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荆川文学观与常州文学批评
○ 岳 芬
王阳明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明代以来常州社会社会文化发展变化的一大关节，对于常州文化、常州文学家群体及其当代价值的考察和研究，离不开王学研究和探索。唐荆川是王学后进中的代表人物，也是王学与常州文化的重要桥梁，他开创的南中王门不仅为王学的传布起到了推动作用，更为明代以来常州文化的繁荣和影响力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王阳明对明中后期以来文化的影响力是颇为深远的，甚至一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他宣扬的“知行合一”的观念对明清以来文化的变革是具有积极作用的。黄宗羲在他《明儒学案》中认为，王阳明反“词章训诂”、求真理于“心”，正是继承了南宋陆象山（1139年-1193年）开创的心学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
如果从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角度反观王学，王阳明的哲学观是兼具中西哲学特质的，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圆融”，他更像是一位东方的“实证主义者”。梁启超在《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中认为，解救青年人的唯一法门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知行合一的实质在于通过“行”来反映“知”，合理的“行”自然表明“知”已达成。知行合一的目的是实践。“行”是表、“知”是里，但没有“行”的“知”并非是真知。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呢？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致良知”。他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良知是恒常的存在，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它可能被遮蔽，但是却始终存在。良知是心的本体、人性的本真。
如果说知行合一是观念论的话，那么致良知就是方法论。王阳明告诉世人，修习哲学并非要放弃手边的事，或是脱离实际追求玄奥的学问，相反，致良知恰恰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如此，王阳明的哲学就同现实紧密结合，格物致知也与经世致用统摄起来。致良知不是玄而又玄的奥妙，也并非教人走向功利主义，而是超越个人私欲的“实用主义”。
至于王学在明末以后走向没落并非王阳明自身的问题，在梁启超看来，实用且合理的阳明之学走向没落只是因为后人的急功近利，求速解反而不达，甚至用禅宗顿悟换取直觉的速解，这是后人对学问的误解，违背了王阳明反功利的教诲。同样地，黄宗羲在他的《明儒学案》中对王学及其门人的评价很高，但是对王学后期的玄学化问题给予一定的反思。黄宗羲认为王阳明的学问并不“玄妙”，对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性，那些将王学推向玄妙的做法是违背王学精神的，因而，他其实也是将王学视为“经世”之学。梁启超甚至将王阳明的哲学同现代科学相类比，把“应用”二字置于两者的关节。而王阳明的学问亦以有所用为宗旨，无论在人生命运、还是在安邦治国等方面，其思想都具有普遍应用的卓越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王学同玄理、禅学之间虽然有一定的区别，但二者并非完全背离。王学的知识体系内也有一定的玄学成分，即便王阳明自己也有“龙场一悟”的经历。受儒释道三家思想汇流的影响，王学免不了玄妙的成分，这是造成后世王学形成诸种派系的原因之一，各派传人对王阳明学说的释义会根据各自的看法和目的而各有侧重。
依据黄宗羲《明儒学案》，唐荆川属南中王门学派，亦是该派的领袖，他对王学在以常州为中心的苏南等地的传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除唐荆川外，南中王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黄省曾（字勉之，苏州人）、周冲（字道通，宜兴人）、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周怡（字讷谿，宣州人）、薛应旂（字仲常，武进人）、唐鹤徵（字元庆，武进人，唐荆川之子）、徐阶（字子升，华亭人）、杨豫孙（字幼殷，华亭人）。
按照明代时期常州府辖区旧制，宜兴、靖江等皆属常州。周冲、朱得之、薛应旂、唐鹤徵等人都应当算是常州籍。这证明常州为南中王门的主要聚居地，亦是该派思想的中心。从出道先后来看，朱得之等人是南中王门的早期学者，唐荆川是中期集大成者，而徐阶等人则受唐荆川等人影响。
唐荆川是一位全才，他在哲学、文学乃至军事方面皆有较高造诣，虽并未直接受教育王阳明，却担得上王学的“嫡传”弟子。唐荆川的哲学观念承继王学的基本思想，他与王畿的师承关系，使他无限接近王学正宗。形式上的非师徒关系，并不影响唐荆川作为王学精神传承者的身份，后人对唐荆川思想的定位也都未有离开王学半步。黄宗羲将唐荆川的哲学思想概括为“天机观”指引下的“无欲论”，即天机为世界观、无欲为方法论。天机论强调天机为自然天地的本性，为人顺应天机即可。天机是流动的心体，它是自为自在的，不被人力所操控。欲望是横亘在人和天机之间的障碍，只要能够合理地控制欲望，天机便可在人的精神与身体中顺利运行，同时，人也可以获得使天机运行自如的方法。
尽管唐荆川在思想上不及王艮等人激进，他和他的老师王龙溪仍被多数学者认定为王学左派。在德行修养方面，唐荆川强调为人应自然而然、顺应天机变化，人的喜怒哀乐均受天机影响，而天机是圆融变化的，人的本性也应当随之不断调整。唐荆川将“心性”置于自身哲学世界观的中心，但并不排斥读书、治学等以现实生活为目的的“器用”价值，这与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他的思想被划入到王学左派并不奇怪。
左派王学是明代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潮流中（复古的理学和趋新的新学）较为激进的新学之一。在哲学上，它将心学同禅学等思想相结合，推动心学的极端化。在文学上，它对应明代文学的革新一派，文学创作在形式上的复古反而承载着观念上的革新。
此外，尽管唐荆川对王学左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并没有完全倒向左派，反而吸收了右派王学的部分思想，尤其在方法上倡导“无欲”论。如果按照传统拜师入门的程序来说，唐荆川在形式上不能说是王学正宗，而且在辈分上也只能算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作为开蒙者的王畿，其学说被唐荆川转化为“天机”观念，其统合圆融等思想也被唐荆川所吸收。但唐荆川的老师不止王畿，聂豹（1487年-1563年）、罗洪先（1504年-1583年）等王学右派对他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聂豹是王学的重要传人，罗洪先和唐荆川是同科进士（罗洪先是当科状元），二人交情至厚，他们在官场上几乎同进同出，在思想上也互相接受、互为补益。正是在融通左、右两派思想之后，唐荆川逐渐培育了比较全面、综合的心学体系。
总之，王学对明代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便在清代王学不被正统意识形态所看好、成为非主流学术之后，它对社会文化的作用却并始终没有消失，反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继续传播。因而，在清末新思想和现代西学冲击的时代，王学便再度成为显学，这也让继承了以南中王门为核心的唐荆川及其思想精神的常州学派得到近代思想家的珍视。
王阳明对明中晚期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作用并未因个人生命的终结或王朝的更迭而中断。在王阳明去世后，作为王学门人中的杰出代表，唐荆川继承了王学的精神，并将其注入常州地方文化传统中。因而，王学对明代以来常州地方文化的价值同样不可小觑。
唐荆川和常州地方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唐荆川及其家族是常州地方传统文化望族的代表，他们在常州居住时间长、对常州社会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唐家祖上自元末明初由高邮迁入常州，其始迁祖为唐华甫（华甫公），至唐荆川已历六代，其间进士、举人辈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入仕、诗礼传家。在读书方面，唐荆川比先祖更上一层楼，他于嘉靖八年（1529年）先中会元、后在殿试中取得二甲第一的成绩。
嘉靖时期的明朝中央政府已经深陷党争的漩涡，凭借科举名扬天下的唐荆川也未能避开党争之祸，反而被迫卷入其中。杨一清、张璁等人为扩张势利、打压对手，都在不断地拉拢权臣，新科进士更是他们重点笼络的对象。唐荆川周旋于各党之间，却并不愿依附权臣，这让他失去了晋升的机会。险恶的政治环境，注定他的仕途一波三折。
跟一般的官员相比，唐荆川的“从政史”很短暂，前后不过十余年。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廷杖事件”是唐荆川政治生涯的分水岭，其仕途也因该事件而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科举取士直到入选翰林、进而为东宫太子授业，时间上大致从嘉靖八年（1529年）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7年，这是他从政的上升期，中间虽有坎坷，却还算平顺。1529年，作为二甲第一名，唐荆川出任兵部主事是违背常理的（照惯例应入选翰林），这也为他之后的仕途蒙上了阴霾。直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唐荆川丁忧结束之后，才顺利进入翰林院。这段经历基本奠定了他在官场中的形象（不阿谀奉迎、不站队结党）、决定了他未来的走向（很难得到以权臣为核心的各派提拔和重用）。
第二段是严嵩掌权、唐荆川复出抗倭时期，大致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任职兵部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意外病逝的3年。这一时期，唐荆川的主要职责是主持抗倭，由于明代中叶江浙地区长期受倭寇侵扰、百姓苦难甚重，因此，唐荆川的复出并非迫于严嵩的压力，而是为造福一方百姓，这也正是继承了王阳明的处世精神——当年王阳明只身平叛与唐荆川抱病抗倭如出一辙。遗憾的是，唐荆川复出时已长期患病，无法支撑沉重的军事行动。幸运的是，作为唐荆川的学生，戚继光继承了他的军事思想，并在抗倭战争中充分使用这些智慧，真正实践了经世致用的理念。
从嘉靖十九年（1540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二十年间，唐荆川辞官返回常州故里，开始潜心学术，官场失意却让他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他倾心于文学的学理探索，将王学与文学研究融会贯通，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哲学内涵。这不仅使他成为明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人物，也让常州成为明清文学批评的重镇。
所谓四十岁前学文，四十岁后学道。归乡后的唐荆川勤勉学术，在心学的基础上，他逐步构建起独特的文学理论体系。唐荆川的文学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心学致良知理论基础上的本性观。这既是对王学的继承，更是将阳明心学应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典范。作为“后七子”之一，唐荆川的文学思想不单单是对“前七子”文学观的反思，更是对当时八股文潮流的深度反省。
正是在本性观的统摄之下，唐荆川进而提出了具体的方法论。他认为，通过规范的行文自然而然地表达思想、直抒胸臆才是文章的正道。他兼收并蓄李梦阳、王道思等人的观点，在复古的基础上提出以古文代替时文的主张。在历代古文大家中，他最看重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的文学风格，将李梦阳等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发展为文亦师唐宋的思想。
在进入不惑之年的唐荆川看来，唐宋以来的文章是有一定法度可循的，后人学习文章应该将这类作品视为典范。因为唐宋之前的文章行文理路复杂，是迥异于时文的写作范式，话语体系年代久远，对学习者文学修养有较高要求，时人难以真正理解，只能进行拙劣的模仿，尤其在现实生活中不易产生共鸣，缺乏时效性和实用性。而且，在学习唐宋文学的基础上，再溯源而上学习秦汉文学，反而更有利于理解秦汉文学的精髓。
从明代文学发展情况来看，唐荆川提出的学习唐宋以来文章的主张，明显地受到左派王学的影响。该观念既有利于明中晚期文学摆脱明初馆阁体的负面影响，也让当时的文人同“前七子”倡导的、不切实际的复古文学潮流形成对话，其文学主张对于明中晚期以后的文学发展而言是具有革新意义的。
相应地，在文学批评方面，唐荆川认为，能直抒胸臆且符合唐宋行文规范的文章，才是真正的佳作，这也是他判断文章得失的重要标尺。文章要表达真情实感的观念绝非唐荆川首创，也不是什么新颖的论调。但是，假如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尤其是八股取士的社会潮流来看，这种观点就得显得格外可贵了。在时人竞相以八股机巧为尊、将文章视作追名逐利之器的环境中，敢于提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观念，自然也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总之，唐荆川的文学研究是王学思想在文学层面的一次成功实践。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发展而言，王学的融入使文学研究开拓出了新的思维体系，特别是在八股横行的时代，这种思维模式为陷入群体焦虑的文人提供了精神的栖息地。尽管遭到正统话语的打压和排斥，王学思想影响下的唐荆川及其文学主张仍旧在以常州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中得以保留和传承，为明清文学，尤其是晚清文学批评新范式的出现和发展积蓄了力量。
总之，作为常州历史上出类拔萃的文化名人，唐荆川的影响还一直延续到当代。唐氏祖居在今常州青果巷，是常州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古迹。唐荆川故居规模很大，是常州保存比较完整的江南宅院。此外，位于今常州市钟楼区永红街道的唐荆川墓以及附近的荆川先生读书处（坊）等，亦是同唐荆川有关的名胜古迹。1990年，常州市政府还在唐荆川墓的基础上，修建了荆川公园。
在王阳明看来，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而非追名逐利。从王阳明到王畿、再到唐荆川，王学成为明代以来常州传统文化之“根”，在王学的基础上，常州才逐步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传统。王学渗透进了常州的经学、史学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不仅是贯穿常州学术的主轴，也左右了常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经过明清两代的厚积，王学精神最终使常州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和文学观念变革的前沿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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