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章集》看柳永的禅学观
□王雪柔
柳永，字三变，北宋初期的著名词人，生于公元987年，于公元1031年登进士科及第，曾在科举应试中经历两次失败，宦海沉浮，坎坷漂泊。虽《宋史》无传，但柳永是开一代词风之大家，富有传奇色彩。柳永词通俗且有境界，苏轼赞其“不减唐人高处”。由于佛教在宋朝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禅宗也有了新的发展，士人参禅风尚盛行，柳永在经历了仕途的跌宕起伏后，其思想中亦渗透着禅学观念，其著作《乐章集》中的许多词篇亦颇具禅味。
禅宗是一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佛学流派，形成于隋唐时期，在历经了唐代的发展后，中国禅宗在晚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五家七宗”。初祖达摩传法给二祖慧可时，有一偈语：“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普济：《五灯会元》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一花开五叶”象征着禅宗初祖至六祖慧能在中国的扎根、生长、繁荣，禅宗的发展大致是离不开五家的范围，到了两宋，五宗七派的形成标志着南宗禅发展到了顶峰。而从国家社会情况来看，北宋初期，统治者志在一改前朝文化颓靡的局面，振兴文教，对佛教有着极高的重视，佛教在历经前朝五代之难后，又一次迎来大发展。“太祖兴修寺庙，建隆元年六月诏诸路寺院，经后周世宗时所废而未毁者不毁；
既毁之寺，所保存前朝遗像，亦命保存；
且屡令书写金字银字之《藏经》”(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9页)，据此可知佛教已成为王朝意识形态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印度西域高僧传播梵经者不绝，同时国内游历外国者也颇多，又加之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在太宗年间翻译、传经等活动蔚然成风。比如在后妃、公主中，佛教受到极大的欢迎，礼佛参禅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佛教世俗化自中唐以来已初见端倪，到了北宋则完全显现出来，佛教从上层统治阶级下移到士大夫与普通民众中间，文人士大夫与禅宗结下不解之缘，学佛参禅者极为普遍，“礼拜禅宗、崇信禅宗，禅悦之风风靡一时”(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苏轼、黄庭坚、杨亿、张方平、周敦颐、张商英等人都是受禅宗影响非常深的学者。禅宗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欢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禅宗能够因时而变，南宗禅倡导随遇而安、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倡直观、直觉式的顿悟与自我解脱，只要是“心地无非”“心地无痴”“心地无乱”(《金刚经·心经·坛经》，陈秋平、尚荣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262页)便是戒定慧，外在形迹都是次要的。这样只需顿悟不需坐禅的修行方式易符合士大夫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生哲学分为入世与出世两个部分，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是长期形成的一种固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宋朝的士大夫阶层由于国家经济繁荣与政治虚弱从而造成不相对等，士大夫心理忧患意识加重。所以，士大夫阶层既希望能够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追求，但是由于对现状的种种不得意与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使得他们又主动拥抱具有超然精神的禅宗，正如北宋士人张方平所讲：“儒门淡泊，收拾不往，皆为释归。”所以整个宋代的禅学氛围极其浓厚，士大夫禅学化的倾向日益明显。柳永、柳词亦不外于此。
柳永少时，因其父柳宜在京东西路济州为官，故不得携家室前往，因此柳永母子回到故里崇安与祖母相依相存。崇安属岭南地区，南宗禅在南方地区保持着较强的独立意识与较高的传播度，所以此地佛学与禅学亦较为兴盛，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时代的柳永，其《题中峰寺》诗曰：“攀萝蹑石落崔嵬，千万峰中梵室开。僧向半空为世界，眼看平地起风雷。猿偷晓果升松去，竹逗清流入槛来。旬月经游殊不厌，欲归回首更迟回。”(柳永：《乐章集》，薛瑞生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此外，其作品所蕴含的禅学精神也被禅僧所称颂，据《五灯会元》记载：“邢州开元法明上座，依报本，未久深得法忍，后归里，事落魄，多嗜酒呼卢，每大醉唱柳词，数阙日以为常。乡民侮之，召斋则拒，召饮则从，如是者十余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谓寺众曰：‘吾明旦当行，汝等无他往。’众窃笑之。翌晨摄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听吾一偈：平生醉里颠簸，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案晓风残月。” (《五灯会元》卷十六，元至正二十四年重刊本，第338页)从中可以看出禅师法明潇洒癫狂，醉酒之际，却能体味到柳词的禅境。
释迦牟尼在《金刚经》中有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家认为世间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都处于变迁运化的状态之中，所以一切事物都没有常住性。佛家的无常观是对生命彷徨与求索的一种安顿与休歇，影响着中国文人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
以佛教的无常无住来看，柳永一生跌宕起伏，生命飘摇，仕途不顺，其《雨霖铃》就是对人生无常无住的一种无奈：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就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乐章集》,第18页)
词的上阕实写别离之景，寒蝉、长亭、兰舟这些意象创成的意境，传达出作者无常无住的生命意识。词人将行未行，未别却已惜别。下阕则直接写出自古多情人最恨别离之时，而冷落清秋之节就令人愁绪无限，更何况别离之伤，酒醒之后，也许是停泊在杨柳岸边，伴着清冷的风与黎明的残月。
佛教认为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取蕴。这首词写尽了离别的伤心之苦，柳永在成年之际，新婚不久，进行远游，目的在于以文会友，因此不得不与妻子分离。《雨霖铃》传递出三层无常无住之感，第一层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离别之苦，是生命的必然；
第二层是情感的无常与生命的交错，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就道出了词人的感情境界，“多情”并不是盛情，也不是处处留情，而是内心对人世间最深沉爱的情感流淌，这种情感是感应万物，悲天悯人；
第三层是对宇宙生命无常的诘问，人生面对瞬息万变的悲苦，心中难免对此进行一番叩问。
柳永《凤栖梧》下篇中的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乐章集》,第123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此句作为做大学问、成大事业者的第二种境界，这是静安的另一种解读。柳永亦洞见世间一切皆因缘有法，世间万物的悲欢离合都终将过去，纵使出身官宦之家，仕途却满是荆棘，纵使才华横溢，也不得不“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 (《乐章集》,第151页)这是柳永初试败北之后的叩问与感慨，正与禅宗的超然之法不谋而合，于是柳永自甘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找寻艺术的追求与人生的意义。其在《如鱼水》中亦有言曰：“浮名利，拟拼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 (《乐章集》,第151页)叔本华认为人的生命充满了苦痛，要想摆脱这种生命的苦痛，只有两种方式，一是立即结束生命，另一种则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使生命得到暂时的休歇。在追寻生命价值的历程中，人类有着相同的心灵体验。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曾这样评价柳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进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王灼：《碧鸡漫志校正》，岳珍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28页)与北宋词坛众家相比，柳永的词充满了“俗”的色彩，并不受主流文化阶层的欢迎，但柳永的作品并不都是俚俗一路，也有“不减唐人高处”的篇章。其之所以形成这种雅俗并存的风格，与柳永本人的创作观及其接受群体有很大关系。“柳永的俗词乃是面向市井大众，目的在于娱乐，故势必以市井审美情趣为依托；
他的雅词，主要是用来表现自我情怀，故审美情趣又带有浓厚的文人色彩。”(刘靖渊，崔海正：《北宋词研究史稿》，齐鲁书社2006年，第29页)
柳词中虽有描写女性的香艳场面，但却显示了柳永独特的艺术理念与人生追求。在《合欢带》中写尽了俗世人生：“身材儿，早是妖娆。算举措、实难描。一固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
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寻仙径非遥。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檀郎幸有，凌云赋词，掷果风标。况当年，幸好相携，凤楼深处吹箫。”(《乐章集》，第188页)这首词写于庆历元年再回汴京为官之时，为粉红知己所作，词的上片写尽了这位佳人的身材与仪态无人能比，能歌善舞，万种风情；
词的下片却笔峰一转，写出了歌女一笑千金的极致之美，从中亦透露着禅宗思想。
首先即是众生平等的思想。上层的高雅士大夫对于烟花柳巷的歌妓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一个重要原因是儒学士长期以来恪守的等级观念，认为歌妓本就是不入流的一个群体。从柳永频繁为歌妓作词来看，无分别心是这些作品得以产生的前提。对歌妓的身份无分别之心，认为众生平等的柳永，主动融入歌妓的生活，挖掘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命魅力。对雅与俗无分别之心的柳永，于内心深处将高雅与通俗置于平等的地位，从柳词中的香艳场面来看，其并非是一种简单龌龊的性描写，而是直接指向人性人情。
此外，柳词透露出强烈的色空意识。柳永至临安为官时，面对江南繁华景象，有词曰：“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琦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里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风池夸。” (《乐章集》，第161页)
这首写景之词表面奢华，实则透露着词人心中的危机意识。自然观一直是与中华民族的审美经验有着密切联系的，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的自然观就发生了改变，禅宗又是一种主导心灵的哲学，因此整个自然就被彻底地心灵化了。“禅宗处于中国的传统，面对着同一个自然，它却依据着空观仅仅把万物万象视作纯粹现象——作为色(法)的自然，与空一体。”(张节末：《禅宗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临安就是一个大的世界，浮华诱惑，但是在这个“大”的世界中，却难容词人“小”的心灵世界。柳永并没有纵情享乐于声色犬马之中，面对整个大宋王朝的虚无与羸弱，作为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他终其一生也在忧心忡忡之中度过。前途暗淡，事业渺茫，即使再优美的生命，也难逃宿命。不论是人世间的色性，还是自然万物，在柳永看来都无任何差别。于自然山水中寻找心灵的栖息之地，是中国传统文人反复书写的主题，在禅宗观念的影响之下，愈加向内心求索，柳永只能将自己蜷缩在自我的艺术世界中“低斟浅唱”。
方南堂曰：“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有绝人之智慧；
意度高远，无物类之牵缠。读书名物，别有领会；
山川花鸟，关我性情。新手拈来，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此禅宗之心印，风雅之正传也。” (方南堂：《辍锻录》，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936页)这段话可谓是概括了禅宗与中国艺术彼此交融的境界，强调作者应具有空明的心灵与智慧，更重要的是绝不被俗务所羁绊，在浑浊的世间里留有心灵的空白之地，于空中见色，于色中见空，即空即色。柳永凭自身独特的心灵体验在这个世界中泰然处之，其词并不止于风花雪月，即空即色，无常无住，饱含着对生命的哀怜，散发着超拔的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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