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内在动力
蒋 政，张建芬
作为规范的学术概念，“共同体”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历史和传统的积淀物，其成员具有相同的特征感和身份感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尼丝·赫勒认为并非所有的聚合都是共同体；
一个聚合在什么时候是共同体，“取决于这一结合的具体内涵，取决于它同社会聚合体的关系的组织形式，以及取决于个人和结合体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两种共同体的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团体是一种差序格局，而西方的社会团体则是团体格局，差序格局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拓展，团体格局则是各归其位，“分扎得很清楚，不会乱的”。
马克思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共同体之中，但是在私有制社会中，社会共同体实际上是虚假的，只有统治阶级的成员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在这种共同体关系中的”。因此，私有制社会不得不借助意识形态来维持共同体的假象。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新发展格局下的人类世界，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互利共赢，要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其目标是要努力创造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再造。习近平总书记这里直接阐述的虽然并非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但是这些重要讲话中蕴含的构建共同体的一般原理则是必须重视和坚持的。首先，共同体必须是基于某种基本价值共识的，很难想象建立在弱肉强食或者文明冲突的价值观念基础之上会产生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
其次，共同体总是要追求互利共赢的；
最后，共同体必须坚持开放创新，从而使共同体能够应付组织内外的问题，从而实现永续发展。这些重要原则，对于我们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是须臾不可离的。
可见，共同体的含义固有广狭之分，种类亦多有不同，但是并非任何机械的和偶然的聚合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必须共享某种东西。至于共享的东西是什么，则各派的看法稍有不同。多数学者认为文化符号、身份和意义感是共同体的核心纽结。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是共同体一般理论的逻辑延伸。国内较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研究的是戴锐（2014）。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四重疏离”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相互认同并采用相似的方法与规范。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只是存在于“意念”之中，并不真实地存在，实际建设推进相对滞后。朱楷文（202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存在着内部的和外部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美誉度并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楼艳（2020）认为德育共同体建设存在顶层设计不足、协同动力不强、激励不足、制度保障不足等问题，必须以协同理念打破这些壁垒。可见学者们就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重要性与危机达成了共识，在解决问题的策略上则略有差异。相比之下，戴锐的思路更接近于共同体的本来含义。
一些学者还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欧廷宇（2020）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应当具有要素的整体性、主体参与的多元性、视野的宽广性，但是对于各要素的具体整合机制和工作机制则探讨不足。刘莲香（2021）借鉴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理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应当具备整体性、共善性和道德实践性。显然，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材料支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特质的研究具有演绎的特征，常常依赖于研究者的研究假说和价值取向。
综观文献，绝大多数研究者肯定了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对于构建这种共同体的实绩和前景都感到不乐观。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似乎偏离了一般共同体理论的指向，不太关注价值问题，对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制和内生动力的认识不足，过多地强调了外部资源配置机制和思想政治教育者个人能力的提升。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机械的聚合并不是一个共同体。依据常识，我们不会把广场上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或同时在超市里闲逛的顾客看作一个共同体，虽然他们可能有某些共同的目的。他们只能算一个“群体”。其次，仅仅是分工合作也不一定是一个共同体。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偏僻的南美丛林居民也许同纽约的富豪之间存在着某种分工，但是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共同体。人类具有相同的类本质，面临着相同的任务，因此需要具备相应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也可以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人类个体的简单聚合。
共同体的实质是一种共享的文化，一种不自觉的日常化的生活样态。斯宾格勒认为“单一的心灵是任意真正的等级或阶级的标志……这类最强有力的存在便是高级文化，它们是在伟大的精神巨变中发生的，从千百年的生存中将所有低级的结合——民族、阶级、城镇、世代——融为一体。”阿格尼丝·赫勒认为“共同体是可以在其中获得相对同质的价值关系”。共同体的核心就是这里所说的“单一的心灵”。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体认同群体，群体接纳个体，个体之间相互认同。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中获得了一种心灵家园的感觉。在外人看来，他们的共同体可能是薄田茅舍，但是在他们看来则是幸福的源泉。从共同体的历史渊源上看，罗马帝国所有行省的公民在公元212年都获得了公民权，到这个时候，人类最早的共同体概念才初步形成。与早期狭隘的、基于直接利益的小城邦截然不同，罗马人的共同体概念是基于共享的文明元素和价值理念的。
首先，共同体表现为对某种意义观、价值观和符号系统的认同。价值观或者意义观“是人们基于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对某类事物的价值以及普遍价值的看法，是人们所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好与坏、对与错、符合与违背意愿的总体观念，是关于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基本见解”。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起中轴作用的”。价值观是抽象的，为了人们辨识和记忆，它会具体化为对某些文化符号的认同，或者转变为对圣地、圣物和英雄的记忆。诚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价值和意义是由人们的物质生产系统和物质利益系统所决定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他们往往并不能清晰地认识自身文化态度的物质利益来源。文化就成为他们眼中的终极动因。
其次，共同体表现为对规则或制度的认同。人们在一个共同体中要进行合作和对抗，就不能不产生一定的规则。规则是分层次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宪法性的规则和操作性的规则。人们可以质疑操作性的规则，但是不能轻易质疑宪法性的规则，否则共同体就会失去稳定性。在表层上看，这就表现为人们行为范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滕尼斯和梅因都认为，共同体的实质性纽带是受到大家共同尊重的规则（他们使用的术语是“法”）。但是，滕尼斯也认为规则本质上是基于意义的。规则不可能凭空产生，规则的基础是人们的认同。
最后，共同体表现为认同（相互认同与自我归属）和牺牲精神。共同体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进行利益分配的地方，而是一个寻求精神归属的地方。一个人只有当他觉得他归属于某一个群体的时候，他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种归属感往往与具体的利益分配关系不大，许多人甚至愿意为共同体的利益而牺牲具体的物质利益。许多共同体表现为日常化的生活样态。虽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采用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但是却能保持一致。这种状态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盲目，但却是人类应付外部环境的基本手段。
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会产生情感体验的认同感。情感是共同体认同的最直观和最表层的形式。情感会使人们超越具体的利益和理性考虑，为其他人做出牺牲和奉献，从而使共同体更加稳定。因此情感在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建设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与动物的感情具有交集，但是人的情感受到价值观和理性的支持，具有实践的基础，因而又是超越动物感情的。
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当然也有利益诉求。但是，把利益交换看成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基础或特征却是不适当的。等价的利益交换应当在市场体系中去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本质上是超越现实的利益考虑的。价值共同体或命运共同体之所以是高于利益共同体的，就是因为价值共同体成员在某种价值观念的支撑下可以为共同体牺牲小我的具体利益，甚至达到“无我”的状态。而利益共同体是以利益满足为前提的，最多只能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共同体“金多则奋勇蚁聚、利尽则冷落兽散”，稳固性是很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和利益诉求的过大张力。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不是各类资源的简单聚合，甚至不是“优质资源”的简单聚合。好比把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前锋组织成一支球队，这支球队反而不堪一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是一群共享价值观念的人，虽然他们可能有着不同的职业，也可能有着不同的利益，但是他们有着“单一的心灵”，共享着一种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
他们认同相近的思想教育方法、规则和技术，有着相近的日常生活模式。他们之间具体的差异在共同体高级文化的整合下，变得微不足道了。
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概念主张共同体是共享了某些核心价值观、文化模式和情感的人群。他们可以超越通常意义上的利害关系而采取协同动作。他们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核心圈”。核心圈勇于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利益（因而也就是全社会的利益）而做出牺牲，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都只能占到人口的极少数，这个核心圈需要盟友和协作者。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则是一个“三圈层”结构。在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核心圈的外面，是同情者或盟友圈层。所谓同情者指的是在特定时期里、在特定问题上可以和核心圈结成同盟的人群。他们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同盟圈”。这个同盟关系是不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时期里可以是某种程度上的同盟者，在另一个问题上、在另一个时期里可能就不是同盟者，甚至变成敌人。但是，即便如此，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同盟者的外面，则是由社会分工构成的市场意义上的交换者。例如思想政治教育者可能需要制作一幅宣传画，他可以找一个美术家来完成这幅画。美术家不需要认同宣传画的理念，他只要在技术上完成这幅画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最外层的圈子称为“交换圈”。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需要从外部吸收资源和能量，同时，向外部提供产品和服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核心圈层不存在交换的问题，任何巨大的牺牲都是自愿的，但是在外围则是需要交换的。要求所有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不合理，在政治上带有空想性，是一种“左”倾幼稚病。
当共同体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之间具有同向性的时候，这个共同体才是真实的。一个真实的共同体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需要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形态”作为它的粘合剂。反之，虚假的共同体才需要定制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神话甚至暴力来维持它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典型的虚假共同体。
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乃是一种真实的共同体。它是建立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试图向教育对象灌输的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对受教育者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每一个参与者在这个共同体中都能够获得发展。共同体的发展和个体的发展是同向增进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虚假意识形态、扭曲利益分配甚至强制的方法来改变成员的思想。但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却存在松散、低效、矛盾冲突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核心圈价值共识不足
在实际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核心圈存在着价值共识强度不足、职业认同度不高的问题。已有研究表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价值认同度大多不高。个别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面对他人关于职业的询问的时候，甚至不能够坦然承认自己是高校思政课教师。面对学生，一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成就感也很微弱。秦元海认为，思政课教师价值认同存在着四重张力：一是社会期望较高和思政课教师能力有限的张力；
二是思政课教师缺乏学科归属感；
三是学校管理、评价不当；
四是个人的心理归因模式和自尊不足。高维峰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形式主义盛行，缺乏社会整体动员，基于多领域多层面的教育合力缺失”。这些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核心圈价值共识无法支撑现有的制度设计。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核心圈价值共识不足还反映了整个社会文化对道德教化团体价值的共识不足。中国传统上缺乏宗教文化氛围，因此缺乏教团式的道德教化文化根基。“有宗教”而“不宗教”才是传统文化的中国气派。传统上，道德教化主要是在家庭和血缘群体中完成的，国家处于一个“他者”的地位之上。尽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仍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道德伦理关系，“传统伦理型文化正处于现代转型中，转型的两个新元素是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但是这个转型期将是漫长的。在转型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将长期承受核心圈价值共识不足的压力。
究其原因，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民族危机时刻，对于民族的热爱如一条红线，把所有的社会成员连结了起来。我们一般认为的政治冷漠阶层如小农、普通工人甚至中小工商业者，都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扮演了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其工作成效得到普遍的赞誉。虽然偶尔也有“卖狗皮膏药”的讥讽，但是总体上来看并非主流，其成因“不是不了解政治工作的实际意义，就是故意反对军队中的革命政治工作，而不想军队革命化”。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的利益是相对独立的，每一个人都受市场经济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约束，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地位就下降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似乎是社会共同体外在的教训者，不受欢迎。二是分工进一步深化，但是缺乏基本价值共识的引导。市场的规律决不能简单地迁移到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来。由于分工的深化必然导致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个人的独立性增强了，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靠契约和法治的精神来维系，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设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牺牲和奉献精神似乎失去了逻辑上的立足点。毛泽东曾经在建国后不久就说过，似乎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大行时了。他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负有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这实际上还是看到了分工和科层制管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解构作用。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固有的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适应新形势的创新又不尽如人意。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核心圈守正创新的能力还达不到党的要求、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提供服务的能力不足。戴锐利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资源来阐释，认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交换能力不足所造成的“场域疏离”。
（二）同盟圈组织能力不足
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满足于少数专业人员的“单打独斗”，“大思政”的理念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还在摸索过程之中，思想政治工作者还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有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盟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自己宣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且有国家政权作为后盾，即使不需要同盟者也可以把工作做好；
有的对思想政治教育盟友的政治觉悟信心不足，认为这些人只是在一时一地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的理论，场合一变，这些人就可能持不同的观点。基于上述认识，思想政治工作者在组织开展工作的时候，往往采用强制性的指令和非常具体的工作安排，使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组织的创新不足，效率低下。这表面上看似乎很“强势”，但是实际上却是一种弱势的表现。
（三）交换圈交换能力不足
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的观念一方面固然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部分工的一个经济基础或技术基础，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简易可行；
另一方面，它又会过分强调与权责利相当的“公平分配”，从而侵蚀共同体的认同和奉献精神。共同体不复存在，代替共同体的只是一个交易组合。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一种商品或劳务的交易，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则不以为然。例如，有的音频视频制作者、美术方面的艺术家、网络信息软件提供者就抱有这种心态。不少人还有“出多少钱、干多少事”的心态，甚至出工不出力，偷工减料。从受教育者的角度上讲，如果过分注重功利性的获得，就会对比较艰深的理论学习动力不足，缺乏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共同体资源整合流于形式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核心圈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整合各方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往往被看成不得不完成的任务。共同体成员在完成自身工作任务的时候，要么把工作排在非常次要的位置，完成工作的时间、地点、组织形式等一改再改，给接受宣讲教育的单位造成很大的困扰；
要么照本宣科，满足于拍照片、发新闻、写总结，有的甚至把许多无关的工作放在一起，美其名曰“高效共同完成”。有些法学专家被要求十分钟讲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半小时讲完《民法典》。有些专家讲党史的时候把一些无关的史料掺和进来，引起群众的疑惑。有些督察人员在进行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督察的时候也流于形式，满足于考察被督察者是否在形式上完成了某项工作，满足于听汇报、看记录、数人头，至于完成的质量和效果则很少关注，与党中央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表面化”的要求还有差距。
由此出现了一个张力：一方面决策者对整个社会的“软”的动员能力感到不满意，不断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凝聚社会共识；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自我认同度和社会美誉度下降，与社会其他共同体的交换资本和能力又被弱化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维持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就只好采用指令方式进行资源注入。但是，这种策略很容易引起两方面的不满：一方面是容易引起被注入的主体的不满。其本身可能对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并不认同，但是却被上级指定作为资源注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之中，容易错误地把思想政治工作看成一种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务”，其摩擦之多、效率之低可以想见。另一方面是容易引起资源竞争群体的不满。资源竞争群体虽然迫于上级的权威不便对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决定表示反对，但是事实上的抵制和消极怠工则是存在的。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可能会激发大量的形式主义。从表面上看思想政治教育群体似乎“兵强马壮”，但是真正做起事情来却无人可用，甚至要去“伺候”某些人，反而消耗资源。
党中央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设，提出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考核体系，建立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测评体系，将测评结果纳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内容，纳入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把软指标变为硬约束。”考核体系是操作性的，其基础是“内容全面、指标合理、方法科学”。为此，必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培育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并认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生动力，高效整合各方资源。
（一）建立共识，明确定位
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凸显自己的作用，以自己的社会作用去吸引成员，从而建立牢固的价值共识。基本的要求是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好具有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荣誉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是解决好我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问题与质量问题的重要抓手，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础之基础。而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的来源，则是对党的事业的绝对忠诚和对党的理论的真正掌握。
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共识基础需要一种深刻的辩证思维，准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多与少”“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古人云：“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思想政治教育在定位上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不是好事。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这是从政治方向的意义上讲的，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是万能的。“因材施教”内在地包含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问题。荀子曾言：“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隐、不瞽，谨顺其身。”又言：“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谓之?。傲，非也，?，非也；
君子如向矣。”孟子也讲“教亦多术矣，予不屑教诲之，亦教诲之也”（《孟子·告子下》）。朱熹注解说：“不屑者，以彼为不洁，令其退省。”他认为这是孟子“各因其材而笃之”。一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给自己确定的目标，应当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优秀者基本上可以达到、一般人可以“跳起摸高”、落后者可以仰望追随的目标。如果超过了这个尺度，思想政治教育就很容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职业声誉一旦被破坏，共同体建设必定举步维艰。就整个社会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家庭教化、社会教化和专业教化的关系。它们之间是一个系统的、相互支持的关系，抬高某一个或削弱某一个，都会削减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
（二）凸显个体，振作有为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以自身的表率作用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因为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更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群众不会抽象地看待“一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更多的是看个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周恩来曾经批评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军队，“一方面高谈抗战，空喊士兵要勇敢上前线，但是实际上高级军官临阵不前，甚至化装先逃”，“这样的政治工作，也就不得不变成点缀、凑趣、捧场的东西了”。陈毅回忆井冈山时期的斗争，说当时也有人说政治工作人员是卖狗皮膏药的，“最后到了大庾时，因为不少军事干部都走了，我还没有走，大家觉得：你这个卖狗皮膏药的人还不错，所以，讲话就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起义部队的核心人员慢慢团结在朱德和陈毅的周围，部队人数减少了，但是政治上却更加巩固了。建国以后影响力较大的典型如王进喜、倪志福、孔祥瑞等人，都是各自领域的行家里手。他们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进而在他们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组织紧密、充满活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一些奋发有为的英雄人物来支持共同体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政课教师的“六个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奋斗的目标。所谓“六个要”，就是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政治要强，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政治强了，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才有底气。情怀要深，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心中要始终装着学生，要有仁爱之心。只有有了情怀，才能打动学生。思维要新，就是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学会正确思维方法。视野要广，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有广德国际视野、广泛涉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视野广了，才能真正把问题讲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自律要严，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教学纪律，做到课上课下一致、网上网下一致。人格要正，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堂堂正正德人格，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了人格，思想政治教育才会真正产生吸引力。
要进一步发扬我党蹈厉无前的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也同人民军队一样，“用大无畏的气概赢得了党的信任、人民赞誉、也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成天怨天尤人、一味“等靠要”，最后必将一事无成，且为社会所轻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哪怕在短期内社会可能不理解我们，但是人民最终将理解我们，认同我们。我们的事业将与人民同在。
（三）深化研究，建立规范
2021年4月笔者指导学生对阿坝州教师职业认同状况进行了网络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304份。90%的受访者都从事的教育工作。调查结果表明，34%的受访者认为本地应当大力引进学术型专业人才。这个结果颇为出人意料。按照笔者最初的设想，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最希望引入应用型技术人才和本地文化人才。这说明，大中小学一体化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专业学术规范建设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
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具有严格学术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学术共同体。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备高深的专业知识和独有的专业规范。如果仅仅满足于解读和宣讲文件或亦步亦趋地描述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存在是价值极低的。要培养一大批有理论创新能力，“经师”与“人师”合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师，能够对群众关切的问题、敌对势力重点炒作的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揭榜挂帅，组织课题攻关，把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于支持领导决策和教师教学。
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学术规范意识和学术认同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有学者也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产生首先是基于学科创新发展的视角”，这是正确的，但是将学科创新简单地等同于知识创新是不够的。事实上，学科创新应当包含研究规范与技术、知识存量与增量、学术身份认同等多方面的要素。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方法与规范与时俱进不足，停留在文献与思辨层面上、经验与常识描述层面上比较多，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社会群众的学术认同不足。今后，要大力引入统计、大数据分析、仿真实验实训等方法，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学术方法意识和学术共同体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以中国实际经验为资源宝库，提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式和文化符号。要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文献中挖掘理论资源，从各个行业中借鉴操作方法。敢于进行原创性的范式创新，带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只有当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备了强大的描述能力、分析能力和预测能力，能够真正面对和回应问题的时候，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才可能真正获得人们的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才具有价值意义的可能性。
（四）练好内功，整合资源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外界的支持和制度化的约束都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的外部资源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群体来消化和整合。要特别注重在练好内功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当然这里的互利共赢是广义的，并不限于物质利益上的互利共赢）。笔者注意到，一些地方的个别领导干部到高校讲思想政治课，几乎成了一种“赏光”，动辄要求高校领导陪同、干部和教职员工“陪听”，地方领导干部讲的内容无法有效地整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中去。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无权对领导干部讲的内容进行评判，当然更无法进行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群体应当根据自身的需要和整合能力，量力而行地接纳外部资源，选择一些可行的项目，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
要适当扩大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服务能力，包括在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中提升审美支持的能力；
与教育对象交流的过程中满足其心理需求的能力；
协调各方资源解决教育对象具体困难的能力等等。
要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不管主讲者的身份是什么，对于讲得不对的要展开批评，对于讲得不好的要进行提升，对于讲得好的要予以肯定。即使遇到资源匮乏的极端情况，思想政治工作者仍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事业，它可能在一时一地遭遇某些困难，但是绝不会失败。顺利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不顺利的时候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做不好思想政治工作的。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单靠思想政治工作的一般工作人员是很难解决的，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者和管理者。要进一步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分工、分类评价和管理。
（五）相互尊重，推进协作
思想政治教育是统帅，但是也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它不能代替社会其他部分的工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群体要尊重其他社会群体，加强与其他职业共同体的协作。在推动工作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其他职业群体的现状、困难和发展愿景。如果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不尊重其他的职业群体，可能会使职业群体的关系紧张，反而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核心成员要尊重外围成员，主动学习他们的知识、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专业化分工。这种专业化分工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讨论：一是在高校自身范围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以综合性师范院校为例，可以把学生划分为文史类、艺体类和理工类，让思政课教师长期任教于某一专业种类的学生。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时候还可以吸纳专业教师的参与。二是教育部可以统一协调优质资源，建设专业化、复合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形成专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网络共享，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协同创新、协同利用。事实上，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外围同盟者所做的工作，极大可能本身就会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钱学森、南仁东、黄大年这些优秀的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在直接的意义上可能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对于党的创新理论和时代精神的践行，对于广大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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