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伯奔吴——从花山、佘城遗址的角度来看
□贡乾坤
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 皆周太王之子……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二人乃奔荆蛮……太伯之奔荆蛮， 自号句吴……立为吴太伯。
”这是对于吴人来源较早的记载。东汉《吴越春秋》言，泰伯（太伯）都“故吴”，葬梅里，桓帝年间，朝廷特地下令“即宅为祠”，以纪念泰伯和仲雍开发江南的历史功绩。
这可能是东汉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无锡、 苏州一带就是早期吴文化中心的原因。
唐初《括地志》载：“太伯奔吴……在苏州北五十里常州无锡县界梅里村。
”泰伯始居梅里的观点，唐代以后日益增多。
但事实上，现今无锡、苏州一带并没有发现相当于西周时代的城址或者建筑遗址。
与泰伯相关的古迹，有无锡的梅里、伯渎河、泰伯墓，常熟虞山的仲雍之墓等。
但是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1-3]。
关于司马迁《史记》中提到的泰伯和仲雍“乃奔荆蛮”，学者们认为“荆蛮”指代楚地，是一个广大的地域范围， 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说明详细的地点。
一些学者认为“荆蛮”可能离周原并不远[4-6]，二人出走并没有跨越广大的荆蛮地区。
1998—2000 年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江苏江阴市云亭镇的花山遗址[7]、佘城遗址[8]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果表明， 花山遗址和佘城遗址是一个整体，它们在时代上、文化面貌上具有一致性，是青铜时代太湖地区最大的一个古城址。
一些学者以此新发现来论证泰伯奔吴的传说， 认为佘城遗址的年代、规模和文化内涵等可与泰伯、仲雍“奔荆蛮”的文献记载相印证，因此泰伯、仲雍“奔荆蛮”的地望为今江苏江阴, 具体地点为花山和佘城, 佘城为泰伯所筑,并可能是最初的立国地[9]。
1.花山遗址。
1998 年冬，为配合锡（无锡）澄（江阴）高速公路建设，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村委会对辖区内土地进行平整，在现场出土了大量带有印纹的陶片。
在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后，考古勘探工作随之进行。
经过初步的考古调查，花山遗址占地面积较大，东南尽于佘城遗址，西边抵达谢家冲，南部界线因地理环境暂时不明，遗址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花山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和陶纺轮、陶拍，发现有青铜炼渣。
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陶器种类可细分为夹砂陶、泥质陶、印纹硬陶、原始瓷，常见的器形有釜、鼎、澄滤器、三足盘、甗、鬲、罐、圈足钵、器盖等，其中，宽沿釜、越式陶鼎和澄滤器为典型器物；
常见的纹饰有篮纹、绳纹、梯格纹、条格纹、弦纹、方格纹以及条格纹构成的叶脉纹、云雷纹、复线曲折纹等。
遗址出土器物900 多件，其中，釜、鼎、澄滤器所占比例极高。
釜是环太湖地区广泛使用的典型炊器，在马家浜文化阶段就已经是主要的炊煮器皿。
崧泽文化以后，釜渐为鼎所取代，后一直到良渚文化的久山湖遗址中才重新被发现， 此时釜的形态与马家浜文化的釜已有了很大的区别。
花山釜在斜宽沿上与浙江嘉兴雀幕桥遗址上层的釜沿面基本一致， 雀幕桥上层已经进入马桥文化阶段。
上海亭林遗址中层的T3H2 出土的釜也有与花山釜G2:68 口沿相似的特点， 因此， 可判断花山釜存在良渚文化因素的影响。
花山遗址的鼎大部分是盘形或盆形的鼎，夹砂陶鼎足尖外撇，与后来青铜器中的越式鼎相似，也称为“越式陶鼎”，而泥质的则被称为“三足盘”。
越式陶鼎始见于马桥文化，在澄湖古井、吴县郭新河、张墓村等遗址中有所发现， 但都没有花山遗址出土的数量多。
澄滤器在北方的考古遗址中多被称为“刻槽盆”，到目前为止， 花山澄滤器在江南地区众多遗址中数量为最多，出土的澄滤器形体基本一致，几乎都带有流嘴、敛口、弧腹圜底且口沿下布满纹饰，内壁线条凹槽纵横形成菱形图案。
澄滤器目前最早的实物出土于崧泽文化[10]，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及嘉兴大坟遗址都曾出土过此物。
花山澄滤器的纹饰以梯格纹为主，但在此之前，该地区并未出现过。
梯格纹是湖熟文化特有的纹饰，兴化南荡遗址、高邮周邶墩遗址、江宁点将台遗址等都有发现， 这种纹饰因素应该来自江淮宁镇地区。
澄滤器在崧泽文化后传播至北方，然后又传回宁镇地区， 湖熟文化遗址出土了较多的澄滤器，张敏先生将其分成三式，花山澄滤器相当于湖熟文化澄滤器Ⅲ式。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尚难以鉴定花山澄滤器来源，但二者间的联系显而易见。
花山澄滤器显示其年代下限在湖熟文化第二、三期之间，大致时代在二里岗上层以后到殷墟一期。
陶鼎中的罐形鼎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11]、高邮周邶墩遗址的器物较为相近，灰陶细高柄豆、圈足罐、匜，与良渚文化晚期同类器物接近， 二者应该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花山遗址最大上限应在良渚或龙山文化晚期，为公元前2000 年到公元前1700 年左右，此时中原已进入夏代。
2.佘城遗址。
1998 年，江苏省联合考古队对花山遗址东南部的佘城进行考古调查。
2000 年，江苏省联合考古队对佘城遗址南部进行抢救性试掘。
佘城遗址地处江阴市云亭镇高家墩村内，城址平面形状大致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近800 米，东西宽近500 米，面积30 万平方米以上。城址所处地势较高，西面为烧香浜，东南北三面现为稻田，稻田区域明显低于城内数米，稻田之外地势复高，与城内地面基本持平，可见佘城原四面环水。
佘城遗址试掘共开两条探沟，一条位于南城垣和南城垣外稻田上，一条位于城中北部。
南城垣探沟在第四层出土大量马桥文化时期的陶片和少许石器。
经检测，佘城建造采取了干湿混用的堆筑方法，不见北方城垣的筑造方式，反映了南方城邑建造时的地域特点。
佘城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主要有青铜器、 石器和陶器。
青铜器有铜锛、青铜镞、青铜残片等，其中青铜镞H1:28 为双翼有脊、中间镂空的形态，从形制上看十分特别。
发掘者推测这应该不是一件实用器，可能是件礼器。
城址的陶器与花山遗址一致，常见陶器有鼎、釜、甗、罐、盆、豆、澄滤器、钵、器盖等。
此次试掘出土完整陶器不多。
纹饰有绳纹、梯格纹、云雷纹、箍纹、弦纹、堆塑纹等，基本都可以在花山遗址中见到。
佘城遗址出土的釜、鼎和澄滤器同样也占据了一定比例，这与花山遗址十分相似。
遗址中的鼎，新出现了带把盘形鼎，如标本TG1④:12，但不见花山遗址出土的罐形鼎。
釜和澄滤器未有太大改变。
通过判断，佘城出土的罐、盆、豆、澄滤器等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皆具有明显的宁镇一带的湖熟文化特征，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00 年。
发掘者认为， 花山遗址和佘城遗址是一个整体，其中，花山遗址为城郊，佘城遗址为城址。
花山遗址出土印纹硬陶、原始瓷及复杂纹饰的出土数量少于佘城遗址，这意味着城内居民所用器物的规格更高于城外居民，显示了当时花山、佘城地区已进入了阶级社会阶段，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二者时代早晚的关系形成了这种差别。
笔者认为，花山遗址和佘城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无锡、苏州地区与“泰伯奔吴”没有关联。若《竹书纪年》所载无误，古公亶父卒于商武乙二十一年（公元前1127年）[12]，根据《夏商周年表》中的武乙年代，推测泰伯出走时间大致处于公元前1100 年，又据佘城遗址的器物可知， 佘城年代大约为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00 年， 虽然城址年代范围上包括进了泰伯出走的时间，但相比于佘城至少存在了600 年的历史，泰伯到吴的年代只是佘城年代晚期，且《吴越春秋》云：“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
”根据书中的描写和汉代长度单位的换算，显然，佘城不可能是泰伯修筑的；
再者，《吴越春秋》成书于东汉，离泰伯年代已逾千年， 它在某些方面对泰伯的记载居然比《史记》还要详尽，非常引人怀疑，这种古史越晚越详尽的现象，顾颉刚先生在相关文章中有所分析[13]。
回顾近年江苏两周时期的考古发掘， 笔者倾向于泰伯、仲雍奔吴之地应是江淮一带，即今天的皖南或宁镇地区。
皖南地区是土墩墓分布的重要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发现千余座土墩墓[14]，时代可从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
宁镇地区则是两周时期土墩墓分布的中心地区[15-18]，仅镇江地区就发现了3000多座土墩墓，不少还是大型的春秋土墩墓，如丹徒烟墩山的一、二号墓，荞麦山母子墩，磨盘墩，北山顶，粮山等土墩墓葬。
墓葬内多发现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编钟、编磬等，可见墓主等级之高。许多学者认为这一带是吴国王室墓地。
环太湖地区的长江南岸也存在着密集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 如苏州真山大墓D9M1[19]，墓葬等级极高，应是春秋晚期的王级大墓，但由于被盗掘严重，墓主存疑。总而言之，环太湖地区的墓葬年代，相比皖南和宁镇地区较晚，还鲜见西周墓葬。
与吴文化相关的遗址， 苏南地区也发现了多座，如镇江丹阳的葛城遗址[20]，发掘简报初步认定始于西周，并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遗留的内城基址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内城外有多条壕沟， 城址东北部有两段土岗，从两段土岗的走向与方位来看，土岗有为外城墙的可能，简报图示标注了对它的解剖，但未见文字。
城垣之外还有多条壕沟，宽度在10 米以上，此种布局，类似常州淹城的三重内外壕沟形式， 一些学者认为葛城遗址可能是吴国早期国都。另外，还有无锡的阖闾城遗址和苏州的木渎古城[21]，这两座城的年代都在春秋晚期，规模宏大，许多学者认为是吴国晚期的都城。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国都城存在逐步向东迁移的变化，再与城址周边发现的不少高级墓葬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论：宁镇地区应是泰伯、仲雍奔吴之地。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苏锡地区并不是泰伯奔吴之地。
存在于无锡的泰伯墓、泰伯祠也应是东汉以后为纪念泰伯而建， 至于伯渎河的名称来源，目前尚未找到可以证明与泰伯有关的佐证。
当前在无锡和苏州地区，除佘城遗址外，未发现有西周时期的城址，时代更早的就更没有了。
佘城遗址的建造时代正处于马桥文化时期，学界对于马桥文化的来源同样有很大争议。
根据花山遗址和佘城遗址的一郊一城关系来看，花山遗址的年代早于佘城遗址。当年，先民们抵达了花山，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后，随着周围地区政治势力的改变，先民们开始修筑佘城。
最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花山、佘城遗址。这是针对花山、佘城遗址，通过抢救性发掘而推测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
但是，当年考古工作的范围只是两个遗址面积的极小部分。
也许，只有等到遗址更大面积的揭露，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更多可靠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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