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话语与主题抒怀——抗战文艺战士杨骚的南洋书写
何小海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当日寇的侵略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大量中国文化人纷纷踏上远航的邮轮来到了南洋避祸。但他们并没有默默接受这种可称为流亡、乱离、隐居的生活，而是仍然坚持与南洋人民共同斗争，用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生命书写反侵略文学这一神圣篇章。这其中就有左翼作家杨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东盟文学》如是记载：
1939年，著名作家郁达夫来到马来亚，主办《星洲日报》文艺副刊，并接编《晨星》，编发了大量文艺作品，对当地文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外，胡愈之、高云览、汪金丁、冯伊湄、王莹、金山、王纪元、杨骚、王任叔、沈兹九、陈残云等作家也与广大新马作家一道宣传作战[1]105。
置身于抗战热潮中，杨骚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将自身命运、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社会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文艺战士的身姿积极投身南洋的文化战线，以笔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杨骚于1941年5月抵达新加坡。一开始，他负责筹备闽侨总会机关刊物《民潮》，并担任主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就参加了新加坡抗日动员总会属下文化工作团，与巴人、郁达夫组织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
1942年2月日寇围城前夕，杨骚撤离新加坡。在新加坡的这近十个月中，杨骚一直是新加坡抗日救亡宣传的骨干。此后，杨骚1942年2月12日开启了其在印尼的流亡之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先后栖身与苏门答腊廖州的萨拉班让小岛和松岸孙比、楠榜直落勿洞等地。
二战前夕，新加坡这个多民族的地区，社会上同时使用着英语、中文、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尽管华族人口占75.2%强，但华语在当地仍属于弱势语言。当地的官方语言马来语，将其作为母语的人口仅占当地总人口13.6%；
英语在新加坡政治、公务中广泛使用，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因此，华语属于典型的边缘性语言，社会地位低。
客居新加坡的杨骚坚持以边缘性的语言——华语进行文学创作，等于在夹缝中求生存，其作品在当地影响力不免受限于此，但他以其浓烈的爱国热情和创作激情，为南洋华人文学史写下绚烂的篇章。
在新加坡这块有着奋斗历史的赤道之地，以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兄弟等为代表的文艺界先辈前贤们一直坚持“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的文艺理念文艺期刊的编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点燃了南洋华人强烈的民族感情，爱国华侨纷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抗战题材成为新闻传媒、文学创作的主流。杨骚在南洋期间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但杨骚克服自身的困难，用羸弱的身躯为新马抗战文艺工作竭尽心力。杨骚的做法是：坚持编辑闽侨总会机关刊物《民潮》，以弱势语言践履“诗言志”的主题精神，从中国人民的抗日大业出发，坚守编辑的阵地，为中华民族抗战勇敢发声，鼓舞华侨抗日斗志。
《民潮》由陈嘉庚主办，其办刊目的在于：“鉴于南洋各地华人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当时新马各报无法及时和全部将国内情况反映；
另外一方面，南侨总会也很需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宣传刊物，因此，就由南侨总会筹办《民潮》半月刊。”[2]杨骚在国内有过丰富的编辑经验，曾参与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新诗歌》的编辑，与欧阳山等编过《作品》杂志，同戴方平、沙汀、徐懋庸、邱韵铎等编辑过左联刊物《文学界》，在福州编辑过“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特刊和《小民报·文救周刊》等。然而在这抗战的非常时期，杨骚比以往更加慎重，认真对待《民潮》的编辑工作，希望不出任何差错。杨骚的慎重是有依据的，因他初来乍到对新加坡的情况缺乏了解，于是他邀请楚耘（1907-1961）参加编辑工作，与楚耘商量刊物的名称、内容等问题。《民潮》本来要取名“南侨”或“闽侨”，杨骚和楚耘商议后觉得这名称未免显得狭窄，建议改为“南潮”或“民潮”。经征得李铁民和陈嘉庚同意后，刊物定名为《民潮》。
《民潮》筹办于1941年4月，创刊于1941年8月，停刊于1941年12月日本突袭新加坡之后。虽然《民潮》维系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其内容丰富包括政治、时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及文学作品，形成浓厚的“闽侨”刊物的特色。《民潮》忠实于南洋闽侨总会的宗旨，努力呼唤华侨社会加强团结，支援祖国抗战事业，是反法西斯的重要宣传阵地；
这一阵营团结了胡愈之、沈兹九（胡愈之夫人）、巴人（王任叔）、蔡高岗（作家、新闻工作者）、高云览、王纪元以及在香港的乔冠华、金促华等知名人士，发表了不少重要作品。此外，《民潮》从创刊时一本只有30多页增加到后来的一本120多页，凝聚了杨骚的一番心血，见证了杨骚的抗日热忱。
当年杨骚主办的《民潮》刊物大多散轶，但从仅存的三期刊物中，我们看到的是杨骚“履行使命、认真负责、一心扑在抗日编辑事务的热忱”[3]205。《民潮》半月刊的编务实际主要是杨骚一人在负责，在创刊之初虽得到楚耘的帮助，但接下来的组稿、约稿、审稿、编辑都集中在杨骚一个人身上。杨骚尽心尽责地担任这个刊物的主编，经常忘我地工作，“天天在《民潮》社内埋头写稿，审稿及处理版面”，与蔡高岗合租一个房间，“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民潮》内埋头工作，有时跑过马路去怡和轩俱乐部与南侨总会的人讨论工作”，只有到深夜才回到自己的住所[2]。由此看来，杨骚肩负周恩来同志代表党组织交给他到星洲后“要帮助陈嘉庚”[4]317的任务，以《民潮》刊物开辟团结华侨的阵地，身兼组稿、约稿、审稿、编辑、撰稿的任务，忘我地工作，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反映闽侨的呼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纸都学习了中国国内报纸设有副刊的做法，都设有文艺副刊，供作家和文艺爱好者投稿作品，相互砥砺。据庄钟庆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统计，“星洲有30多家华文报纸，100余家期刊。其中，1919年创办的《新国民日报》、1923年创办的《南洋商报》、1929年创办的《星洲日报》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作用最大。”[5]104譬如《南洋商报》创刊于1923年9月6日的新加坡，23天后马上被英殖民地政府以“涉及党派政治”为由停刊，该报章的进步性和政治性可见一斑。新加坡的殖民局势原本就错综复杂，1940年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全面暴露，东南亚也受到战争的威胁，新加坡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在这节骨眼上，杨骚凭借自身的才华和努力以抗战文艺战士的身份在这些对马华文学影响作用较大的《南洋商报》上发表《加紧团结，反对分裂！——为纪念“七七”四周年而作》（1941年7月6日），在《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发表《以纸弹配合子弹——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的一点意见》（1941年9月5日）和《散谈诗——文学讲座二》（1941年10月31日），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在战地的双十节》（1941年10月10日）等评论文章和杂感。此外，杨骚在《民潮》刊物上亲自为“两周笔谈”执笔，写《事实告诉我们》一文，真实反映陈嘉庚先生爱国爱乡、团结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申述闽省弊政、力促滇缅路得以改善的系列活动。目前，就杨骚这些硕果仅存的海外政治散文来考究，其篇幅短小精悍，其内容激昂奋进紧贴时代的主旋律，犹如激越的反法西斯战斗的号角，唤醒南洋人民的反法西斯意识，与祖国的抗战热潮遥相呼应。其主要价值在于：
（一）挞伐“战必败”或“战必亡”的投降派。在战火已经蔓延到了南洋群岛、局势日益危急、中国南下作家几乎没有退路的窘况下，杨骚的作品能够清醒地洞穿时局，鞭挞“一些伪和平论者，失败主义者，唯武器论者，软骨虫，及其他潜伏在抗战阵营中的妥协投降派，汪派，汉奸”[6]820，驳斥投降派“战必败”或“战必亡”的论调，坚定地支持反法西斯伟大事业，实属难能可贵。同时，杨骚准确地预见战事将朝着有利于反法西斯的一方发展，“我们抗战了四年，不但不败，不但不亡，却还屹然不动，昂首挺立在天地间，让世界各友邦，另换一副与在抗战前不同的，尊敬，赞美和期待的眼睛望我们”[6]820，并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绝不是日本使用征服支配所能得到的”。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战争的态势是比较复杂多变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并未正式向日本宣战，一贯采取姑息靖绥政策，与日本争夺远东太平洋霸权。诚然，杨骚的乐观不是盲目的，他是基于国内艰苦卓绝的抗战成果和国际日益胶着的战况而做出的客观性判断。
（二）充分肯定中国四年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半生屈居海外、身为文弱书生的杨骚与前方战士一样，以抗战大业为自己的己任，在评论文章中奋笔疾书深刻剖析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我们无数英勇的战士，在1 460天内无天不在前方流血得来的战果”；
他在逆境中倍感抗战的艰辛与持久，慷慨激昂地申述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我们无数同胞，在1 460天内不在后方受难，忍苦地和妥协投降派，安内攘外派，及其他摩擦专家，动摇分子斗争得来的战果”；
他在统一战线中苦苦作战、竭尽全力地呼吁中国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我们45 000万炎黄子孙，站定民族至上，国家及无党无派要求民主，始终团结一致对外得来的战果”。应该指出的是，杨骚受党的委托远赴南洋开辟新的抗战文艺阵地必然有所作为，他不顾疾病缠身，不辱使命，坚持不懈地创作、发表评论文章，道出抗日的艰辛和战果的来之不易，写得义正词严、气势恢宏。
（三）旗帜鲜明地团结南侨，反对分裂，呼吁抗战到底。1939年6月杨骚在国内曾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行经四川、陕西、河南、山西，深入中条山、太行山一带，足迹遍及国统区和解放区，亲眼体验抗战的烟火。战争给作家留下的创伤和记忆是刻骨铭心的。杨骚认为前方是军事抗战，后方是文艺抗战，军事抗战固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文艺战线的笔杆的作用却未必不如枪杆。随着欧洲战事的扩大，中国的抗战局势有了转机进入持久战阶段；
但是皖南事变的出现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令海外投降分子分外蠢蠢欲动。杨骚此时在新加坡发表的政治散文抓住时局的骤变，禁不住流露出对抗战时局的忧愤：“一方面固然是乐观，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有所忧愤。”其作品明确指出给抗战前途制造阻碍的是：“从皖南事变以后祖国的政治逆流，向抗战前途投下一个暗影”，揭发国民党投降派破坏团结的阴谋；
水到渠成地呼吁海外侨胞要善用和扩大我们的战果，加紧团结、反对分裂，提高与祖国抗战到底的精神，直到获得最后胜利[6]821。
（四）响应“反法西斯文学”，号召建立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线。在抗日救亡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作为一种斗争的武器，为抗战服务，出现诸如“抗战文艺”、“南洋战时文艺”、“华侨救亡文学”之论争。姑且不论这些口号的得失，但“抗战”乃是本时期创作的唯一话题，杨骚紧紧抓住这一时代的脉搏，激情满怀地投入其中。苏德战争爆发后，杨骚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现在的作战，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不是单纯为着一己的民族解放，不是单纯地抵抗日寇；
而是更广泛更显明地为着反对整个法西斯侵略主义的。”[7]829杨骚的作品有力推动了文学实践从主要针对“打倒日寇”、“民族解放”、“国防”等内容向反法西斯侵略、拥护民主、主张自由等内容转变，彰显杨骚反侵略文学的广泛性和世界性。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杨骚出生在中国的南方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作为南方人的他对外来侵略的反对，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对一直是持之以恒的。早在1936年5月杨骚创作极富家乡特色、反日本帝国主义的诗歌《福建三唱》：“哦，你泉漳的子弟，/你福建的盐，你/鼓起厦门湾中的怒潮罢，/淹没远东的帝国主义！”[8]175-176；
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杨骚在福州《小民报》发表《展开全面抗战》一文，主张“以牙还牙，展开为民族解放的全面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9]800；
抗战中后期杨骚在南洋的环境非常艰苦，尽管如此，杨骚依然以“楚人”式的搏击发出时代的紧促呼吁：“用我们的笔枪、用我们的纸弹，无情地刺杀和毁灭敌人的第五纵队——一切法西斯的走狗、汉奸及其他‘别有用心’的中国人的造谣和歪曲理论”[7]830！综上，杨骚在新加坡发表的政治散文不仅配合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唤醒广大华侨的爱国热忱，而且扩及马来亚各界为着全人类的正义与自由而奋斗。马斯洛在《人的潜能和价值》中说：“不畏惧自己的内部世界，不怕自己的冲动情绪和思想，对自己深邃自我赞同的认可，使他们更有可能敢于察觉世界的真正性质，也使得他们的行为更有自发性。”[10]248杨骚发挥作家主体的审美自由性，细致地察觉反法西斯大业的真正性质，以沉稳的激昂之笔再融进南方人特有的搏击精神，兼收鲁迅“韧”的战斗精神，把波澜壮阔的抗日事业写得如此铿锵有力，显见春秋大义。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日军占领期间遭受巨大的打击，陷入低谷期。庄钟庆主编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指出“沦陷时期（1942—1945）马华文学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充斥着奉“皇军”之命而作的汉奸文学。”[5]1091942—1945年杨骚蛰居印度尼西亚，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对印尼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制统治，宣布禁止使用荷兰语和传播西方文化，同时成立“中央文化局”，把文艺工作者组织起来，为它的“大东亚战争”服务。这样做的结果适得其反，客观上反而大大促进了印尼语的普及，同时也给印尼作家更多的创作机会。“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11]115，杨骚不会用印尼语创作是不争的事实，但亲历战争的杨骚在异域寻求认同以唤醒华族自身的存在证明，依然用华语坚持创作，写下富有南洋特色的马来亚军民抗战剧《只是一幕》，打上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烙印。该剧虽创作于1946年5月二战胜利后，但创作时间紧挨着杨骚抗战期间流亡南洋的这段经历，以南洋为舞台背景描写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激发南洋人民强烈的民族感情，生动地再现南洋人民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抗击日寇的历史画面，写得如此石破天惊，如此地具有光与色的艺术张力。
该剧的舞台背景是典型的热带风景，椰林外的海边。“窗外椰林摇动，风云变色，舞台面略转昏暗，是热带地特有的突如其来的狂风骤雨将要发作的预兆。”“此时风声，海浪声，闪电，远雷声。风吹进，窗扇摇动，桌上文件被吹散。”“舞台面一时死般地静寂。只听到达达的风声，浪声，雷声。”“幕在由远而近的风声，浪声，雷声中慢慢地下”。马来亚特有的狂风骤雨暗示着日寇的疯狂肆虐，剧本交代日寇是带着赤裸裸的掠夺计划而来的：“莫说你的财产，华侨所有的财富，就是整个马来亚，整个南洋，也全都是皇军的，皇军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热带风暴是剧情骤变的天机，日寇屠杀抗日人士就是在海边起风暴的场景转换中进行的，抗日战士马潮在日寇开枪射击之际巧借暴风雨的掩护得以跳海逃脱。恶劣的海洋风暴象征着法西斯统治的层层铁幕，舞台背景的巧妙设置既为剧情的展开打下铺垫，又真实地反映了南洋社会生活风貌。杨骚以充满象征意味的笔调写出南洋大地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味，用自然界的景物来烘托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逼近与斩尽杀绝，表现了时代的特征。
该剧讴歌了海外华人华侨同仇敌忾、顽强抗日的坚强决心。剧中主人公是忍辱负重的陈幕兰、以及起初以抗日为使命、法西斯垮台后以打倒汉奸走狗为志的马潮等一系列革命志士，他们代表正义与力量，正直、爱国，有着顽强的战斗精神，象征着马来亚各族的脊梁。剧中塑造了人民抗日军第六独立队这一群像，里面有中学生，还有女扮男装的陈幕兰。尽管抗日军的成分杂陈，但抗日军民坚决抵抗到底的精神却令日寇望而却步：“可是这些支那抗日军，就大大不同了，他们吃白米固然打，树薯，苞谷也打；
他们用步枪固然可以打，用猎枪也可以打，而且打到只剩一个也不愿意投降，最后便来一颗无情的手榴弹，让彼此同归于尽。”[12]549杨骚塑造的抗日部队意志坚定、视死如归，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克服给养匮乏、战事不利的种种困难，顽强地与日寇周旋。
该剧歌颂了抗日军民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这些抗日战士带有“铜皮铁骨”的民族性格，个个明大义、识大体，甘心用血肉之躯筑起抗日的铜墙铁壁。“可是您要是叫他们说出他们的组织，匪巢，或是什么其他有关于他们同志的事，他们的嘴巴就好像被铁板封紧了！”因此，不管日寇采取什么手段软硬兼施或威逼利诱，南洋的抗日英雄始终宁死不屈，“个个都那样铜皮铁骨”，下定决心“为民族解放，为人类的自由，为打倒法西斯而牺牲”[12]563。剧情的高潮设在日寇引诱陈幕兰供出柔南人民抗日军的情况以换取陈幕兰与马潮（幕兰的恋人）的性命这一场景。在自由与叛变面前，陈幕兰选择了牺牲自我，包括牺牲爱人的性命。陈幕兰的形象在杨骚的剧中呼之欲出、得到艺术的升华，抗日军民绝不出卖同志的优良品质被栩栩如生地刻画，军民抗日这一伟大壮举得到热情地讴歌。
抗战文艺作家的创作多以革命战争为背景，控诉法西斯的残暴，描写同胞的命运和生存状态。毋庸置疑，战时南洋的华人华侨也有迫于局势向日本侵略者屈膝投诚的、也有贪生怕死变节投降的，这样的内容如果在作品中缺席反而不符事实。《只是一幕》刻画了华侨富商陈受益为保住一己之利而屈服于日寇淫威的傻相，对其投诚日本人加以描写与批判。身为银行董事的陈受益被“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所蛊惑，曾尽力提倡华侨主动向日寇献钱献物，“鄙人始终服从皇军的命令，说东就东，说西就西”，“鄙人曾尽力提倡华侨献金五千万”。后来陈受益获悉女儿陈慕兰被抓，爱女心切、不惜重金救赎：“如蒙司令开恩，赦免小女的罪，鄙人情愿把自己的财产，自己一切的一切财产奉献”。陈受益胆小怕事、一错再错，因他的求情反而捅破陈慕兰是女儿身的真相，导致女儿被日寇侮辱，令人满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余愤。此外，剧本还塑造了汉奸王黑子贪生怕死、出卖同胞、丧心病狂的奴才相：“黑子这个家伙不是已经替皇军抓到几十个抗日分子了吗？”，如实地揭露王黑子先为叛徒后为汉奸的丑恶嘴脸。
诚然，边缘生存与边缘话语，是南下作家在战时南洋地区进行文学创作的文化方式，边缘的位置更容易使杨骚感受到不同特质文化的差异，南洋各族人民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民族，海外侨胞的文化亦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反观二战时杨骚在南洋地区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是与反侵略文学相始终的，杨骚以文学的方式穿透法西斯的历史表象，对本民族乃至南洋各族的反法西斯文化脉动做出深度回应。相比之前杨骚在国内也曾写过剧本《钉子》（1940年6月）描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英雄事迹，这回杨骚转笔勾勒马来亚军民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抗日的史实。事实上，《只是一幕》所写的就是一些零星的抗日军，但这支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军在挫折中成长，砥砺前行，浴血奋战，誓死守卫国土，“比白思华将军所带领的十万白猴子强得多”[12]549。通常，中国人到异邦生活产生的文化碰撞在中国作家的笔下也随着中国人的历史经验而具有中国的视角。至此，不论杨骚以编辑为务、或者编辑闽侨总会机关刊物《民潮》，还是在当时那些对马华文学影响较大的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亦或撰写富有南洋特色的马来亚军民抗战剧，杨骚的文学创作已经从为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转向为东南亚人民反法西斯、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挥毫泼墨了。
总而言之，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在那些波浪滔天的岛国，作为南下作家中的一员，杨骚随着空间变换游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化写作，极富深刻而广泛的社会现实内涵。一方面这是杨骚在更深层的认同中与自己的民族、与故土、与侨胞保持着生命内在的联系，是“左翼文学”传统的现实书写；
另一方面这是杨骚对立锥之地——南洋群岛保持深厚的关切，从中国式的民族意识走向世界性的民族意识，以战士和革命者的形象与南洋人民一起站在反法西斯的文化战线，是抗战精神的南洋书写，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注：
东南亚诸国都曾经遭受过日军铁蹄的蹂躏，同时，广大华人也组织形式多样、艰苦卓绝的反抗，并无私地支援祖国的抗战，涌现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均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得到出色的反映。是年，福建漳州籍左翼作家杨骚于1941年5月抵达新加坡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命运、民族救亡紧紧地拴在一起，以文艺战士的身姿积极投身南洋的文化战线，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笔为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科科研项目《闽地印记的漳州作家研究》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应“2015年东南亚反法西斯华文文学学术论坛暨第十一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邀请而作并在会上交流，并收录《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2017）》（厦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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