸣珂，坐石攀萝”的声情效果，而“庚”部则是“大雅铿铮，慷慨不平”之气，“支”部有“静夜幽思，伤心别离”之痛楚。郝经此首《长歌行》，前23句从两人出使南宋被困仪真馆的事实诉说而起，声情较为缓和；
接着中间8句，在上一层的感情上推进，从而形成一种“慷慨不平”之气；
最后，作为理学家的旷达诗人又将这种不平之气归为幽静离别的痛楚，所以，整首诗结构错落有致，声情抑扬顿挫，在激昂悲痛中富有节奏感。
总体而言，结合元代多民族融合下音乐繁荣的社会现实，从郝经乐府诗中可以窥见元代宴饮歌诗的习俗依然存在。结合郝经歌诗中对音乐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可知郝经自身应具有一定的音乐素养，在这种音乐素养的基础上，其乐府诗创作除了对汉魏乐府古诗文字上的模拟之外，更有音乐声情上对乐府古调的追慕。
郝经的乐府诗观是以“浑厚高古”的风格和“风雅”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上“性情”的艺术表现力而构成，这一乐府诗观主要体现在《一王雅序》中：
战国而下，逮乎汉魏……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而当世之政不备，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续正变大小风雅之后。汉魏而下，曹刘陶谢之诗，豪赡丽缛，壮峻冲淡，状物态，寓兴感，激音节，固亦不减前世骚人词客，而述政治者亦鲜……唐一代，诗文最盛……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42)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720页。
郝经提到“郊庙乐章、民谣歌曲”正是汉乐府诗的内容，郝经所推崇的也正是这类乐府诗“浑厚高古”的艺术风格，并指出当世不能延续“风雅”之“讽兴喻谏”的诗歌表现手法，以及诗歌与政治脱节的弊端。从《一王雅序》中可以看出，郝经所真正推崇的是汉魏和唐代的乐府诗。这些乐府诗都能体现“风雅”的特点。除了对“高古”“风雅”的提倡外，郝经乐府诗还追求“性情”的书写，他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就曾论述“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43)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631页。郝经在《五经论·诗》中也多次提到各种类型的诗作均由人之性情而产生，可见，郝经论诗尤其强调“性情”。
作为元初理学、史学、文学大家，郝经的乐府诗在元代乐府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他在继承汉唐乐府诗创作的同时，又富有创新，在诗题、体式和内容风格上都富有新变，其乐府诗创作对王恽、虞集、吴莱、杨维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郝经继承苏轼的同题和步韵的乐府创作方式，掀起了元代同类乐府和诗和拟作的创作热潮。自此之后，元代大量出现和诗，如刘因《和饮酒二十首》是和陶《饮酒》步韵之作，释梵琦《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亦是和陶诗，还有刘敏中《和元遗山饮酒五首》和《和后饮酒五首》亦是和元好问诗作。王克恭的《武夷九曲棹歌次韵朱文公韵十首》则是和朱熹的《武夷九曲棹歌》，曹文晦的《九曲棹歌》亦是如此。此外还有胡奎的《野田黄雀行》则是同题拟曹植乐府诗作。清代陶自悦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序》中言：“嗣后姚氏燧、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黄氏溍、柳氏贯、欧阳氏玄、吴氏莱，咸以其文成一家言，有名元代，非先生导其先路哉？”(44)郝经著，张进德、田同旭校：《郝经集编年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066页。可以说，郝经是元代乐府诗创作的先驱式人物。郝经乐府诗观中“风雅”“性情”的创作理念对以杨维桢为首的元末古乐府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并首开先河。此外，他的以乐府诗写“史”的手法对杨维桢的咏史类乐府诗亦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郝经是元代乐府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其乐府诗创作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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