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构建——基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运 迪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理性与价值之间具有相互交融的一面”，[1]理性的深度思考关联着人类的价值关怀，价值的眷注也常常内含着理性特质。少数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理性和价值观，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数民族的心性秩序、生活态度、价值取向、精神风貌以及思想行为，彰显着少数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层逻辑和基因密码。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新时代少数民族普遍面临着工具理性膨胀的危险，人的主体性在技术理性浪潮中逐渐丧失甚至呈现工具化(对象化)，出现价值危机以及人的存在意义的失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P22～23)新时代少数民族何以驾驭强大的资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矫正道德失范和心灵失序，使内心深处的灵魂变得更加饱满充盈，使实现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少数民族的普遍奋斗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直面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国在总体上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已经跨入了现代国家的大门，少数民族身处其中的社会已经是“碎片化”“风险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以碎片的、枝节性的形态出现在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3](P118)在新时代，现代主义及其思潮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劲的思想冲击，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异彩纷呈、个性彰显的同时，出现了思想和道德的无序、偏差、失范现象。然而“秩序是可靠和坚固的，它是人类自由力量的典型产物和结晶”。[4](P8)因此，具有忧患意识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呼唤着有序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的合理化。道德危机的产生使“传统道德生活出现失范”，[5]信任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产生使少数民族出现了心灵的失序，道德失范与心灵失序是新时代少数民族一个突出的现象。
(一)道德危机
道德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中往往是以绝对的、权威的地位指引着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行为，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农业社会时期。而当今言论自由的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德权威在个性张扬的冲击下渐渐隐退。道德在少数民族的潜意识中已经不是不可挑战的权威存在，尤其在海量网络信息的冲击下，多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摩擦、碰撞正在消解着少数民族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使一些少数民族认同道德相对主义，觉得事物之间没有稳定的是非标准。伴随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与自然、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少数民族的内在精神状态开始失衡，甚至部分人已经出现了思想和伦理层面的紊乱。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青年接受了理性主义、实用工具主义的世界观，但“工具理性所关注的是非人格化的逻辑关系，拒绝一切价值考量的介入”，[6](P71)导致少数民族失去了主体性，“抑制了其生存、发展、完善的多种需要，使人的主体地位逐渐被漠视、轻慢，进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价值错位”，[7](P4)少数民族日渐成了“机器的奴隶”，而“人为物役”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的普遍现实。加之，少数民族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矛盾，抑制了少数民族的主体自觉(包括道德自觉)，出现了大量的新的伦理困境、伦理冲突和伦理失范。同时，市场经济功利化的追求阉割了少数民族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伦理精神诉求，“在高度现代化中，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抽象化”，[8]在过度利益欲求的驱使下，商品拜物教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化意味着少数民族的物化，“物化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自我反思将变得难以深入”，[9](P347)导致少数民族往往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关系，而作为影响少数民族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反思精神却处于严重缺位状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道德权威减弱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失德现象、不良行为的传播和扩散就会呈裂变性出现。在传统道德体系受到全面冲击但尚未确立新道德标准的场域中，道德失范就会在少数民族地区蔓延，而丧失了权威性的传统道德已经无能为力。
(二)信任危机
少数民族传统伦理社会结构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解体，少数民族主体性价值日趋凌驾于传统伦理弱化的废墟之上，少数民族的传统伦理信任深刻遭受现代理性的整体拷问。在此场域中，少数民族传统的整体主义逐渐为现代个人主义所代替，少数民族道德修养转化为伦理实体的通道就被完全堵塞，由此引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道德虚无主义的产生。和传统社会相区别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社会中信任筑牢的环境已经疏离了熟人关系而跨入了陌生人领域，从传统伦理的个体诚信变成了道德环境中的社会信任。在少数民族伦理道德转型中，出现了伦理层面上守望传统，而道德层面上走向现代的特征，少数民族个体之间就极易丧失彼此之间的信任。一是表现在个体道德沉沦，呈现出显著的权利要求与权利意识，然而权责意识又较为淡薄，道德自律意识不强，使得无道德信任的个体在社会中出现了“唯目的主义”的行为。二是个体美德逐渐消失，而“路人”行为逐渐泛化，怜悯与同情心逐渐隐退，人际关系趋于紧张和冷漠，造成少数民族个体之间的信任度降低。在当前阶段，少数民族的传统交往要素在不断消亡，但未能建立完善的陌生人交往规则，少数民族信任危机集中体现了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必然经历的“阵痛”反应。
(三)生态危机
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社会秩序与现代社会制度之间存在断裂，而断裂是现代性的显著特征，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吉登斯指出：“剖析现代性需要深入理解断裂的属性，诊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10](P3)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的生态危机正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环境下出现的产物。少数民族在工业化时期对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表示赞成和欣喜，但今天对于工业化应该感到担忧和焦虑，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资本、主体性意识觉醒、科技等推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分化，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揭秘生态危机的根源：自然价值论者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归咎于生态伦理的缺失，认为是少数民族看待自然的观念和道德存在问题，需要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主体性，全面变革少数民族的观念和道德就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科技批判论者指出科技的进步是少数民族生态危机出现的祸根，认为科技不断进步加剧了少数民族的生态危机，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科技越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水龙头”就会越开越大，各种废弃物难以及时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系统负担愈加沉重。其实，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资本逻辑驱使资本为自身增殖拓宽渠道，决定了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忽略和对生态资源的无限开发，更危险的是，将“技术对自然无所顾忌的设置看作是人与自然之真理的危险错置”，[11](P184)突破了以神、宗教崇拜为基础的迷信护甲技术，这是一种解蔽方式，资本逻辑驱使开发和利用生态资源将肆无忌惮，使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处境更为堪忧。
因此，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失范和心灵失序把少数民族拖入道德崩溃的泥潭，日益侵蚀了少数民族的共同体道德，价值偏差逼迫少数民族共同体的隐退，心灵失序造成少数民族共同体道德的崩解，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化的不彻底、不深入以及不到位，缺乏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之有效的保障机制，是少数民族价值观的引导力和典范引领性的整体缺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关涉少数民族的个体发展、社会发展以及长远发展，为了少数民族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引入“价值治理”理念。
价值观深刻凝结和集中彰显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和伦理遵循，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开拓进取、毅然前行，不断实现文明的进步，其决定因素就是有合乎人类生存发展规律和合乎文明正道的价值信念。这个价值观具体表现为真理观、宗教观、善恶观、审美观等，表现为“知、情、意、行以及对过往的整体反思”，[12]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古往今来，当若干个体的反思与批判能力被系统整合成一个理论的和思想的行动时，真正符合历史必然性的核心价值观才能被建构起来。
(一)少数民族亟需建立起以理性和自由为根本的价值观
西方主流价值观认可的是自由主义思想和现代民主政体，其五大价值冲突是简约与复杂、祛魅与返魅、立体与平面、拉近与疏远、解构与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注重理性、强调个性的文化，那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是注重德性、强调整体的文化，风格迥异的两种文化必然产生碰撞”。[13](P1)事实上，现代性意味着流动性、变迁性、创新性。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区域、没有哪一个民族，更没有哪一种文化能闭门谢客、独自发展，理论、思想、价值观念必然要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互鉴，在流动和互鉴中产生碰撞、变异、吸收或者转向。道德问题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性转向进程中必然不可回避、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就能解决的风险。不要奢望预知和防止风险社会可能出现和存在的所有风险，而要以同现代性演进同步的正常心态来面对各种未来的挑战和风险。毋庸讳言，少数民族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也在痛苦地承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诸多病症和无奈。比如，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失范、心灵的失序、特色手艺的失传、传统文化的流失、民族村落的消亡、独特语言的消失、民族认同感的弱化等。少数民族需要一种固定的精神标尺来维持精神世界的秩序，也需要情感安慰来消解竞争带来的焦虑感和挫败感，需要某种具有神圣性的非理性因素来主导他们的生产、生活。面对愈益加速的现代化进程，少数民族既不能迅速适应，又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参与市场之中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资源要素的激烈竞争。这也是社会现代性转型进入到纵深阶段以后中西方社会出现的共同问题，这表明了现代性与传统的内在密切联系，不可截然二元分割对立，人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应对现代性的精神动力和伦理支撑，也是现代性过渡时期传统与现代博弈、螺旋式发展的表现，现代性其实就是传统性的新增长，与传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割裂。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性转向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经历了几百年的准备和逐渐演变的过程，未能经历一次较为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是大力移植外部现代化模式、经由外部强力冲击推动急速发展而来的强制型变迁，在这种“暴力式”的现代性转化场域中，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理性和自由为根本的价值观。
(二)少数民族地区亟待化育具有公民性信念的现代公民
新时代少数民族需要重点关涉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精神生活和精神现象问题以及美好的生活方式如何可能的问题，诸如信仰、信念、认同、反思等。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正因为主体的反思，使得反思呈现为永无止境的骚动和不安。”[14](P302)少数民族在反思的过程中，并非简单抛弃旧式的现代性，而是要深入挖掘既能彰显本民族特性，又要超越自身的理性精神，实现契合本民族、本地区发展的现代性。深刻反思少数民族现有道德在行为判断和拯救人们精神上何以无能为力，反思全球化场域中价值多元化在判断、选择上的诸多困惑，反思传统道德与新时代道德需求之间的矛盾，反思道德规范和个体德性发展吁求之间的冲突，反思当下的道德理念何以在价值观层面上出现了不确定性，反思道德行为何以变得那么难以判断和不可预测等。深入思考何以实现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信仰理想、道德困惑之间的协调，使少数民族的道德判断标准得到统一，价值选择不再混乱，道德失范现象降低甚至不再出现。新时代少数民族价值研究将重返生活化或人性化之路，以人为目的整体面向少数民族自身，体现“民族智慧”，逐渐摒弃形而上的宏大叙事范式，面向植根于生产、生活的深刻伦理自觉，探求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相耦合的现代性之方。因而少数民族在现代性价值理性的设计以及现代化的实践中，必须以积极开放的姿态面向自身、面向他者、面向世界，既要坚持全球化来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又要民族化保留自身的民族特性。少数民族现代化的意义在于，在反思本民族现代性的病症基础上，何以化育具有公民性信念的现代公民，作出具有民主性、合理性、正当性的选择，确保本民族精神和心灵的圆融。
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基础上实现美好生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这个课题的实质在于，在多元化、复合化的现代性转化背景下，在建构和实现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如何以令人信服且合理的逻辑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耦合？这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张力之下，怎样实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色；
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化育出与新时代公民相匹配的现代公民气质(风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践行筑牢坚实的文化根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怎样处理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张力，这是新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往往容易出现错位和失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注重自身的质性特色而忽视了现代化的核心“公民性”。阿尔蒙德认为：“以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人们的政治行为，观察社会政治生活，公民性应该是守法、宽容和社会理性，具有多元性的特征。”[15](P147)少数民族缺乏公民性，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无从谈起。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履，“有赖于公民文化、公民伦理的规制，有赖于既要改进和修缮传统之宗奉善(好)、价值和责任”。[16](P2)
(一)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逻辑：使核心价值观回归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本位
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构建美好生活，需要拓宽国际视野和世界发展格局，把少数民族的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在全球化的现代性变迁高度加以思考，高度关切少数民族“心灵秩序”的锻造以及民族人格的化育。在少数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化育中，为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融入少数民族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必须实现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呈现多元性，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形势下，主流话语面向世界的承诺是坚定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的信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的必须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集中彰显了文化自信的正当性、科学性和合法性。然而具体的实践要比理想期许更加复杂，残酷复杂的现实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少数民族的方式化育，通过少数民族能够自觉接受的方式来证成少数民族的现代性逻辑。少数民族曾经模仿、学习、追逐并实践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去道德化的倾向，为了发展经济尽可能降低道德的作用”[17](P67)这使得少数民族在器物层面已经很现代化，然而在价值和文化上，却被排斥在西方现代性逻辑之外。因而在现代性转向的过程中，少数民族需要充分张扬个体的主体意识，需要注入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直面现代风险社会的勇气以及接受多元文化的心理承受能力，即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逻辑。但是客观来看，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依旧很强大，少数民族需要努力摆脱西方现代性逻辑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契合自身发展的“现代性”实践方式。
少数民族的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很像某种“现代性”，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又是具有另外一种意义的“现代性”。如此，在完全属于少数民族自己的“现代性”方式出场以前，少数民族还需在这种不圆满的“现代性”中不断探索和继续前行。少数民族必须直面自己的客观发展现实：少数民族的“现代性”才启动，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正在向民主、平等、富强、自由方向进发，现代化的制度和实践方式尚未充分展现和建构。希望、方案和路径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实现美好生活，就必须重塑少数民族的“德行”，以少数民族式的“合乎伦理道德的生活方式”[18]来改变多元社会中个体的想法，以“遵守伦理道德的约束”来“得到生命的奖赏”。[19]“为了吸纳、转化、超越西方现代性”，[20]少数民族需要进一步的革新，在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追求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勤劳、勇敢、宽容、简朴、虔诚、自律、敬业、爱国，一直是少数民族跨越历史的动力，新时代所需要的，就是回归这些价值真理，回归少数民族共同体的传统道德。道德失范已经使前几代少数民族过度忧虑，这种忧虑同样也影响到我们这代人。现实情况确实有些糟糕，但是只要有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少数民族普遍地接受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实践新时代的“现代性”，就能使少数民族真切体会“现代性”的福祉，成为新时代的现代公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熔铸在少数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少数民族的价值标识和自觉行为，就能推进少数民族美好生活的实现。
(二)确立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对话共生”信念：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思想语法
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全球化其本质就是各种文化长期动态博弈的过程。正如亨廷顿所言：“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面的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21](P6)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本土文化，无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全球文化大博弈之中。对话与共生是解决少数民族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最佳路径，只有加强对话交流，破除文化藩篱，相互理解沟通，才能达到“共生”。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现代性的转化，必须确立中西文化与价值观“对话共生”信念，对本民族文化进行重构、强化和促进，将本民族的行为、思维方式、社会的独特性加以理论化。当然，实现中西文化的对话共生并不是要求不同文化放弃各自的特点，而是要消除文化之间的对立消极因素，倡导多元、多样的文化，从而使“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依存”成为常态。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立场是处于在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需要通过转化才能成为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文化，转化要求面向整个社会和人。这并非仅仅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而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快速现代化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急剧变迁，在价值取向上日益多元化。“它不仅意味着相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多层面断裂，更意味着不断自我否定、不断自我分化，一个充满了冲突、碰撞的星团式分化的动态过程日益形成。”[22](P1)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并非单线进化发展，而是被多种因素裹挟同时具有“世俗化、反世俗化以及后世俗化的特点”[23]，是一个多维度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新时代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之后，应该具有和谐性的、多维性的、普遍性的“美好期许”。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照下，少数民族才能更加充分地领会到人的生存领域是一个无穷广阔的意义领域，进而让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德性价值得以自由、广泛、全面、充分地显露，进而整体性提升少数民族的生存境界和精神境界。未来少数民族的美好生活之路，本身就有着极其丰富的求智思想资源，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起点上，它的跨越前进已是必然之势。
(三)化育少数民族的公民性：让失序的心灵得到圆融
党和国家以强大的魄力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推进了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正在急速向着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转变，生存和发展状况也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价值错位、信仰危机、从众趋同、心理求助、执着传统、国际渗透等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纷纷涌现，信仰多元化、思想复合化、心灵失序、道德失范，从根本上严重消解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自信，进而导致少数民族价值坐标的错位。如果一个民族出现全面的“精神危机、价值紊乱、信仰真空”[24]，那么，这样的社会必然是病态的，不可能实现健康发展。就连哈耶克这样把一生献给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呼吁道德精神和优良的社会秩序：“学会理解和平的、通过各种努力实现相互协调的秩序，这是我们道德行为能够成就的最高价值，道德任务是个人的任务，某些群体取得的道德进步，是其成员采纳对群体的维持与幸福更为有效的规则而造成的结果。”[25](P257)新时代少数民族病症中最严重的就是道德失范和心灵失序，其根源就是没有真正确立新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的意义在实践层面上，能够发挥引导少数民族肩负起“化育美好德行”“培育包容心态”“形成健康平和心灵”的使命，显现着对少数民族现实境遇、精神状态、未来命运、人生价值等的高度关怀。
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对于何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真实的体悟，也有了切身的感触：在精神生活方面什么时候才能有理性？什么时候才能更加关注心灵的圆融，而抛掉对物质、声望、权力等的过度贪婪？深入剖析之后，是对少数民族社会优良秩序和价值的吁求。其宗旨在于，化育少数民族健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培育高洁的人格和崇高的品质，为新时代少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心灵的圆融提供一个通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够拯救失序的心灵和扭曲的道德，一切民主开明的执政党绝对不会放任公民在失序的心灵痛苦中煎熬和生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化育，正是新时代的当政者以价值的方式，深切地关注少数民族已不再“单纯”“完整”的心灵现状，从“国家价值观”“社会的有序性”“个体心灵圆融”化育的高度，指引少数民族逐渐消除弥漫在社会中的迷茫感和无意义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化育关涉整个少数民族的长远发展和生存境界，从根本上影响少数民族超越性品德和健康心灵的化育。道德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正如康德所说：“我们心中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的两种伟大事物——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26](P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究使命在于，从根本上向少数民族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于公民形成美好的生活意义和科学的价值的真蕴——科学的价值观决定人的健康与福祉。可见，少数民族的现代性转化，意义就是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构建社会秩序，以及培育面向世界的具有优良秩序的新时代的少数民族公民。对于新时代的少数民族而言，这一价值更新的意义，肯定能给整个少数民族地区带来无穷的生机活力。化育少数民族的“公民性”，发展一种融合知识、价值观、行为品质为一体的新时代公民，培育少数民族的政治态度和公共精神，提升少数民族处理价值议题和冲突以及提升政治行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责任感和国家发展使命感。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在对少数民族现代化进行反思和超越中找到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如何避免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重蹈西方前辙，这些问题无不考验着新时代的当政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2](P44)新时代要注重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使少数民族普遍接受并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少数民族的道德精神在继承了传统文化基因的同时不断地去生长和突破，用伦理精神的健壮和强大去推动少数民族孕育新的道德理念的共同体的蜕化和重生，从传统的“伦理性文化”和高超的道德性生存智慧中，找到治疗时代病症的有效解药，使少数民族的活动更加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符合人的目的和美的规律，让少数民族的灵魂变得饱满充盈，满足少数民族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促进少数民族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社会持续稳定的进步，最终实现少数民族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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