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与文学性的辩证关系——以《简·爱》的两个汉译本为例
孙 伟
(安徽新华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文学翻译是翻译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也是难度较大的一类。文学翻译不仅要顾及语义的转换，还要注重文学作品“诗学之美”的传达。
从绝对意义的角度而言，“诗学之美”无法完全传达，因为不同语言之间必然存在着美学文化方面的差异。然而文学翻译又必须做到这一点，反之，文学翻译的价值将会失去大半。对于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根据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文学性再现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具有极强的可行性，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本质的一种呼应，因为文学研究的本质不应停留在文学作品本身层面，而应当深入到“文学性”层面，即由文学表达而产生的足以使读者产生某种情感的因素。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美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同一种因素在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会引起不同的情感认知，然而情感却往往是相对一致的。因此，在文学翻译中，译者所要做的其实并不是文学性的传达，而是以目标语言文化为土壤的建构，即文学性的再现。根据这一观点不难看出，文学性再现必然会涉及译文读者接受度的问题。有许多文学翻译研究学者认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问题需要以接受美学的视角来审视，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要得到充分发挥，译者要在翻译过程中主动“现身”。
许多学者认为接受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文学作品作者及译者对译本的绝对权威性。但若从翻译的本质——文化的交流角度而言，译者应当将这种权威性适当让渡给读者，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而言，这一观点的适用性更强，因为文学翻译不仅要考虑内容含义的传递，更要强调诗学之美的传达。然而既然是美，就必然会涉及接受问题。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美的认知与接受并不相同，对于外来文化之中所蕴含的美学元素的欣赏程度也未见得尽然相同。接受美学既对文学翻译有着很强的约束性，同时也有着很强的支持性[1]。
1.接受美学对于文学翻译的约束
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对于异国文化有着很深的理解，对于文学作品原著有一定理解，可以感受和理解其中的诗学之美。但作为目标语言的读者而言，其并不具备译者的能力，也不具备译者的审美水平。因此，译者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首先要做的是选择作品，“择优而译”。其次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审美习惯等等，确保译本有足够的认可度。
2.接受美学对于文学翻译的支持
显而易见，不论是现实角度，还是精神角度，读者的接受都是译者翻译的动力，这既涉及最为现实的销量问题，同时也涉及译者翻译情怀的问题，没有译者希望自己的译著不被读者所接受。
文学翻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需要接受美学的大力支持，因为任何一种美必须被认可与接受才可以称之为美，美本身具有极强的主观性。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会融入很多自己的理解与认知，既包括对原著的，也包括对目标语言读者的。如祝庆英在翻译《简·爱》时已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相较于李霁野译本完成的时期，我国的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众审美水平较比于李先生所处的民国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祝庆英充分考虑到这点，在译本中更加偏向于满足那个时代中国女性内心对于美好事物的幻想的渴望，也在文字上注重用词的婉约和行文的细腻，让读者可以更好地感受文学之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其译本一直被视为《简·爱》诸多译本中最为成功的一部。
在文学翻译中，对于文学作品创作背景及风格的了解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翻译实践成功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简·爱》创作于19世纪，以当时的英国社会为故事背景。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后期，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功利主义思想之下，金钱、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衡量着一个人的成功。浮躁的社会风气扭曲了当时的人们的价值观，也让很多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变得极为简单化。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女人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女人俨然已经成为男人们追逐利益的工具，很多底层女人不敢对于爱情、自由、幸福等抱有任何奢望，只是一味过着逆来顺受、一成不变的枯燥生活。正所谓“压迫之中自有反抗”，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人渴望挣脱于现实，去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简·爱》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当时社会悄然升起的一股思潮，甚至可以说作者夏洛蒂在作品之中所表达出来的声音正与当时英国社会上逐渐强烈起来的呼声形成强烈共鸣。
关于《简·爱》这部作品的风格已经有太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笔者不想再就这部作品的风格进行过多探讨。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最大的风格特点便是真实，这与作者夏洛蒂早年的经历息息相关。其早年的凄凉、孤独，以及贫穷让其对于当时的整个英国社会有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体会之机，后来工作的艰辛又让其得以更加深入体会整个社会对于底层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切身感受到来自底层女性内心的呼声。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才使得其作品可以在当时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如此多读者的强烈共鸣。因为真实，因为如同切肤的表达，才让当时英国社会的读者从作品之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唤起了心中的情感。对于后世而言，也由于其真实，才使得人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真实缩影。
文学性再现是文学翻译的灵魂，也是接受美学视角下翻译学研究的核心。读者对于文学译著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文学性再现能力。通常在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译著的思想、价值、意识等有精确的把握，然后根据目标语言读者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水平等，按照目标语言文化的审美习惯予以重构。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始终是主动的，主动引导诗学之美的跨文化传递。在文学性再现方面，译者通常会从语言修辞、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等方面予以重构，以此来确保目标语言读者可以通过译文这一媒介来更好地感受原著的诗学之美[2]。以《简·爱》的两个译本为实际案例，探讨李霁野与祝庆英在文学性再现方面的实际操作。
1.语言修辞层面
文学翻译与科技等其他文本翻译有很大的不同。在科技等其他文本翻译中，语言是相对客观的，而在文学翻译中，语言是主观的，是带有情感的。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对于译者而言首先要做到的是在理解和吸收原文在语言与修辞方面的文学信息之后对其进行目标语言的重组。在此译者要注意其自身并不是原文文学性的接受者，而是中转者，因此其要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言，也就是汉语言读者的文学性阅读需要[3]。例如，在“The road was hard，the air was still，my road was lonely”这句翻译中，李的译文为“地是坚硬的，空气是静寂的，路是荒凉的”。祝的译文为“路很坚硬，空气平静，我的旅途是寂寞的”。从汉语言的表达习惯而言，二者的译文均非常具有美感，文学性非常强。李的译文结构均衡，对仗工整，读起来非常流畅。祝的译文前两句不仅结构对称，而且很押韵。其最后一句将“my”这个单词翻译出来，而且并没有将“lonely”翻译成荒凉，而是翻译成表达主人公状态的“寂寞”。很多学者认为祝的这句翻译的“my”是冗余的，但在笔者看来，这个词的翻译才是点睛之笔。因为文学作品中所有的环境、景色等描写都是为了衬托人物的心情、心理、状态等，起到烘托和渲染的作用。原著里也意在用坚硬的路和静寂的空气来衬托主人公内心的寂寞和现实的困苦。
在修辞方面，李的译文同样较比于祝的译文在文学性方面略有不足，这主要与李的“直译为主”的思想有关，如在“All John Reed’s...turned up in my disturbed mind like a dark deposit in a turbid well”的翻译中，李的译文为“所有约翰的……都在我纷乱的心里像浊井的沉淀物一样翻涌上来”，而祝的译文则是“约翰·里德的种种……一股脑儿都像积聚在浑浊的井里的污泥沉渣一样，在我混乱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从这句修辞翻译中可以清晰看到李霁野对于直译策略的执着，deposit确实是沉淀物的意思，但如果从文学比喻的角度而言，显然祝庆英的翻译更为合适，也更好地再现了原文的文学性，使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作者在使用这个比喻修辞时内心的一种厌恶感。
2.文化意蕴层面
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责任意识历来都是我国文学的传统认知，所谓的“文以载道”便是被强调的文学的文化内涵。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社会同样如此。《简·爱》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认可度和文学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其语言的优美，情感的真挚等等，更多的还是因为作者通过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喊出了当时英国社会底层妇女们的心声，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意义。这部小说从民国时期便被许多译者所热衷，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翻译家看到了这部小说的进步思想和反抗精神。李霁野多次谈到其翻译《简·爱》的目的在于向当时的中国介绍更多西方的新思想。显然《简·爱》之中所蕴含的反抗精神，以及对现实的批判都是当时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后来李霁野又将其发展为一定的革命性。不论其认为如何，均能够看出其渴望通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来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的“民主和科学”提供发展动力。而祝庆英在翻译《简·爱》时已经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东渐”“外为中用”的思想，但对于平等、发展，尤其是女性地位提高等有很高的需求，译者认为《简·爱》这部作品蕴含的反抗精神和对自由、平等，敢于争取的思想，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例如，在“I shook my head，...no，I was not heroic enough to purchase liberty at the price of caste”的翻译中，李的译文为“我摇摇头……不，我还不够这样英雄，能拿阶级地位做代价来购买自由”。祝的译文为“我摇摇头，不，我可还没有那样的英雄气概，肯降低身份去换取自由”。虽然两个版本的译文略有差异，但可以看得出，李霁野与祝庆英均对这段的反抗精神予以充分表达。不过不同的是，李的译文可以明显看得出言辞激烈，如“阶级地位”这样的词语的使用，使这段译文明显带有强烈的革命斗争意味。而祝的译文虽少了些激进的革命性色彩，但却也有一定的阶级斗争的含义在其中。而在更接近当代的一些译本之中，此段最后一句的翻译普遍为“抛弃身份来换取自由”，显然这样翻译完全没有了革命性和阶级斗争的意味，完全是以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来表现主人公渴望自由、敢于反抗的不屈精神。
3.审美意境层面
从接受美学角度而言，文学翻译等同于文学的再创造。译者不仅要从语言修辞以及文化意蕴方面进行创造，还要确保审美意境方面的等效还原。审美意境的等效还原并不容易，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其只能根据原著的意境，以汉语言读者所能够接受并充分体会到的意境来进行“模仿”[4]。在文学作品中，意境的塑造可以更好地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代入感，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显然在译文中，为了更好地再现原著的意境美，译者必须通过汉语言的描绘来让汉语言读者产生同样的美的感受。例如，“A rude noise broke on these fine ripplings and whisperings...which effaced the soft wave-wanderings，as，in a picture，the solid mass of a crag...and blended clouds where tint melts into tint。”李的译文为“一阵突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美妙的波浪的低吟……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相互混合的有云的地方，给抹煞了一样”。祝的译文为“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犹如在一张画中……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相互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如同很多文学经典一样，《简·爱》这部作品也用了很多环境描写来衬托人物的心境、故事的背景、情节的发展等。原著的这段描写意在凸显罗切斯特的人物性格，也表示简爱平静如同画卷一般的安逸生活被打破了。虽然李的译本和祝的译本在文字表述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都将原著中所描绘的场景和意境清晰表达出来，而且都很准确把握了“打破了”这一隐含的表达，并且通过优美的景色描写让读者产生一种强烈的落差感，充分体会到人物心情的变化和故事情节的走向。
1.接受美学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起点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是非常明显的，不论是在选择文学作品，还是在理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始终都是主动的。对于诗学之美的传达，首先毫无疑问就是接受，然后才能完成传达。译者在面对文学作品时，其首先具备着很高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唯有如此，译者才能发现文学作品中的美，继而以自身的理解和感悟进行目标语言的重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以当时其所在的社会环境中的读者为目标，以其审美能力、审美习惯、审美水平等为重要参考依据，将自身想要传递给目标语言读者的原著中的美的元素融入到译文中表达出来[5]。由此可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完全是以读者的接受为出发点，同时也是作为重要目标的。例如，在《简·爱》的两个译本中，可以很明显看到两位译者在译文中寄予的期望，尤其是在李霁野先生的译本中，其非常希望读者可以感受到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也希望其译作可以像一颗种子一样，在当时的中国读者心中生根发芽。
2.接受美学是译者文学性再现的终点
目标语言读者对于译本的接受与认可主要取决于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著文学性再现的成功。读者在面对文学作品译本时往往相对于其他译本而言更加挑剔，其不仅要求读懂，还要获得美的感受[6]。译者相较于读者而言，既具备更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具备更高的审美能力、审美水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在翻译过程中自由发挥，其既受原著限制，也受译本读者审美习惯、审美能力、审美水平等限制。由此可见，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学性再现的过程中最终将要以读者的接受为终点，以符合读者的审美需求为圆满的结局。
3.主体性发挥与文学性再现相互依存
在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与文学性再现根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文学作品翻译更多需要从主观角度进行，而像科技类文本，则更多是从客观角度。既然是主观角度，那么势必译者要在译文文学性再现方面起到绝对的决定性作用。从翻译实践角度而言，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者，其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转换，而是重构。
对于文学性再现而言，主体性发挥既是因也是果，二者的因果关系并非绝对固定的，而是时时刻刻在相互转化的。从整体性角度而言，文学性再现是主体性发挥的目的，主体性发挥是文学性再现的手段。而文学性再现时往往蕴含着译者想要表达和传递的原著的思想、精神、价值等，这何尝不是一种主体性的发挥，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性发挥又成了目的，文学性则成了手段[7]。东西方文学作品都有一种强烈的审美情怀，即以社会责任为重要文化内涵。文学作品之所以具备价值，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对现实的思考，对社会的审视，这体现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译者虽不似作家这般具有创作自由，但也有同样的责任意识。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翻译，译者都会对其文学价值进行反复衡量，寻找其中可以与本民族审美文化相契合或者是融合借鉴的要素，然后对其进行重构，使两种不同的文化得以无差别渗透和交流[8]。
现阶段的翻译学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和文学性再现作为单独的议题较为普遍，以接受美学视角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从文学翻译本质角度而言，不论是主体性发挥，还是文学性再现，都离不开接受美学的约束与支持。译者从选择文学作品到完成翻译，其任何主体性的发挥都是以译文读者的接受为最终目标，其文学性再现也是以满足读者的文学性需求为宗旨。而关于文学性再现与主体性发挥之间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二者在文学翻译实践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主体性的发挥就不会有文学性的再现，而没有文学性的再现，主体性的发挥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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