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仪式链视角下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
肖云忠，苏玉琼
(成都理工大学 a.文法学院，b.管理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连续两年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斩断“围猎”和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目前围猎与被围猎在官方话语中频繁出现，成为热词，引发学界对围猎与被围猎的关注和理论探讨。有研究提出了“行贿围场”的概念框架，通过文本分析论证行贿围场是行贿方式、官员自由裁量权、制度因素、人情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1]有研究从内外因相互作用角度揭示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2]还有研究从心理角度揭示甘于被围猎蕴涵的认知、情感、意向等要素及其发生机制，强调情感与认知的联动效应。[3]这些研究初步揭示了围猎与被围猎的背景、含义、原因，提出了斩断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对策。
从宣传和政策实践来看：一是在报纸、网络等媒体对围猎与被围猎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云南省纪委监委拍摄了《围猎：行贿者说》纪录片(第一集 以利猎权 滋生腐败；
第二集 香饵有毒 金钩勿吞；
第三集 莫存歪念 躬行正道),通过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各自的诉说，揭示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机制；
二是一些基层行政组织开展围猎治理实践，出台相关政策，呈现围猎和被围猎一起查处的态势。
总体来看，关于围猎与被围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学界和实务界均抓住了围猎和被围猎的关键环节，把二者作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利益链来看待，试图揭示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
另一方面，探讨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问题的主要界定语境是反腐倡廉，其实质是行贿与受贿的代称，内容是围绕利益展开的追逐。
既有研究构建的多因一果模型和以权力客体视角进行的研究，能够解释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但却不足以解释围猎者与被围猎者特定互动与后续互动之间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链特征，即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是怎样形成并持续下去的？推动围猎者与被围猎者持续互动的机制是什么？在高压反腐背景下为何还出现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行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需要结合围猎与被围猎嵌入的社会情境，从更微观层面和主体角度审视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条件与作用机制。
互动仪式链理论具有主体性与互动性的思维特点，用其考察围猎与被围猎问题，有助于揭示围猎与被围猎主体之间的互动结构、动力机制与后果影响。可以说，探讨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就是探讨围猎与被围猎仪式链的生成机制，从而为围猎与被围猎问题治理提供依据和对策。
(一)互动仪式链及其方法论意义
围猎和被围猎作为互动仪式，为何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维持互动仪式的动力机制和能量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互动仪式链理论对此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既有仪式研究有功能论和过程论两种视角，分别提供了仪式整合功能和仪式发生的情感动力机制观点。互动仪式链理论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延伸和深化，集中体现为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学术贡献，他在前人基础上综合符号互动论、拟剧论、常人方法论、社会建构论和情感社会学理论，系统总结并提出互动仪式链理论。该理论属于以情境主体研究个体行为的微观社会学视角，揭示了互动仪式作为链条的特质及维持机制，为考察围猎和被围猎提供了启示(见图1)。
从生成论角度来看，互动仪式链揭示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生成演化的动力机制与过程，归纳为情感能量支撑社会运行，[4]其一般模型包括情境、要素与过程、结果三个部分。在典型的常规仪式与短暂的情感刺激及共同行动情境下，仪式的构成要素(共同在场、与局外人的边界、相互的注意力集中、共享心境)之间产生相互影响，“高度的相互关注，即高度的互为主体性，跟高度的情感连带——通过身体的协调一致、相互激起(唤起)参加者的神经系统——结合在一起，从而导致形成了与认知符号相关联的成员身份感；
同时也为每个参加者带来了情感能量，使他们感到有信心、热情和愿望去做出他们认为道德上容许的事情”[5]前言5。互动主体产生可能的结果包括四种情况：一是群体团结，即获得一种群体成员身份感;二是增强的情感能量，即成员在采取行动时的自信和力量感;三是标记社会关系的符号，即形成代表群体的标志物，如形象化图标、文字、姿势等;四是道德感，即成员形成道德标准及对违反道德行为产生的愤怒，目的是维护群体中的正义感，防止受到违背者的侵害。[5]80-81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互动仪式链揭示了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本质，归纳为互动仪式构成社会秩序。即由无数发生于特定际遇的正式仪式和自然仪式联结而成链状结构，这种结构的规模并不固定，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加入社会交往，互动仪式链便交结为中观乃至宏观级别的社会结构。
互动仪式链的应用场景及其拓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仪式诱因—互动仪式过程—仪式结果”框架，解释城管执法冲突的跨情境传递效应，扩展互动仪式理论在冲突等负面情境中的应用范畴。[6]二是运用互动仪式链分析电商直播现象，揭示电商直播构建的虚拟消费空间功能及其社会影响。三是运用互动仪式链分析共青团“学社衔接”现象，突出情感治理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有助于克服技术治理的局限性。[7]这些结合具体场景的研究为分析围猎与被围猎互动提供了启发，但在违背党纪国法的腐败行为互动应用方面还处于缺失状态，即作为越轨行为的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是如何通过互动仪式形成的？又通过哪些互动策略得到巩固？正是这些互动仪式策略的应用使得利益共同体、腐败黑数、腐败窝案串案等现象得以形成。由此来看，互动仪式链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围猎与被围猎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互动仪式链范畴的共性与特殊性。共性体现为围猎与被围猎具有互动仪式链的结构要素，表现为互动主体、互动内容、互动手段方法等仪式要素。特殊性表现为围猎与被围猎在性质层面存在的差异性，即围猎与被围猎是特定主体基于资源差异而发生的违背纪法的互动交换行为。因此，可以把围猎与被围猎作为互动仪式链进行结构分析，厘清围猎与被围猎的组成要素。
另一方面，围猎与被围猎作为反腐倡廉语境下的新概念，蕴涵腐败生成演化动力机制的考虑，以更生动直观的语言表明腐败是当事人之间的博弈过程。运用互动仪式链理论可以揭示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发生机制与过程，具体探讨利益链的生成、固化及影响因素，提出利益链的阻断策略，为腐败防控提供新思路。
本文运用互动仪式链探讨围猎与被围猎互动利益链以及属于越轨范畴的互动行为发生机制与过程，一方面,可以扩大互动仪式链理论的应用场景；
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新解释视角，回应围猎与被围猎热点问题，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
(二)分析框架
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是指围猎者与被围猎者通过互动仪式形成的非法利益同盟。生成机制是指促成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形成非法利益同盟的情境因素、动力系统及其过程和结果的统称，回答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何以形成、何以巩固所需要的支持因素问题，由此建立分析框架(见图2)。公职人员所处的公务情境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情境，围猎与被围猎的实质是围绕利益开展的互动仪式，每一次围猎与被围猎行为称为一次仪式，若干次仪式合起来构成仪式链。在利益冲突情境、制度虚置、符号意义变异与项目载体的共同作用下，初步形成利益链，之后在情感能量支持、互动分叉作用下形成内涵式、外延式、混合式三种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固化类型，其共同特征是模糊公与私、情理法的界限，公职人员作为被围猎者从奉公守法、小心翼翼者转变为两面人格，以应对不同情境中的表演需求，造成腐败事件和腐败行为的沉淀。围猎者作为行贿者则通过情感绑架利益，进而绑架公职人员，在情感能量的表象下实现非法利益。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演化机制表现为：利益冲突情境—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情感能量集聚和互动仪式链分叉—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固化—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阻断。
图2 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生成机制分析框架
(三)数据资料和研究方法
围猎与被围猎构成的利益链难以通过访谈、问卷等方法获取资料。本文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的围猎与被围猎案例为依据，案例选择遵循客观性、代表性、系统性原则：一是案例事实清晰，已有定论；
二是案例覆盖范围尽可能广泛，包括党政机关、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公安司法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三是围猎与被围猎互动过程有清晰的记录，结构完整。按照这三个原则，本文选取32个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法处理案例，揭示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生成机制。
按照互动仪式链分析框架阅读整理案例，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是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在特定利益冲突情境下发生的互动行为，有互动情境、主体、情感能量投向、过程四个维度，故按照这四个维度整理32个案例，形成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分析维度表(见表1)。主体是互动仪式链的行动者，包括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互动情境是指互动发生的业务领域；
情感能量投向是指互动主体之间相互关注的情感类型及其强度;过程是互动经历的阶段、载体及结果。
表1 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分析维度
续表1
续表1
(一)被围猎者
被围猎者均为公职人员，只是职级职务、工作单位、业务性质存在差异，其中属于党政部门的有14个，属于公检法部门的有6个，属于公司企业的有10个，属于医疗行业的有2个，有的被围猎者还在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上工作过，有的在某个部门某个岗位担任职务时间超过10年，既有单独个体，也有机构法人或群体组织。有的被围猎者职务不断上升，有的被围猎者职务到达一定职级后不再上升；
有的被围猎者职级较高，有的被围猎者职级只是办事员或者普通员工。但这32个个案的被围猎者均拥有公权力，主管、分管或者执行某个区域、某个领域或某个事件，均存在等级不同的廉政风险。
(二)围猎者
围猎者的行业结构与被围猎者的权力管辖范围相一致，构成典型的利益链。围猎者以老板商人居多，也有同学、同事、战友、朋友，或者这些身份相互叠加重合，还有涉黑组织、公司团体。
(三)互动情境
互动情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务情境，第二部分是生活情境。32个案例的互动情境均是公务情境与生活情境相互重叠，其中生活情境往往被利用作为达成公务情境目的的工具和手段。
(四)情感能量投向
基于互动情境的二分法，相应的情感能量投向也归纳为公务导向的情感能量投向和生活导向的情感能量投向。32个案例的被围猎者在情感投向方面，均最先受到围猎者的生活导向情感投入影响，然后在公务领域出现违纪违法行为，为了不被发现，往往成为两面人，为互动仪式链的分叉提供了动力。
(五)互动过程
在互动过程中，被围猎者第一次破纪违规具有节点意义，如在收受红包或钱物时，往往很谨慎，内心也不安，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如第1个案例就是如此。有的被围猎者在心理失衡的情况下，主动索要钱物，如个案6。有的被围猎者之前很廉洁，但在快退休时，晚节不保，如个案5。他们在第一次收受钱财之后，往往继续收受，期间与被围猎者的利益勾连不断加深，在内容上不断拓展，在时间上持续进行，为了掩盖非法利益勾连，被围猎者采取了两面人手法来掩人耳目，直到被检举揭发，利益链被阻断。
(六)互动结局
所有被围猎者最后都受到处罚，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有的受到刑法处罚，有的同时受到党纪政纪和刑法处罚。互动结局中的被围猎者均为围猎者提供了某种帮助，有的充当保护伞，有的违规发放工程项目，有的违规优亲厚友，在此过程中围猎者获得了非法利益，被围猎者也获得了自身的非法利益。
(一)利益冲突情境激活互动仪式
情境激活互动仪式是指特定情境把利益相关者联结起来，为开展特定内容互动提供基础和前提。特定情境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情境，中观层面的组织情境和微观层面的群体情境。就围猎者与被围猎者所处的情境而言，有三个层面的情景。一是市场经济情境，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营造的宏观社会情境，案例中的围猎者和被围猎者均处于市场经济改革日渐深化的情境，其中政商关系是市场经济情境的操作与测量指标，对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互动具有认知和价值选择的基础性影响。二是行业和组织情境，案例中的围猎者和被围猎者均处于特定行业，构成中观层面的互动场域，对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互动具有认知和价值选择的密切影响。三是个体和群体构成的小圈子情境，案例中的围猎者和被围猎者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方式构成了小圈子，对围猎者和被围猎者互动具有认知和价值选择的直接影响。三个层面的情境均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和特点，使得作为被围猎者的公职人员基于自己行使的公权力而面临公与私、情理法等选择困境，对公职人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构成挑战。
(二)设定界限与共同在场提供互动机会
设定界限与共同在场是产生互动仪式的先决条件，对于围猎与被围猎而言，其发生互动仪式同样是首先设定界限与共同在场。设定界限是指公职人员的权力具有特定内涵与边界，权力内涵与边界越清晰，越有助于划定权力与利益互动的边界，32个案例显示出来的群体集合与边界设置框定了围猎与被围猎发生的范围、内容与领域。例如，个案1属于公检法领域，公安民警按照职权进行治安管理，而围猎者打算通过开赌场方式获取非法利益，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管理与被管理的职业关系，也就划出了与其他领域的界限，围绕警察履责与围猎者越轨行为的互动就有了基础和载体。如果警察奉公守法，严格执法，有越轨企图和行为的老板就难以得逞，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利益链就不会生成。共同在场是指公职人员与管理服务对象基于公务而存在同一场所的情境。共同在场包括身体在场和虚拟在场。共同在场有助于捕捉共同的关注点和情感联系，形成互动仪式。被围猎者属于公职人员，要按照职权进行社会管理。围猎者基于职业需求和利益诉求，要按照规定开展职业活动与利益追逐活动，于是围猎者与被围猎者交汇于特定时空环节中的职业领域，为追求各自利益提供了机会。
(三)符号意义变异促成互动仪式链的形成
共处于特定职业领域中的公职人员与服务管理对象，其互动仪式表现为各类事件，每类事件均有特定的互动符号，这些符号可以是权力、物资、金钱、人事等有形载体，也可以是名誉、声望等无形载体。对公职人员而言，其拥有的主要是权力符号，对服务管理对象而言，其拥有的主要是物资和金钱等符号。在管理制度、监督制度虚置或弱化条件下，互动双方容易把各自拥有的符号资源看作交换媒介。公职人员把权力看成是可以交换的资源，管理服务对象把物资和金钱作为与公职人员进行交换的资源，这种情况就是互动符号意义的变异。符号意义变异是超越党纪国法界限、越过政商关系纪律约束而产生的结果，正是互动符号意义的变异给互动各方交换行为的发生提供了认知支持，由此使得围猎者与被围猎者达成共识：围猎者提供金钱、财物等资源去换取被围猎者手中权力的含金量，被围猎者提供权力去换取围猎者提供的金钱、财物等好处。32个案例中的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均是如此，于是在特定互动情境中，被围猎者的权力观最终发生偏异，走向权钱交换之路。围猎者则以资源开道，以情感、朋友等名义塑造、包装互动符号，以情感绑架利益，把公职人员拉向腐败泥潭。第一次权钱交换的发生标志着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形成，其特点有二：一是围猎者与被围猎者通过交换实现了各自利益，非法利益联盟形成；
二是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对对方有所了解，信任初步建立，有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作为被围猎者的公职人员极易走向腐败潜伏和不收敛不收手的情形，作为围猎者的商人老板等群体极易走向垄断甚至黑恶化，其产生的社会危害更突出。
(一)情感能量与互动仪式链的巩固
互动仪式链的巩固是指初次互动仪式链的加深与延伸，使得既有合作行为持续进行。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在性质上属于非法利益联盟，或者违纪违法行为共同体，或者腐败联盟，或者政商关系异化联盟。要使这种利益联盟得到巩固，需要内外协作发力，对内需要实现相互关注与情感连带，对外要规避党纪法规的制约，尽可能免受关注，免遭打击。
第一，把公务情境纳入生活情境。公务情境是职业情境，有着一套职业规范，在内容和程序上对公职人员从业具有指引和制约作用，集中体现为以理性为特征的科层制。生活情境是以情感为特征的人际交往情境，是以衣食住行、休闲娱乐、交友为内容的生活环境。公务情境和生活情境有着明确界限，但人的生存发展是一个整体，是公务与生活的交织，这就为二者的混同与相互利用提供了前提，集中体现为行贿者采用的“利益吸纳人情”策略。[8]围猎者利用生活情境来推动公务情境，利用生活内容来补充公务情境，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情感包装策略，吸纳人情的情感性和互惠性因素为利益达成服务，实现理性与感性、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利益吸纳人情策略遵循特殊主义原则，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规避党纪国法、道德和认知风险的功能，有助于互动仪式链的巩固。在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中，32个案例均具有运用生活情境来推动公务情境的情形。例如，个案1的赌场老板通过饭局与民警互动，以情感、娱乐方式软化民警的纪律防线，淡化公务情境设立的规章制度，弱化民警对自己警察身份和职责的认知认同，最终成为老板的保护伞，互动仪式链得到巩固和延伸。
第二，满足双方利益诉求。公务情境中的内容是管理事务，不同领域与行业建构的公务情境内容存在差异性，但利益是共性，这些利益具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分，有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之分，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一旦初步建立，往往会通过利益的进一步勾连而使互动仪式链得到巩固和延伸。32个案例的围猎者均通过利益诱惑来巩固互动仪式链，例如，个案6最初是一个有志青年，工作积极，颇有成绩，不断晋升，但经不住老板的利益诱惑，从2001年收受第一笔贿款开始，在之后的十余年间，继续收受老板贿赂，而老板在其关照下也获得较多非法利益，这个案例的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在时间层面上长达17年。
第三，增进信任。互动仪式链的生成巩固与互动双方积累的信任有密切关联，信任是一种可以减少成本增进收益的资本，而信任资本生成于互动过程，在围猎与被围猎的互动中，如果双方能够在利益分割方面守信用，在情感方面能够投其所好，则信任会得到增加，增加的信任积淀成为之后互动的基础，客观上有助于互动交往的深入发展。围猎与被围猎双方在互动中也存在信任问题，基于利益诉求的共性，双方会形成一些共识与行为规则，典型表现就是按比例给回扣和提成，或者计件给予好处费。例如，个案23作为一个购房资格审核者，房屋中介许诺每通过一户审核资料就给予200元好处费，这样累计起来的好处费达到217.7万元，涉及房屋1036套。个案32作为医院院长，按照药品和器械销售额的10%提成，在双方共识与规则制约下，信任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得到巩固和延伸，利益联盟得到巩固。
(二)互动仪式链的分叉与互动仪式链的巩固
互动仪式链的分叉是指互动仪式的分化与分层，是互动双方基于自身性质和环境关系而作出的行为选择。就围猎与被围猎而言，双方进行的利益勾连具有非法性质，要受到制约与打击，所以需要伪装，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两面人现象。因此，互动仪式链的分叉催生了两面人现象，两面人现象又促进了互动仪式链的巩固。两面人现象是把人格、行为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应对不同的互动情境，处理不同的社会关系，遵循不同的行为规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台上与台下;第二，人前与人后;第三，明规则与潜规则。
从拟剧论角度来看，台上与台下喻指行为发生的舞台，每个人都是演员，均要在舞台上扮演角色。公职人员被围猎后，其角色冲突已经成为现实，一方面要遵循职业规范，另一方面又要掩盖以权谋私的实质，于是采取了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的两手策略。他们在上级、下级和同事面前表现为循规蹈矩，在背后不可见处则以权谋私，其表面遵循规则，遵纪守法，实质是按潜规则行事，甚至用表面的合法合规来掩饰潜规则。例如，个案29的被围猎者，默许纵容串标围标，自己则收受贿赂。两面人现象背后蕴涵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正义与非正义、合法与非法、台上与台下、人前与背后、假象与实质，被围猎者面对这些范畴，经历着博弈、冲突、挣扎，但最终结局是权力被利益绑架，成为围猎者的猎物。
(三)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固化类型
一是内涵式固化。内涵式固化是指围猎与被围猎基于互动建立的情感相融、利益关联、信任资本，愿意继续互动下去，是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在一对一条件下的巩固，分为互动仪式链在空间上的横向开拓与时间上的纵向深入两种情况。互动仪式链在空间层面的开拓，表现为围猎者更深层次介入被围猎者的生活情境与公务情境，在生活情境方面，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形成兄弟感情和义气，甚至介入被围猎者的家庭事务，在子女读书升学、父母生病住院照顾等方面提供支持，由此加深双方感情，被围猎则不断为围猎者提供帮助，把更多项目给围猎者承担。互动仪式链在时间层面的不断深入，表现为随着被围猎者职务升迁、岗位流动、任职地域流动，围猎者也随之跟进，继续在被围猎者所在公务情境中获得利益。例如，个案24的被围猎者的职务、职业领域发生了变化，而在乡镇工作时，与其先是同事后是老板商人的联系则随着职务、岗位、地域的变化而一直存在，围猎者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得到较好实现，互动仪式链也得到巩固。
二是外延式固化。外延式固化是指围猎者和被围猎者在互动仪式链的互动对象数量与领域方面的延伸，是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在一对多条件下的巩固。从围猎者角度来看，互动仪式链在围猎对象上呈现出散射状，把更多公职人员纳入围猎范围和名单，形成串案、窝案。例如，个案8的围猎者是昆明的一家公司经理，在其运作下，成功围猎105名国家公职人员，形成串案，其信条是：“送钱，就可以把一些领导摆平。送钱，一些领导就同意让你做一些项目。”该公司从5000元起家，几年内发展到年销售额2亿元。个案22的围猎者是包商银行。包商银行成功围猎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某及其他领导干部共计5人，形成窝案。围猎行为使得原内蒙古银监局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全线失守，监管干部对机构设立、准入审批、贷款业务、工程建设、人事安排等大小通吃。从被围猎者角度来看，部分公职人员甘于被围猎，积极主动与商人老板等职务管辖范围内的人员交往，通过设租获取权力租金，形成“边腐边升、边升边腐”的情况。例如，个案11的被围猎者曾经先后在多个岗位、多个地域担任不同职级的领导干部，其互动仪式链涉及的对象既有同事、下属，又有老板、商人，还有黑社会组织成员。其互动仪式从收取红包等“小钱”开始，演变到收受百万元级别的贿赂。
三是内涵外延交织式固化。内涵外延交织式固化是围猎者和被围猎者牵涉更多互动主体、更多利益领域、更多公务情境以及更复杂利益勾连的固化，体现为一对一与一对多交织的互动仪式链，其危害性更大，窝案、串案与塌方式腐败就是典型表现。例如，个案15属于腐败窝案，部分私企的业务范围浸染到昆钢公司本部及大量下属控股、参股子公司，形成脉络复杂、牵涉较广的利益共生体，围绕招标采购、工程建设等领域靠钢吃钢，领导人员及近亲属经商办企业，共有31人被留置。
基于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生成固化机制、过程和影响因素，治理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思路和举措就是阻断互动仪式链的形成和巩固。
(一)利益冲突情境的规制
一是充分认识和评估利益冲突情境对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的影响。互动仪式链把情感、项目、金钱、物资等资源链接起来，构成利益冲突情境，该情境属于公务与生活相互交织的情境，围猎者与被围猎者均采用公务情境的日常生活化策略，以此化解公务情境中的制度规制与心理紧张，模糊公私界限与情理法界限，因此要对利益冲突情境进行规制。二是可以考虑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健全和完善财产申报、回避、资产处置、离职后行为限制等制度。三是建立完善与公正利益结构相关联的系列制度：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对涉及利益创造、分配、流转等环节的《公司法》《劳动法》《经济法》《遗产继承法》《民法》等进行完善，以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保护利益追求和实现；
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市场运行机制，健全企事业单位中的人事权、处罚权和审批权，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情境定义的匡正
一是充分认识和评估情境定义在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情境定义是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中的认知因素，对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如果公职人员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生活观出现偏差，往往会成为互动仪式偏差的基础和前提，匡正情境定义对实施正确的互动仪式具有促进作用。二是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改变习以为常的模糊认知。中央八项规定对以前习以为常的吃喝现象进行规范，明确是非界限，树立新规矩。三是正确认识政商关系，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减少不当政绩观导致政商交往中的偏差，减少被围猎的廉政风险。
(三)情感正能量的培育
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估情感能量在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情感能量是互动仪式持续存在的动力，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通过激发情感能量得到巩固，主要策略是把公务情境纳入生活情境、满足双方利益诉求、增进信任资本。因此，要削弱情感能量对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的巩固作用，就要在这三个方面下工夫。尤其要抑制官员甘于被围猎的腐败心理，关键性工作是针对官员被围猎的苗头给予及时的心理干预，重建、巩固官员的廉洁心理防线。[3]二是厘清公务情境与生活情境的界限，净化公职人员八小时之外的交往圈、朋友圈、生活圈，防止被别有用心的围猎者以情感名义绑架和利用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三是公职人员要培养正确的利益信念，面对自身收入与某些商人赚取的大量钱财之间的落差，要有平和心态，面对某些商人请托和送上来的钱财，要有定力，经得起利益诱惑和考验。在职业实践过程中，要恪守从政道德，依法行政，严明纪律，坚守规矩，获取利益要取之有道，不贪不义之财。四是正确培育和投放信任资本，官商互信首先要在法律轨道上运行，其次需要强化诚信机制建设，对围猎者要纳入黑名单，增加其行贿成本。201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在第二十二条中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其第45、46、47、48、49条，通过增设罚金刑、严格从宽处罚情节的适用条件等，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云南省纪委监委坚持“查受贿带行贿、查行贿带受贿”，在对受贿案件进行审理处置时，连同行贿人一并提出处理意见，综合运用留置、纪律处分、谈话函询、教育约谈等多种措施强化对行贿人的处理。[9]陕西省在省级层面建立行贿人数据库，将“围猎”领导干部、存在行贿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实行动态台账管理。[9]海南省纪委监委在原检察机关行受贿人员数据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纪委监委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监督以及反腐败组织协调职能优势，对人员姓名、身份证号码等关键字段进行分类梳理、补录补正，方便办案室组字段查询，提高查询效率。[9]
(四)两面人现象的治理
一是正确认识和评估两面人现象在围猎与被围猎互动仪式链生成巩固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前台加强观众的监督。这里的观众不仅仅指社会群众，还应当包括干部考核、检察机关和纪委等内部公众。既要推动人民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也要发挥好法律监督、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监督的作用，构建全面有效的监督网络。当两面人在前台进行欺骗性表演时，让观众雪亮的眼睛识别其伪装。三是在后台强化思想淬炼。后台的两面人是其自我最真实的表现，要让其前后台表现都符合社会角色期待，就要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抵制错误腐败的思想。四是在剧组层面净化社会关系。两面人背后往往和剧组成员的不当推动有关，两面人默许亲属等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自己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政事，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在干部选拔时需要对其亲属的行为进行调查，发挥观众对其家属的监督作用。五是在剧场层面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抓好选人用人关键环节，在社会上形成“当官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赚钱”的看法，重视干部健全人格的塑造和健康成长，防止产生分裂性人格。净化政治生态，抵制官僚主义文化，弘扬忠诚老实、清正廉洁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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