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另类抗战——以堕民、九姓渔户为中心
谢一彪
(绍兴文理学院 越文化研究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民国时期的堕民以及九姓渔户，乃学术界较少关注的贱民群体，特别是抗战史的研究中，有关另类民众(即贱民)的抗战被史学界所忽视。固然这与该群体的抗战属于支流有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史料的稀少。民国时期，堕民和九姓渔户也惨遭日军的侮辱与屠杀，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他们与广大民众一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援助抗日战争乃至直接参与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后，日寇铁蹄长驱直入。1939年，杭嘉湖沦陷，绍兴频繁遭到日机轰炸，到处都是断壁残垣。除了外患，还有“和平军”(伪军)及汉奸特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堕民艺人无以谋生，大部分戏班分崩离析。三埭街堕民艺人无法演出，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弃艺改行，背起“二斗篮”，收购破铜烂铁、废旧物品，以此赚钱养家糊口。堕民陈玉水从南池坡塘收购了满满一篮旧铜烂铁，岂料走到城门口，就被4个守城的日伪军一把拦住，无端指控其是从碉堡偷盗而来，不由分说，举起枪托，劈头盖脸打来，将其打落南门护城河。幸亏陈玉水熟悉水性，忍着伤痛潜往对岸，绕道逃回家中，仍流血不止[1]17。日机不断轰炸绍兴，民众四散奔逃，为了躲避日机，家住三埭街的堕民周梅生不得不带着年迈的母亲以及临产的妻子和三个儿子逃到柯桥下方桥避难，母亲经不起颠沛流离的奔波客死他乡。绍兴堕民巷乐户世家出身的周传忠，前往绍兴鲁西村清水闸的主顾人家做鼓手，返回三埭街的途中竟因抗拒抢劫，遭到“和平军”枪击而亡[1]20。在日军侵华的兵荒马乱岁月中，不少堕民艺人无端丧命。
世代飘荡在钱塘江谋生的九姓渔户，也受到日军的烧杀掳掠。1938年2月17日，正在金勾浦捕鱼的窄溪渔户许培新被日机炸死。1940年1月，桐户渔户许马尔一家驾船逃难，遭遇日军，伯父被日军击中肩胛，不幸身亡。全家赖以为生的龙娘船也被日军浇上汽油付之一炬。许马尔的父亲和二伯父用扁担一头担着瘦弱多病的奶奶，一头担着一点家当，两人轮换挑着逃难。他的二伯母一手拖堂姐、一手拎一只竹篮，途中乞讨充饥，一家人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朝桐庐方向逃难。2月10日，四架日机闯入桐庐，在木排头扔下炸弹，炸翻盐船两艘，炸死渔户一人[2]419。1942年5月，侵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主战场在浙江。桐庐县城沦陷，日军在上杭埠、下杭埠设有据点，日军所到之处，杀掠奸淫，无恶不作，渔户受害最烈。日军在上杭、下杭、江头三个埠头焚烧渔户木船，从上杭埠至徐家桥江面上，全是被焚烧的船载货物，足足漂浮一里多的江面。“如上杭、下杭渡口有33艘渡船，除5艘逃至芦茨免遭烧毀外，其余全部被日寇烧毁而化为灰烬；
还有的甚至连船带人一起被日军抓走，稍不小心就挨毒打，被打成遍体鳞伤后，还要挨饿干苦役，甚至连命也带不回来”[3]。桐庐有不少拉货、捕鱼、放排的渔户被强拉当挑夫、纤夫，拉到兰溪修炮楼。有的连人带船一同被逮去：
许木根及父亲许长友与许炳发及父亲许关金四人，他们就是连船带人一起被抓到兰溪的。惨无人道的鬼子兵，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许木根他们在兰溪饿着肚子干了两个多月苦工。他们亲眼看见有人吃不起苦而逃跑，但是，一个个逃跑的人，被日本鬼子抓去后，全是脚上系一根绳在汽艇后活活拖死的，尔后绳子一刀斩断了事，鬼子兵一阵拍手狞笑。许富根是当年木排头的放排人，被日军抓去当挑夫。至兰溪后，日军疑其逃跑，竟在下卡子埠头将他拴在急驶的汽艇后面活活被拖死。船民赵金山就是从桐庐抓去当挑夫，也在兰溪惨遭日本鬼子被活活杀害的。许长友与许关金父子四人被日军抓到兰溪做苦力，实在熬不下去后，许关金丢弃了自己的那艘船，趁着一个雷雨风暴的夜晩，解了缆索一篙点开，他们四人冒着生命危险往桐庐方向逃。[3]
1942年6月7日，衢县沦陷，民众逃往山林。日军在衢州毁坏木船达200余艘。8月底，日军退出衢州，衢江沿岸的溪滩、田间、池塘、水面、街道，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被害者达30余人。8月9日，日军进犯开化，大肆烧杀，河中船舶被付之一炬，渔户被害达17人。
据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省善后救济资料调查报告》统计，富春江的航运船舶损失木船7 650艘，总值45 900万元[4]。1948年12月24日至1949年3月23日，浙江渔业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依据《战时渔民损害调查办法》，调查了浙江省沿海及淡水渔区渔民战时遭受的损失或伤害。1949年3月25日，浙江渔业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制作了一份《战时渔民伤亡渔船损失调查统计表》，其中就有钱塘江渔户所受的损失(见表1)。
表1 战时钱塘江渔民伤亡渔船损失调查统计表[5]
自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至1945年9月6日侵浙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浙江成为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钱塘江流域是遭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遭受战争灾难范围最大、也最为深重的一个地区。钱塘江运货、捕鱼、放排的渔户，乃是最先遭遇日军，最早被日军铁蹄践踏，受害最为惨重的群体之一。日军侵华期间，堕民暨九姓渔户也受到日军的烧杀掳掠，财产以及生命安全均无保障，被迫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侵华步伐，东南海防骤然紧张。有识之士提出诸多改贱为良方案，其中就有通过改善九姓渔户的生活以及给予特殊的待遇，利用其熟悉江海航路的优势，保卫东南海防的安全。“九姓大部分仍操世传之渔业，虽鲜赴沿海捕鱼，钱江流域之情形，因祖父子孙，均在水面谋生活，凡险滩支流等项甚为熟悉。钱江中下游堪行电船，及浅水商轮、军舰，于东南国防亦有关系。该渔户既熟悉情形，一旦海疆有警，沿海分布防线，以御外侮，亦可(利用)此类渔户以备缓急之用”[6]49。童振藻建议将九姓渔户编组渔会，编练渔团，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以激发渔户的爱国热情以及民族大义，沿海遍布防线，以抵御外侮。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兰溪县党部民教馆在各镇建立抗日救亡组织，组织地方民众，指导防空防毒及救护方法，九姓渔妓也踊跃参加。兰溪地处婺江、新安江和衢江汇合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又是苏浙皖赣四省通商要津，各地货物均由兰溪集散，形成繁荣市面，水客云集兰溪，花舫则成了他们唯一的应酬场所。据兰溪县政府调查，兰溪城区花舫停泊在西门、水门、新码头、南门、桃花坞，盛时达八九十艘，现在虽然大不如前，也有三四十艘，近百名渔妓，年龄大都在18岁至21岁之间，其中能识字者仅9人，略具刺绣技能者8人，其余均不识字，且毫无技能。“这些舫女，平时大都空闲，所以计划积极的训练她们，使她们亦能为国家服务”[7]。渔妓激于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愿意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救护知识，以便为国服务，为抗日尽力。“这般弱不禁风的妇女，居然脱下了旗袍和高跟鞋，在曙光刚刚透出大地的时候，大云山脚下雄壮的歌喉，振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蓝色的衣帽，集成一支蓝色的队伍，在青葱的郊野下，像一条青龙似地蠕行着，汗水豆般地不断流下来，急促的呼吸，严肃的表情，沉重的步伐，二个月的煅炼，变成了结实的臂膀，棕黑色的肌肤”[8]27。原本弱不禁风的渔妓，洗去浓厚的脂粉，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训练，学习战地救护和伤病员护理常识，慰问抗日伤病员，随时准备参加抗战。
堕民也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慈溪堕民演员周信芳获悉后震惊而愤慨，连夜决定停演《封神榜》，而改演抒写亡国之痛的《明末遗恨》，以演出“唤起人心，齐力救亡”。1932年5月，周信芳组织“移风社”，北上演出抗日戏剧，在青岛和天津等地演出《卧薪尝胆》《明末遗恨》等戏。淞沪抗战爆发后，周信芳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倡议成立“戏剧界救亡协会”，设立话剧与歌剧两部，推举周信芳为歌剧部主任。周信芳等人奔赴近郊前沿阵地，向抗日战士进行慰问宣传，还去后方伤病医院慰问负伤战士。上海沦陷后，“八百壮士”被困胶州路，周信芳前往胶州公园慰问，演出《战蒲关》《潞安州》，颂扬历史上固守孤城、誓死抗敌的忠烈儿女，勉励“八百壮士”继续抗敌。周信芳留在孤岛上海，继续坚持抗日救亡运动，恢复了原来组织的“移风社”，仍任社长。“移风社”于1937年10月28日开始在卡尔登戏院演出，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长达4年，演出最多的是《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明末遗恨》和《徽钦二帝》乃孤岛时期周信芳演出的影响最大的两出戏，被誉为“两颗艺术炸弹”[1]157。堕民艺人以历史上的亡国之痛激励国人奋起抗日。
绍兴堕民艺人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19日，绍兴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正式成立，专门策动抗日宣传工作，并着手成立“绍兴艺人训练班”。5月，绍兴民众教育馆组织二期“艺人训练班”，参加的艺人除了绍剧班社的堕民艺员外，还包括紫云班、沿山班以及调腔班的演员，每期都有三百余人，其中就有著名的堕民绍剧艺人筱月楼、王桂发、王来顺、筱玉兔。由于战时戏班停演，堕民艺人生活艰难，艺人激以民族义愤，均踊跃参训。艺人集中在稽山中学，每人配发一套灰色军装，还专门制作了一面大旗。艺人均进行军事化训练，每天早上出操，训练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跑步以及“一二三四”等一系列动作。白天听报告或讨论，教唱抗日歌曲。晚上则选出80余人，在觉民舞台联合演出。艺人训练班除了由文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负责领导外，绍兴专员贺扬灵的秘书何贝雅也是负责人之一。何贝雅常与艺人聊天，畅谈时事，宣传抗日救国。贺扬灵也曾到训练班作报告，副司令员郑继光、参谋长汪乃晶也前来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艺人以演戏唤醒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堕民艺人经过简单的训练，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提高了抗日的自觉性。每次戏班演出之前，全体演职人员均齐集舞台，合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抗日爱国歌曲，背诵孙中山总理遗嘱。艺人们演出“捉汉奸”的活报剧，如沈季刚编剧的《反省鉴》《民族遗恨》《扫社》等。原先传统的剧目，也经过专门的挑选，加入抵抗侵略的内容。经常演出的有《击鼓追金兵》《忠岳传》《潞安州》等，均为宋代抗金故事，讴歌岳飞、梁红玉、陆登等民族英雄。堕民艺人还上演爱国历史剧，如死守扬州、人城共亡的《史可法》；
廿年生聚教训、强兵复国的《卧薪尝胆》；
明朝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十余年，扫荡为虐沿海倭患的《戚继光》。这些剧目均借古喻今，激励民众同仇敌忾，磨砺以待，抗击外患，保家卫国。1938年底，戏业公会领导班子决定，从各戏班中抽出90多名演艺精湛的艺人，演出新编《民命恨》《侠义救国》，主要内容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两戏在觉民舞台公开募捐义演，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演出收入除掉演员的日常生活开支外，剩余全部捐给抗日前线[1]158。艺人经过一个月的培训，由民众教育科和民众教育馆召开各戏班班长会议，依据演出的质量与声望，共设立23副戏班，其中绍剧班社(演员多为堕民)被分成十个舞台，另外推选出9名戏班班长作为戏业公会的领导班子，凡是公会挂名戏班，每台演出后均须上缴三块大洋，作为支援抗战前线以及资助堕民学堂——同仁学堂的办学经费。绍兴沦陷后，戏业公会被迫解散，许多堕民艺人保持民族气节，有的退往后方，有的息隐改行，有的蓄须养发，不再在沦陷区登台演剧，直到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九姓渔户积极援助抗战。浙江地处抗战前线，驻有大量国民党军队，日常给养等军需物资的运输极为繁忙。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单位以及各部门的公务运输也颇为可观，均由内河船舶完成。日军在浙江发动的几次较大规模的攻击，国民党军队的后撤，政府机关的转移，工厂的搬迁，以及自行破坏而拆除的大量笨重的铁轨以及枕木为免资敌而转运他处，也由船舶水运。浙江先后设有浙江省船舶总队部、浙江省船舶管理局、浙江省水陆联运管理处、浙江省驿运管理处等机构，专门管理运输。据浙江省船舶管理局统计，1939年5月至12月，短短8个月内，仅进出富春江、曹娥江、瓯江沿江各埠的运输船舶就达14.42万艘次之多，尤以钱塘江九姓渔户船舶为多。
粮运和盐运乃运输中的两大主要物资。抗战刚爆发，浙江产米区各县全部沦陷，组织调动粮食成为一项最为艰巨的任务。浙江驿运管理处的报告反映了运粮的情况：“5月浙西军粮急要，电饬罗桐埠站速调船与寿昌田粮处接洽起运，又建德站装运兵站军粮4 000大包至桐庐，商定办法由交通船搭运，于5月15日开始，又港口、淳安、罗桐埠三处应运军粮共16 004大包，以交通船带运，每月预运7 000大包，应于6月7日起运。”“运至大溪边至龙游军粮，由衢县站征调乌溪江之民船，于7月28日起运。”[9]451为了确保军需公粮的运输，九姓渔户竭尽全力进行抢运。
表2 1939年5—12月浙江船舶管理局富春江所属各站办理军公民运统计表(单位：艘次)[9]452
余姚庵东、绍兴漓渚、萧山临浦、玉环北监、乐清长林、瑞安双穗、临海杜渎、三门长亭等都是著名的盐场。每当夏秋产盐旺季，大批盐斤通过内河运往各地。据1938年统计，运往省内各地的盐斤为426 540.07市担，运往江西、福建、湖南、广东等省的盐斤为869 910.88市担。1939年分别增至777 971.29市担和1 471 798.59市担，提高82.4%和69.2%。1940年分别达到778 209.86市担和811 379.29市担，运往省内各地的盐斤基本上与上一年持平，但运往省外的盐斤则减少44.9%[9]454。1941年宁绍地区失陷后，尽管盐斤减产，但运盐任务依然颇为繁重。通过钱塘江由九姓渔户运输的盐斤甚众。
1942年，为了突击修建衢州飞机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急令各县征集木料，调运船筏的公文如雪片般飞来，但“船少赶运不及”“船艘不敷甚巨”。1942年春节前，国民政府决定扩建衢州飞机场，指令淳安运送木料10万株，限期2月6日至3月15日送到。衢州距离淳安四五百里，往返需时10余日。正值大雪封山，砍树运料均极为困难，但任务下达后，多数民众认为扩建机场，即能以飞机严惩作恶多端的日军。“于是，他们就纷纷自备干粮，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跋山涉水，披星戴月地赶运木料。在短短10多天里，超额1 000余株完成了任务。其中有8 805株是水运至兰溪县验收的”[9]454。九姓渔户驾驶满载木料的船只，不顾风吹雨淋，日夜兼程，在极短的时间内，突击运送木料468 843根，为机场的修建做出了贡献[9]454。
繁重的军公运输，给主管内河运输的机构和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兰浦段段长向上级抱怨：“军运船舶自1日起，分派给衢县警备司令部常川备用者，计外河100余艘，内河200余艘，而内河近日又有5 000担军米需运，催拔船只急如星火，现在正设法征集……现又奉钧处电，以遂安短木2万支集中大溪边待运，饬押船200艘前往装运，闻令之下，心殊惶惶，以有限之工具，供无限之需求，实有山穷水尽之叹。”[9]455许多国民党部队催逼甚急，内河运输管理人员不堪重负。抗战后期，钱塘江下游和中游均被日军攻占，淳安成了抗击日军的前沿，国民党军队云集。“衢州会战以后，有预五师、六十二师、六十三师、一○八师、一四五师、兵站总监、衢北军指挥部等许多国民党军队路过淳安，不断向当地要粮要款，还要搬运军需，护送伤兵。县政府又动员民夫2万余人、船筏千只、担架数百副满足需要，累计用工20多万人次”[10]663。淳安县政府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原则，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船给船，忍辱负重，支援对日作战。船民，特别是渔户在完成军公运输中，受尽折磨，作出了重大的自我牺牲：
以兰溪至徽州一段水程为例，全长约225公里，上行最少需15日。按照征用民船每舱每天给予0.25元的标准，八舱船1日可得2元，15日共可得30元。由徽州返兰溪，下行7日，以运伤兵居多，载18人，每人给费0.6元，共可得10.8元，以上往返共22天，全部收入为40.80元。而八舱船至少需6名船工，以每人每天食米2斤计，日需支1.726元，22日共需支37.75元，加上柴、菜、油、盐等，以最低标准每人每天0.12元计，6人22日又需支出15.84元。这样，伙食费一项，即需支出53.592元，6人工资以平均每人9.03元计(22天工资仅合65斤米价)，共需支出54.18元。此外，兰溪至徽州的航道水浅而急，船行十分费力，所用牵索、竹篙、木棒、草鞋等材料，还需消耗至少10元，合计以上3项支出，共需117.772元。因此，船民只要被派拨服军役一次，就得赔贴76.972元。至于船身之耗损，触礁之修理，以及待役、停备、放空之坐耗，那就不胜繁计了。这些情况尽管省政当局已有所知，并采取了一定弥补的办法，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故船户大都债台高筑，濒于破产。[9]455
特别是抗战后期，这种状况更为严重，乃至发展到征用民船仅支付少许口粮，甚至干脆什么也不给，有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假借卸货复秤名目，任意敲诈勒索，渔户稍有不满，动辄遭到打骂和关押。因此，渔户闻役使军公运输，莫不视为畏途。九姓渔户忍辱负重，承担了频繁的军公运输，以保证后方粮盐供应及衢州飞机场的修建，为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敌的入侵，贱民子弟积极参加抗击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保家卫国，丝毫不因曾经遭受的歧视和侮辱而心怀怨恨，乃至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仰仗外敌的势力，以报复昔日歧视的平民。衢州九姓渔户陈根土奋不顾身，与日军斗智斗勇，赤手空拳，全歼日军，其事迹颇为感人。衢县九姓渔户以孙钱陈许四姓为主。渔户陈根土，其貌丑陋，绰号“乌烟筒”，以摆渡兼捕鱼为生，好酒贪杯，颇有侠义。1942年6月7月，日军侵占衢州。陈根土所撑小船被日军劫持，迫其驾船掳掠。陈根土佯装服从，移船出港。日军劫掠安仁铺，酒醉饭饱后，又迫其北渡。时风雨如晦，波涛汹涌，一叶扁舟，漂浮江中。船小超重，明知其危，而不以为意，决定与日军同归于尽。“乌烟筒遥睇巨木，鼓桨横冲，刮喇一声，船身碎裂，敌我十七人，同时坠水。渔家生长江中，深悉水性，紧持小桨，攀登下游高柳而踞之。敌寇载沉载浮，随波逐流，泛及树旁，复击之以桨，十六贼无一幸免者”(1)参见徐映璞《渔民杀敌记》，《衢县文史资料》第3辑，1991年，第27页。。水退之后，陈根土将沉舟戽水浮起，重操旧业。日军据有衢州84天以后被迫撤出。从山中避难回城的徐映璞搭乘渡船回城，陈根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淹死16名日军的经过。官员陆续返城后，省区前来抚慰，褒功论罪，吊死问生，凡被焚被杀者均予以抚恤。徐映璞深为其奋不顾身地歼敌事迹所感动，请求为其溺毙日军16人的壮举嘉奖100元，被以无据而拒绝。兵灾过后，旱灾接踵，菽粟均槁，民众粒食维艰。冬季来临，雨雪交加，御寒乏术，陈根土生计断绝，在贫病交加中冻饿而死。渔户陈根土的杀敌壮举，义薄云天。
有的堕民子弟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据笔者实地访问，绍兴三埭街堕民吴阿牛参加了东北抗日战争。吴阿牛出身乐户世家，祖祖辈辈以唱戏为业。吴阿牛出门做戏时，不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并随部队北上前线抗日。北方天寒地冻，南方人难以适应，严寒冻伤其双腿，且溃烂难于行走，无法再上前线作战，被国民党部队辞退返乡[1]14。吴阿牛历经磨难返回三埭街，可家里已是人去楼空。父母得知独生子被抓壮丁，痛不欲生，双双病倒，因无钱医治，相继离世。原先的房屋也被房东收回。三埭街唯一的叔叔，也不愿接纳。绍剧名旦“玉麟倌”(林玉麟)同情吴阿牛的遭遇，想方设法为之求医问药，精心照顾，将其治愈，并为之发起民间自助的“斗会”，筹集50块大洋，助其在上海开设年糕店。吴阿牛因不善经营，破产倒闭，且旧病复发，在贫病交加中一命呜呼。
堕民抗日英雄莫过国民党空军少尉陈怀民。“陈怀民本姓任，祖籍今江北区慈城镇。在震惊世界的武汉‘四二九空战’中，他驾着自己的飞机撞落敌机，不惜以自己的身躯，抗击日军的侵犯”[11]。陈怀民原籍浙江慈溪，父亲陈子祥原姓任，乃慈溪堕民聚居区天门下的堕民，被山东陈姓武术师收留而改名换姓，成了“脱壳堕民”(隐瞒堕民身份，潜入平民聚居区)。陈子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名反清志士。1933年1月，陈怀民进入中央航校五期学习，于1935年底以优异的成绩毕业。1937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爆发，陈怀民所在的空军第四大队，在杭州参加对日空战，取得6比0的辉煌战绩。这是陈怀民第一次参战，随后，又屡次从南京机场奔赴淞沪战场作战，获得“空中勇士”称号。9月19日，日机30架进犯南京，陈怀民迎战日机，身受重伤。陈怀民伤愈后，随空军第四大队转战武汉，参加武汉保卫战。1938年2月18日，日军出动驱逐机29架、轰炸机12架，中国空军第四大队29架飞机升空迎战，陈怀民也驾机参加，击毁日机12架。4月初，陈怀民又驾机参加台儿庄战役，对日军交通线和营房投下大量炸弹，杀敌甚众。4月10日，陈怀民驾机前往枣庄执行对敌轰炸任务，与17架日机不期而遇，虽然飞机坠地，但安然无恙。4月中旬，陈怀民驾机在归德上空与日机激战，再次遇险负伤。4月29日，乃日本天皇的“天长节”，54架日机飞临武汉上空。陈怀民参加了惨烈的武汉“四二九”空战，所驾战机被击中数弹，朝着日机主机——日本佐世保著名的“红武士”——高桥宪一的飞机撞去。两机相撞，机毁人亡。6月5日，“空军殉国烈士追悼大会”在汉口召开，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李克农代表毛泽东和朱德敬送花圈，并致送挽联。蒋介石也前来致祭，颁发抚恤金。武汉市政府将汉口日租界一条街命名为“陈怀民路”。陈怀民的哥哥陈天和也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战斗在抵抗日军的第一线。
有的堕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淹浦乡施家桥村乃堕民聚居区，堕民青年徐绍义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1942年7月，慈溪淹浦施家桥徐氏堕民青年徐绍义投身革命，参加抗日战争，成为一纵三旅战士，1945年11月于山东酱油江牺牲[12]。最为典型的抗战堡垒莫过于上虞堕民村——郎桥村[1]163。位于上虞丰惠县城东门外三华里的孟尝乡郎桥村(今通明乡黎明村)乃是堕民村，也是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梁弄通往上虞县城丰惠的必由之路。抗日战争时期，郎桥村只有100多户人家，大都是贫困的堕民。1939年，上虞政工队的中共党员来到郎桥，与堕民青年施扬、武扬等人结拜“兄弟会”。1940年，成立了中共郎桥支部，施炳炎担任支部书记。中共郎桥支部是虞东区最早建立的一个党支部。1942年，改由施达任支部书记。10月，郎桥支部已有施达、武扬、施炳炎、许首先、吴新德、许顺寿、许根先、许庆尧、吴下棋等9名党员。中共郎桥支部积极配合三五支队，讨伐盘踞丰惠县城降日伪军国民党八十八团“挺四”田岫山部的战役，解放上虞县城，谭启龙、何克希途经郎桥时，称赞“郎桥是革命的村庄，英雄的村庄”。绍属特派员杨思一特派赵虞于郎桥创建了上虞第一支堕民抗日武装——南山游击队，在蔡岙、仙姑洞、横路、麻岙、竹桥寺、沈湾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郎桥堕民青年施扬(原名吴新德)、许吉祥(原名施菊羊)、施伯善、施水涨、施士桥等人参加三五支队，参加抗日战争，有的在抗日战场牺牲，也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郎桥堕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下，毅然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投入抗日反顽的革命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堕民、九姓渔户等贱民群体也如其他中国民众一样，遭到日军狂轰滥炸，烧杀掳掠，肆意屠杀。他们没有因平民对他们的歧视而心怀怨恨、卖国为奸，大敌当前，仍捐弃前嫌，毅然与其他民众一起，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九姓渔妓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接受军事训练，学习战地救护知识，随时准备参战。九姓渔户承担战时钱塘江抢运食盐、军粮以及修建衢州飞机场运送木料的繁重军公运输任务，有的渔户自发进行抗日斗争。堕民艺人利用演戏优势，改造旧戏剧，适应抗日需要，以唤醒民众抗战杀敌。堕民子弟毅然走上抗日战场，有的参加国民党领导的抗战，涌现了诸如国民党空军少尉陈怀民这样杰出的抗日英雄；
有的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涌现了著名的抗日堡垒郎桥村。贱民子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贡献了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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