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巫传统与孔子“游必有方”思想之生成
任树民
(北华大学 文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论语·里仁》孔子所主张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方”，古来大都释为“地方”或“方向”。今所见古注，以郑玄为最早。郑玄以“常”释“方”，但文字简约，不易理解。邢昺增字为训，释为“常所”。朱熹则进一步发挥，以“方向”释之。今人主流解释基本上接受了这一传统看法，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1]40然近来亦有不满旧解者，或以“理由、规范”[2]，或以“方法”[3]，或以“违逆”[4]等释之。在笔者看来，这些训释均囿于儒家义理而忽视了孔子重“远游”的思想根源所在，所以这些解释也就不能成为探本之论。因此，本文拟把“游必有方”放在早期社会巫卜出行的知识背景以及儒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思想世界予以诠解。
《论语·里仁》共计26章，其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第19章，而前此第18章几谏父母，后此第20章孝子在丧无改父之道以及第21章要求子女时刻记住父母的年龄，都是讲孝道的，以此论之，“父母在，不远游”体现的也应该是孔子的孝亲观念。对此，古今论者都没有异议，所争议的是，“父母在，不远游”的原因以及如果远游其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最先指出“不远游”的原因：“贻累父母之忧。”邢昺继之，朱熹则补充之：“远游，则去亲远而为日久，定省旷而音问疏；
不惟己之思亲不置，亦恐亲之念我不忘也。”[5]远游，除了惹父母担忧之外，对孝子来说则是无法奉养父母。清人宦懋庸《论语稽》又补充了一条理由。父母年寿有限，人生寿夭无常，父母一旦故去，奔丧不及，“遂抱终天之恨”[6]。近人所论，三条理由各有侧重，但都没有逾越此限。细思上述古今论者所抽绎的“不远游”原因，不难发现，这些看法均是基于儒家的孝道观念而做出的“推己及人”之阐释。这固然有符合孔子的孝道之讲求，但却遮蔽了孔子何以有这一言说的时代背景。王舒颖的《“父母在，不远游”之原因新探》一文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王舒颖通过对春秋时期恶劣的自然环境、危险的社会状况以及普遍的神鬼观念的分析，认为“父母在，不远游”乃是孔子知晓其弟子求学之艰辛后所发出的感叹，孔子“认为远游会使自身处于危险中，希望求学的学子们能够注重自身安危，以使父母不担心忧虑，从而真正理解‘孝’的涵义”[7]。王舒颖的新探跳出“推己及人”的藩篱，颇有胜义，为“父母在”而“远游”必要条件的解析指明了更好的探究路径。
从众弟子“自远方来”有教而无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43以及周游列国十四年的“远游”壮举来看，孔子非但不拒绝远游，而且还主动远行。不仅如此，孔子还鄙视贪慕乡土者：“君子怀德，小人怀土”[1]38，“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145。循此察考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求学、出仕、出使、征战、服役、巡狩，凡此种种，“远游”俨然已经成了当时人们的现实需要。所不同的是，有的远游是出于不得已，如《采薇》中的士兵，“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而有的诸如周穆王则是“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8]1341。然而，无论是被动的不得已，还是主动的“欲肆其心”，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先秦时代的远游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交通条件的恶劣，舟车劳顿的辛苦还在其次，更严重的是，早期先民对自己生存地域以外的地方认知有限，常怀恐惧。江绍原就曾指出：“古中国人把无论远近的出行认为一桩不寻常的事”，远行“总是离开自己较熟悉的地方而去之较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之谓。古人，原人，儿童，乃至禽兽，对于过分新奇过分不习见的事物和地方，每生恐惧之心；
此乃周知之事实，……熟悉的地方，非无危险——来自同人或敌人的，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然这宗危险，在或种程度内是已知的，可知的，能以应付的。陌生的地方却不同:那里不但是必有危险，这些危险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难预料，更难解除的”[9]5。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消除这种远行的恐惧感呢？实际上，早期社会，出于趋吉避凶、确保安全出行的目的，人们创造了许多确保出行顺利的数术性方法。
为确保出行顺利，早期社会，人们往往占卜吉凶，诹日而行。诹日习俗始于何时，目前还不得而知。但选择吉日出行，甲骨卜辞已有明证。据常耀华研究，卜辞中跟出行关系紧要的商王之“出入、田猎、征伐”三类诹日卜辞可见六十余版[10]。商王好猎，田猎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以田猎诹日为例。《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30439：“贞:其祝，叀禽。乙王其围襄兕。吉。”[11]这是卜问商王于乙日往襄地猎兕是否吉，卜问结果是吉。再如《合集》10522正反面：“壬戌卜，争，贞王往于田若。”“王占曰：吉。允〔往〕。”此版是武丁时代的卜辞，包括命辞和占辞两部分。正面命辞卜问商王壬戌日前往田猎是否顺利？反面占辞卜问结果是“吉”，可以前往。周人猎前卜问于史亦有征：“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12]1477-1478《周易》中关于田猎的卦爻辞更是多见，如《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13]王之出行事关国家安危，所以我们看到商王诹日出入。周天子巡狩，亦卜征而行。《左传·襄公十三年》：“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8]1002-1003天子五年一巡狩，巡狩先卜问吉凶，得吉兆才出行。如果没有得到吉兆，就要修德改卜。这是帝王出行。而随着对九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等反映中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日书》的整理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出行卜日已经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日常出行的习俗。远行除了择日，人们还会举行一些仪式活动以增加出行的信心，例如祖道。祖道是祭祀路神的仪式，又名軷。“出祖释軷”，《诗经》时代即已存在。《大雅·韩奕》曰：“韩侯出祖，清酒百壶”，又《大雅·烝民》曰：“仲山甫出祖”。郑玄笺：“祖者，将行犯軷之祭也。”[14]韩侯和仲山甫或是一方诸侯，或是王朝的卿大夫，而据《礼记·祭法》记载：“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
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
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15]1202可见，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一般的士人，出祖释軷，出行有“祀”，已经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左传·昭公七年》载楚灵王建成章华台，想邀请鲁昭公参加落成典礼。昭公答应前往，临行前，“梦襄公祖”[8]1286。而《战国策·燕策三》则记有荆柯刺秦王前“祖道”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16]祖道礼毕，还常常伴有饮宴活动，因此，祖道又称祖饯。据史籍及出土秦汉简记载，出祖释軷的饯饮之风到秦汉时尤盛，魏晋以后，此风才渐行渐远，即使有送别，饯别的离情感伤早已取代巫术性的“犯軷之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在当时是家国之大事。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颇为重视祭祀。据《论语》载，“子之所慎：斋、战、疾”(《述而》)[1]69；
“所重：民、食、丧、祭”(《尧曰》)[1]209；
“入太庙，每事问”“祭于公，不宿肉”“君赐腥，必熟而荐之”“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乡党》)[1]106、103、105。尽管孔子经常谈论“天”，重视祭祀，但是孔子却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病重，子路请祷于鬼神，孔子以“丘之祷久矣”予以拒绝。那么，以“祭神如神在”的孔子对待鬼神之态度质诸远游曾达十四年之久的孔子，尽管其本人也生活在上面所描述的“远游”数术背景之中，但是，基于对仁德的自信，“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1]72，孔子显然不会诹日卜行，请祷于軷，或者为了让数术背景下的游子父母免于担心而提倡祷于路神，即“游必有方”，“方”乃方技之“方”。不过，研究孔子的远游观，对数术的一般知识背景不能忽视。更何况，《说文解字》说儒“术士之称”，儒士与巫祝卜史的关系学者曾多有论及。因此，研究孔子的“游必有方”，数术背景必须要给予足够重视。
一方面，天地四方“百物”多奸，出门遇怪；
另一方面，出行又是现实的需要，于是乎，旨在指导人们出行的“百物”文献应运而生。最早的“百物”文献可追溯到夏时的“铸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8]669-671远方图“物”，铸于鼎上，于是“百物”备，百姓就可对这些可怕的物怪形成准确的认知，那么，他们在出入川泽山林的时候，就可以“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也就是说可以有效地避开这些恐怖的物怪。而据“使民知神奸”可知，九鼎所铸“百物”除了可怕的物怪外，还应该有善神，人们可以通过祭祀善神而祈福，得福。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周惠王问内史过怎么办？内史过回答说：“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8]252这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降临日期来辨识物怪的身份，进而以其匹配的祀典来祭祀它。当然，也可以通过满足物怪“欲恶”的方式使其不作祟。《国语·楚语下》载楚灵王左史倚相云：“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19]526倚相由于能读“训典”，所以能“叙百物”，知道怎么讨好鬼神，满足他们的“欲恶”，从而使得“百物”没有在楚国作祟。再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金鹗解释道：“四方皆有百物之神，或有为疠者，故磔牲以禳之。”[17]1314、1329《礼记·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15]694意思是说，通过举行蜡祭的仪式来对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万物”进行祭祀。要之，对于“四方百物”，人们可以通过禁忌、祭祀等诸多方式予以禳解。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将“四方百物”以形象而生动的形式架构成有系统成秩序的知识体系，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有效辨识“百物”进而安排出行。
“象物”的九鼎以及倚相所读的百物“训典”现在都已经变成了遥远的传说，但是，相传由大禹的助手益“类物善恶”而著的《山海经》却流传了下来。阮元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云：“《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禹鼎不可见，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20]由是，借助《山海经》我们得以一窥百物“训典”的神秘面纱。寻绎《山海经》，可以发现，它类似一部旅行手册，其典型的表达方式是：方位是什么，道里多少，有什么山，有什么神怪，祸福如何，草木出产有哪些，怎样来祭祀。可见，这一类似“铸鼎象物”的《山海经》就“是指导人们应对各种自然物怪的巫术著作”[21]，其目的在于辨识“方物”，让陌生的环境化为熟境，从而指导出行的人远游“不眩”。而这，从《汉书·艺文志》将《山海经》收录在“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形法家”内也可得到思想史上的支援。不仅如此，《山海经》以“方物”的方式，既记五方草木鸟兽之产，同时又区分五方祯祥变怪之物，从而以“博物”的方式达成了对各方事物祸福利害的认知，进而创立了一种“格物致知”的宇宙秩序。然而，随着“祛魅”运动的开展，巫术思维逐渐为人文精神所取代，而数术背景下的“方物”认知也随之发生分化。一路继续沿着方技层面拓展，最后沦落为江湖“方士”，从《山海经》到《神异经》，再到《海内十洲记》，沿着博物志怪一路走向道教仙话。另一路则继续担任官方职司，只不过职司在不断“祛魅”缩小。早期是《国语》所谓的“类物之官”，“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韦昭注云：“类物，谓别善恶，利器用之官。”[19]514“类物”就是辨识“物”及其所象征的鬼神的善恶。《周礼·春官·神仕》载：“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17]2229据《周礼》这一记载，“类物”是上古神职人员的主要职责。至《周礼》则职方氏、土方氏、怀方氏、合方氏以及形方氏等各“方氏”差不多与其职司相当而去魅。《逸周书·职方氏解》云：“掌天下之图，辩〔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22]最后则变成了“虞人”小吏，东汉马融云：“虞，掌山泽之官名。”[12]41再一路即是《禹贡》《尔雅》以下的知识主义谱系。基于此，在笔者看来，孔子所言学诗“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识名”诗教，即是“方物”认知的历史发展结果。只不过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其“识名”诗教不入博物之流，亦不能用博物“祛魅”后的知识主义来解释。换位思考，“识名”诗教也反向佐证了“方物”认知是孔子建构其思想体系的一般知识背景。更何况，辨土怪“羵羊”，识肃慎楛矢，西狩获麟知“道穷”，载于史籍，即便将之看作后世之附会，但于此亦足以见其时思想界之一般知识境况。
《论语》的编撰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者孔子，幸好孔子殁后“儒分为八”，让我们见到了另样的孔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中有一篇《要》，其中有孔子论说自己思想根源的一段话。孔子说：“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23]44孔子的意思是说，对于史巫的卜筮，自己也向往、喜好，但是他们应用《周易》的旨趣自己是反对的。孔子解释说，巫是“赞而不达于数”，史是“数而不达于德”[23]43，而自己则是从“赞”和“数”而进一步“求其德”，“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23]45。因此，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23]42也就是说，孔子对于《周易》是把祝卜放在次要的地位，而着重观察其中的德和义，这也就是孔子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原因之所在。《要》篇很好地解释了孔子何以好《易》的理由，结合《论语》予以思想史的考察，这一解说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生成的内在理据的。《论语·子路》载孔子赞扬巫医有“恒德”，无恒之人《易》所“不占”，并引《易·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来说明“德无恒则羞辱承之”[1]141。由占卜的解说而求“恒德”之考察，与《要》篇从“赞”和“数”而“观其德义”，其思想生成方式若合符契。这不但佐证了《论语》《史记》以及《汉书》等史籍对孔子晚年好《易》的记载，而且揭示了孔子之所以读《易》“韦编三绝”的原因。关于孔门与巫术的关系，日本汉学家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思想》一书也曾指出，孔子及其弟子是继承了巫祝卜史中程度较高的合理主义传统的“君子儒”，而另外程度较低的、始终以祈禳卜筮为业的是“小人儒”[24]。基于孔子思想与巫祝卜史传统的这一互动生成模式，绾合前揭孔子远游观的生成背景，透视“识名”诗教之生成，笔者认为，当孔子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亦符合于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旨趣。
孔子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曾子有疾，呼弟子开衾视手足是否有毁伤，因为在孔门孝亲观念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25]2545。这是就子孝而言。于父母，子女出游，担心不已，此至情至性，古今一也。正因此，众弟子远游至孔子门下，在出行不易的时代背景，使得重孝德的孔子必须从子女与父母两个方面正面回应如何解决远游“贻亲忧”这一问题。数术背景下远游动辄遇怪，因此，远游者采取了种种巫术性方法以保证出行。但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于是，再一次与史巫同途而殊归，“游必有方”，让父母不必担心。那么，除了巫术之“方”，还有什么样的“方”可以让父母不必担心呢？让父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这一最通行的解释现在看来是不行了。因为你去的那个地方，如果巫术背景中的父母知道那里有很多物怪，你还不诹日祷軷，那不更让父母胆战心惊？因此，告知父母去了何处于“贻亲忧”无补。当然，这种解释还是没有跳出笔者前面曾批评的基于儒家孝道的“推己及人”之阐释，不仅如此，还增加了神鬼味道。由是，基于前揭孔子思想与巫卜传统生成路径之考察，笔者认为，“游必有方”的“方”亦应该是巫祝卜史传统中巫术之“方”的转拓——“道之方”。换言之，有此“方术”亦即“道之方”才是“父母在”而远游的必要条件。
包括“游必有方”在内，《论语》中共14处用了“方”字。杨伯峻的《论语词典》将此14处“方”字的用法归纳为七种，具体情况如下：(1)方向，地方(6次)：“有朋自远方来”“游必有方”；
(2)国家(2次)：“无以万方”；
(3)古代计算面积的术语：“方六七十”；
(4)礼法，义理(1次)：“且知方也”；
(5)方术，方法(1次)：“可谓仁之方也已”；
(6)动词，同“谤”(1次)：“子贡方人”；
(7)副词，正：“血气方刚”[1]225。据《论语》的“方”之用例把“游必有方”的“方”字释作“方术”，在文字学层面显然没有问题。但此处的“方术”并非杨伯峻归纳在“方法”层面的“方术”，而是介于“礼法，义理”层面的“道术”之“方”——“知方”。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第二十章论作为施行之道的“方”曰：“简，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殹。柔，仁之方也。”[26]荀子《劝学》曰“故礼恭而后可与言道之方”，《礼论》曰“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
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尧问》曰“德若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27]。再如庄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谈到惠施又云“惠施多方”[28]。要之，把“游必有方”的“方”字释作“方术”或“道术”在文字学层面没有问题。问题是，笔者这样解释，溯之孔子的思想体系能否自洽？具体的远游“方术”又是什么？
孔子“栖栖”周游列国，隐者嘲笑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然而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斯文在兹，“士不可不弘毅”，“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194、80、194。面对失序的社会，孔子意欲通过秩序化的“礼”和象征化的“名”来予以重构。“名”是秩序化的象征，所以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非常重视“名”，“觚不觚”，因而“觚哉，觚哉”感叹不已，子路问“为政奚先”，答曰“必也正名乎”。正因此，鼓励弟子学诗时，孔子将多识草木虫鱼的“识名”与“事父”“事君”鼎足而三，并列为终极诉求。就这样，由“识名”而“正名”，由于旨趣取向的不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祛魅后的“方物”认知跃入了世间秩序的重构范畴。因此，基于对孔子思想生成路径的考察，“游必有方”的“方”当为孔子告诫并勉励弟子远游时所需要掌握的“道之方”。不过，这一“道之方”就“志于道”的士人来说尚属器物层面，还未探本。实际上，“仁以为己任”的孔子将世间秩序的重构建基于内在的以己推人的情感基础上，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5。由于仁者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志于道”而“不惑”，因而可以改变自身不利处境，进而争取好的命运。“危行正言”[29](《白虎通义·情性》)的伯牛不幸患了麻风病，“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58孔子重复说出“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说明孔子很惊异。孔子觉得伯牛不应该得这样的病，那为什么伯牛不应该得这样的病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像伯牛这么有仁德的人就不应该得这样的病。正因此，孔子远游，宋司马桓魋欲拔树杀他，孔子则淡定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斯文在兹，有德于此，宵小之徒是奈何不了我的。此外，在陈绝粮，坚守“君子固穷”，弦歌不辍，当亦作如是解。以此观之，“游必有方”当亦溯之于孔子的仁德思想。由是，凭此仁德的自信，远游过程中足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危险，化解自身的不利处境。那么，从孝子的角度来说，有此安全自信自然就不必担心“身体发肤”受损而“贻亲忧”了。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子女有如此仁德立于天下，那么自己还担心什么呢？况且，所谓“能养”只是孝道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25]2545才是儒家孝道的终极要求。否则，怀安乡土，只能入“小人”之流。因此，孔子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不是说孔子不主张远游，而是说孔子认为，要想远游，必须要具有立于天下的道术。
当早期先民以万物有灵的观念审视自然界的时候，他们发现天地四方充满物怪，于是将出行视为畏途。为了出行顺利，远游不逢魑魅魍魉，早期先民除了采取诹日祷軷等数术活动以外，还以“方物”认知将天地四方架构成了“象物以应怪”的博物秩序世界来辨识“百物”，指导出行。孔子“可以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的“识名”诗教即是这一“方物”认知的历史发展结果。当孔子提出他的远游观之时，此即为其时思想界关于出行的一般知识背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其思想生成方式却有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处。职是之故，笔者认为，“游必有方”的“方”是巫卜出游之“方”的转拓，亦即“道之方”。此“方术”既根植于“识名”而“正名”的人间秩序世界的建构能力，又建基于孔子思想理据的内在本原“仁”之自信。有此“方术”才是“父母在”而远游的必要条件。“游必有方”是孔子基于孝亲观念从子女和父母两个方面对弟子提出的告诫、勉励和期许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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