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功能研究*
王 丹 王瑛琦
（1.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6）
（2.哈尔滨理工大学图书馆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记忆研究本属于心理学研究范围，自20世纪20年代哈布瓦赫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出现，便开始了社会学领域的记忆理论研究。此后记忆理论研究逐步发展出“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王明珂在《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一文中认为，具有社会意义的“记忆”至少应分为三种范畴：“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且这三个研究范畴是逐步缩小的[1]。赵世瑜在《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一文中提出，历史记忆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第二，记忆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第三，历史记忆具有自己独特的选择机制[2]。历史记忆包括“历史”与“记忆”两个方面，“历史”偏向于对过往史实的真实记录，“记忆”则是需要进行选择性的保留，同时伴随着有目的性地对部分事实的摒弃与遗忘。在这种有意识、有目的性的干预下，历史记忆并不完全是历史史实，而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记忆。历史记忆是立足于当代视角，对过往之历史进行筛选修正，形成能够有益于当前社会发展以及能够被社会所认同的共同记忆，在不断补充、修复、矫正、保存的过程中接续传承。
书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集讲学、聚书、祭贤于一体的文化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一种辅助教育、传播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场所[3]176。中国古代书院有官办和私办之分，而“半官半私”也不在少数。汉代的“精舍”“经庐”是书院出现的萌芽，是聚徒讲学之地，主要是经师口头讲经，这也正是书院讲学活动的前身。在唐代，书院之名正式出现，在官府和民间均有其源。官方书院源于有“藏秘书，处贤才”职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民间书院源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两者都是以藏书为基础。官方书院更重视“养贤”“举贤”职能。民间书院则面向社会开放，儒道释各类人群都可出入其间，体现了书院传承文化、传道授业的职能。宋代以后，印刷术的发展使书籍的数量充沛，当世大儒的讲学活动促进了文化传承，这也使书院得到了极大发展。明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出现了教会学院。到清末之时，清廷下令将全国书院改为学堂，至此中国书院也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是客观的记录，记忆需要经过主观选择才能保存，而这一选择过程受到了其所处时代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江杰英在《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文中指出：在族群社会中，掌握权力或知识的族群领导、精英分子会主导和提供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会通过与图文或仪式相关的方式流传。承载历史记忆的载体多元化，包括族谱、传说、手札、档案史载、祠堂、碑刻、古墓、纪念性建筑、宗教仪式、宗族礼仪等。传播的媒介包括纸媒、口传、观摩、庆典展演、教育宣讲、电媒、网媒等。这样保留下的历史记忆沟通、凝结着族群的认同感[4]。书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从其出现至消失都深受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时也保存着历史发展变化的印记。中国古代处于精英层的读书人对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所处时代的掌权者的文治思想引导了书院的发展方向。通过梳理书院各项活动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书院的讲学、聚书、祭贤活动起到了对历史记忆的保存、强化、建构作用，进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
2.1 藏书：历史记忆之“记”
文字记录是保存历史的主要方式之一。书籍记录文字，便是在记录历史。书院之名因书而成，可见书籍是书院所有活动的基础。书院的藏书之源主要包括朝廷颁赐、官民捐赠、自行购置、自行刻印四途。无论来自何种途径，书院藏书都需按照一定的原则被选择保存，进而实现对其承载的历史记忆的保存。
2.1.1 朝廷颁赐与官民捐赠
自宋代始，历朝历代皇帝大多喜欢给书院颁赐书籍，其或为皇帝主动，或为受请将皇家所藏或所修书籍颁赐给书院。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当时应江州知州周述之请，宋太宗赵光义将国子监所印《诗》《书》《易》《礼记》《仪礼》《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儒家九经赐予白鹿洞书院师生学习。嵩阳书院在至道三年（997年）、祥符二年（1009年）获得赐印本九经。岳麓书院也两度得到皇帝赐书。在咸平四年（1001年）和祥符八年（1015年），获赐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及御书“岳麓书院”匾额，后将藏书楼改名为“御书阁”，以表其崇。一直到清代，朝廷向书院赐书的政策仍然存在，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颁发《御纂日讲解义》经史诸书于白鹿、岳麓二书院”。乾隆在巡视江南时，给“江南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三史》一部”[3]179-180。朝廷颁赐书籍虽只占书院书籍很小的一部分，但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颁赐书籍体现了朝廷对书院事业的重视，所颁赐之书也符合当朝所实行的文治政策，这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对世人进行教化。
地方官吏与民众中对书院发展关心者众多。地方官吏会通过建立书院和捐赠图书的方式支持书院事业。冯梦周在元朝官至礼部尚书，捐资创建颖昌书院，将自己多年所积之书全部捐于书院[3]181。清朝湖南巡抚李尧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发公帑五百缗”，为岳麓书院购置了375部近10 000卷新书，占当时《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的387部10 054卷的98.4%[5]。民众之中亦有不少捐赠书籍者。如叶适《水心文集》卷九《石洞书院记》载，“东阳郭君饮止，作书院与石洞之下……徙家之藏书以实之”；
据《光绪江西通志》载乾隆十九年（1754年），邑人钟峨建向上犹县永清书院捐田六百石，书籍数千卷[3]181。
2.1.2 自行购置与刻印
书院通过学田的收入及官民的捐资购置书籍。书院购置的书籍是为讲学及学术研究服务，一般根据自身的需要及经济条件选择性购买。清蒋益澧重建话经精舍时，就出重金购置四部书1 300册，供诸生习读[5]。书院通过一次性集中购书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书籍短缺问题。为了不断补充书院藏书，还需要进行经常性购书。多数书院在制度的制定之中也会涉及书院购书的相关规定。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梁书院派人赴天津等地书局购买图书，为此专门订立了《购书略例》，对购书的质量提出了要求，“所购各书，大半官局新印，纸质坚韧，可以经久”[3]187-188。
南宋中期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出版业兴盛，书院刻书活动也因此变得活跃起来。此后历代书院延续了刊刻工作，并以此方式丰富自身藏书。书院刻书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书院刊刻古代文献典籍。其刊刻内容以儒家经典书籍为主，主要目的是为满足学院讲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书院刊刻的文献典籍在满足学院自身需求的同时也会惠及当地士子百姓。据文献记载，朱熹刻过《周易》《尚书》《诗经》等。据明嘉靖甲寅（1554年）所刊郑廷鹄《白鹿洞志》后附《镂版书目》载，院中所存《易经》板59片，《书经》板53片，《春秋》板68片，《礼记》板297片[6]。其二，刊刻名师大儒的著作，师生教学、研究的成果，以及书院自行纂修的书院志。宋建安书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续集》《别集》，龙溪书院刻有陈淳的《陈北溪集》等[7]。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中的两千多篇文章都是学生的研究成果[8]。清初嵩阳书院刊印《嵩阳书院志》、豫南书院刊印《豫南书院图》、紫云书院刊印了李灼然的《敕赐紫云书院志》[9]。其三，书院编撰、刊刻地方文献。一是当地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如清初在百泉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就编纂了《中州人物考》《新安县志》，康熙年间在大梁书院讲学的名儒张沐编纂了《上蔡县志》《开封府志》《河南通志》等[9]。二是文人学者有关当地的诗文著述。如山西阳曲县晋阳书院曾刻《国初山右四家文钞》，陕西朝邑西河书院于道光年间刻《西河古文录》；
嘉庆九年（1804年）昆明五华书院刊印《滇明诗略》《滇国朝诗略》《续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四部书，皆历代文人有关云南的诗文之作[9]。
书院藏书往往更注重实用性，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藏书的内容会不断调整。在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书院藏书中除了传统经典书籍之外，也出现了西学类书籍。如河南开封大梁书院的藏书中出现了数学、地理、外国军政铁路、工程、化学、物理、煤矿、天文、外语等书籍[9]。社会环境的转变对藏书内容有所影响，但是从历史“长时段”角度看，书院藏书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书院藏书的选择标准及原则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文化以及学术思想的影响。朝廷颁赐之书是政治之选择，这些书中的思想有利于教化民众，影响思想意识，进而稳定政权；
官民捐赠之书是社会之选择，能被捐赠之书籍可见其中之内容能够被大众所接受，符合当世之文化；
自行购置、刻印之书是文化教育之选择，书院作为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其所选择的书籍必然与其讲学研究内容相符合。书院在藏书的选择过程之中所遵循的原则，与其对典籍文献的优与劣、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标准相符合。通过对选择典籍文献的控制，进而实现对其中所承载的历史记忆的控制。书籍作为客观实体，被选择保存的书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对历史记忆进行“记”的过程。
2.2 用书：历史记忆之“忆”
书院聚书于藏书楼，整序之后进行流通，用于讲学与学术研究。书院一般安排有专门人员对书籍进行管理，其主要内容与现代图书馆的工作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书籍的购买、分类、编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10]。管理人员一般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利用书院的丰富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这也推动了古代目录学的发展。书院也会制定制度以保证相应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大梁书院的《编次目录略例》是关于编目的规则，《大梁书院藏书总目》所附《藏书阅书规则》对借阅手续进行了规定。丰湖书院《书藏四约》之中的《藏书约》就图书保护作出了相应规定，其《借书约》就借书的要求作出了规定。
书院藏书注重利用，通过借阅提高藏书的流通率和利用率。书籍是承载历史记忆的载体，在被利用的过程中，其所承载的记忆就会被唤醒。用书的过程就是主观上对历史记忆进行“忆”的过程。如果说书院藏书实现了对历史记忆内容或载体的保存，那么书院用书实现了对历史记忆内容或载体的编码与解码。对藏书进行编目、分类、校雠等整序活动，便是对其所承载历史记忆的编码。这一过程渗透着相关人员的历史观、政治意识和价值选择，以其主观能动的行为参与历史记忆的过程。书院藏书通过借阅和利用完成了文献记忆内容在不同时空的再现，使得历史记忆在时间和空间上延续，进而使得历史记忆的追溯和传承得以实现。不同个体的差异对同样的书籍可能解读出不同的意义，而这些意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或因人们不断选择进而被强化，或因人们放弃而被遗忘，最终留下的便成为了一个民族或社会共同拥有的历史记忆。
讲学一词出自于《论语·述而》：“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1]自孔子讲学，儒学的传授就与“修德、讲学、徙善、改过”并行，此外诸子百家也都会进行讲学活动。在书院出现前，处于萌芽时期的汉代“精舍”“讲庐”就是聚徒讲学之地。随着书院的正式出现，讲学活动也便成为书院的基本职能之一。书院的讲学活动因当世大儒的参与，对学子的教育及学术思想的传承影响深远。其中以南宋时期朱熹及其“理学”思想，与明代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影响最大。
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至十一月，朱熹偕门人范念德、林择之专程来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访问张栻，二人在此期间一同在当地岳麓书院讲学论经，就许多学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听学。二人交流涉及居敬、求仁、《孟子》、《中庸》、二程《文集》等多方面的讨论，主要属于儒家纲常伦理的内容。因后来二人都成为理学大师，这次在岳麓讲学的经历，极大地推动了岳麓书院的发展。所谓“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到八月初，朱熹出任潭州、荆湖路安抚使，在这三个月期间整顿岳麓书院，并再次进行讲学活动。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出任南康军。朱熹到任后修复了早已倾废的白鹿洞书院。朱熹为修复的书院添置书籍，向江西、江东两路诸使遍求藏书，同时也获得地方贤达的赠书。在书院落成后，每到休沐之时便至书院讲学，为学子答疑解惑。朱熹还曾礼请与自己学术见解不同的陆九渊登台讲说，“开创了书院邀请不同学派讲学之举”。在此期间，朱熹在总结前人教化经验的基础上订立了《白鹿洞书院学规》，将明白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书院教化的根本宗旨，促进了书院的规划发展[12]。
元末动乱之际，很多书院在战火中毁坏严重。而明初近百年的时间内，朝廷兴官学废书院，书院基本处于沉寂而无闻的状态。明代书院在成化、弘治年间摆脱困境，开始恢复。到明中叶湛若水、王阳明重振理学，大兴书院，书院讲学活动也再度发展起来[13]。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贬谪至贵州，“龙场悟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诞生。他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创立了龙冈书院，倡导书院讲学之风。他在此亲自订制《教条示龙场诸生》，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学规。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巡抚至赣，修复濂溪祠堂，后又经扩建完善，使其具有书院的功能，故又被称为濂溪书院，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此讲学，广传心学之思。在经历了平定宸濠叛乱及张忠、许泰构谤事件后，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并与其弟子在白鹿洞书院进行相关讲学活动[14]。王阳明在晚年之时致力于讲学活动，创立了最早的讲会——稽山书院讲会和中天阁讲会。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地域也大量出现讲会。在王阳明去世之后，其弟子通过讲学和建造书院的方式，继续发扬其学术思想，并在嘉靖末年达到巅峰。但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先后遭到了来自高拱和张居正的压制。后东林学派在重整社会道德的同时，提倡以程朱为学，使其讲学活动在宗旨上逐渐摆脱了阳明学，从而开启了明末清初朱子学复兴之端[11]。
书院的讲学活动是一个口传记忆的过程。讲学活动是学者之间的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对其学术思想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讲学活动也是对学子的教育活动，从更深层上看是一种对民众的教化活动。历史记忆会通过讲学这种教育宣讲的方式不断被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学术思想在通过书院讲学广泛传播而未受限制的时候，意味着其学术思想是为当世掌权者、政治环境、社会大众所能接受。一旦书院讲学活动与其不符，便会受到禁毁的厄运。如明后期，当时政治观念流行“讲学即是结党”，以官僚身份的讲学者们在讲学中强化这一政治观念，导致政治与讲学冲突发生，最终也使得首善书院遭到禁毁。权力的介入会对历史记忆产生影响，但想通过权力介入强制人们遗忘，改变历史记忆，有时会适得其反。如王阳明弟子进行的百年讲学活动在后期遭到朝廷的压制，但其学术思想并没有因此而消逝，反而在后世再次生机勃勃发展起来。
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树立典型模范，对生徒进行教育，以达劝诫规励、见贤思齐之目的，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15]585。《礼记·文王世子》有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书院祭贤活动的合理性由此可见。书院祭贤始于北宋的岳麓书院，借用庙学之制，南宋时走向成熟。书院的祭贤对象往往根据自身的特色有所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有一定的同质性，主要包括儒家的先圣先师、先贤先儒、乡贤先祖以及与本书院相关的人物等[16]。
作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在其历史沿革之中一直保持祭贤活动。《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岳麓书院的祭祀活动进行了梳理[15]585-594。岳麓书院在创办之初便祭祀孔子，整个北宋时期也保持着祭祀孔子及其贤弟子的活动。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载：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重建书院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张舜民在《郴行录》中记载了供祀之地为“孔子堂”。之后岳麓书院也祭祀学术大师和对书院有功之人。明代弘治年间，陈钢修“崇道祠”（又名朱张祠），特祀朱熹、张栻二人。嘉靖五年（1526年），学道许宗鲁、知府杨表改旧院讲堂为祠宇，供奉宋潭州知州朱洞、知州李允则、安抚刘珙、山长周式、明通判陈纲、同知杨茂元六人，名曰“六君子堂”。除此之外，很多书院还会祭祀当地的乡土先贤。如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17]。又如张之洞建两湖书院特别立“楚学祠”以祭祀楚地历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学者[16]。
祭祀仪式可以看做是形式化的语言，书院的祭贤活动就是在通过这种形式化的语言在承载着历史记忆。书院祭贤的根本目的在于“法其人”“求其学”“思其道”“惟其道德言论是式是循”[18]。由此可见书院的祭贤活动在历史记忆建构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是在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导向作用。书院祭贤所选择的对象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他们能够代表其所倡导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追求。书院的祭贤对象的选择和相关活动具有明显的象征性。二是对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认同作用。对于在书院求学问道的学子来说，祭贤活动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一部分，长期的环境熏陶就自然会产生认同感，进而建构起被民族所认同的历史记忆。三是在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社会教化作用。书院的祠宇具有开放性与公共性，其祭贤活动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会向其周边辐射。书院之外的人员参与到书院祭祀活动之后，其影响也会随着这些人渗透到社会之中，起到社会教化作用。
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中，法国历史学家诺拉曾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中国古代书院是承载历史记忆之场所，这既是实在存在的场所，也是具有象征性和功能性的场所。书院的聚书、讲学、祭贤的三个主要职能恰恰体现了其作为历史记忆之场的实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在这一历史记忆场之中，并不是在简单地保存过去的历史，而是在基于当时之现实，对保存之历史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与其相关的各个方面都会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最终基于共同的选择而形成历史认同。历史记忆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记忆当代性的一种体现。
中国古代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组织之一，对古代人才培养、思想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统一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古代书院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凝结着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情感联系，并被全民族所分享和共有。从微观角度来看，书院活动表现出了对历史记忆的保存、整序和传承作用；
从宏观角度来看，书院活动表现出了对历史记忆的控制、强化和建构作用。立足于当下对中国古代书院的历史记忆功能进行探究，就是在面向未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接续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