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及其实践向度
□徐选国 秦莲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19世纪60年代以来，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简称COS）和社区睦邻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简称SHM）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两大源流。二者均以实现求助者自助和自立作为核心原则，并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使社会工作不断迈向“科学化”的慈善[1]。随着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程不断推进[2]，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技术化导向日益凸显。福柯将社会工作的这种发展特征称为一种“治理术”，它旨在使服务对象回归“正常化”，进而助推社会迈向正常化[3]，却忽视了被服务对象的主体性意涵[4]。随着这种导向的延伸，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工作逐渐沦为“不忠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5]，偏离了其社会正义的原初使命，出现了“去社会变革化”[6]的发展趋势；
以英国为代表的社会工作则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市场化方向发展，成为一种“技术官僚”的实践[7]。自此，我们看到西方社会工作逐渐抛弃了其促进社会变革的使命，服务重心从关注社会福祉转向个人，使临床化个人治疗成为主导性实践，出现了去社会化、去政治化[8]和准市场化[9]等问题。
1987年“马甸会议”的召开，拉开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的序幕，自此，社会工作教育被提上重要议程，形成了“教育先行”[10]“实践后发”[11]的发展特征。在上述背景下，相关部门积极以“教育先行”逻辑推动社会工作教育引领专业和行业发展，以移植、介绍国外知识为主要手段来弥补本土知识的不足。然而，这一发展逻辑催生了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形塑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外部移植品格；
另一方面，出现教育降维而非教育引领的现象，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社会性的缺失[12]。在专业社会工作由外而内的引进过程中，由于我国原本就存在着强大的本土社会服务体系，因而一直面临着两种社会工作如何并存的问题。
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有学者指出，由于专业社会工作面对着结构性张力，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通过嵌入来实现。因此，嵌入性成为恢复重建以来专业社会工作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逻辑[13]。朱健刚等人对嵌入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14]；
赵环等人对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服务中增量嵌入的具体形式和方法进行了研究[15]；
本人曾回到“嵌入性”概念的原初语境，从本体论嵌入和方法论嵌入两个维度探索了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治理的双重嵌入机制。尽管学界正有一股声音不断批评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提法，但是现实中不得不说，嵌入性发展是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的基本事实。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存在着行政吸纳专业、服务专属性弱、专业有效性尚未凸显、实践偏移专业使命等问题。这些问题蕴含着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的多重困境：社会工作并未朝着其固有的专业使命（保障和实现人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而是同时存在着两种实践逻辑：一方面趋于依附政府资源产生的生存理性逻辑，另一方面，出现受制于政府制度导向驱动下的非专业发展逻辑。在这两种发展逻辑下，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方向与具体实践服务之间产生了“名实分离”现象，即实践中的社会工作已偏离社会工作应有的专业特质，其直接的后果是，社会工作以完成购买方规定的各类指标性任务为导向，并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专业发展空间，也未能有效实现其专业价值和社会福祉的实践本质。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支配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理论取向入手，探析上述问题或现象的发生机理。同时面对这些困境，笔者尝试阐释发端于本土情境下的第三次分配理论与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进一步探究在第三次分配理论指引下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的多重路径，以回应当前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社会工作在西方历史语境下存在着多种理论范式，例如实证主义、批判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每一种理论范式背后都有特定的理论关怀。在笔者看来，在诸多理论中，对社会工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前者强调分别从国家、社会的立场分析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与国家置于二元关系框架之中进行理解；
后者强调市场在社会福利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借助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考量社会工作绩效评价、效率等要素的理论工具。在西方社会，社会工作正在出现两大趋势：一方面带有较强的批判主义和激进导向，对现存秩序具有较强的批判性；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性逻辑导致社会工作偏离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在实践中出现准市场化的逻辑。中国社会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移植和借鉴既有的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基础上进行的，在实践中受到上述两大理论基石的影响明显。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当前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下所形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与一般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有所不同[16]，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下的政社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分析中，多数研究主要围绕着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当前国家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该视角认为，国家与社会组织二者存在明显的界限[17]。纪莺莺在阐释公民社会理论对我国社会组织的适用性时指出，公民社会理论强调社会组织具有高度自主性，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成长，并且最终能够达到与国家制衡、影响社会政策的效果，并预设社会组织有制衡国家权力的能力；
她进一步指出，这种理论导向不适用于中国现实情境，要跳出过度追求自主性的陷阱[18]。在社会工作领域，有关国家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讨论似乎成为一种恒常状态，持续支配着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的发展进程和研究取向[19]，但却一直未形成关于中国语境下国家与社会工作之间关系的恰当性解释框架。
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工作恢复重建面对着一种“弱社会”或“无社会”的处境，使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在政策和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显性度十分明显。基于此，有学者坚持将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关系逻辑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理论导向，通过服务建构和体制建构，实现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目标[20]。在此基础上，有不少学者进一步推动社会工作找回“社会”，以更加凸显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21-23]。尽管如此，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总体上被纳入了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议程之中，以回应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需求[24]。
上述研究无疑催生着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语境下国家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逻辑及其背后的理论内核。可喜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社会工作、社会组织领域有了新的扩展，例如肖瑛试图从制度与生活的关系维度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述框架[25]，黄晓春从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治理对社会公共性构建的优势[26]，本人曾论述了社会工作从政社关系转向党社关系的理论转向[27]。但是，针对社会工作与国家关系的本土理论解释仍然亟待建构。
（二）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从西方产生之初就深受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在19世纪中后期，英、美所流行的慈善组织会社（COS）延用了自由主义理念，认为贫穷源自个人的问题，友好访问员（后来的社会工作者）应当在道德层面帮助受助者提升个人品质[6]。新自由主义同时成为支配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社会福利政策及其实践的主导性理论，它宣称无论是公共服务，还是生态环境，抑或是日常生活，都应该从市场和企业中获得。例如，英国新工党上台后延续保守主义者信奉的新自由主义信念，导致英国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愈加严重[28]。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侵蚀下，人们反对政府对穷人的救济，社会工作将问题个人化，认为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源是自身而非国家制度或社会环境。同时，其在服务过程中更多强调对服务对象个人自身的治疗和改变，尤其是对精神层面的治疗，忽略了环境、政策等深层次的改变。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具体实践理论，新公共管理主义成为伴随新自由主义执政以来形成的、对福利国家体制持批判导向的主要思潮，其在理念上强调个人主义、理性化和市场至上的原则，秉持个人无上权力和自由市场秩序的观念，注重效率、成果、问责、竞争、管制、痕迹管理和合理的自利等。有学者指出，新公共管理主义基于三种相互联系的控制策略而存在：一是通过执行组织去中心化而获得政策上更高程度的集中控制；
二是建立可管理的竞争原则；
三是发展绩效管理和监控程序，针对分散运作的组织[29]。上述学者试图呼吁学术界找回社会工作的社会正义本质。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主要依托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实践进行推进，而政府购买服务深受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政府购买服务运作逻辑的影响。香港的社会服务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特点，在制度与实践中注重问责、物所有值和效率等理念。在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反观我国社会工作，可以看到一些深刻的印记。
新公共管理理念强调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行为导向，注重绩效管理，强调竞争、效率与结果。例如，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组织嵌入政府，还是政府反向嵌入的过程，都促使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在实践服务过程中强调竞争性原则，注重效率和问责[16]，忽视了其“为社会”的基本理念。有学者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呈现一种强管理主义与弱专业主义相混合的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的混合状态下，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在行动过程中呈现出在“活命”抑或“使命”之间进行取舍[30]的发展逻辑，忽略了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民众需求、促进社会公义的专业使命。新公共管理主义下社会工作更加容易变成一种效率导向的工作而非公义为本的工作[31]。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呼吁，要挑战新自由主义、拯救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8]。
（三）以往理论的解释限度
伴随社会工作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其原有的理论观念在移植过程中被无形地保留了下来，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之间的张力逻辑使得我国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和限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依附式发展逻辑。在这种非对等关系下，政府以管家的角色出现，促使社会工作服务以追求效率为主，却忽视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初心[32]。因此，无论是从市民社会视角下思考国家与社会工作两者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从新自由主义或新公共管理主义框架下探讨国家与社会工作的联系，都与当前现实情境中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整合性关系[33]状态不符，也与我国长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层逻辑不符①社会工作深受一个国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形塑。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逻辑存在偏离，因此，从西方社会移植借鉴的社会工作在我国社会文化脉络中需要进行重塑。。为更好地回应当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须围绕专业属性与中国情境两大核心要素展开。
一方面，聚焦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这里所谓的专业属性指的是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其在回应社会群体需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专属性或独有性。尽管当前学术界从专业性、社会性、艺术性、职业性、实践性以及政治性等多维度对社会工作属性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依笔者所见，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既体现在其回应社会问题、满足民众需求的社会属性面向，也体现在其运用系统的理论、专业的服务方法和实践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技术面向。
另一方面，强调中国情境下本土社会工作的建构与发展。过去的研究更多从本土化角度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问题进行回答，实则尚未触及问题之根本。原因在于，本土化是坚持社会工作的“西方母体”预设，并对其移植到我国情境下的社会工作知识进行适应性改造的过程，其本体并未发生实质变化。质言之，本土化思路无形宣称或承认，来自异文化中的专业知识及其背后所依附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这是当前社会科学本土化进程需要警惕的地方。当前，我国社会工作被纳入党建核心引领的社会治理议程之中，这要求社会工作所特有的专业属性与党组织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必须相契合，因此，社会工作必须跳出原有的国家与社会工作的二元关系视角，以及新自由主义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社会工作的技术治理导向。
反观现实，实践中的社会工作面临着行政吸纳专业的建制化困境，在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目标上还存在较大的服务限度。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既需要保持专业使命不飘移，又要契合中国特定的治理情境。基于此，如何在中国情境下重构社会工作的内涵？第三次分配理论为探索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本土理论建构的可能路径。
需要扩展说明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新公共管理理论两者都缺少对“人”这一核心议题的关注，较难体现对社会工作之于人的本质性理解。第三次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直指“人”这一核心议题，强调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导向是对人的发展的根本追寻，因此，本文尝试从第三次分配理论中为社会工作发展寻找新的本土理论要素，以促进社会工作回归其专业使命和核心属性。
（一）第三次分配的提出及其研究进展
有学者指出，第三次分配是指在道德、文化以及习惯等影响下，个人和社会团体通过慈善事业、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进行济贫救困的行为[34]。依笔者看来，相较于第一次分配（市场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政府分配）而言，第三次分配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具有系统化思维，是对前两次分配的有力整合，是区别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外的一种社会机制；
二是彰显人本性、正义性特质，能够对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进行改造，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美好社会的建构。第三次分配的理念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提出，此后近20年间并未受到各界积极关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以及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这些观点的提出促使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事业、共同富裕等议题被再次纳入重要议程，受到各界关注。
回顾学界对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脉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第三次分配被首次提出，其道德伦理属性对社会的调节作用备受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分配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研究量骤增，第三次分配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稳定中的作用被强调；
二是在第一个十年左右，研究转向至针对慈善本身以及相关税收、管理政策的探讨；
三是在2010年代中后期，相关研究沉寂下去，仅有少数“共同富裕”“志愿机制”等内容被探究；
四是2019年以来，第三次分配再次被学术探讨而迎来研究热潮，其中“慈善回归”“共享发展”，以及“美好社会”等内容被广泛强调。纵观以往研究发现，既有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内涵和推进路径方面的经验论述，在实证研究以及与社会工作的结合方面仍然不够。基于此，笔者试图从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出发，从第三次分配理论与社会工作相契合的角度，以求为社会工作重回以人为本、迈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寻找新的理论视角。
（二）第三次分配的理论内涵及其核心属性
第三次分配作为本土化的经济学概念，最早在我国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被提出来，强调第三次分配是一种在道德力量作用下，以社会为主体、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收入分配调节方式，是一种基于个人纯粹的情感、社会责任感、道德感观念之下的自愿捐赠或收入转移过程[35]。依笔者看来，第三次分配以社会力量为核心，在社会理性的追求下强调共享发展与社会正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分配方式，而是一种内含了市场和政府公共服务的社会机制。在这种社会机制的引导下，个体的社会捐赠行为被视为个人消费的一部分，个体能够得到区别于普通商品或服务之外的一种精神激励或社会认可。综合分析第三次分配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其具有社会性、人本性和正义性三大核心属性。
其一，社会性。第三次分配理论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它以促进充分实现社会分配正义、缓解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缩小贫富差距为目标。第三次分配以慈善事业为主要实现方式，相较于政治方式或经济方式下的资源分配，具有公益慈善等道德的特点。以市场为主的初次分配与以政府为主的再分配制度分别具有私人性与公共性等属性，而第三次分配则是一种介于私人和国家之间、个体和组织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机制，具有一种介于公与私之间的社会属性[36]。而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性表现在能够包容各方力量参与，能为实现公共利益而形成普遍化、泛利型的社会志愿行为。
其二，人本性。第三次分配理论强调以个人或团体的自愿性捐赠行为为主要内容，强调人人有份的分配行动，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主体自愿参与的社会财富流动过程。这一财富流动过程以个人的道德逻辑为主导、以公益慈善的形式呈现，将为缓解社会贫富不均、个体差异与矛盾冲突问题的解决做出积极贡献。第三次分配强调依赖公民的个人信念，以道德文化引导、个人良心驱使，以及社会爱心推动等方式[37]填补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制度无法覆盖的空白领域，是一种在市场效率上强调公平、在普惠性公共服务基础上强调精准服务的道德实践。
其三，正义性。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社会救助等无偿性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人类价值的向往是第三次分配的最终目标，指向的是人类对更高的精神文明境界的期望，是一种对更深层次正义性的追求。第三次分配强调个人及组织以较高的精神境界为支撑，引导个人或团体自愿参与社会公益行动，并在公益属性驱动下鼓励、调动和调适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第三次分配理论：一种本土性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次分配理论以社会性为核心、以道德性为基础、以公益性为本质，这三大属性更加聚焦对人的关怀。其中，社会性强调人与社会的融洽，体现出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内在要求；
道德性强调人的公共性面向，体现出与社会工作道德属性的相通之处；
公益性强调人的志愿特性和互益特性，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利他精神。可见，第三次分配理论蕴含着许多与社会工作内在要素相通的关键特征和属性，对重塑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取向具有重要启示。相比于将第三次分配视作是由第一次分配到第二次分配（再分配）演化而来的更加高级的社会财富发展形态和更高阶段的分配制度的论点，笔者认为，现实情境中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并非是一个递进过程，第三次分配也绝非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基础上的简单递进。
基于此，笔者将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内涵阐释如下：其一，第三次分配理论并非从初次分配到再分配、再到三次分配的接替式逻辑，而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整合，体现了综合性和整合性的特征。其二，第三次分配理论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既具有志愿性、公益性，同时还强调一种全体动员与整体响应，是一种综合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三方力量的整合性行动机制。其三，第三次分配理论将初次分配、再分配以及三次分配整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是一种基于社会理性取向的协调配置逻辑。它以综合治理、协调发展、总体文明和共同富裕为目标，体现出一种具有“多面向”“均衡性”以及“整体性”的主体间关系及整合性行动取向。
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受市场化、个体化发展影响显著，形成一种准市场化、劳务派遣公司化发展的特征，呈现出脱离社会情境与专业使命的发展趋向。如何找回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回归其为人民、为社会的本质使命成为研究和发展的关键议题。第三次分配理论契合我国现实情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基于社会机制下的新型分配制度，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道德性和公益性，能够融合多方主体力量。这一理论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家与社会二元关系或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理论恰当性问题，并对社会工作未来理论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质言之，为超越当前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效率最大化、准市场化发展趋势，以及“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二元论，并回应二者对于“人”的忽视，社会工作应当找寻到一条能够回应中国情境需要、回归专业使命的发展路径。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试图以第三次分配理论为指引，为我国社会工作找回其专业使命、回归“为社会”的发展取向做出进一步的启示性探索分析。
第三次分配本质上强调社会公平正义。什么是正义？中国传统儒家讲究“礼义”，将其分为行为的正义与制度的正义[38]；
也有学者从资源、机会的交替关系提出，所谓正义即是“得其应得”与“得其所需”[39]，这些对我们今天看待第三次分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但总的来说，当前对正义的研究还未形成一个被学界公认的普适性定义，无论是强调分配公平还是资源平等，都有一个共通的内涵：正义包含着制度、道德、行为等多个方面的规范，促进社会正义的同时也是促进社会规范，实现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在正义理论导向下，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第三次分配以社会文明为指引，注重社会公义，强调人文价值和精神需要的满足，具有道德性、公益性以及社会性等特征，而这与追求社会公正、以利他主义为核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等关键特征的社会工作存在着诸多的契合之处，两者在核心属性、运行机制、价值追求、功能发挥、实践目标等维度上具有深层契合性（如图1所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图1 第三次分配理论与社会工作的深层契合性框架
（一）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彰显了分配正义与社会公正的道德属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就将第三次分配作为弥补市场和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社会分配机制，纳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战略议程上。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对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阐释，为第三次分配破解我国社会不平等不充分发展现状难题，缓解新型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指引。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以道德为本的资源分配方式，正是为了回应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以及政府调节水平不高等问题，需要以第三次分配来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同时，在对社会工作的最新定义中，社会公平正义、人的权利、集体责任与对多样性的尊重是社会工作的核心，要求社会工作注重社会公正①参见国际社会工作学校协会相关定义：IFSW＆IASSW，“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http：//www.iassw aiets.org/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 review of the global definition，访问日期：2021年3月10日。。在社会工作发展历程中，追求社会正义是目标，争取一个提供公平和平等权利、机会和资源的社会是根本动机和缘由。在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以道德性行为为依托的前提下，社会工作的道德实践属性、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内涵，与同样注重社会公平与道德正义、强调在道德力量下通过分配正义对社会财富进行的第三次分配，在核心属性上具有内在相通性。
（二）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呈现了社会机制与公共资源整合机制的互补逻辑
第三次分配是以第三部门（公益慈善主体）为主的分配，以公益慈善、志愿服务、社会救助以及福利彩票等为内容，不同于市场机制下的经济领域和政府的权力体系，强调一种区别于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外的新的社会机制。而当下社会工作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存在和发展，越来越多地扮演着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这种实践体现了社会工作主要面向社会传递公共服务资源的运作机制。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之下，社会工作一方面需要整合党政资源，借助政策支持来提升公信力和推动服务开展[40]；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还需要筹集市场和企业资源，依托公益慈善组织在筹措资源上的组织优势为拓宽资源渠道提供支持。可见，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对党政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整合逻辑与第三次分配强调以社会化资源为主的运行机制具有互补性。
（三）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蕴含着社会团结与社会理性的内在价值向度
第三次分配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是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路径；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在行动上坚持价值理性和社会凝聚的价值导向，二者具有同一的价值向度。与第一次分配强调效率优先、以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以及第二次分配注重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再分配机制不同，第三次分配以社会化机制为主导，强调通过道德行为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来促进社会正义、增强社会联结和推动社会团结，是对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的调节和整合。然而，在转型时代背景下，个人与公共之间的疏离，社会大众不断遭受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侵蚀，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团结程度都严重下降。社会工作通过服务社会弱势、边缘群体，帮助恢复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促进社区关系改善、重构个体与社会关系等方式实现社会再组织化和社会凝聚。可见，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团结、社会理性的重视，与社会工作追求社会凝聚，在实践中摒弃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价值目标相融合。
（四）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与社会保护方面的功能衔接
作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第三次分配被纳入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之中，在实践策略上体现了从过去初次分配、再分配制度下关注局部问题到第三次分配关注全局问题的转变，尤其体现在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迈向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转换上。“十四五”时期，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社会工作强调以人为本，其注重设身处地和系统化地回应服务对象需求，并积极发挥社会保护的功能。社会工作在实践中需要足够的公益慈善资源和社会力量做支撑，而第三次分配下公益慈善组织凭借其强大的资源筹集能力和多元化筹资渠道成为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的重要来源，两者在功能上能够协同起来，形成一股由政府、公益慈善、社会工作三方汇聚的资源网络，以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质言之，第三次分配关注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工作参与的社会治理在本质上都体现了人民治理的导向[41]，体现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有机联系，旨在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图景，二者在功能发挥上具有连续性。
（五）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致力于社会文明、社会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连贯
第三次分配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强调在道德、文化和习惯的影响之下，以捐赠、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活动等方式来达到分配正义的效果。第三次分配以个人及社会志愿行为为核心，以志愿服务为基础，为公民个人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提升奠定了现实基础，这些举措有利于加快社会文明进程。第三次分配视域下对社会文明和个人道德感的关注与重视，与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强调助人自助、互惠共享的行动目标，以及促进社会创新和社会发展的独特功能具有深刻的内在连接性。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注重个人和团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也强调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
其目标的实现既需要自身的专业技巧和科学方法支撑，也需要第三次分配中慈善组织提供的资源支持，最终目的既趋向于回应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旨在实现兼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复合文明社会形态。
不难看出，社会工作与第三次分配不仅属性相通、机制互补，同时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之下，两者还具有功能同构与目标连贯的深度契合特性。在第三次分配视域下，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朝着人本性的服务理念、专业性的实务技巧，以及社会性的服务目标等方向发展，进一步回归“为社会”的专业初心和使命。
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整合性分配制度体系，其将初次分配、再分配与三次分配相整合，综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力量来共同实现社会的分配公平。基于对第三次分配理论与社会工作的深层契合性分析，笔者将从营造公益慈善氛围、优化资源分配机制、推动高质量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等方面探索社会工作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本土实践路径，为更好地回应“人”的需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专业优势。
（一）志愿倡导与文化构建：营造良好公益慈善氛围
志愿服务与慈善文化建设是第三次分配理论下实现社会财富转移的文化基础。在参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社会工作从企业慈善促进、民间公益倡导、居民志愿队伍建设三个方面构建公益慈善文化基石。其一，企业慈善促进。激发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动力，形塑企业领导者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协助企业提升捐赠意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社会中可转移财富提供更多样的获资渠道。其二，民间公益倡导。2020年我国企业和个人的捐赠总额分别为1218.11亿元、524.15亿元，企业捐赠成为捐赠主力，个体捐赠比例较低[42]。这表明，当前我国的慈善捐赠比例尚不合理，激发社会大众的慈善意识，倡导人人参与的民间公益亟待成为优化我国慈善捐赠结构的重要手段。其三，组建居民志愿队伍。在个体的捐赠意识与慈善意识得到激发的基础上，社会工作以组织化方式将居民组建、凝聚起来，形成积极主动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社会力量。在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社会工作以文化教育、文化宣传、文明倡导等多种方式，推动强化社会公益慈善氛围，为社会公平分配、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资源整合与专业技术：优化均衡性社会分配机制
公平性、均衡性的分配过程需要多样化的资源渠道和专业化的配置技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均衡性社会分配是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工作参与其中的关键功能预期。一方面，社会工作具有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近年来对社区为本、回归社会性等实践理念的强调，使得社会工作成为第三次分配实践过程中资源转移和服务传递的专业技术，成为促进社会共享发展的关键性部分。另一方面，随着公益慈善体制的不断转变，我国公益慈善在资源配置和公信力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限度。在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社会工作成为慈善资源的有效配置者和传递者，能够依托其专业优势最大限度实现“需求—资源—服务”三者之间的精准对接，能够更高效、公平地以专业服务的形式使社会财富向弱势群体进行转移、分配，进而强化社会分配的均衡性和公平性。
（三）主体建构与多元协同：推动高质量社会治理效能
个体参与意识的提升是推动实现高质量社会治理目标和效能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如何强化个人的主体意识，推动多方主体参与，既是当前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问题，也是第三次分配过程中的重要任务。社会工作参与第三次分配实践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其一，创新社会政策。社会工作在参与分配政策实施过程中，坚持在地化原则，保障公平性、均衡性分配。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以专业化视角分析造成分配困境的结构化因素，协助基层政府促进政策有效完善。同时，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实践推动社会政策落实与创新，以服务建构促进体制创新，为分配公平奠定政策保障。其二，激发社会参与。社会工作在服务实践中强调以嵌入社会、融入社区生活场景为主，凭借赋权、主体性生产等专业理论基础，以情境化的服务方式提供更具精准化的专业服务，这一过程能够有效激发出社会大众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其三，提升治理效能。在第三次分配视域下，社会工作以社区为平台，以组织化的途径促进居民议事能力提升，通过整合社区志愿资源和公益慈善资源，形成“五社联动”格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进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发展与作用发挥。
（四）社会正义与美好生活：助力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第三次分配作为一种以社会机制为导向的分配视角，在促进分配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上具有多重优势[43]。社会工作通过资源有效整合和精准递送，以促进社会正义的达成，同时，通过强化社会团结、实现美好生活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具体而言，其一，强化慈善托底的理念。作为一种以社会为本的分配机制，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作为核心力量，强调在分配的过程中发挥慈善的社会托底作用。在这一行动过程中，社会工作凭借其专业的助人技术与资源筹措能力，协助公益慈善更精准地瞄准受助对象，以提升托底服务的有效性。其二，厚植社会公正的行动。同为助人性质的服务，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都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行动导向，都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具有较强的“人本化”行动特性，二者都将促进分配公平和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作为终极目标。其三，助推社会团结的实践。由社会力量推动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志愿服务内含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强化群体间联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诚挚友爱的社会关系，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培养个人团结意识等目标。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强烈呼唤着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应和高质量服务的追求。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对于回应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具有强烈的专业责任。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立基于符合当前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语境，依托更具本土性的理论基础，为社会工作发展凸显专业效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本文基于对过去主导性理论的反思，从理论上建构了第三次分配与社会工作在核心属性、运行机制、价值追求、功能发挥、实践目标等维度上的深层契合框架，为社会工作找回其专业使命、寻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本土理论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次分配作为理论概念尚未形成系统的解释框架，本文的努力只是对第三次分配之于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议程所进行的初步探索和阐释。同时，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具有潜在的深层次关系，受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阐释社会工作参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笔者认为，将社会工作纳入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重要政策框架之中，既是探究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理论建构的重要尝试，也是探索专业社会工作助力美好生活建构的中国道路。对于这些方面，本文只是拉开了一个序幕，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关注、携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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