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发展
郑东晓，杜 敏
（1.遵义医科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李宇明认为，语言教育有事业和产业之分，语言教育事业需要成本投入，涉及经济问题；
语言教育产业则主要是经济活动［1］。国际中文教育是语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崔希亮［2］、宁继鸣［3］、李泉和陈天琦［4］、刘珣［5］等学者一直对国家层面的事业属性和学校层面的学科属性讨论较多，对行业层面的产业属性却关注较少。鲁骥和王建勤曾从产业发展和制度安排视角，对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现状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了阐释，并提出了产业化和非产业化并行的发展模式［6］。但是由于时机和技术尚未成熟，他们所建议的对策与当时国际中文教育现实基础匹配度不高。惠天罡对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的经济和文化属性、产业价值、现实基础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7］，并进一步对国际中文教育供给侧优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8］。但是他未能从历时角度对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进行梳理，也未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进行辨析。因此，他们的观点均未能引起学界足够关注。
本文将首先围绕经济价值逐一回顾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然后阐释国际中文教育双重价值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公益为本，激活经济效能”的价值观念，最后对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际效用进行论述，以启发政府、学界和业界凝聚共识，树立国际中文教育产业意识，拓宽国际中文教育经营方式，扩大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规模，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正确辨识国际中文教育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明确新发展理念、制定新发展规划的根本依据。国际中文教育历经七十多年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头，回望国际中文教育的历史过往，国际中文教育作为学科历经三次更名，分别是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事业交叉混用四个名称，分别是汉语国际推广、汉语国际传播、汉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9］。“名”因“实”变，“国际中文教育”①这一新名称，蕴含着更加广泛和深层次的经济内涵。本部分以经济价值为主线，以标志性事件、发展宗旨和基本特征（包括学习空间范围、参与机构类型、学习群体特征和人才队伍等维度）为参考依据，把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大致划分为完全公益期、盈利萌芽期、市场发展期和新技术产业化期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完全公益期（1950—1978年）
从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为完全公益期。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的第一批来华留学生，共计33人，分别来自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9］。这标志着新中国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开端，具有历史性意义。1952年，专修班被调入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这一年学生国籍又增加了朝鲜和蒙古等亚洲国家［10］。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万隆会议，与亚非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受此影响，来华留学生国别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亚洲、非洲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1］。1962年，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成立，1965年正式更名为北京语言学院，专门负责来华留学生中文教学工作［12］。接着，国际中文教育受到“文革”影响，大部分工作被迫中止。据统计，1950—1978年期间，我国累计接收培养了12800名来华留学生，几乎全部由中国政府提供奖学金［13］。
这一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受国内政治环境和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显著的公益特征，其发展宗旨主要是服务国家政治外交大局，为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培养懂中文的人才。这一时期国际中文教育完全由政府主导，具体来说就是，政府统一协调招生工作，然后委托专门学校进行培养。另外，所有参与机构均属于非营利性质，这些机构的相关运营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甚至连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也完全由中国政府资助。
（二）第二阶段：盈利萌芽期（1979—2003年）
从1979年到2003年为盈利萌芽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来华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国际中文教育迎来新发展。198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14］82。紧接着，具备招收来华留学生资质的高等院校数量不断增加，国内高等院校逐渐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主阵地。与此同时，国际中文教育师资数量和质量已不能满足发展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85年，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15］。1986年，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开始培养对外汉语方向硕士研究生［14］115。198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家汉办”），负责领导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16］。在此期间，高等院校也陆续施行了自主招生、招收自费生以及组织中文短期培训班等一系列新举措。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成为国家主要议题，国际中文教育的政治色彩弱化，服务经济贸易的特征凸显。最初的发展宗旨也随之扩展，变更为服务国际政治交往的同时，兼顾经济贸易往来。另外，随着学习群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国际中文教育的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统筹、高等院校主导。某些参与机构在保持公益特性的基础上，开始以收取学费、培训费等盈利方式经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
（三）第三阶段：市场发展期（2004—2018年）
从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成立到2018年为市场发展期。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17］。随着国外市场对汉语师资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家汉办开始实施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从国内招募汉语教师志愿者，然后派到世界各地从事汉语教学工作。2007年，孔子学院总部在北京举行揭牌仪式［18］。在此期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对中文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国内外市场规模不断拓展壮大。在国内，2016年来华留学生规模突破44万，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19］。在国外，孔子学院在全球迅速扩增，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关注的新焦点。截至2018年，全球已有154个国家（地区）设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各类学员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17］。另外，以中文培训、国际中文教师培训为代表的教育机构不断涌现，并且开始运营获利。例如，韩国中文教育市场十分火爆，全国五千多万人口中，有一千零六十多万人在学习汉语［20］。2013年，韩国中文教育产业的规模为28.03亿人民币至35.95亿人民币［21］。据了解，国内京、沪、深等大城市的国际中文相关培训机构也获得了良好的收益。
这一阶段国际中文教育迅速由国内向国外延展，形成了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在此期间，国外中文学习群体规模逐渐超过了国内，事业发展重心也逐渐偏向了国外。国际中文教育服务宗旨逐步精准化，开始筹划如何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对接。另外，国际中文教育运行机制也发生变化，转变成“政府宏观调控、高等院校和孔子学院共同引领”这一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私营教育培训机构开始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拉开了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运营大幕。
（四）第四阶段：新技术产业化期（2019年—）
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步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国际中文教育要坚持市场化运作，支持中外高等院校、企业、社会组织开展国际中文教育项目和交流合作［22］。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大规模线上教学，慕课、微课、直播课以及数字教学资源等科技化产品所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引发关注。随后，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先后成立。9月，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布了“中文联盟”云服务、“汉语桥”俱乐部App、“网络中文课堂”项目、“中文学习测试中心”项目等四个中文学习平台。10月，全球首个“网络中文课堂”在希腊爱琴大学成立，开启了国际中文教育新模式［23］。12月，“全球中文学习平台”落户青岛，随后国际中文教育交流周启动，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外企业家论坛上，各界人士共同探讨国际中文在线教育的市场前景［24］。
这一时期，受新冠疫情和新技术双重驱动，国际中文教育网络虚拟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初步形成了现实空间、网络空间和融合空间并行发展的新格局。新格局的主要特征是新技术成为联通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重要手段，并且开始逐渐淡化两者之间的物理边界。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宗旨在上述三个阶段基础上也将更加聚焦和丰富，如增加服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等新内容。另外，日益增长的中文学习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国际中文教育供给成为阻碍事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化运营和新技术赋能成为化解困境的关键。
从发展历程来看，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逐步由隐性转为显性。发展的第一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完全的公益特征，经费投入全部由政府承担；
第二阶段高等院校开始招收自费生和开办短期中文培训班，有些高等院校开始盈利，经济价值部分显现；
第三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国内外市场持续壮大，各种培训机构出现，开始经营获利；
目前发展进入了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其经济价值将持续彰显，并迎来产业化发展的新机遇，这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要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契机，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然而，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产业仍处于零散、不成规模的状态，并且具有较强的自发性，迫切需要价值理论指导和政府层面统筹。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公共产品一般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具有典型公益价值，准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和经济双重价值。那么国际中文教育属于哪一类呢？若要判断公共产品所属的类型，需要重点分析产品在消费或使用方面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完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是纯公共产品，国际中文教育面向全球，一直致力于扩大影响范围，然而它又不同于国内义务教育，不具备无差别供给的现实条件，所以国际中文教育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于是可以判定国际中文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它同时具有公益和经济双重价值。在历史发展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持续引发关注，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重新审视国际中文教育的公益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一）国际中文教育的公益价值
所谓公益价值强调的是国际中文教育为国家民族乃至世界等公共领域造就的福祉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正外部效应。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具有服务国家外交战略、促进对外经贸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国际沟通桥梁、增进人民友好往来等使命和职责。具体言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培养知华友华的中文人才这一方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搭建语言沟通新渠道，拓展了中文在国际事务中的功能。在文化领域，依托各级各类国际中文教育平台，通过教学和组织文化活动等方式展示当代中国形象，消除偏见和不良刻板印象，增进国际理解，为合作与交流夯实情感基础。另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也是一项国际事业，能够为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构建和谐世界贡献重要力量［25］。此外，国际中文教育通过“中文+职业”等项目为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提供中文和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中文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减贫贡献了一份力量。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
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机构、组织或个人可以通过国际中文教育产品盈利、营利或者获得一定的间接经济收益。这里的“盈利”和“营利”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盈利”反映的是一种收支状态，收入大于支出就出现盈利；
“营利”描述的是一种经济行为，即谋求利润［26］。因此，盈利不一定属于营利行为，也可能属于公益性质。根据上述内容，我们把经济价值的外延概括成直接性经济价值和间接性经济价值，其中直接性经济价值包括社会性盈利和市场化营利两种类型。
社会性盈利是指学校、社会团体等公益性机构或组织通过提供有偿国际中文教育产品而获取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不属于某个或某些人，只能用于机构或组织的发展，提高教师或工作人员的待遇等。例如，国内高等院校组织中文教学所收取的高于培养成本的学费、资料费以及住宿费等费用。
市场化营利是指企业、个人等营利性主体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销售国际中文教育产品，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或个人。例如，培训机构、科技公司等企业，通过单独或者与高等院校、孔子学院合作的方式，生产和销售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产品，获取经济利润。
间接性经济价值可以分别从微观和宏观视角进行讨论。从微观来看，人力资本理论将购买国际中文教育产品视为一种语言投资，这种投资将会给中文学习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从宏观来看，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带动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
（三）国际中文教育二元价值的协调与整合
虽然不同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发展重心不同，但是始终以服务国家民族发展为根本。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把公益价值放在首位。“十四五”时期，出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要继续强化国际中文教育公益特征。公有教学主体应该在坚持非营利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推进国际中文传播，大力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不断拓展中文的应用场景，推动中文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强化公益价值并不意味着弱化经济价值，也不意味着不能包含任何市场化经营活动，更不意味着将完全免费供给国际中文教育产品。而是需要以产品为导向，做好国际中文教育产品精细化分类，弄清哪些产品应当完全公益性供给，哪些产品可以社会性盈利，哪些产品可以进行市场化营利。
长期以来由于时代背景、中文市场规模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限制，国际中文教育一直保有显著的公益特征，然而它的经济价值一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国际中文教育正面临投入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困境，反观国际英语教育却取得了丰厚的经济红利。据统计，全球英语教育市场，除大学和政府培训机构外，约有六百亿美元的规模［27］。另外，长期以来多数国际中文教育产品并不产生经济收益，有些甚至免费提供。崔希亮认为，免费提供的中文教育，学生学习成效不好［28］。因为这样既不能体现国际中文教育的学习价值，也不能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而且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资源浪费。因此，新形势下必须要进一步激活国际中文教育的经济潜力。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无论是公有单位，还是民营企业，不能把获取经济效益作为旨归，也不能在损害公益价值的情形下，追求超额经济收益，而是要在实现公益价值的基础上赢取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二元价值的有机整合。此外，切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逻辑规划事业发展，因为在某些经济欠发达的友好国家和地区，国际中文教育的推广仍需要公益性的资助和支持。
总而言之，国际中文教育的公益价值是根本价值，是贯穿整个发展阶段的根基，经济价值是重要价值，是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阶段要树立“坚持公益为本，激活经济效能”的新理念。
产业属性是经济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到新阶段才凸显的特征。在探讨现实基础之前，首先必须厘清“什么是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和产业化”这一基本问题。一直以来，由于产业体量不大、产业发展基础尚不成熟等原因，学者们未对国际中文教育产业概念进行单独界定，而是将其整体或部分划归于其他相关产业。语言经济学领域学者如陈鹏［29］、贺宏志［27］、黄少安等［30］将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视为语言产业的一部分；
教育经济学领域学者较少关注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蒋凯将与国际中文教育存在交叉关系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视为教育产业的一部分［31］；
另外，还有学者如魏红，将其视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32］。虽然国际中文教育产业与语言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之间存在包含或交叉关系，但是新阶段面临新形势，国际中文教育产业以往从属依附的状态难以跟上历史发展潮流，如今亟须单独筹议国际中文教育产业的未来。这样做一方面有助于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和规划，做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
另一方面，有助于未来对产业发展状况进行科学调查和评估，了解产业投入、产出以及对经济的贡献度。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在明确国际中文教育内涵的前提下②，我们尝试把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定义为，以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内容为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后，生产出各种产品或提供相关服务的产业；
从本质上说，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就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在政府调控和监督下，以需求为导向，发挥价格在国际中文教育产品供需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国际中文教育产品形式（包括服务，下文仅用产品表示）主要有中文及国际中文师资培训、中文水平测试（HSK、YCT、BCT、MCT等）、教材及教辅等纸质或数字化教学资源、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中文夏令营以及“汉语桥”等项目。随着新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国际中文教育产业的外延会不断拓展，产品形态会更加多样化、数字化和新颖化。
当下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发展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已经基本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条件。从建构角度来看，新技术产业化阶段以国际中文教育产业为发展主体，以市场化和新技术为“两翼”，构建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换而言之，新阶段产业化是发展目标，市场化是内部机制，新技术是外在手段，市场化和新技术将共同推进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鼓励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运作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将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设立孔子学院、选派志愿者和公派教师等多种渠道和方式推进其发展。近十多年来，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新需求，政府有关领导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一直鼓励国际中文教育强化市场化建设。2006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孔子学院大会上指出，推进市场化将有利于办学质量的提高［33］。201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要求，鼓励中资机构、社会组织等参与孔子学院建设，不断提升孔子学院（课堂）的办学质量和水平。2019年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强调，国际中文教育要坚持市场化运作。2021年，“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推动教育培训等消费提质扩容。国家政府层面一系列鼓励与支持措施，是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为国际中文教育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也为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数智化赋能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
李宇明认为，语言技术是一些语言产业的核心竞争力［34］。近年来，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不断革新，信息技术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数智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朝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不断发展，深刻影响着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系统和产业发展方向［35］。具体影响表现在优化投入成本和创造价值增量两方面。
一方面，数智化技术拓宽了中文学习者直接接触真实中文的路径，形成“数据多跑路，学生少跑路”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催生了在线教学、居家网考和数智化产品等新业态。从长期来看这种新模式和新业态，能够降低教学主体运营成本，减少产品加工制作时间，降低产品边际成本，节省供需双方时间和沟通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学习中文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数智化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改变了传统的消费交易空间和产品生产方式，将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在网络虚拟空间联通起来，构建了一种新型消费场景，有助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在这种消费场景中，国内国外现实或潜在的中文学习者能够通过广告、知识付费、流量分成等形式，与国际中文教育数智化产品建立某种联系。这样既能赢得更广泛的中文学习群体，又能拓展产品的类型和功能，提升产品附加值，为获取更高经济收益提供了可能。此外，近来数据被纳入生产要素，成为一种新型经济资源［36］。不久之后网络空间的学习数据也将成为一种新产品，持续拓宽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新业态。
（三）民间资本激活国际中文教育市场潜力
从市场基本盘来看，在国内，2018年共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18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4所高等院校学习［37］。在国外，全球有七十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球四千多所大学、三万多所中小学、四万五千多所华文学校和培训机构开设了中文课程，中国以外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达两亿［38］。另外，2018年全年各类汉语考生达到680万人次，其中收费考生53.3万人［39］。以上数据表明国际中文教育具有稳定的生源和市场基础。虽然短期内受新冠疫情和国际逆全球化形势影响，国内高等院校来华留学生人数下滑，线下中文培训机构遭遇生源危机，但是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后疫情时代由于中国抗击疫情的突出表现以及强大的科技与经济驱动，中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功能一定会不断提升，全球中文学习者规模将会持续扩大。
从市场供需关系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国际中文教育已成为一种紧俏产品，市场潜力有待进一步激活。近年来，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民间资本已经开始关注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发展潜力，并开始积极参与进来。这些资本的流入为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实早在第三阶段市场发展期，国内外中文培训企业就已经开始营利。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迎来了新技术产业萌芽，例如，以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考试为主营业务的汉考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20年7月开始尝试采用市场运营手段，招募海外合作伙伴，开展HSK留学中国业务［40］；
以国际中文线上教学和相关数字化产品研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如庞帝教育、唐风汉语、Lingo Bus，通过与各国政府、学校及机构开展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收益；
以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考试、志愿者、公派教师选拔考试为主营业务的线上和线下国际中文教师培训机构以及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微信公众号运营发展态势良好。
此外，国际中文教育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多所孔子学院被关停，孔子学院发展受阻，国际声誉遭到恶意抹黑等。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些挑战也恰恰为国际中文教育科技化产业转向带来了新契机。
熵增原理是指一个孤立系统的熵总是增大或者不变，这通常被用来预测一个孤立系统的演化方向，一般来说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一个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的孤立系统，不会朝着低熵状态发展，而会逐渐从有序走向无序［41］。如果我们将国际中文教育看作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封闭系统，这一系统的发展趋势就是从有序朝向混杂演化。这一原理可以从本质上揭示国际中文教育遭遇现实困境的深层原因。若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从系统外获得新动能。产业化发展就是为国际中文教育系统提供新动能的一种重要方式，它能发挥重构主体职能、优化资源配置等效用，从而促进国际中文教育朝着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
（一）有助于主体职能的重构
从学习空间视角来看，目前国内市场主要由高等院校占据，国外市场主要由孔子学院和国外各级各类学校共同引领，网络虚拟空间的发展潜力尚未完全激活，主要参与方依旧是上述传统主体。由于产品创新驱动力有限和市场敏感度不高等原因，传统主体的国际中文教育产品通常难以真正推向市场。依据鲶鱼效用原理，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亟须引入企业这一新型主体，构建国际中文教育新生态。与各级各类学校和孔子学院相比，企业基于营利和自身生存需要，对中文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消费体验关注程度更高，具有新技术应用能力强、产品更新快、服务质量佳等优点。将这一力量引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既能发挥它们自身主动性，又能激活其他主体市场活跃度，有利于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
王春辉认为增强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调控和主导的减弱，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一起提升［9］。因此，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要走中国特色市场化之路，要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市场经济活力结合起来，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重新确定政府、高等院校、孔子学院、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方承担的职责，构建一种政府统筹、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混合式运作新模式，即“政府统筹、高等院校和孔子学院引领、社会企业参与”，由政府负责政策引导和制定规划，然后借助企业等民间力量，与孔子学院和国内高等院校、国外各级各类学校形成合力，推动国际中文教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另外，高等院校和孔子学院的职责可以进一步优化，部分业务可以转交企业进行市场化培育。从经济价值层面来讲，鼓励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培训机构和科技公司进行市场化营利，允许高等院校尝试社会性盈利，支持孔子学院通过社会性盈利和市场化营利等多种方式进行运作。例如，在某些发达国家，孔子学院可以尝试收取高于成本的学费这一方式获取经济收益，也可以与企业合作进行市场化营利。从教学层次来讲，国内一部分低层次、重复性的业务可以尝试进行市场化运营，高层次、专业性强的业务仍由高等院校负责，并成为它们的主要任务。如，在一些大城市，高等院校可以尝试将来华留学生教育中的中文培训业务整体或部分转交中文培训机构等企业，将主要精力聚焦于高层次专业化汉语教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上。从新技术应用层面来讲，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一般需要企业、高等院校以及孔子学院共同参与，它们通过某种合作方式，共同研制国际中文教育产品，并将产品进行市场化运作，最后按照一定的利益分配原则共享经济收益。
（二）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
新阶段国际中文教育供需矛盾问题较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空间不断拓展、学习群体构成复杂、学习需求多样，然而教学资源短缺、人才队伍不足，难以满足用户复杂多样的低龄化、网络化、职业化等多元产品需求，严重制约着国际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言之，学习群体构成复杂是指中文学习者包含少儿、中学生、大学生、老年人、外交人员、其他政府人员、商务人士等各个年龄阶段和社会各行各业人员，尤其是国外中小学学习中文的人数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学习需求多样是指不仅包括单纯的中文学习如少儿汉语、旅游汉语等，还包括“中文+专业”“中文+职业”等项目。教学资源短缺具体指缺少高质量普适性教材、本土化国别教材以及高质量数字化教学资源。人才队伍不足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本土师资不足，现阶段国外的师资主要靠国内补给和支持，如志愿者和公派教师，本土师资内生动力有待激活，二是师资队伍结构性失调，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生对口就业难，汉语教师志愿者、志愿者转公派教师以及高等院校兼职对外教师的工作具有不稳定性，他们往往面临二次择业的困境，三是指教育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产业发展相关人才短缺。
另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又给产品供给方式提出了新挑战，人才和产品需求更加复杂多样。同时，国际中文教育经费来源结构单一，缺乏多元筹资方式。另外，全球视野下国际中文教育也存在供给不平衡，主要表现是发达国家投入多，发展中国家布局不足、投入少。
产业化发展模式能够推动资本、教学资源、师资以及其他人才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各要素优化配置，通过创新产品种类、丰富产品供给方式等手段，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文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同时，企业等新生力量还可以创新职业类型、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拓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就业路径。社会性盈利、市场化盈利等多样化盈利模式还将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拓宽经费来源渠道，这有助于改变经费全部由政府投入的现状，促进“政府投入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机制”的形成。此外，国家政府还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优化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投入布局和战略性重组。
国际中文教育是公益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体。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公益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地位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目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已经进入新技术产业化阶段，“提质增效”成为这一阶段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产业发展视角来看，这里的“效”，就是指公益和经济双重效益，“增效”就是要实现二者的双赢。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公益价值继续保持基础地位，经济价值的地位持续提升和凸显。它们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促进关系，即创造经济价值能对扩大公益价值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提升公益价值强有力的驱动力量。现如今大规模激活国际中文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凸显，创造经济价值势必将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产业化运营是国际中文教育获取经济价值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公益化运营形成互补或融合态势，既能壮大国际中文教育发展力量，又能赢得规模化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构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格局，从而进一步形成良性循环的经济生态系统。新阶段加快国际中文教育产业规模化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对产业化发展的重视程度。具体而言就是，要持续挖掘产业内涵，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合作盈利新模式，不断拓展产业发展新路径。在政策上，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制定一系列促进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举措，加大对产业的扶植力度。在学术上，高等院校和其他科研机构应该为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化运营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强大的智力支持，为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提供指导和培训服务。另外，相关部门还要加强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企业的监管。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技术已然成为变革国际中文教育生态的重要手段。然而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对已然成熟的新技术应用相对滞后，新阶段要重新认识科技对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发挥企业在新科技应用中的引领作用，以经济价值为驱动力加速新技术的应用，培育建设一批国际中文教育科技产业，鼓励支持科技企业研发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平台、数字化教学资源以及数智化教学工具等，从而实现国际中文教育产业创新升级。此外，还要以长远的眼光宏观谋划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聚焦国内、国外和网络三大空间，思考和研究如何将现实和虚拟空间进行融合，如何将国内和国外两大市场联通起来等关键问题，进而促进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除引用文献外，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不再使用当时的称谓如“对外汉语”“汉语国际教育”等，仅使用新名称“国际中文教育”。
② 本研究结合郭熙、王辉等学者的观点，将国际中文教育定义为，去除国内语文教学的全球范围内各类中文教学，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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