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刊文热点与趋势的可视化图谱分析——基于1979—2020年相关文献的统计
吴长青
（湖北经济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205）
中国翻译研究发轫于古代佛经翻译，发展于近代中国翻译鼻祖严复《天演论》译例所推崇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但真正走向兴盛则是1980年后的40余年。1979年可以被称之为翻译研究的元年，这一年，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1982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简称“中国译协”）主办的《翻译通报》创刊，后更名为《翻译通讯》，再于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中国翻译》杂志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见证了中国译学研究由“过去单一范式的研究转变为现今多元范式的并存”[1]、见证了我国翻译学科从无到有再到强的渐进发展历程。《中国翻译》是当今中国翻译学术界最具权威、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期刊之一。
尽管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不少学者或以年度或以阶段为主线，针对中国翻译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进行过综述或评议[2]，也曾有学者针对我国翻译的现状与趋势进行过定量统计[3]、文献计量分析[4]或翻译课程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5]，但截止目前，鲜有学者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具权威翻译专业杂志所刊学术论文开展热点与趋势的定量研究。鉴于此，本研究针对《中国翻译》自创刊以来刊文文献进行了总体统计与分类，尤其针对2000年来该期刊的学术论题、摘要及关键词等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进行了热点分析，以期为学术界更好地把控未来翻译研究的趋势提供一定的参考。《中国翻译》理论文献的可视化图谱不仅彰显了中国翻译研究40余年来的特点和规律，也与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翻译学理论建设，中外译论的阐发、引介与反思，翻译史与翻译批评，翻译技术与手段等领域中国翻译研究的热点、趋势高度契合。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探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中国翻译》期刊论文发表的整体状况如何？
（2）《中国翻译》理论文献所彰显的中国翻译研究核心领域有哪些？
（3）《中国翻译》理论文献所反映的研究热点与阶段性特征有哪些？
（4）《中国翻译》理论文献所映现的未来中国翻译研究趋势与规律如何？
（二）数据采集
为研究的方便，本文将《中国翻译》所刊所有文献统称为文献总量，1979年至今，该杂志文献总量共6 441条；
本文将期刊中的会议通知、期刊介绍或赛事通知等非学术性数据源的1 652条数据及991条翻译实践栏目的文献不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样本，予以剔除，并统称为非研究样本文献。经处理，本研究所涉有效研究样本文献3 798条，其中涉及2000—2020年具备完整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的有效研究样本1 753条。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除采用传统Excel统计方法外，主要采用了美国德雷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陈超美（Chaomei Chen）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开发出的科学文献多维CiteSpace分析软件，使用5.7版本。该分析软件突破了过去一维和二维的分析羁绊，形成多维动态结果，并以可视化图谱呈现，这一分析工具能帮助研究者显示一个学科或某个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内发展的趋势与动态，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能显示学术文献中的文字间（包括：关键词，被引用词汇，作者，杂志等）的关系。
（四）研究过程
文章首先运用Excel表格工具对所收集的研究样本文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比对了《中国翻译》杂志刊录的文献3个不同阶段的发文数量，分别是1979—1999年（理论文献未提供摘要和关键词），2000—2005年（理论文献提供了摘要、关键词但无栏目分类），2006至今（理论文献提供了摘要、关键词，且有栏目分类）；
随后借助CiteSpace图谱工具对该刊2000—2020阶段刊文中提供了完整标题、摘要和关键词的文献进行了导入分析，针对近20余年该期刊关键词图谱的聚类状态、关键词共被引中心性及被引频次、文献作者图谱的共被引频次等进行了梳理；
最后，针对2011年以来的研究数据提取高频关键词、高被引文献及作者进行反向检索，针对阶段性热点及前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注解，提出《中国翻译》刊文热点及未来趋势。
（一）《中国翻译》期刊文献的整体概况
1979年，作为《中国翻译》杂志前身的《翻译通报》创刊（后文统称为《中国翻译》），全年仅出版3期，1983—1985三年按月刊出版每年12期以外，其余年份，该杂志均为双月刊，每年出版6期。此外，1979—1993年期间，《中国翻译》杂志的栏目主要设有：国外翻译理论评介、译者评介、翻译练习、科技翻译、中外翻译家等有限栏目；
1994—2005年期刊未分栏目，但自2006年起，杂志恢复分栏目出版，后逐渐稳定的栏目包括：翻译研究（含：翻译理论研究的译论研究、译史纵横、译介研究、翻译教学、行业研究、翻译评论及翻译实践研究的译作鉴析、实践探索等）、翻译实践（含：自学之友-英译汉、汉译英、翻译导读，词语选择等）、学术访谈（含：名家访谈、学者寄语等）、书刊评价及通知公告（含：信息广角、期刊聚焦等非学术性栏目）。分年度该期刊文献总量及本研究所涉有效研究样本文献（剔除非学术文本及翻译实践类文献）统计如下。
图1显示，创刊后的《中国翻译》1979年文献量最少，为14条；
以月刊发行的1983、1984、1985三年刊文数量最多，文献总量分别为214、207、202条；
1986—2011年二十余年间，《中国翻译》杂志每年刊文数量相对稳定，文献总量在124～187条之间（2001年较特殊，为201条）；
2012至今，尽管每年该杂志的文献数量无太大变化，但偏理论研究的文献呈上升态势，均在100篇上下。
图1 《中国翻译》杂志分年度文献发文总量及有效研究样本文献量对比图
总体而言，《中国翻译》文献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翻译研究类文献（含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研究）及纯翻译实践文献。统计显示：《中国翻译》2011年来刊文数量最为稳定的栏目依次为词语选登、自学之友、理论研究、译史纵横等。
表1 近10年《中国翻译》代表性栏目刊文数量及年度占比
上表为近10年来（2011—2020）年《中国翻译》代表性栏目分年度的文献绝对数量及各栏目文献占比情况统计。翻译实践是《中国翻译》创刊以来的重要栏目，创刊的第二年，该刊就设有“翻译练习”专栏，1983年改为“翻译实践”，1985—1993年使用“翻译自学之友”，1993—2005年期间，该刊虽没有分栏目，但仍保留了此类文献大量的篇幅，恢复栏目设置后的2006年，“翻译自学之友”继续沿用，2007年采用“自学之友”，2007—2010该栏目基本维持在每期发文3～4篇，2011—2013年间该栏目虽经历了该类文章的空缺或极少刊文之后，2015年起基本恢复至2007—2010年间的发文量；
此外，作为翻译实践的既定栏目：词语选登，基本保证了每期登载1篇文献量（2012年第5期除外），由此可见，翻译实践类栏目为该刊最稳定的栏目。翻译理论研究也是该刊保留时间最长的栏目，发文量常年稳定保持在每期2～3篇；
译史纵横栏目在2017年创纪录的刊发了17篇文献而在2018年仅刊文7篇，除以上两年刊文数量波动较大外，也基本保持在每年10～12篇的稳定数量；
2011—2013的译技探讨每期刊文4～5篇，到2014年改为翻译实践（研究）后，该栏目每期发文量缩减为2～3篇；
统计表还显示，2012—2015年间翻译教学及翻译行业研究相关的理论文献偏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时期翻译研究的相关热点。
（二）《中国翻译》三阶段刊文总体特征
1.国内翻译研究恢复期：重视西方翻译思想的引介（1979—1993）
1979年创刊后的三期《翻译通报》（《中国翻译》的前身）共刊发9篇翻译研究的文献，其中包括资深翻译家程镇球及以笔名劳陇发文的许景渊的两篇理论文献。无论对《中国翻译》杂志，还是对中国翻译研究而言，这些文献均属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拓荒类的理论文献。
1979—1993年是中国翻译研究的快速恢复期。《中国翻译》自创刊开设了一些栏目，包括：科技翻译、中外翻译家、翻译练习、翻译杂谈等，这些栏目随着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不断扩充，至1993年，《中国翻译》的栏目有比较大的扩容，除传统的科技翻译、翻译杂谈、翻译笔谈及翻译实践类栏目之外，新增设了翻译理论与技巧、翻译教学及国内外翻译界引介等。这一时期针对西方翻译思想的引介，为中国翻译打开了一扇门，构建了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杂志刊文的一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上半段，国外翻译理论的引介尽管仍以前苏联翻译家和翻译思想为主，如：“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派——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6]、“苏联著名翻译家加切奇拉泽”[7]、“苏联翻译理论研究70年”[8]等；
但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欧美西方翻译思潮，如：评介“奈达”及其著作《翻译科学探索》[9]，一些学者也开始通过奈达的译作介绍“西方各种流派的翻译理论”[10]，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欧洲翻译家及翻译思想，如：“法国的翻译理论研究”[11]、法国学者乔治·穆南“论可译性”[12]、保加利亚“安娜·利洛娃翻译理论”[13]、英国学者“卡特·福德论翻译和教学”[14]、“阿伦·达夫及作品《翻译》”[15]及“欧洲翻译事业介绍”[16]的文章。这一时期《中国翻译》的理论文献尤其针对西方翻译理论引介的文献拓宽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奠定了中国译学研究和快速发展的根基。
2.国内翻译研究的积淀期：注重探索民族特征翻译理论体系及我国翻译学科的构建（1994—2005）
1994—2005年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深化与积淀期。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文献进一步深化西方翻译理论的译介、深化翻译本体的研究：本雅明翻译观的引介就发端于此，陈永国2004年在《中国翻译》第4期发表的“翻译的不确定性问题”开启了国内本雅明翻译观研究的先河。此后十数年，围绕本雅明翻译思想、可译性、《译者的任务》等相关的研究，《中国翻译》就有十余篇文章发表。这一时期该期刊文献另一突出特征体现在推动符合我国民族特征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和推动我国翻译学科的建立两条主线。1994年始，《中国翻译》杂志陆续刊载有关翻译理论体系的梳理与构建的文献：刘超先[17]就“道安到严复，从陈西滢到钱钟书”的“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线索”进行了梳理；
许钧[18]对我国引介国外译论应把握的方向及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的前提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刘宓庆[19]前瞻性地提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本国情况相结合”，构建本国、本民族特征的翻译理论体系需从“基本理论层面、应用理论层面和纵深理论层面”三个方面入手；
胡清平[20]阐释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特在何处”，提出构建本民族特征的翻译理论需处理好“继承与独创的关系、民族的和世界的关系、本位观与外位参照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四层关系；
劳陇[21]也撰文论述构建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对翻译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张佩瑶[22]则提出“建立翻译话语系统以推动中国翻译理论建设”等。
中国翻译学科建设是伴随具有本民族特征的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翻译》早在1995年就曾刊发张南峰[23]“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的呼声，自此，建立中国翻译学开始成为我国翻译学界明确的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翻译学科的建立也为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翻译学科的建立还必须“重视中西译论的比较研究”，多位学者通过《中国翻译》或呼吁“切实加强译学研究，促进翻译学科建设，培养高质量翻译人才”[24]，或阐释“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25]；
2004—2005年间，建立中国翻译学科已箭在弦上，《中国翻译》刊发了一批中国翻译界学者许钧、穆雷、廖七一、王东风、孙艺风、王宁、谢天振、谭载喜等就翻译学科建设的系列访谈（《中国翻译》2004年第3期）。众所周知，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自主设置中国高校第一个翻译二级独立学科，2005年开始招生，标志着中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建设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3.国内翻译研究的日臻成熟期：针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转向及翻译本土化的研究特征明显（2006至今）
2006至今为我国翻译研究的日臻成熟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翻译》文献更加多元，除进一步深化翻译本体研究、深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科研究之外，还有两条明显研究的主线。其一是以翻译专业及翻译人才培养为主线。自2005年翻译本科建立，围绕国内翻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三个阶段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讨论便成为翻译学界新的主题。何刚强[26]提出翻译人才培养要注重平衡翻译的“学”与“术”；
一批学者就“翻译专业本科教学大纲的设计”[27]、“翻译专业建设的分析与建议”[28]、“翻译课程设计的理论体系与范式”[29]等撰写了系列理论文章；
2007年《中国翻译》开辟专栏，刊载了李军、黄友义、仲伟合、何其莘、穆雷等学者有关翻译硕士专业论坛的系列论文；
2017年，《中国翻译》再次开辟专栏，刊载了黄友义、仲伟合、许钧、谢天振、赵军锋等学者“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十周年论坛”的系列论文；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翻译专业相关微观层面的研究，如：本科翻译专业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30]、翻译专业学位论文的撰写模式研究[31]、MTI翻译与本地化课程实践[32]、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设计与写作[33]等。
其二，一大批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翻译学理论论著及评述类文章刊发，预示中国翻译研究日臻成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翻译》杂志刊载了奠基中国翻译理论著作的系列书评类文章，如：“评陈德鸿的《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风气、问题与争辩》”[34]、“评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35]、“评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36]、“评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论稿》”[37]、“评庄智象《我国翻译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38]、“评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39]、“评仲伟合《口译研究方法论》”[40]、“评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41]等。
（三）《中国翻译》刊文的研究热点梳理
1.高频关键词与高中心性关键词分阶段统计与分析
由于《中国翻译》杂志2000年前的文献没有提供关键词和摘要的要求，针对该刊三个阶段词条频次和中心性进行阶段性图谱分析无法扩展到关键词和摘要，而仅仅只能局限在论文标题上。具体的操作技巧是：对三阶段的数据在导入CiteSpace运算前，对词条来源仅勾选标题（title）项，由此会生成三阶段仅限于标题词频的动态图谱。图谱显示：尽管显示三阶段的研究热点存在交叉，高中心性的词条如：翻译、译者、译文、原文、译法等属于三个阶段的共同高频词条，但每个阶段，研究热点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1979—1993年研究热点包括：译文、原文、译者、翻译工作者、原作、译作、英语、译法、翻译家、译名、翻译理论、译本、译诗等；
1994—2005年研究热点除与第一阶段相重叠的高频词条如：翻译、译文、译者、原文等之外，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翻译教学、译论、外论、翻译策略、可译性、归化、异化、传统译论、中西译论等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
2006至今研究热点除传统的翻译研究热点之外，还包括：语言服务、语言服务业、翻译技术、MTI、对外传播、翻译语料库、法律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译介、创译、众包翻译等研究新热点。
按照中心性和词频由高到低，《中国翻译》研究的热点词条统计列表如下。
统计表2表明，词条的高中心性与高频词虽普遍的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依然存在例外的现象，如：第一阶段的词条“原文”“译名”“翻译理论”，第二阶段的“文学翻译”“翻译教学”及第三阶段的“翻译策略”“译文”等高中心性数值词条，词频的位置却与中心性的位置并非完全对应。
表2 《中国翻译》分阶段高频关键词与高中心性关键词统计
2.《中国翻译》理论文献研究热点的动态图谱
鉴于2000年前《中国翻译》刊文未设置摘要、关键词要求，本研究仅选取2000—2020年期间的有效研究样本文献含完整的论文名、作者名、关键词及摘要，经Format重新编码后的数据运用CiteSpace5.7版本进行可视化动态分析，稳定后可以形成如下的研究热点图谱。
图2 2000—2020《中国翻译》热点研究的可视化图谱
CiteSpace具备将批量的CNKI论文标题、作者名、摘要和关键词数据进行Format重新编码的功能，经重新编码的数据能被该软件自动识别，并进行可视化的聚类，生成动态的图谱和频次统计表，这一分析过程可帮助学者较清晰地厘清《中国翻译》文献在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并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较长，导入的数据量较大，将频次临界值设置为3，关键词尺寸设为9，节点尺寸设为50，最终获取动态图谱2。事实上，一篇论文的关键词代表着这篇论文的论述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篇论文的聚焦点。使用关键词共现网络，能够将数据全集中的学科结构清晰地展示出来。每一个节点代表一篇文献，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词频越高，与主题的相关性越大。同样，节点的颜色深浅代表时间：颜色越暖，时间越近；
颜色越冷，时代越久远。
2000—2020年来，《中国翻译》文献按照出现频次由高到低的关键词分别罗列如下：翻译（233）、翻译研究（65）、文学翻译（42）、翻译策略（40）、英译（35）、翻译教学（29）、译者（23）、翻译学（23）、翻译理论（17）、口译研究（12）、口译（12）、同声传译（11）、译介（11）、异化（11）、诗歌翻译（10）、归化（10）、汉英翻译（10）；
出现频次低于10次但高于5次的关键词还包括：主体性、翻译能力、规范、误译、口译教学、文化、语言服务、MTI、翻译史、《论语》、语料库、传播、意识形态、法律翻译、策略、翻译硕士、翻译原则、《红楼梦》、翻译标准、汉译英、传统译论、翻译伦理、对外传播、生态翻译学、翻译人才等，以上关键词体现了该刊近21年来刊文的热点问题。
《中国翻译》文献的可视化图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翻译研究1979年以来的特点和规律，该杂志的内容主要围绕翻译理论体系的构建及翻译实践探索两大板块。《中国翻译》不仅是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践行者，其理论文献也代表了我国翻译学及翻译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一）翻译本体研究向纵深发展
《中国翻译》伴随改革开放40余年，始终站在中国翻译研究的制高点，不断推动着翻译本体研究向纵深发展。“翻译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越来越为学界以更全面的方式揭示，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为对翻译实践技巧总结和翻译原则的抽象归纳，而是由主观思想的概括，走向对具体翻译现象、翻译事件和翻译过程的描写与分析，关注范围不断延伸，由译者主体的经验感受转向所译文本的语言结构，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功能对等模式，继而又扩大到对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等因素的关注，现在又加强了对文本生成过程、译作接受与传播过程、译者心理认知过程、翻译管理过程、翻译政策制定过程的关注，翻译研究由过去单一范式的研究变成了现今多元范式并存的研究”[42]。
（二）翻译理论与实践互为补充推动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特征鲜明
翻译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翻译实践反之又会充实、完善翻译理论。过去40余年，《中国翻译》始终秉承理论与实践均衡发展并推动翻译交叉学科领域的革新，大量交叉学科领域，如：文化翻译学、翻译生态学、翻译思维学、翻译美学、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翻译诗学、翻译社会学等领域的文章通过《中国翻译》刊发，可以预见，未来翻译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仍将特征鲜明，方兴未艾。
（三）翻译研究方法多元趋势明显
通过检索，《中国翻译》共收录翻译研究方法的理论文献21篇。虽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已经为翻译学界广泛认可与接受，但自1986年《中国翻译》第6期刊载的第一篇与翻译研究方法相关的文献“观念与方法——翻译研究刍议”到2018年第6期刊载“基于TPR-DB方法的翻译研究新论”，从意识到翻译研究许多严重不成熟之处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的局限性与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到提出“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43]、“翻译研究实证方法”[44]，再到“新冠疫情以来线上线下翻译教学方法研究”[45]等，可管窥中国翻译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强烈的意识感、敏锐感，也能感受到翻译研究方法的日新月异。这也应验了“几个世纪以来，翻译研究话语多为规定性，后来逐渐变成描写性，现在我们处于预测性翻译研究时期”[46]。《中国翻译》有关研究方法的系列文献比较全面地体现了中国翻译研究方法的发展脉络，也客观彰显了未来中国翻译研究方法的多元趋势。
（四）翻译行业研究、机器翻译研究前景广阔
以翻译需求为导向的语言服务业改革开放40余年来经历了萌芽、初具规模、稳定发展和繁荣上升的四个阶段[47]，而伴随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语言服务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期。《中国翻译》自2012年起，开辟出“行业研究”理论专栏，探讨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可见语言服务行业不但已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第三产业，语言服务业的发达程度还承载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代表了中国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与此同时，大量现代技术在翻译领域的运用，如：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机器翻译、翻译技术领域的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新热点。《中国翻译》自1981年刘倬，姜一平提出“电脑翻译的研究与应用”到冯志伟提出“机器翻译——从梦想到现实”再到赵硕“翻译认知视角下的神经网络翻译研究”，比较清晰地诠释了中国机器翻译研究的发展路径。《中国翻译》2020年之前刊发与语言服务相关的理论文献共43篇，刊发与机器翻译相关的理论文献共24篇，近年来的刊文量呈明显上升趋势，预示翻译行业、语言服务、机器翻译等研究将有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针对《中国翻译》1979—2020四十余年间理论文献的图谱进行了可视化分析，重点进行了高频关键词与高中心性关键词的分阶段统计、研究前沿演进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并就该刊未来翻译研究的热点趋势进行了预测。研究认为，翻译本体研究将继续向纵深发展，翻译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的特征将更加鲜明，翻译研究方法将更趋多元化，翻译行业研究、机器翻译研究前景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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