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三重依据
熊小果
(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正确应对世界情势变幻基础上，对人类当代生存困境和未来发展前景这一“世界之问”的“时代之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7页。这一问题贡献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且是人类走向下一个更高历史阶段的必要环节。在历史唯物主义检视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地超越了“价值理论说”“外交战略说”“全球治理说”“国际政治说”“话语体系说”(2)刘昌明、杨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等狭隘范畴，指向了更为深广的人类存在论语境：它是对人类已展开的普遍交往这一实践前提下人类文明发展的科学判断，是对人类存在之历史内在性的当代表达。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具有历史存在论性质的自觉实践；
另一方面，作为“时代之答”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承担的“历史剧中人”与“历史剧作者”辩证统一的角色，体现了中国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间的殊相与共相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关系的研讨虽已成学术热点，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论题，而只有充分论证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依据、时代依据、实践依据，才能进一步证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事物，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非是没有前兆的陡然凸显。新事物总是孕育于旧事物中，新事物的本质是在事物辩证矛盾的历史运动中给出的，而矛盾的同一性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事物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所遵循的又是同一机理。所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内在规定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本质地承载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遵循与核心原则，只能在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历史本身中寻找。
人类社会漫长的实践史确证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共同体，人类文明的基本形态是“类”。人类历史是一部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形塑、展开、重构“共同体”和“类”的发展史，是一部不断突破狭隘孤立之地方史而不断形成社会交往之世界史的过程。在原始社会或较之更早的阶段，共同体是人类文明在婴儿时期的母体，或者说，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使人类与猿类相揖别。“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群居性的游牧迁徙是人类最初的生存方式，而在“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形成后，出现了对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利用，进而逐渐形成以土地为共同体的农耕社会。不过“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47页。。由此，共同体是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一方面，实践活动要在一定的共同体中才能展开，因为实践活动本身就是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性活动，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社会分工关系和社会生产关系。同时，共同体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产物，共同体的性质和形态表征着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社会方式及其已经达到的具体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交往也以一定的共同体的方式进行。随着实践活动的社会内涵不断深化，人类的社会生产分工也日渐复杂，社会生产关系也更加紧密。从“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47页。的天然共同体到“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3页。的城邦共同体，再到封建专制的宗法共同体乃至全球化的资本共同体，都印证着社会交往之共同体化的历史面向和运动规律。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和实践论检视的一般性依据是，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人的“类”规定性就是人类之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类”的不断生成就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不断升华。“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1、3页。。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性“应是什么”的基本遵循与核心原则就历史地、辩证否定地显露出来：人类文明新形态应走向更开放、更成熟、更发展、更高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进一步促成人的“类”规定性更丰富地生成和实现；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体地、历史地扬弃并超越了资本布展的“类文明”，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地“复归”以人为本的，与面向人类存在之更本质、更具体、更真实、更内在的“类文明”。进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文明的一种综合形态，而不是单一的文明形态。……它不是一国文明，……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成的共识文明”(8)虞崇胜:《类文明: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共识》,《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不同民族国家和社会地区应当且必然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其基本遵循与核心原则须是同一的。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导人类走向新文明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历史、具体、辩证的统一。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意蕴又是如何承载并具体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呢？
其一，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自觉自为的当代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而这种世界观虽然抽象且局限但却深刻而准确地透视出人类文明包容性、多样性、差异性、和谐性的“类本质”与“类特征”。天下观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自觉构建的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与伦理规制(9)何新华:《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1期。，是涉及地理、政治、文化、伦理等维度，并包含人道、王道、天道之秩序有机一体的世界文明机制(10)李宪堂:《天下观的逻辑起点与历史生成》,《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天下观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1)《论语》,张艳婴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3页。的“以天下为一家”的理念，该理念秉持道德柔性力量和原则来处理不同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交往关系，奉行友好睦邻、和平安定、理解包容、共在依存的交往原则。“和而不同”是天下观的核心内涵与应有之义。“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12)《论语·大学·中庸》,陈晓芬、徐儒宗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52页。是故，和而不同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三重境界的和谐状态，既是世界观和本体论，也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天下观的终极理想是“天下大同”。大同是中国古代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3)《礼记》,胡平生、张萌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19—420页。所以，天下观以中国特有的文化方式表达了存在论层面人类应然性的世界文明格局和秩序，凸显了人类文明内生的包容性质和普遍主义，并从宇宙观层面建构了人“类存在”的“类文明”，彰显了人“类本质”的“类特征”。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系统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在全球安全形势方面“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在人类文明交往方面“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4)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5年9月29日。。显而易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天下观合理内容的继承和落实，同时也是对天下观局限性质的扬弃和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地吸收了天下观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有关人类文明秩序的合理理念，摒弃了传统“华夏中心主义”“华夷之辨”等不合理内容，真正促成了人的“类”规定性的内在有机性的生成与实现。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理论，前者是通往后者的现实道路，后者是建构前者的方向指引。“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共同体形态(15)李艳平、王岩:《共同体的历史形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东南学术》2022年第2期。，是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而作为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历史中介，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主体原则作为自身的存在之根基、价值之旨归、建构之原则(17)曹瑜:《以人民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性原则》,《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8期。。
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着眼于全人类之根本、长远的存在论价值，始终秉持以人为本的生存理念和发展理念，以服务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价值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当代实践(18)高惠珠、赵建芬:《“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拓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6期。，尽管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之解放的客观条件，但这一目标却是其始终不渝的追求。“真正的共同体”是人主体理性的彻底实现，是人本质的真正复归，因此“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共生、共存、共享、共荣之人人互惠和人人互助的理想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现实的人，也是不断获得更多解放的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为本的生存理念和发展理念同“真正的共同体”的价值要求内在地相一致，前者是后者的当代现实化和具体化。习近平主席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0)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5年9月29日。的科学论断。“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发展权亦被联合国指认为基本人权，而和平、公平、正义、民主则是保障这些人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所以，人类的共同价值集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存共荣、共建共享、和谐包容的基本理念，这些理念的终极目标是促进和实现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还直接体现了服务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遵循。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要义凝练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47页。。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内涵要义不但确证了人本价值、彰显了人本意蕴、保障了人类权益，而且满足了世界各国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推动了“一个都不拉下”的全人类共同美好生活的现实化，是世界人民美好生活未来愿景的价值坐标。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2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真切愿意“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47页。，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既立足现实，以疏解当前人类生活的迫切问题，也着眼未来，努力开拓世界人民幸福美好的多重维度。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合理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产物，也体现了未来社会美好理想的道义力量。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辩证地对待自己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坐标，既不非批判地调和人类内部的复杂矛盾，也不超历史地追求人类社会的抽象统一，而是以起于当下、又超越现实的历史辩证之方式，内在、切实、具体地推动人类之本真性“类文明”的现实化。
各个国家通过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方式，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同舟共济，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之目的。这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是现实的国家，而非脱离了现实国家的抽象人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来构建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性命运关系，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涉的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也以现实的国家为基础。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主体的国家，既不是古代中国天下观视域中朝贡性质或宗藩性质的国家，也不是西方资本文明体系中狭隘的西方式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而是既有本国之国家主权意识、也有尊重他国之国家主权意识的，将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国家发展理念的，秉持平等互重、开放包容、共存共荣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型国家。这种国家的新型性集中体现在，承认人类的当前形态依旧处于国家阶段，同时摒弃了旧式国家之只强调自我个别性而忽略人类共同性的狭隘性质，因此，新型国家又内具历史辩证的超国家性质，即一种真正的国际性质。如此，“人类的命运就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也即‘国群共同体’)捆绑在一起”(25)陈曙光:《人类命运与超国家政治共同体》,《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6期。。这种新型国家既严格遵循各个主权国家的平等独立，又不断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交往和共同发展，努力为人类下个历史环节奠定基础和条件。
人类文明的下一个历史环节并不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抽象规律直接决定，因为历史唯物论并非外在决定的或先验目的的机械论，作为历史地扬弃和超越西方资本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际原则，只能从西方资本文明能动的辩证否定(自我否定)中得来。相较于以前的历史，西方资本文明的确达到了人类生存共同体的“最高”层次，是人的“类”规定性“最丰富”阶段。然而西方资本文明是一个以资本为主体的西方式现代性文明，正是在资本“累进式”积累逻辑驱迫下，西方资本文明才突破了社会生产和社会交换的空间界限，打破了人类以前的天然共同体、城邦共同体、宗法共同体等形式，解除了人类生存自给自足和封闭孤立的静止状态，解蔽了束缚人类存在方式之社会性本质的自然外壳。西方资本文明生成的世界市场和世界分工把人类带入了更复杂、更立体、更多变、更频繁交往的世界史中，形成了各民族国家、各社会地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具有历史限度的人类生存共同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西方资本文明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
然而，西方资本文明成也资本、败也资本。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西方资本文明开拓的人类生存共同体是虚幻的和狭隘的。虚幻是指西方资本文明形构的人类生存共同体的实质和内核是资本共同体，人性即人类性只是资本物化理性的工具。资本共同体中现代人基于独立自由和民主平等原则组成的社会联合体，本质上只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建立起来的受资本现实抽象统治的异化的、拜物教化的“物的关系体”。“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587页。，所以资本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此中的人的“类”规定性只是资本主体为实现自身增殖与积累的手段，“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587页。。狭隘是指西方资本文明在铺展人类文明全球景观的历史过程中，从未超越过西方中心主义范域，从未真正在全人类意义上积极主动构建过人类生存共同体。西方资本文明的全球化不过是西方资本及其民族—国家的世界霸权化。狭隘的西方式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始终是西方资本文明观念的根本原则。在五百年前的西欧，西方资本文明一降生就将自己标榜为人类文明的“唯一”优越形态，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都遭到了污名化和矮化。随着西方科学理论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西方资本文明通过血腥残暴的弱肉强食的动物丛林法则(殖民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并将狭隘的西方式文明宣布为人类现代性文明的“唯一”，宣布为人类文明“历史的终结”。所以，为资本所统御和中介的西方资本文明在变革人的生存方式、形构现代社会、拓展交往格局、生成世界历史、提高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把自身结构的内在矛盾和限度最大程度地“对象化”为人类的实存性危机。
诚然，马克思早已揭示了西方资本文明内在矛盾和限度的根源，但是危机的逻辑证成并不等于危机的事实确证，西方资本文明实存性危机的彻底敞露之事实是当代全球性事件，而非西欧地方性事件。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时代的产物，这个时代正是处于西方资本文明困域中的人类生存危机全球化系统性发生的当代。这也构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时代依据之一。
其一，经济生产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西方资本文明的驱动机制。频率渐高、震荡愈强的全球性经济总衰退实情反映出，资本积累的全球化历程也是这一经济生产机制走向崩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对此判断给出了正确论证，即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造成资本的价值丧失和过度积累，这是资本经济生产危机的根源。为纾解这一危机，资本通过规模化投资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来促进资本循环与价值流动。但危机并不会因此消除，只会以金融信用等方式延迟并再扩大发生。进而，资本又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社会全领域资本化方式寻求增殖和积累的空间，从而使西方资本文明经济生产危机上升成为世界的系统化结构性危机(30)[英]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第23—39、312—313、376—379、632—688页。。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积累二元化的空间逻辑是，资本全球扩张既要求消灭其他经济形态，又要求依赖其他经济形态，“资本主义一旦完成了对世界市场的征服，其崩溃就不可避免”(31)[英]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杨健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依据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波运动的解释，经济“走下坡(从扩张性长波进入萧条性长波的阶段)是内生的，而上升则不是”(32)[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得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页。，因为经济上升总是依赖诸多外在性因素。西方资本文明核心国家的高度金融化、去工业化已证明了利润率长期走低的事实：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2022年向美国总统和国会递交的关于美国与全球科学力量对比的报告即《科学与工程指标》指出，美国在科技产业发展态势上输给了中国(33)Amy Burke,Abigail Oaklunt and Catherine Hale.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22.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21/.。
其二，社会政治危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决定了，西方资本文明引以为豪的政治革命成果是“自由”“民主”。20世纪中叶以降，“自由”“民主”一直是西方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开路先锋。但近年来，“自由”“民主”开拓的西方资本全球化遭遇挫折，全球社会政治风向急转直下，富裕、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旋涡中心。不少西方重量级学者都用“危机”“困境”“衰落”“倒退”等判语来指认西方资本文明正在遭受的社会政治危机(34)吴波:《西方民主政治危机与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全球“自由”“民主”秩序重大转折的显著标志。反建制开始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资本文明社会政治的制度架构，动摇着“自由”“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前提和意识形态基础。反建制只是该社会政治制度内在缺陷的进一步暴露：制度已坏、秩序已崩，西方资本文明必须作出改变但又无力变得更好，也无法提出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难题的方案。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滑铁卢”就是最新例证。“涡轮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35)[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自由”“民主”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也是名存实亡(36)[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张世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3页。。西方资本文明的衰落不仅是趋势而且是事实(37)《专家:西方的衰落已不仅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事实》,《东方早报》2015年11月22日。，不只是西方权力的衰落而且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具有历史意义的分水岭。
其三，文化价值危机。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的全面爆发也是“晚近发生的事情”(38)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24页。。事实上，西方资本文明的统御史中，在人类生活意识深度全球化前，文化价值危机并不彰显，且并不经验地构成人类生存的广泛困境。人们普遍切身地体认到尼采对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的痛心疾首是在“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后人类主义、符号社会等社会思潮的出现，表明了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的全球降临。这些带有消解主体理性与解构本质意义的“后”特征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的解构式重构。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化价值领域构成资本增殖的重要产业，资本积累危机开始直接影响文化价值。由此，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开始了全球性的自我“深耕”。西方资本文明文化价值危机的根源在于为资本所统御和中介的物化理性，即作为人理性的外化物(知识、工具等)僭越成为人的理性本身，而人则降格为手段工具，人的价值必须通过物化理性才能展开。这里的物化绝非广义的人感性实践的对象化，而是马克思批判的作为社会关系事物化和结构化的资本。所以，本该居于文化价值核心地位的“人”被遮蔽和隐匿了，历史虚无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成为西方资本文明的精神常态，人类存在的无根化和碎片化、心理意识的荒漠化和抽象化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表征。
其四，生态环境危机。人主宰、利用、控制自然的观念是西方资本文明的基本理念，西方资本文明也是通过该理念促成人类主体意识觉醒这一现代性成就的，甚至该理念也通常被不加反思地默认为是人类现代文明形态的唯一观念。对这一默认不加反思的缘由是：(1)西方资本文明把人类从中世纪解放出来，使人之于自然犹如上帝之于人；
(2)内在于西方资本文明的生态抵牾不可避免地现实化为人类普遍面临的生存危机，但西方资本文明内置的生态抵牾只在当代才成为人类生死存亡的现实问题。今天，任何对生态危机的夸大性描述都不再是危言耸听。20世纪90年代，福斯特曾预言“如果我们想要避免不可逆转的生态衰退的话，只有四十年的时间去控制主要的环境问题”(39)[美]J.B.福斯特、B.克拉克、R.约克:《真言时刻——生态危机与当下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董慧译,《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因为，西方资本文明全球化地空间转移了生态危机，使之成为世界难题，地球和它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40)张云飞:《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表现和表征》,《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1期。。而在西方资本文明成为人类主导性文明形态前的千万年中，甚至在20世纪中叶前西方资本文明主宰的几百年中，生态问题都不是人类存亡的第一问题。西方资本文明只将自然当作资本增殖的“商品资源库”，把人类当作可随意地欲取欲夺自然的“上帝”。所以，在西方资本文明的现实世界中，随着资本全球化积累，生态危机就变成了不分民族国家而必须共同应对的人类生死问题。
由此，上述四重危机业已确证了如下事实：西方资本文明是一个以资本为主体的西方式现代性文明，资本增殖是唯一目的，资本“累进式”积累逻辑内置的经济生产、社会政治、文化价值、生态环境等各种危机也必然是“累进式”的。在当代，西方资本文明的实存性危机彻底敞露了，受困于西方资本文明的人的生存危机正在全球性地系统化发生。人类应该为自己文明的存续寻找新出路，这条出路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优秀成果的继承，也是对人类文明当前主要形态内在界限的超越。相反，只要为资本所统御和中介的西方资本文明还主宰着人类社会、还宰制着人类命运，那么人类文明的未来即人类的未来就将窒息在西方资本文明的实存性危机中。是以，西方资本文明的实存性危机事实地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时代迫切性。
仅仅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内在规定性和时代迫切性是不充分的，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高度自觉的社会实践，这种自觉实践只能通过“历史剧中人”的能动实践来呈现，易言之，必须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方略维度论证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实践可行性。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要义，已然指明了构建策略：促成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责任共同体”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建设立足人类普遍安全、反对单边主义的“安全共同体”才能实现普遍安全，促使世界贸易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经济共同体”才能实现共同繁荣，生成和而不同、互补多样的“文明共同体”才能实现开放包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才能实现绿色发展。概言之，政治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生态保护“五位一体”的构建策略切实地保障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可能的实践可行性。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资本文明对抗性逻辑的政治范式。西方资本文明以欧美为中心、以西式政治为道义制高点，认为大国、强国控制和主宰小国、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41)葛汉文:《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359页。。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政治互信，主张国家之间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互信互诚的伙伴关系。(1)通过扩大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通过促进共同发展扩大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让组织成员都能成为利益相关者和利益互助者。通过促进共同发展开拓世界各国的利益一致性，不断扩展、延伸世界各国间的利益关联度。只有跳出对抗性逻辑政治范式，才能破解人类的“利益悖论”。只有各国间的发展差距缩小了，才能生成更多共同利益和摆脱资本共同体国际政治的权力魔咒(42)蔡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当代中国两大战略考量》,《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2)通过凝聚共识塑造集体身份，通过塑造集体身份不断凝聚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依靠外在强力形成的压迫性的国际政治结构，而是在普遍认同和广泛共识上形成的利益公约化的集体。价值是被个人或社会普遍接受的内在的原则、规范、标准或目标(43)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国际性集体身份的承认要在不断参与全球事务治理、不断加强国际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交流、不断扩大深化彼此间共同利益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形成。随着交流增多和利益交织，“陌生感”减少而“我们感”增强。
其二，人类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已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以邻为壑、祸水他移的做法终究害人害己。公道正义、和平发展的世界安全局势既符合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没有一个全方位、多方面的安全共同体，人类必然困于“黑暗森林法则”而无法走出安全困境和应对安全挑战。所以，不断生成全球化的安全局势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人类文明进入新形态的重要前提条件。一方面，扩大深化全球性普遍安全共识。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的安全，把世界多样性、社会差异性优化为全球性普遍安全多元化的活力和动力，拒绝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或先发制人的狭隘安全观，通过制度建设持续增进战略互信、不断减少安全猜疑，以合作方式扩大各方面间安全共赢的最大空间，切实推进全球性普遍安全共识的生成和凝聚。另一方面，推动形成全球性综合安全治理机制。安全问题所关涉的内容、形式都极其复杂，应该全面统筹、通盘考虑、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建立一套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生态、网络、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具有有机联动性、开放一体性、公正民主性的全球性综合安全治理机制。
其三，实现全球经济优质发展，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条件。当前人类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世界性的不平等，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超过70%的利润流向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44)李民骐等:《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178页。。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推动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破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上的荆棘障碍，积极促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享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之形势。(1)推动南北关系持久公正发展。“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45)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5年9月29日。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改变当前不合理、不公平的全球化模式，促成发达国家采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而也更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2)有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世界经济形成持续稳定的开放格局。因此，应建立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推动正面的溢出效应，摒弃资本共同体的全球化逻辑，重塑国际经济体系规则(46)安礼伟、张二震:《新时代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经济学家》2020年第9期。，不断推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3)构建南南合作的新框架，形成互利共赢新局面。南南合作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只有南南合作的事业蒸蒸日上，才能更好地促进南北关系的良性发展和南北合作的稳固加强。
其四，人类文化的全球化打破了以前人类文明整体拼合状态下的事实性隔离，已发展出独立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文明范畴和多样性统一的文化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页。的原则，拒斥文化灌输和文化霸权。文明的多样性让文明交流互鉴有了价值，文明的平等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的包容性是文明交流的动力(48)江时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第128—129页。。(1)从价值向度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文化冲突的路径。超越文化冲突就是要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由此就要在不断凝聚的共同体的价值系统中化解文化冲突，在不断扩大的文明交流互鉴中超越文化冲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系统中，差异的文化成为文化互补和文化交流的优势，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作用，化文化冲突为文化和谐。(2)从实践向度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文化交往的方式，通过提升文化的主体性、共享文化的文明性等制度行为来推动人类文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相互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要塑造平等的文化主体，确定文化交往间性的主体性；
要基于平等主体交往间性的文化，消除西方资本文明的文化中心主义；
要推动文化主体间性的平等交往，以实现文化共享之目的。
其五，地球的生态环境既是所有人存续发展都无法逃离的共同的自然“母体”，维护、优化人类世代居住繁衍的自然“母体”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责任和义务。(1)尊重自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提。相对于人类历史活动而言，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先地位。人在生物学上也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人类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和遵从自然的优先级。(2)尊重自然世界的内在价值和主体地位，作为“存在之大全”的自然才是最高的主体，甚至是绝对的主体(49)卢风:《自然的主体性和人的主体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2期。。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视角，应以人所拥有的生存意义指认自然的主体性，赋予自然以“人道价值”，从而履行人类尊重自然的义务、形成尊重自然的自觉，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俯视、恩赐、施舍自然于人类的存在意义。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3)要在全球倡导绿色理念，践行以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只有让这一理念成为普遍的国际共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成为现实。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发展方式出了问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绿色发展经验，也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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