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化策略：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性别差异的解读
张静敏，陈业强
(山东女子学院 社会与法学院/妇女研究与发展中心，山东 济南 250300)
老年人是城市社区参与的主要群体。从微观层面来说，社区参与能够扩大老年人的社会关系网，使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手段；
从宏观层面来说，社区参与能够促进文化代际传承，形成社区自助、互助网络，积累社区社会资本，促进基层社区治理。老年社会工作实务界在促进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实践中，普遍发现城市社区参与者以老年女性为主，这一现象通常被解释为社区组织提供老年人参与活动的性质、类型不适合男性老年人参与。这样的解释已经预设了社区参与活动本身具有性别差异，笔者进一步好奇的是，什么性质、什么类型的活动是男性的活动？什么性质、什么类型的活动是女性的活动呢？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对参与各方的影响是什么？男性老年人不参与社区活动时如何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以及这样安排的潜在后果？笔者在“村改居”社区调研时发现，该类社区以老年男性为主要参与者，而社区活动的性质、类型与城市社区的性质、类型则没有明显差异。这种矛盾的现象该如何解释？老年社会工作实务界还发现，在老年人社区参与中还存在另一个现象：积极参与的老年人总是较为固定的那一群人。如果社区组织提供的参与机会适合于某一性别的老年人参与，那为什么不是社区中大多数的该性别老年人参与呢？
目前鲜有针对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性别差异的研究。李宗华等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老年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以外的各项活动中的参与意愿差异明显，男性在志愿服务中的参与意愿为女性的80%、文体活动参与意愿仅为女性的65%。该项研究将老年人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区人际关系的熟悉程度、社区组织发育情况等作为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加以考查。(1)李宗华、李伟峰、高功敬：《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但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没有解释性别是如何具体发生影响的。目前国外对老年人社区参与的性别差异研究聚焦在对老年健康的影响上，Melissa M.Ahern和Michael Hendryx的一项旨在了解社区参与对预防老年男女第一次抑郁症发作影响的研究发现，老年妇女以志愿服务、参与社区组织等形式进行社区参与，可以降低首次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老年女性将与他人交往定义为与他人相互依赖、相互关心的感觉，显著降低了女性而不是男性患抑郁症的风险。(2)Melissa M. Ahern, Michael Hendryx,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Late—Life Depressive Symptoms: Differences between Women and Men,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008.该项研究启发笔者思考，我国老年人对“关系”的感觉有无性别差异？是否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参与选择？
针对“社区参与者为什么是少数固定的一群人”这一问题，孙旭友从当前我国社区参与场、社区空间属性及居民参与现实等关联性问题来看，认为居民、社区、社区建设三个实体间现实关联及差异性需求产生了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现象。(3)孙旭友：《居民参与大多数冷漠的原因与对策》，《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该研究启发笔者将老年社区参与者如何参与、何时参与、参与目的和方式等置于社区空间及社区参与发动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
本文选取中国北方J市LH、LT社区作为调研地(见表1)。LH是典型的城市中心社区，老居民聚集，居民异质性强。社区共有2971户、5720人；
60岁及以上老人为1162人，占所有居民人数的20%。2014年7月，LH社区成为省级重点示范项目地。该重点项目面向社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由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设立社工服务站，开展为老服务及各种睦邻互助活动。通过引导老年人参与社区活动和公共事务，促进老年人能力建设、提升老年人参与阶梯，实现老年人及社区的自助、助人、互助发展。在2015年底该项目结束之后，J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居委会一直持续购买、支持社会工作组织在该社区营造社区互助发展。因此，LH社区在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组织和发动方面具备典型经验，老年人在社区参与方面也较为活跃和持续。LT为“村改居”社区，于2016年5月成立，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由政府强力干预将多个村民委员会组合成的新建社区，社区内共有居民3596户、12000人，居民同质性强。社区设有养老服务中心，是省民政厅的一个实验示范区，配备设施都比较全，区民政局于2017年1月起出资购买一家养老服务组织为其提供专业服务，委托服务内容包括为老年人组织、举办各种活动，提供用餐、短托、居家养老服务。居委会依托大学科技园丰富的教育资源、青年志愿者团队等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表1 调研社区基本情况表
2018年9月至2020年8月，笔者在社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并对上述两个社区中的积极参与者和社区工作者进行了生命史访谈。笔者界定了社区参与必须具备的两个特征——社会联系、提供社会资源或接受社会资源。老年社区参与者是指55岁以上(4)男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长期在管理和技术岗位上的女职工年满55周岁)办理正常退休，特殊工种还可申请提前退休。虽然我国学界视60岁以上者为老年人口，但实际上从工作单位退休就基本进入“在社区生活”的时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健康运动、娱乐活动、居民议事、社区公共事务协调等由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公共空间举办、对社区文化、环境等产生影响的工作/活动任一项的社区居民。
对两性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参与内容、参与角色、参与目的、参与体验等进行分析，发现两性老年人在社区参与中呈现的性别差异如下：
(一)两性社区参与目的方面存在差异
两性都有社区参与的需要，并在参与中注重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建构。女性注重姐妹情谊的“关系”，好的关系本身就是女性社区参与所追求的，在关系中能够实现情绪宣泄、情感支持与认同，获得归属感。参与社区活动较多的女性老年人往往没有明确目的，受好姐妹邀请参与、在参与中结交到新的朋友，都是女性老年人社区参与的目的，她们重视邻里人际网络的价值。
男性注重秩序性的“关系”，追求“面子”。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男性老年人往往受其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影响，这部分人群参与社区活动更多地是为了做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明确的目标，主动性和使命感较强。他们熟悉与基层政府、与普通老百姓之间不同的沟通方式，常常起到凝聚民意、沟通政民的作用。这些老人之间相互的称谓，往往延用在职时的职位名称，互动方式也延续在职时层级关系下的互动模式，是在职时工作热情与工作角色的延续。
(二)两性社区参与机会前提方面存在差异
两性都是在家庭任务优先完成下才进行社区参与，但男女两性的家庭任务不同，社会网络不同，导致参与的机会前提不同。
时间限制和社区距离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女性老年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男性老年人自由支配时间较多，受参与地点距离远近的限制较少，而女性老年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少，受参与地点距离远近的限制比男性突出。具体表现在LH居委会社区参与中老年女性较老年男性多，在社区之外跨区域参与中老年男性比老年女性多；
在LT“村改居”社区参与中老年男性较女性多，跨区域参与中女性更少见。另外，男性与女性相比往往掌握的信息更为丰富，参与资源较多，选择余地大，有机会参加跨社区的活动。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两性老年人受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在家庭任务上投入的时间差别较大。一般来说，老年人从职业角色中解脱出来以后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老人，其早期家庭分工是男性主要承担养家糊口的经济任务，女性主要承担照顾家人的照料任务。男性从职场退休是彻底的退休；
女性虽然从职场退休，但作为家庭照顾者的角色却没有改变，并没有依据家庭成员工作状况及时调整。男性老年人在家务劳动中是搭把手的协助者角色，而女性老年人在家务劳动中是主角，延续了早年夫妻间的家庭劳动分工。
导致两性参与机会前提不同的另一深层原因是资源差异，过去职业历程、职业地位等社会背景的差异导致双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同。与女性相比，男性早年的劳动参与为其提供了更多元的社交网络，形成了更高的社交能力，女性的社交范围和能力则往往受到限制。因此，女性老年人一生中待在社区的时间多，出行半径受到家事优先处理原则的限制；
男性老年人一生中待在社区的时间少，活动半径大，尤其是党政机关和事业部门退休人员，参与资源与机会更多，他们更优先参加原工作系统内组织的活动。
(三)两性社区参与内容和角色方面存在差异
男性老年人喜欢参加竞技类、技术类、学习类活动，如维修电器、棋牌活动、手机小组、器乐演奏、摄影班等，他们以担任组织、技术骨干为荣；
女性老年人喜欢参加群体表演类、仪式类活动，如合唱团、歌舞队、节日庆典活动等，她们一般不主动担任组织管理角色，往往将之视为一种负担。虽然看上去两性参与体现了用其所长、投其所好的特点，是基于其体力、智力、兴趣特长之上的参与，但从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来看，实质上是过往受教育机会、职业机会及家庭劳动分工的累积。男性老年人的长处往往来自职业经历，是其职业能力在社区中的持续发挥；
而女性老年人的长处则来自家务技能，是其家庭照顾能力在社区中的延续。
社区工作者在提供参与平台时，可以与老人们的兴趣特长相结合，利用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来设计活动，动员、邀请老年人参与。社区工作者普遍认为男性不方便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家庭，会给接受服务的家庭带来不适甚至压力，因此男性老人不适合做入户、陪伴等“婆婆妈妈的事”。可以邀请男性参与一些需要搬搬抬抬、修理的“体力、技术”工作，邀请女性参与一些入户、陪伴、家务整理方面的工作。
(四)社区参与空间存在性别隔离
居民社区参与空间具有性别属性，两性尽量避免在同一个空间中。参与社区活动的老年人要么以老年女性为主，要么就以老年男性为主，而若发现某一性别为主的活动中有异性，这位异性一定是与其配偶一起来参与的。年轻人常常以为老年人是没有性魅力的无性别人，都只是老人而已。老人们自己却不这么以为，他们仍然是要遵守性别规范的男人与女人，要注意避嫌，男人、女人之间话多了、交往密切了，容易生出是非，不利于家庭和睦。
以前在单位上，因为工作安排与异性合作，否则男女交往别人会说闲话，男的很难被提拔，女的可能会婚姻不和。年轻时都不让人说闲话，老了就更不值当的了。(HL09F，女性老人参与者)
活动空间的正式化、官方化程度会改变空间的属性。男女两性凭职业身份或政治身份进入空间，性别的意义就不再是重要的、首要的区分依据了。在凭政治身份(党员)获得参与资格，由单位组织(职业身份)出面安排的集体活动中，两性老年人会放下避讳，在同一空间中共同参与，比如党员活动。这常常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万绿丛中一点红”或是“万花丛中一点绿”。但是在政治化的空间中两性的分工合作也会依循既有的性别观念所预设的模式进行。
总之，老年人社区参与空间存在性别隔离，从参与目的、机会前提到内容、角色，都存在着基于性别的差异。女人做的事，男人原则上不参与；
男人做的事，女人原则上不参与。女人参与的事情叫做婆婆妈妈的事，男人参与的事情叫做公共事务。进行区分的目的不在于事务本身，而在于将机会或资源优先分配给男性。
性别化策略是老年人资源获取、社区目标达成、社区工作者影响力发挥的最优选择，是老年人、社区、社区工作者三方主体共构、共建、共行的阻力最小路径。老年人社区参与的性别差异呈现是社区、社区工作者、老年人三方主体运用性别化策略、实施行动生成的结果。
(一)社区：性别空间建构
刘建军、张兰的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小政治、弱政治、低政治的生活空间，社区空间呈现女性化的特征，即社区治理逻辑、社区营造和社区公共服务女性化。(5)刘建军，张兰：《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社区被塑造成为“家内”、“女内”、“婆婆妈妈”、温情友爱、琐碎但重要的女性化空间。没效率、合作、相互配合、平等、分享、同情、照顾、脆弱、愿意协商和妥协、表达感情、依赖直觉和其他非直线型思考，这些品质都被贬低而且文化上被认为与阴柔气质和女性特质相连结(6)[美]Allan G. Johnson：《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成令方、游美惠、邱大昕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女性化空间便连带具备了以上属性。社区参与空间被同步建构为一个性别化的空间，男性对应着公共事务，女性对应着婆婆妈妈的事。男人参与的事被认知为公共事务，往往与社区权益、秩序、形象有关。男人聚集的空间具有公共的、公众的、正式的空间属性；
女人聚集的空间具有生活化的、私人的、情感性的空间属性。不同社区类型的性别文化发挥的影响是相同的，即区分两性并将社区优势资源优先配备给男性。
因为女的她毕竟这个生活圈子小，男的呢，他们在工作中活动圈子大。所以说居委会和社工这个大家庭就把我们这些人都融入到这里面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些退了休的妇女，这些女职工，就愿意到这里来。(HB08F，女性老人参与者)
社区已存性别文化与性别分工传统成为老年人对自己参与行为进行意义建构的前提与基础。居委会及社区组织参与的社区事务往往与社区既有权力关系一致，是一些非重大的、琐碎的事，但同时又是非常重要的。在城市社区，“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以社区互助为目标的社区事务被认知为婆婆妈妈的事，是女人应该做的事。婆婆妈妈的事就是琐碎的、有人情味的、温暖的、不重要的但非常有必要的事。如入户拜访困难老人，需要参与服务的老人说一些体已话，这不需要考虑政治立场上的正确与否，或者说是可以说不精确的话。而在“村改居”社区，村民身份已转为居民，但观念上依旧认同自己是村民，居委会邀请的参与被认为是公共事务，呈现出以男性老年人参与为主的现象。
(二)社区工作者：动员与再生产性别差异
运用基于生理性别身份的人情化策略是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的阻力最小路径，最终呈现出运用性别差异，再生产性别差异的工作机制。
1.社区工作者以女性为主。在LH社区，居委会与社会组织中的9名社区工作者均为女性；
LT社区的3名实际社区工作者中只有书记1人是男性。刘建军、张兰在其研究中引用广州市、满州里市和上海市部分辖区的统计数据证实，居委会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超出70%的比例。(7)刘建军，张兰：《社区社会资本的性别化积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社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女性居多，也是统计数据与经验事实证实的结论，以致于有学者在研究中批判存在“社区工作女性化的片面认知”。
2.社区工作者常常依赖人情进行非正式动员。上级部门下发考核任务给社区工作者，但并无相应的制度化资源支持，在规定时间内的动员参与注定是一种合作性参与，参与者看重可见或潜在的利益。除了依靠组织路径(党建)发动、利用居民对福利的依赖(低保)进行发动以外，社区工作者动员更多的老年人参与只能选择基于自身性别身份的人情化策略，即社区工作者利用个人在社区中建立的以人情和人际信任为基础的地方性互动网络。受到社区已有性别文化传统的影响，女性方便接触的当然是女性，接触越多就越熟悉，越熟悉就越有人情，越有人情就越给面子，社区工作者与参与者形成相互依赖。参与者的性别受到社区工作者性别的影响，主要参与者与社区工作者同一性别。参与者再邀请朋友或伴侣参与，私人之间的信任和互惠机制发挥了主要作用。为了留住这些参与者，社区工作者往往会征求参与者对参与活动内容、参与活动回报提出建议等，最终我们看到社区参与成为单一性别的少数人的积极参与。
社区一有活动我就会参加，老伴没有时间，家务活太多，要烧水、买菜、摘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她都是闲下来在楼下站着拉呱(聊天)。(TJ01M)
该被访者是LT“村改居”社区的小学校长，居委会书记是他的学生。参加社区活动，一是支持学生的工作，给学生面子；
二是他有文化，有能力、有资格参与。
(三) 老年人：“做性别”的行动策略
“男人要像个男人样，女人要像个女人样”，这种有意识的性别策略是老年人基于过往生命历程已有资源的最佳选择，看上去似乎是延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其实也是老年人个体在有限生活机会中的选择，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老年人个体性别、职业经历及家庭观念等对社区参与具体内容、角色、体验产生影响。
1.性别化策略是老年人对个人生活风险在社区层面的积极应对。老年人进行社区参与是基于个体身份的资源最优配置。个体职业发展、家庭性别分工及参与机会、资源的使用方面，也持续了男女两性在过去职业生涯发展中的优劣势。女性早年间的不连续就业、边缘性就业、比男性早至少5年退休，使女性的生活空间主要在社区；
家庭分工长期形成的生活优势，使女性在社区生活，熟悉社区，重视邻里互助网络的价值，对“关系和睦”敏感并愿意投入。男性因承担家庭经济责任，连续就业，退休时间晚，长期工作与生活区域分离，男性老人会选择性地进行社区参与。男性比女性有更敏感的政治意识，往往刻意与基层政权保持一种有距离的关系，有关系但尽量不被约束。主要对与个人家庭权利、利益相关的事保持敏感，愿意投入关切与时间。社区及社区工作者提供的参与活动往往以展示社区建设成果、密切邻里关系为目的，被居民视为为弱者提供的服务，与居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活动较少。
我转述一个阿姨的原话。她说她退休了之后就开始伺候了三四年的老人，家里老人走了，正好小孩出生了就接上了，又看了三四年的小孩，小孩上幼儿园了，她就突然闲下来了，她就来找我，她说她能不能来参加这里的各种队，我说当然可以啊，她说闲了这将近10年的时间，她就是觉得跟这个社会脱节了，她就说她不能没有归属感，她说来社区只是为了找一个归属感，找一个团队加进去。(HJ01SF，女性社区工作者)
2.性别化策略是老年人对个人生活风险在家庭层面的积极应对。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在城乡之间、单位性质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布影响老年人生活机会，也影响到老年人的社区参与资源分配。在公共资源或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老年女性通过做到死的家务劳动来获取家庭保障，积极的社区参与是单调家庭生活的喘息机会，是家庭生活的延伸。一方面，基于我国家庭文化传统建构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责任的建构强调个人、家庭责任，把照顾建构为家庭的工作、女性的工作。大多数女性一生都在致力于家庭关系、家庭秩序的维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以照顾和牺牲博得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下行家庭主义背景下，老年人往往通过协助下一代生活，更多依赖家庭，更加努力建构有意义的家庭生活，获得协商式的亲密。代际关系和睦，得到情感、精神方面的需求满足。
虽然我们这代人是退了休，但是女人在家真的是太忙活了，家里啥事都离不开这个女人啊，你说说，打扫卫生，看孩子，现在又是二胎，啥事都离不开女人，还得买菜。家里都很忙，真是百忙之中抽出来啊。(HL06F)
他(阿姨的丈夫)退休后，一天当中在外活动时间比我要更多一些。有时候，你说这男人在家也总不能光吃饭吧。有时候帮助自己的老婆干点家务活，看看孩子，接接孩子，打扫打扫卫生，也稍微干点。有时候衣服也自己洗洗。不是绝对的什么也不干，也干，都相互理解。有时候我在做家务，多多少少的能给我搭把手。(HY05F)
从老年人、社区、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来分析了性别化策略的生成与运作机制。由此可见，征用性别的应对与选择策略是与国家政策中预设的社区功能定位、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的潜在逻辑、老年人社区参与有限机会的最优选择共生的。
在城市社区老年人参与中存在单一性别参与、少数老年人积极参与的现象，笔者将这一现象放置到社区、社区工作者、老年人共在的文化、制度、组织背景下解释。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城市老年人社区参与中呈现的性别差异是社区、社区工作者、老年人等作为行动者遵循阻力最小路径，利用既有文化中对性别差异的建构，最大化可预期的经济与精神利益的行动结果。三方行动者以既存文化中的性别差异文化为行动前提，利用着已存在的性别差异，并再生产了性别差异。从生命历程理论来看老年人在参与机会和资源的使用中的性别差异是老年人过往的生活机会，尤其是受教育机会、职业机会的累积；
延续着公私领域资源分配中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成了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后果，加剧了已存在的性别不公。行动者，不管是老年人个体还是家庭，抑或是社区工作者与社区，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征用传统社会性别文化，作为工作、组织或是生存的工具与资源，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性别与阶层、年龄等交织使每一个行动者都在一个独特的社会位置上，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就是在有限的选择中选出最有利的，这种选择与性别带来的机会有关，而性别作为机会的区分机制的正当性不曾被质疑。
本文的研究同时引发了如下的思考：首先，如何打破性别差异循环机制。打破传统性别差异机制生产循环的机会来自对日常秩序的打破。如社区工作者邀请夫妻共同参与，由权威部门组织的以专业、行业、兴趣为主题的参与活动，都具有打破传统性别差异循环机制的潜力。因为日常生活中驱动人们做出选择的是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利益。这需要为老服务者具有性别意识敏感度，能够认识到老年人社区参与性别差异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其次，老年人社区参与呈现的性别差异预示着一些对两性老人的非预期后果，需要进行追踪研究。传统的性别分工形塑了两性的特质，男性熟悉职场竞争中的关系平衡，女性熟悉在生活琐碎中的关系维系，当进入老年期，两性都以家庭生活为主领域时，男性需要女性带领着生活，依赖性提高。男性更容易陷入生活无法自我照顾的困境中，也更容易陷入情绪、情感的自我隔离中，存在较高的社会隔离风险。老年女性带着一生中积累的经济弱势，在风险社会的当下，在家庭经济水平普遍提高的当下，下行家庭主义情势下，老年女性因为在家庭照顾中的持续付出，积累了较多的情感与道义资本，是对预期安全可靠晚景的准备。最后，本研究中访谈的老人主要是社区中活跃的能力老人，他们有较强的资源利用意识和健康的身体，均在80岁以下。因此，80岁以上的老人如何进行社区参与，是否还会存在同样的性别差异，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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