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诞日”与时间记忆
马芷妍 杨 华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2)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岁时之间的节点划分是顺天时而定的，因此节日的构建也一般是基于节气、农时等时令变化而来的，春节、中秋、冬至等传统节日都是个中典例。但对进入了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而言，节日的构建形式大有不同。基于经济消费或政治意识而产生的新节日比比皆是，譬如五一劳动节这样发源于近代人民意识觉醒的新兴节日，以及近年由于信息网络大发展而兴起的双十一购物节等。但在众多的传统岁时节日之外，古代中国还有一项不基于岁时变化或宗教传说而构建出的特殊的传统节日——诞日，即庆贺皇帝生辰的节日。这一具有近似现代社会人文气息的特殊节日虽产生于唐代，但也在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发展中衍生出了多样的庆祝活动与丰富的历史内涵，与冬至、中秋这样基于节气、农时等时令变化而构建的传统节日一道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成为了帝制时代的历史记忆。
诞日在史籍记载中也有诞节、诞圣节等别称，首创于唐玄宗时期，尔后成为了历代王朝的惯例，一直延续到了清末。“诞日”的名称是为了方便总结这类为皇帝庆贺生辰的节日而作的统称，在实际的庆祝活动中并不直接使用。而不同朝代、不同皇帝的诞日都有其特定的名称，多取一些有美好政治寓意的词汇，譬如唐玄宗的诞日最初名为千秋节，寓意李唐的统治千秋万代，后又更名为天长节，取天长地久之美意。另一方面，诞日的内涵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创设之初的唐代还仅仅只是庆贺皇帝生辰的节日，到了明清时期庆贺范围扩大化，将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生辰也囊括了进来。诞日逐渐演变成古人为皇室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而庆贺的特殊传统节日。不过，皇帝以外的皇室成员庆贺其生辰需要在“诞日”名称前加上限定词，称“皇太后诞日”或“太皇太后诞日”。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诞日”仍主要是针对皇帝生辰而言的称呼。
在古人对诞日的研究仅限于概括性记载，如明代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中详细列出了唐至宋诸位皇帝的诞日时间及名称，但仅限于记录，并没有什么衍生论述。[1]当时的诞日在古人眼中与元旦、冬至等传统节日一样属于确定年岁变迁的重要参照，在古人的时间记忆中也并不具有别样内涵。直到诞日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而消失，这一不基于岁时、有赖于人文意识而构建出的特殊节日才体现出了它有别于元旦、冬至的历史意义。今人有关诞日的研究多是断代性的，仅将视角局限于某一朝代或某一皇帝的诞日上，考察其形成与发展。例如张勃在《唐代节日研究》一书的第二章“新兴节日研究”中详细考察了唐玄宗千秋节的构建历程与兴衰变迁，并将其与中和节做对比，以期说明内涵的公共性才是构建型节日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2]再如李晓媛的《清代万寿盛典研究》，以康熙、乾隆与慈禧的三次万寿盛典为研究对象总结万寿节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功能。[3]另一类有关诞日的研究则并不将重点放在节日本身而是其文化、政治衍生上，如王兰兰的《唐日皇帝诞节比较研究》，焦距于唐玄宗千秋节与日本仿设的天皇天长节之间的风俗异同，用以探讨唐代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4]又如刘林魁的《唐五代皇帝的三教讲论——基于皇权与佛教关系的考察》，从诞节贺寿的佛事活动出发，论述了三教讲论这一节庆政治仪式中皇权与佛教之间的互利互动对唐代及以后王朝政教关系的融合与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5]此外，还有并不焦距于诞日而是专论节日辅政意义的研究，如王静的《岁时与秩序——唐代的时间政治》，该文以唐代岁时节日为例，探讨岁时与王朝秩序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的节庆是极具象征意义的时间，为统治者提供了确认与强调自己的权力与天下秩序的契机，[6]颇有见地。此文发于《唐研究》第二十一卷《唐代长安及其节庆研究专号》，同样收录于该专辑的还有杨为刚的《节日·空间·记忆——关于千秋节几个问题的再探讨》，通过对千秋节的活动细节、意象与文学塑造进行探讨，重新描绘了其节日形象与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7]视角新颖。
由前人研究可见，诞节作为一个由唐至清不断发展的节日还需要得到贯通性的考察一辑针对其本身内涵与历史意义的进一步研究。
诞日起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记载，开元十七年的八月五日，唐玄宗在花萼楼与百官一同举办庆生宴，宴上左丞相源乾曜与右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奏请玄宗将自己的生辰(即每年的八月五日)设定为千秋节，“天下诸州咸令乐，休暇三日”[8]。史书的记载十分简短，但实际上除了笼统而言的设宴作乐之外，诞日之时的宫廷与民间还有着很多别样的仪式与庆祝活动。
(一)宫廷的庆祝活动
千秋节之时，宫廷内会举办盛宴庆祝。与平日宴席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千秋节的宴乐不仅更为盛大，而且增加了两项特殊的重要仪式：一是群臣百官向皇帝上万岁寿酒，二是王公戚里向皇帝进献金镜绶带。
正如今人会在寿宴上为寿星进酒一样，千秋节宴上的群臣按礼也需向皇帝上酒进寿，但以古人对礼仪的重视与严格规定，整个上寿酒的仪式显然不似今人宴饮一样随意，而是有着一整套的复杂流程。上寿酒之前，群臣百官需在御座之南等候，待到皇帝入座后行拜礼，由皇帝身旁的侍官跪奏进言道：“千秋令节，臣等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群臣此时需与侍中一同再拜。尔后主事官吏在专用的寿罇中酌酒并进于皇帝，皇帝受酒后还需称：“得卿等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并举酒向众人示意。群臣上下再行拜礼并三呼万岁，然后才能就座，宴乐正式开始。[9]
千秋节宴上，前来朝贺的王公大臣当然不会是空手而来就宴的，因此宴席的另一大重要活动即是王公大臣们向皇帝进献金镜绶带，依礼尚往来的惯例，皇帝也会回赏群臣金镜、珠囊、丝帛等物。所谓“金镜绶带”是指缀有长丝带的铜镜，由于其在唐玄宗时期大量铸造并用以进献贺寿，因此后世惯称为千秋镜。正如时任宰相张说所作的《奉和圣制赐王公千秋镜应制》一诗所描述：“宝镜颁神节，凝规写圣情。千秋题作字，长寿带为名。月向天边下，花从日里生。不承悬象意，谁辨照心明。”[10]镜子在古人的文学中常有心明眼亮、明察秋毫的暗喻，而绶带之“绶”与“寿”同音，因此金镜绶带也象征着臣下对皇帝贤明有德、福寿绵长的美好祝愿，而皇帝回赠的金镜则是对臣下知事明理、清廉正直的美好期待。
除宴席外，千秋节时宫廷内还有不少杂戏、歌舞表演，《文献通考》曾记载一种名为“倾杯舞”的马戏舞，唐玄宗十分喜爱，每逢千秋节宴都要于勤政楼下令乐工奏乐，演此马舞以为助兴。[11]时任丞相的张说留有《舞马词》描绘当时的宴舞场景，词中写道：“彩旄八佾成行，时龙五色因方。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圣君出震应箓，神马浮河献图。足踏天庭鼓舞，心将帝乐踟蹰。”[12]从中不难窥出当时千秋节的热闹与盛大。值此欢庆之日，皇帝也常有施恩天下之举，或是为囚徒减刑、免其死罪，或是为百姓减税、安置流民，唐玄宗甚至曾在开元二十四年的千秋节时亲自与京兆父老同宴共乐，这也可看作是千秋节惠民之处的一个侧面。
(二)民间的庆祝活动
宫廷的庆祝活动不论如何盛大，都只关乎王公将相与达官显贵，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在千秋节之时的全貌，民间有关千秋节的庆祝活动同样十分丰富，且体现出有别于朝堂的民俗色彩。
千秋节之时的民间同样会设宴作乐为皇帝祝寿，一般士庶自然没有向皇帝上寿酒或进献金镜的机会，但他们会互赠承露囊以示对节日的庆贺。承露囊是一种丝质的囊袋形礼品，按《困学纪闻注》的记载，承露囊也称为盛露囊，是以五彩丝带结成的、用以盛装叶上露珠的囊袋。当时民间流传着“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饮之而长生”的传说，又一说称有人在八月入华山采药时见到有童子用丝囊盛接露水，询问童子后得知这露水是“赤松先生取以明目”的。(1)据《困学纪闻注》所言，“赤松子”说引自《荆楚风土记》，“华山采药”说则引自《华山记》，两书成书年代未知，但翁元圻注中称这两说在南朝梁时成书的《荆楚岁时记》与《续齐谐记》中也有提及，可见这些传说故事在当时流传之广泛。[13]在这些当时广为流传的传说故事的影响下，古人形成了在八月制作承露囊的习俗，认为将草木上的露水收集起来擦拭双眼，可以明眼净心。或许正是因为承露囊具有这样的美好寓意，因此千秋节时，不仅是民间士庶会互相赠送承露囊来表达祝愿与问候，甚至在王公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中有时也会包括承露丝囊。
除寿酒宴乐与赠礼外，民间对千秋节的庆贺与宫廷相比，其最大差异在于囊括了秋社日的相关活动。开元十七年百官上表请设千秋节之时，众臣就已经提出村社在节日期间不仅可以设宴作乐，还应举行“赛白帝、报田神”的庆祝活动，次年又正式决定“移社作千秋节”[14]，也就是将本该秋社日进行的节日活动挪到千秋节一同举行。秋社日是古人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这一天百姓多半会暂停农事、饮酒作乐，还会举行祭神的相关活动，其用意一是向神灵传达今年的农事生产情况，二是祈求神灵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白帝、田神就是当时民间最常见的祭祀对象。历代秋社日的具体日期多有变动，但一般都定在八月，恰好与玄宗的生辰相隔不远，因此将秋社日与千秋节合并，以此让民间百姓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千秋节的热闹庆祝活动中来，也让玄宗的生辰增添了与民同乐、与民同享的色彩，使千秋节不至于仅作为王公贵族的盛事而存在。
虽说民间对千秋节的庆贺方式看似与其余岁时节日相差无几，也不与宫廷庆祝活动存在直接互动，但这并不代表对千秋节庆祝与其余传统节日无异。由于千秋节所蕴含的政治内涵与创新意义，民众“庆祝千秋节”这一行为本身就代表了对王朝所宣扬的皇权强化的认可及其所构建的新的生活秩序的接受。古人对生产生活的安排有赖于王朝所颁行的历法与节庆，换言之其生活节奏是被统治者有意识地掌控着的。民间的时间秩序从属于王朝的政治秩序而存在，前者被后者所规训和维护。
(三)唐以后诞日的演变
千秋节自唐玄宗之首创，曾有过一段极盛的岁月，但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得与开元盛世相生相随的千秋节就此走向衰落。安史之后，千秋节的宴庆规模大不如前，到了唐德宗时期取消了三日休假，直至唐宪宗时期正式废除了该节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发展，当唐玄宗过世、不再具有皇帝的特殊身份后，再庆贺他的生辰就是不合时宜的了。但千秋节的废除只是意味着人们不再庆贺唐玄宗的生辰，并不意味着诞日也一并消失了。实际上，自玄宗创造性地将自己的生辰设立为节日之后，历代皇帝于自身诞辰设节庆贺便成为了一项保留传统，待到他们去世后，下一任皇帝就会废除旧节，用自己的生辰代替而设立新的诞日。(2)皇帝去世后取消其诞日的惯例，是在唐宪宗时期正式形成的，详见下文。
正如唐玄宗将自己的诞日命名为千秋节、后又更名为天长节一样，历代皇帝的诞日都有不同的名称，如唐肃宗的天成地平节、唐武宗的庆阳节、宋太祖的长春节、宋太宗的乾明节等等。但到了元代，历任皇帝的诞日被统一命名为天寿节，不再另起新名，明清时则更名为万寿节，一直延续到清末帝制时代结束。不过称呼虽不一，但诞日的庆祝方式是大同小异的，一般而言都包括全国休假、设宴作乐、群臣进酒贺寿、进献贺礼、皇帝赏赐、大赦天下等几项基本内容。若是处于中原多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还会有他国遣使朝贺，例如契丹、高丽都有遣使朝贺宋太宗诞日的记载，西夏也曾多次遣使朝贺金朝皇帝的诞日。此外由于佛教的影响，自唐文宗时期开始正式规定诞日禁止屠宰，宫廷宴席上只供应蔬菜、干肉和肉酱，但允许饮酒奏乐。群臣百官除进寿酒与贺礼之外，还增添了入寺为皇帝行香、作祝寿诗等庆祝活动。
蒙元起于朔漠，习俗与中原存在很多差异。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命刘秉忠、许衡制定朝仪，规定皇帝即位、天寿节、册立皇后皇太子、外国来朝、君臣朝贺等国家重大场合都沿用唐宋以来的朝会之仪，只在大宴宗亲或赐宴大臣的时候使用蒙古的本俗之礼。[15]依《元史》中对天寿节的些许描述来看，元代皇帝诞日的主要内容也确实与前代相差无几。明清时期的诞日也一样，只不过将名称从天寿节改为了万寿节，并增添了皇帝宴前向太皇太后、皇太后行礼的仪式。万寿节当天的京城百姓也是张灯结彩、奏乐祝寿，还会在寺观建坛为皇帝祈福，足以见得诞日在民间影响并不弱于其余传统节日。由于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核心政治地位，中华文化也对周边政权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也效仿唐代设立天长节以庆贺天皇诞辰，在二战后更名天皇诞生日，随日本皇室制度一直延续至今。而对中国而言，清末帝制终结、皇帝不复存在后，诞日也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去，成为了帝制时代的历史记忆。
节日其实是一种用于划分与界定时间的节点，人们在特定的时间以特殊的仪式塑造出有别于常日的社会氛围，以此寄托特定的情感表达，并确立时间流动的概念，这也是节日的诞生之所以与天文历法息息相关的原因所在。群体文化记忆的构建正有赖于这些特殊时间下才会产生的特殊仪式与社会氛围。诞日作为中国古代绵延近千年的一大重要传统节日，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生活与他们对时间的记忆，其对皇帝个人地位的强调与国家认同感的塑造使其拥有了不同于元旦、冬至等岁时节日的政治价值。其次，王朝所颁行的历法与节庆对治下之民的时间做出了官方规划，这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基本生活节奏的掌控与安排，也是统治者确立政治秩序与合法性的权力体现。民众依靠何种历法、庆祝何种节日、以何种时间节奏来安排一年的生产生活，无一不是受到其所处的统治秩序的影响的。对于国土广袤、民族多样、地区差异极大的古代中国而言，国家意志就贯彻于统一的历法与节日的实行之中，如同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科举、统一的儒家意识形态一样，民众时间节奏上的一致也是国家统一性的体现。统治者依靠节日影响民众的生活节奏与社会观念，统一的政治秩序也随着国家权力意志的影响而扩散，节日的规律性与延续性又反过来使其逐渐融入了民众的时间记忆里。
正如前文所言，诞日作为一个非典型的、因时令变化而产生的传统节日，它的构建基于弘扬教化、维护国家认同感的政治文化目的，并在推行过程中将统一的生活节奏与政治秩序传播至王朝影响力所及的所有地区，因而具有了双重的历史意义，这可从诞日的构建过程及其在后世的兴废中体现。
(一)诞日的构建
史书中有关千秋节之设立过程的记载十分简短，难以从中读出背后的考量，但《全唐文》中辑录了张说等人所进的《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可供今人一窥当时人创设诞日的用意与缘由。表中称千秋节之设“上明元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16]，因此在张说等人看来，千秋节是为宣国之教化、正国之风俗、传国之美誉而设立的。而玄宗在回复中也表示千秋节之设是“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朝野同欢，是为美事” 。[17]
从这两封与千秋节设立直接相关的文本中能看出，在当时朝堂君臣的考量里诞日之设立和推广与政治教化、塑造国家认同感是紧密相关的。在古代社会，皇帝是承天所生治理天下之人，其本身即是最突出的国家象征，因此以皇帝生辰作为朝野同欢的节日，在为皇帝庆贺之时暗含了为国家欢庆的意味。无论是千秋镜、长寿带还是承露囊，这些用以祈祷皇帝福寿绵长的意象物件，实际上在另一种层面上反映出了百姓对国泰民安的期盼。这即是诞日在历史价值与意义上不同于岁时节日的重要侧面，相比于冬至、中秋这样有感于节气、天文等自然变换而产生的特殊时间节点，诞日是人为创造并有意识地赋予其文化意义的，其间蕴含着人民对想象中的国家概念的认同与祝愿。因此，古人对诞日的记忆也总是与特定的皇帝与王朝紧密相连，这样的政治文化属性使得不同年代的人们对诞日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触与记忆。
(二)唐人的诞日
唐人创造了诞日这一特殊节日形式并将其发扬光大，诞日也深切地融入了唐人的生活中，这不仅仅体现于每年固定的休假、宴饮、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对人们时间规划的影响上，还体现在诞日的兴废与唐朝国力盛衰的紧密相连上。王朝的时间秩序是其政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稳定状态是相辅相成的，这一点可从安史前后文学作品的对比中窥得。
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兴衰的分界点。安史之前，文人们沉浸在开元盛世的繁华中，其诗文无不在歌颂盛世之美。如梁锽的《天长节》：“日月生天久，年年庆一回。平时祥不去，寿远节长来。连吹千家笛，同朝百郡杯。愿持金殿镜，处处照遗才。”[18]王维的《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太阳升兮照万方，开阊阖兮临玉堂。俨冕旒兮垂衣裳，金天净兮丽三光……尽九服兮皆四邻，乾降瑞兮坤献珍。”[19]这些诗作所描绘的都是千秋节鼎盛之时宫廷的繁华景象，盛唐时期国家的强大国力与开放自信的气度在字里行间显露无疑。唐玄宗本人也曾无不得意地作诗云：“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献遗作新俗，朝仪入旧章。月衔花绶镜，露缀彩丝囊。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20]当时的盛况可见一斑。
安史之乱打破了大唐盛世的迷梦，两京动乱、山河破碎的现实引发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悲叹，与千秋节相关的一切事物都能使他们回忆起昔日盛景，并借节日之名表达对盛世不再的悲思。如杜牧的《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得意，年年因雨上金铺。”[21]勤政楼正是昔年千秋节唐玄宗大宴群臣的场所，但当杜牧在多年后途经此地的时候，昔日繁华盛景早已烟消云散，唯有杂草青苔在宫门门环上旺盛生长，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另有杜甫的《千秋节有感二首》：“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湘川新涕泪，秦树远楼台。宝镜君臣得，金吾万国回。衢尊不重饮，白首独余哀。”[22]作为现实主义风格的代表性诗人，杜甫的诗作中总是常怀忧国忧民之心。《千秋节有感二首》作于八月二日，杜甫在亲历了安史之乱后，在又一年的千秋节前夕产生了对国家衰落的无限哀思，其间诗句无不传递着对昔日盛景的缅怀。
这些诗作借千秋节之名感怀回不去的大唐盛世，足以显现出诞日与其余因时而起的传统节日不同，其显明的政治教化内涵和易于联想的家国寓意使得时人将千秋节与国家兴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安史前有关千秋节的诗歌多是玄宗、张说等宫廷宴席亲历者所作，可以视作官方对节日盛景的溢美之词。而安史后有关千秋节的文学作品则证明了千秋节作为开元盛世的意象代表已经融入了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中。诗句中所描述的千秋繁盛之象也许并非诗人们亲眼所见，但这不影响后人依托于楼宇、金镜等文学意象来追思、缅怀他们心中的昔日盛世，此刻对历史的想象替代了历史的真实，这即是集体时间记忆的影响所在。其次，共同的节日生活结合其附带的特殊仪式与社会氛围，在一定时间内塑造了民众之间共通的生活秩序。岁时秩序的正常运行是王朝统治稳固的体现，也是天子本身具有的调理四时、维护世间秩序的基本义务所在。节日庆贺仪式的如常象征着天下秩序的稳定。千秋节作为唐王朝所构建的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安史前后的兴衰变迁也映射出了唐王朝本身的盛极而衰。
(三)诞日在唐以后的影响
相比于元日、冬至、中秋这些在历法上相对固定的岁时节日，诞日的人为性质决定了它所代表的特殊时间节点会随着人事更替而不断变换。唐代在最初创设诞日的时候还并没有皇帝去世就取消其诞日的习惯，因此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及顺宗的诞日都在他们去世之后仍作为国家的固定节日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唐宪宗时期李元素上奏，称先帝在天已久而庆诞犹存，不合礼意，因此取消了玄宗至顺宗五位皇帝的诞日庆祝。[23]此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在皇帝去世后取消其诞日并立新皇帝诞日为节的惯例。
古人并没有今日法定节假日的概念，当时的节日大多是流传已久、约定俗成的。以古代中国国土广袤、历史悠久的社会现实而言，不同年代、民族与地域间流传的节日与节俗也存在很大差异。若以是否存在官方性质的休假、宴饮与朝贺作为衡量节日是否正式的标准，则唐及以后历代得到官方重视的固定节日一般是元日(即正月初一)、冬至与诞日。其余的传统岁时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官方与民间虽也有丰富的庆祝仪式与习俗，但仍不如这三个节日意义重大。在古人的观念里，元日是“岁之始”，即新的一年正式开始的日子，而冬至是“阳之复”，即阴气盛极而衰、阳气衰极复盛的时刻，因此这两个时间节点在岁时变换中最为重要。而诞日则是历代皇帝的生辰，在帝制时代承载了不同于岁时节日的政治文化意义，塑造了人民对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的认同。因而虽不存在固定的日期，诞日也因其特殊的文化内涵与标志性的庆祝仪式，同元日与冬至这两大重要节日一起融入了古代的社会生活中。
除此之外，节日的教化意味蕴含在其特殊的仪式与习俗里。与庆贺有关的法令，无论是倡议还是禁令实际上都是中央王朝政治控制力的具体表现，是对时人社会风俗的积极影响与主动塑造，这一点在诞日这样基于政治因素而产生的节日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民间与宫廷对诞日的庆祝仪式、还是有关诞日的构建过程，都能看出其间对皇帝个人地位与权力、对天下等级秩序的强调。百官进酒上表是君臣秩序的体现，地方朝觐与番邦朝贺则是天下秩序的强化，皇权借助诞日强调的不仅是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还维系了国外政治秩序的稳定。对时间的划分与界定、对礼俗的规定与塑造使得诞日同时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与文化记忆，因而具有了双重的历史意义。
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无形态概念，人们必须借助参照物来确定其流动状态，历法即是这样基于自然变换而产生的。节日作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线上的特殊节点同样具有划分并界定时间的功能，譬如古人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日，视作旧的一年结束与新的一年开始的标志。这一社会习俗从古代延续到了现代，至今正月初一的春节仍然是中国人用以确定年岁变换的最重要的时间标尺。人们为了感受时间的流动与划分一年内的不同时段，创造了这些被称作节日的特殊节点，而节日在历史长河中的兴衰更替也反过来为不同年代的人们塑造出了不同的时间记忆与生活节奏。
(一)诞日的废止与历法的更替
中国在近代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到国家的意识形态与基本制度、小到个人的衣食住行与思想观念，变革发生在文明的每一个角落。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的不仅仅是帝制时代，还有伴随着帝制时代而生的一切旧式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历法与节日自然不会例外。
历法与纪年是一个社会有关时间制度的最根本的体现，也是一个政权塑造政治生活秩序最直观的手段。中国传统历法是一种与农时、节气紧密相关的阴阳合历，俗称农历，在纪年方面则一直以皇帝年号为准。但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皇帝纪年被废弃，农历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了与世界接轨、更为了彻底抛弃旧时代的秩序建立新社会，民国政府决定自1912年1月1日开始使用西方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日俗称的阳历、公历，但在纪年方面仍采用民国纪年。新中国建立后沿用了公历并彻底抛弃了旧式的纪年方式，采用了与世界各国一致的公元纪年。
虽说一同在近代遭到外来文明的冲击，但农历与有赖于帝制而存在的皇帝纪年不同，基于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深刻影响，它在辛亥革命后也并未彻底被公历取代，而是将影响力保持至今，以至于在官方的传媒与文宣表达中仍具有与公历并列的地位，在民间的生活里更是从未远离。这应当归因于农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度融合，使得它不仅是指导古代中国农业社会基本生产生活的指南，更在古人的时间界定与划分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直到今天国人仍然习惯于用节气来确认与感受季节变换。正如前文所言，历法是人们用以计算与明确时间流动的制度，而节日是以年为单位的时间线上具有界定与划分时段意义的特殊节点，两者都与社会的时间记忆与生活秩序直接相关。农历对现代中国社会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所附带的传统时间秩序与文化记忆无法被轻易替代，基于农历而产生的众多传统岁时节日就是其间的重要部分。
与春节、中秋这些至今仍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传统节日不一样，同样历史悠久的诞日是依附于帝制而存在的，在皇帝这一特殊阶层消亡后，诞日也自然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类具有特定人文价值的节日不能脱离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而存在，反而会随着社会变迁而自然消失。作为一个不基于岁时变化或宗教传说而构建出的特殊的传统节日，诞日所承载的弘扬教化、维护皇权及国家认同感的政治文化意义是建立在帝制时代的社会基础上的，最终当然也会随帝制一同变为历史，其标志性的庆祝仪式与习俗最终也只能成为旧时代的记忆。
(二)古今时间记忆的变迁
对时间变迁的感知是文化记忆之所以形成的重要来源。正如扬·阿斯曼在其代表作《文化记忆》中所论述的：“回忆的内容之所以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一方面是因为回忆总围绕那些原始或重大的事件展开，另一方面是因为回忆具有周期节奏性。比如节假日日历所反映的是一种在集体中被经历的时间。”抽象的记忆需要寄托于具体的形式、概念或象征而存在。仪式与节日作为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定期重复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仪式，保证了“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的再生产”，并在时间维度上区分了常日和节日。[24]节日对时间的影响也在无形中赋予了其将生活节奏化的能力，社会的时间秩序因此产生。与此同时，文化记忆的产生和消亡也被社会环境的兴衰变化所牵动。
节日在特定的时间节点以特殊的仪式习俗塑造出有别于常日的社会氛围，从而对以年为单位的时间进行了界定与划分，并由此成为人们时间记忆与生活秩序构建中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节日的兴衰变迁影响并牵动着人们对时间的感触与表达，对古今的重要节日、尤其是受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人文节日进行对比更能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现代中国的法定节假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古延续的传统岁时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与中秋；
另一类是近代兴起的新节日，如国庆节与劳动节，元旦则是依据公历而产生的有别于春节的岁首节日。古今节日的主要差异即体现在后者这些基于人文、政治因素所构建的节日上。具有特定人文价值的节日只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上，这类节日的存在是对当时文化环境的直观反映，其兴衰也是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鲜明写照。同样是基于政治文化意识而构建的节日，诞日承载着古人对皇帝与想象中的国家概念的祝愿，国庆节与劳动节却寄托了近代人民觉醒后的自主意识，三者在作为纪念日最重要的纪念价值来源上存在着时代进步所带来的价值观代差。
节日作为划分年岁的特殊节点，其差异决定了古今历史记忆与时间秩序上的不同。古代的许多节日都在时岁变迁中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例如中和节、春秋社日、佛诞节等与农业社会和宗教氛围联系紧密的节日都因失去了其特有的文化环境而在社会变革后逐渐落寞，诞日这样因帝制而生的节日也是如此。它们曾经影响了古人的时间秩序，主导了当时人的生活节奏，并以祭祀、朝贺等内涵丰富的庆祝仪式融入进了旧时代的历史记忆。但伴随着近代的变革，农业中国的一切都在社会发展中被迅速替代，公历替代了农历、公元纪年替代了皇帝纪年、民主共和替代了君主专制。诞日是过去帝制时代时间记忆的代表，它在帝制时代结束后也被国庆、五一这些饱含新时代人文价值的节日所取代。如今人们不再互赠千秋镜与承露囊、不再为皇帝的生辰而设宴庆贺，取而代之的是在国庆节观看阅兵仪式、悬挂五星红旗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与祝愿。皇帝通过诞日与纪年影响社会时间秩序与文化记忆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兴的节日正以新时代的庆祝仪式重新规划着人们的生活节奏，时代变迁的缩影就体现在这些日常生活里。
诞日是中国古代一项不基于岁时变化或宗教传说而构建出的特殊的传统节日，它承载了古人对皇室与想象中国家概念的祝愿与认同。古人在这个特殊的节日中为皇帝的生辰而庆贺，并由此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使得诞日同元日、冬至等众多传统岁时节日一起规划了当时的生活节奏，塑造了王朝的政治秩序，在古人的时间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影响。
但是，诞日这样基于特定人文价值而构建出的节日不同于元日、冬至等岁时节日，它只能依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环境而存在，正如历法所构建的时间秩序有赖于政治秩序的稳定而持续。近代中国的巨大变革动摇了诞日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让诞日与其标志性的庆祝仪式一起随着帝制时代而结束，时间记忆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动而经历了新一轮的消亡与产生。历法与节日的变迁更迭了新时代的生活节奏，重塑了新中国的时间秩序。相比于今日仍在影响着人们生活规划的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诞日则已经被国庆、五一等具有新时代人文价值的新节日所取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文明不再依赖皇帝与皇帝的生辰来确认年岁的流转和维系统一的社会政治秩序。新兴的节日将以新时代的庆祝仪式与文化内涵来重新规划人们的时间与生活，这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猜你喜欢 千秋秩序皇帝 打击恶意抢注商标 让市场竞争更有秩序今日农业(2022年4期)2022-11-16卷韵千秋宝藏(2021年10期)2021-11-22皇帝需要帮忙吗格言·校园版(2021年7期)2021-06-05女皇帝新少年(2021年3期)2021-03-28皇帝怎么吃紫禁城(2020年4期)2020-05-20秩序与自由现代装饰(2020年2期)2020-03-03秩序第一财经(2019年11期)2019-12-02最难办的一件事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15年11期)2015-12-23为什么不同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15年11期)2015-12-23怕黑千秋叶工作室小雪花·初中高分作文(2015年1期)2015-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