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本质”向“人的本质”飞跃的初始语境、现实继承与价值指向——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探赜
黄 凯
(1.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邵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
1843-1844年这一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创作于1844年4—8月，写作手稿时期是马克思形成自己世界观的开端，为后来的全部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和源泉，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全部发展提供了钥匙和线索[1]。学界普遍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正确世界观的发源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过程中很多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手稿》毕竟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马克思早期探索的心路历程，所以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典[2]。马克思观察到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最前列的英法两国的现实社会矛盾，从德国的特点出发思考当时德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历史之谜”，建立新世界观而向旧世界发起总攻。《手稿》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已经达到了决定性的转折点，是马克思世界观的诞生地与秘密所在，其中各个环节内容包括“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等部分都蕴含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思考与概括。
数千年来，中外先贤一直在追问与思索“人的本质”。孔子曰“仁者，人也”，儒、道、阴阳等诸家各有阐发“天人合一”思想；
德尔菲神庙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亚里士多德亦论断“人是理性的动物”。考量马克思所作《手稿》的初始语境，需回归文本，知人论世，溯源马克思使用“类本质”到“人的本质”的飞跃过程，比较其与费尔巴哈、黑格尔使用近似概念的异同，这样才能准确把握真正“人的本质”，并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
(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既高度褒扬了费尔巴哈，又体现出对其理论超越性的思想痕迹
在初始语境中马克思借用了费尔巴哈“类本质”概念，这一概念仍有人本主义的窠臼，有诸如“类存在物”“类生活”“类意识”等用语，但是马克思在运用中已出现脱胎母体的雏形，正发生着革命性、彻底的转向。“类本质”是对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不准确、不全面的理解，易被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者利用造成混淆，故而以后马克思在著作中几乎不再使用这一词汇。
《手稿》的创作背景是以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在撰写中仍受青年黑格尔学派和费尔巴哈理论的一些影响，同时文中明确表示阅读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外，也借鉴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特别是魏特林、郝斯、恩格斯的著作。虽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评价极高“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3]112“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
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199。但是文本中同时蕴含了超越费尔巴哈的思想萌芽，感受到并指出了其思想的局限性“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作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作在否定神学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作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3]200-201。文本中马克思多次谈及人的类本质是某种类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通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161，并且高度重视实践活动、劳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3]162“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3]163。人道主义者、人本主义者、统一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论者等西方各派热衷于通过马克思尚未成熟的《手稿》里的只言片语，在忽略马克思主义实践性、革命性、科学性的理论全貌、精神实质和初始语境的前提下，故意遗忘知人论世的治学方法，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歪曲马克思原意。这一点马克思早有察觉与预见，为了彻底与旧哲学决裂，防止哲学用语难于理解、易于混淆，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他鲜用“类本质”概念代指人或人的本质，仅在批判费尔巴哈时为了表达以示区别而略有提及。
(二)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在“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等主题中始终盘问“人的本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存在的“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对立、工人与劳动过程的对立、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对立、人与人相对立”的人的异化进行反思，在批判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未来共产主义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自由人的联合体”进行了展望。虽然马克思在探究异化劳动中人的前提时设有“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公设，但他强调的内容是对“类本质”概念解体和突破。
《手稿》在笔记本Ⅰ时谈及国民经济学里工人与人的区别“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
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3]124-125。在根据异化劳动的前两个规定性推论出后面两个规定性时指出“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163；
此外，“人同自己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3]163-164。马克思不仅在论述国民经济学、异化劳动时，论及了“人的本质”，在笔记本Ⅲ第二部分“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中亦围绕这一核心主题抽丝剥茧。马克思在摒弃“原始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批判“政治形式共产主义或经济形式的共产主义”时，提出了真正的共产主义和人的本质及没有异化的人。文中描述“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3]185。马克思愈发认识到“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3]188“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3]192。以上这些认识日益体现出马克思在对“类本质”概念使用时超出了原有的费尔哈巴使用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笔记本Ⅲ第三部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篇章里，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3]207“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3]221，“类本质”概念在马克思这里正在解体，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彻底突破已呼之欲出了。
(三)马克思“类本质”内涵在运用中的消解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开始“人的本质”认识的质的飞跃，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进行了重新规定，“现实的个人”代替了“类本质”的“人”。黑格尔将人的本质看作自我意识，费尔巴哈从孤立的、“抽象的人”方面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对他们扬弃的基础上首次发现了作为主体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
在不到一年后的1845年春，马克思在十一条《提纲》中认识到“费尔巴哈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的人的活动，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活动”[3]499，明确指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认识的错误之处在于“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成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3]505。
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多处阐发“现实的人”，重视物质生产条件，“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319“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524“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525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3]528。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开始有真正的质的飞跃，从此人的本质不再是自我意识，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具体的、活动的、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是对以往哲学的承继与超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无论在东西方均得以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大众的哲学，对现实的、感性的、具体的人，对绝大多数受压迫剥削、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劳苦大众不可能忽视；
故而在革命年代，从列宁到毛泽东，践履马克思实践人学是当务之急，从政治上解救人、关心人、服务人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在和平建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位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不断进行完善。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人民至上”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人学推向新的高峰。在未来时代，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变迁，仍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根本遵循。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是对“人的本质”研究的现实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即社会的人、实践的人、是处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是错误有害的思想，批判这些错误思想观念亟需回到《手稿》文本本身，从而澄清本源、辨明是非。
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于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回应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手稿》发表以来在中西方学术界均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在面对技术进步与物质文明较大发展的同时，其人民也在现实生活中被全面异化了，出现了技术异化、精神异化、政治异化等现象，亟需从理论界上去回到人、关心人和研究人。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也出现了两次解读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探索了市场经济中如何克服人的物化现象。马克思人学的目的是推翻蔑视人、轻视人、奴役人的旧的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主线是“物”与“人”、“资本统治”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建立尊重人、发展人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人学在《手稿》中探讨了“人的本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对西方所谓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人本主义等各种错误的、片面的、歪曲的解读作坚决斗争。从而在回到马克思《手稿》文本的研究中、在不断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活动中、在批驳谬误、正本清源、不断在现实中理论继承与发展创新中，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康庄大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继承发展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我国历代领导人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继承发展，坚持用革命实践发展理论，注重以理论引领实践，关注现实的人特别是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中国化历程中诞生的“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等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人学思考的现实继承、高度凝练和发展创新。
列宁的思想蕴含了对现实人的生存状况的深邃思考，他虽未专门研究人学，但在指导俄国革命中继承了马克思实践人学的思维方式，对农民农奴和工人阶级抱有深刻的同情并密切关注其命运发展。他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期待与描述，与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界定十分接近。列宁重视马克思人学方法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关注人的解放、个人利益、人与人的关系等现实问题，为解放人类提供合理的价值理念，但存在“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的历史局限性。
毛泽东从政治上解放中国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道路，积极运用马克思人学思想来看待和解决中国现实中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人民的特殊生存境遇相结合的实践的人学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亿万饱受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的工人、农民、士兵、小手工业者在党的领导下从“非人”的境遇中摆脱，在精神上彻底解放，恢复做“人”的尊严与地位。毛泽东主张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
文艺工作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教育培养中，干部、士兵、教师、学生均可在“劳动创造人本身”中成长。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广大人民一份子的“人”特别尊重和爱护，对以“人”为群体的革命群众极为关心与相信。毛泽东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精辟总结与继承发展，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更多地呈现出实践性、现实性与历史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了进一步阐发完善。邓小平主要从关心人与经济上出发解放人，表现为思想上解放人、开发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关心人，特别注重以共同富裕的尺度、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马克思人学的中国化实践，希冀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融合了马克思的实践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具体表现。以人为本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目的地位，以依靠人、为了人、尊重人为核心内容，它既是一种遵循尊重人和解放人的现代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确立起人的尺度的思维方式。以人为本能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共生，以人为本的人是“现实的人”和“抽象的人”，“个体的人”与“共同人性”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人民至上”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新的里程碑和重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新时代追求“强起来”大国的人的尊严与幸福。在中美贸易战、抗击新冠疫情、大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课程等一系列事件中，对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对每一位中国人不计成本的救助与保障，重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对人的塑造与锻炼，都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学中国化在实践中的现实继承与具体发展。
(三)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的本质”的尊重、敬畏、遵循与追求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机器越来越智能化，工厂对工人的需求日趋减少，按照跨国资本的逻辑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人工智能时代，大量就业岗位面临缩减，重复的、机械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只有创造性的、为美好生活提供形式或内容的工作岗位才会增加。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式和用工情况已出现端倪，网络支付、移动互联网、无人工厂乃至未来的万物互联已经使得大量收银员、柜台人员、操作工、包装工、快递员等岗位需求急剧缩减，可预见的时期同样也会对会计行业、建筑行业、电子器件组装行业、物流行业等造成重大冲击。马克思曾指出无论经济好坏“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对于跨国资本、垄断资本和资本联合，需要“看得见的手”进行适度的干预和调节，也需要“人”的能动与觉醒。在智能时代工人要追求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避免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述的情形，这需要各方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尊敬、遵循与追求，探索出一条合乎公平正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符合共同富裕方向的新道路。
观照当下、指导未来、研以致用是《手稿》研究的初衷，也是价值指向。从类本质与人的本质两个概念入手研究《手稿》，不仅在于厘清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所谓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区别，还在于更好地尊重具体的人、关爱每个人、树牢为人民服务、人民至上的观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保持人民性立场审视纷繁芜杂、纠葛难断的事物与无限可能、多重面相的未来。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哲学的终极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
《手稿》的价值指向鲜明，指出了“国民经济学”自身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思考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面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在扬弃中发掘人的本质。在批判黑格尔和整个旧哲学中，褒扬费尔巴哈的同时又保留了个人观点，明确表示了历史之谜的解答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23。在这种共产主义中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完全的复归，而“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既有将自然界作为世界的唯一本体和基础，又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具有最高的价值且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切创造物的主题本质和基础，这蕴含了马克思自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源头。《手稿》中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向体现了对西方的人学、人本主义等旗帜鲜明的反对、批判与划清界限。
(二)马克思主义人学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注重个人自由、平等、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共生
《手稿》创作于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革命年代，体现了革命性的实践人学，而如今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制度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所处时代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价值启示仍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人学注重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就是在具体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去把握人，关注的主题与价值指向即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这是由传统人学向现代人学的变革。马克思在《手稿》中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我们应从四个方面理解人的实践生成，一是人在历史中生成；
二是人在交往活动中生成；
三是人在创造活动生成；
四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自我发展及超越，人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活动一定会被现实的客观条件和规律所支配制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一体两面，人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共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尺度，自由平等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的本质的关系恢复是理想价值追求，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能力，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与人发展的目的、也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价值目标的核心内容。面对“西强东弱”的格局与“东升西弱”的趋势，面对西方各种资产阶级腐朽落后的思潮观点和价值多元化的冲击，面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观念的侵蚀，面对商品拜物教与拜金主义的沉渣泛起，面对人与人、人与物、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扭曲，重新审视、学习和把握《手稿》的价值导向，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以数十年跨越式发展走完了西方两百多年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开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社会急剧变迁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出现了某种危机，面对价值多元化带来的价值乱象如“价值虚无”“价值错位”“价值迷失”等，亟需回到《手稿》、回到马克思主义人学探寻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文本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强大的内驱动力。
(三)坚持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和把握“人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正因准确把握了“人的本质”，以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公平公正的价值为指向，使得马克思人学具有强大生命力，在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实践中蓬勃发展、熠熠生辉。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无论面对无人工厂还是资本诉求，只要科学把握“人的本质”，牢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站稳人民群众立场，就能保护、爱护、维护好现实的、具体的、发展的每一个人，走出一条奔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虽《手稿》研究成果斐然、名家叠出，但“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手稿》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多重领域，论及货币、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共产主义、批判旧哲学等多个主题，但归根结底是为了诘问“人的本质”。文本研究全程注重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探赜“类本质”向“人的本质”飞跃的初始语境，呈现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继承发展的流变过程，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占有人自身的本质，实现人与物、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圆融共生，这是我辈学人句读章节、不断研究《手稿》的价值旨趣。如今面对西方话语权强势，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冲击，面对市场经济下人与资本、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困境，重新回到《手稿》，回到马克思在使用“类本质”至“人的本质”概念演变的心路历程中，不啻为一种可行可为的探寻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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