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性的赋形塑像与命运沉思——关于阎连科长篇非虚构文学《她们》
◆王春林
近些年来，虽然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生存与写作困境，但作家阎连科的写作意志却丝毫未见衰减，在继续从事他最得心应手的小说创作的同时，他也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带有鲜明自传性色彩的非虚构文学这一文体的写作上。从《我与父辈》到《田湖的孩子》，再到这一部《她们》（载《收获》杂志2020年第2期），阎连科非虚构文学写作的视野始终未曾脱离那块一直让他魂牵梦绕的苦难深重的故土。尽管有着鲜明的自传性色彩，但占据文本中心地位的，却又并非阎连科自己，而是包括他家族成员在内的那些父老乡亲。我们都知道，作为一位曾经的农裔军人作家，阎连科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所讲述的故事，很多都发生在一个叫做“耙耧山脉”的地方。从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说，耙耧山脉，正如同贾平凹笔端的“商州”，莫言笔端的“高密东北乡”一样，乃是与阎连科紧密相关的一个地标式文学建筑。虽然说耙耧山脉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文学地标，但这一文学地标的原型，却毫无疑问还是那片故土。这一次，在《她们》中，进入阎连科关注视野的，也正是以他自己家族中的女性为核心的一众长期生活在那片故土上的乡村女性形象。
阎连科《她们》中语言上有若干特色。一个，是对“着”这一语词的特别使用。“着”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多音字。在阎连科这里，这个“着”更多地应该读作“zhe”。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读作“zhe”的“着”，共有四个词义：一、表示动作的持续；
二、表示状态的持续；
三、用在动词或表示程度的形容词后面，加强命令或嘱咐的语气；
四、加在某些动词后面，使变成介词。还有一点，前三个词义的词性都是助词。具体到阎连科的《她们》，其中的“着”，首先恐怕更多地是第二种词义，亦即“表示状态的持续”。其次，很多时候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好像还显得可有可无，似有某种“累赘”的感觉。比如，“因为提干再也不是士兵着，再也不打算回到那个村庄与父老风雨同舟、共赴春秋了，于是有一种逆子感。”这其中的“着”字，如果去掉，不仅语义不受影响，而且似乎还更显得合乎语法规范。以我愚见，阎连科之所以一定要这么表达，其实还是要借此传达出终于由士兵而变身为干部的那种特别不容易的兴奋感。要知道，自打穿上军装进入部队的那一天开始，阎连科一个根本的追求，就是千方百计地逃离土地到城里去。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提干。为了提干，阎连科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在军营为了得到荣光与表扬，曾经把连队早上打扫卫生的扫帚、铁锹藏在被窝里，目的是在第二天早上起床号没有吹响前，可以独自在军营里扫地和除灰。为了入党曾经在每月只有六元津贴时，把从县里丝绸厂批发来的每个十二元的绸子被面压到指导员和教导员的枕头下”，等等。更有甚者，阎连科也还“曾经在连队为排长洗过脚，为副连长洗过袜子和裤头。”说实在话，如果不是阎连科坦诚地写出来，我们的确很难相信，他曾经在部队经历过如此的生活。关键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出于阎连科的自觉自愿，没有任何被强迫的成分在其中。一方面，是阎连科为了提干，曾经饱尝过如此巨大的屈辱；
另一方面，是提干过程中的戏剧性一幕：就在阎连科眼看着提干无望，就要打道回府退伍回家的时候，团长却急匆匆地乘坐吉普车赶到商丘火车站，给早已绝望透顶的阎连科带来了可以提干的大好消息。两方面的因素整合在一起，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一次由士兵而成为干部的提干，对于阎连科来说，其实有着改变命运的重大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作家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因为提干再也不是士兵着”这样一种看似累赘的，已然突破了语法规范的语词表达方式。不如此，就不足以把他提干的艰难程度充分地凸显出来。
再一个，是对一些语词习惯性用法的倒置式使用。比如，写到阎家的亲戚吉伯伯急匆匆地乘坐一辆吉普车赶到田间要给阎连科介绍对象的时候，作家的描写是：“有个人下车站在大堤上，大唤着我的名字朝我招着手，切急如他或我的生命里生发了一件大事情。”这里，作家一连使用了两个倒置句。一个是“切急”，另一个是“生发”。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语词，我们都会写成“急切”和“发生”。阎连科之所以要做一种倒置式表达，恐怕意在强调事情发生的突然程度，以及吉伯伯的急迫程度。比如，“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病，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和苍生；
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结婚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是他最心头的痛。”父亲因为哮喘病的缘故，特别怕冷。作家之所以要把习惯性的“寒冷”倒置为“冷寒”，正是为了强调表达这一年冬天的寒冷程度。果不然，也就是在这一年冬天，在眼看着阎连科结婚成家后，他的父亲因为天气的过于“冷寒”而不幸辞世了。
但与以上两方面的语言特色相比较，更值得注意的，恐怕却是阎连科所明确出示的基本写作立场。我们注意到，到了第七章的临近结尾处，阎连科曾经做出过这样一种表达：“我一定是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为了写作这部《她们》中的第七章，我在我家乡洛阳乃至河南文化博古的那块土地上，从这个县走至那个县，从这个村到至那个村，历经各类成败、得失、庸常、光辉和高大的女性采访不下数十例，而被我挑选写作的，却偏偏是读者读到的这几位。”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内心总是为他的敏感而冲动。我也只能为使我冲动的女性而落笔。”事实上，也正如阎连科所明确指出的，在他的那些被采访对象中，也并不是就没有所谓切合时代思潮的女性成功者，但这些成功者，却偏偏就是无法激发阎连科的创作冲动。因此，他才会特别强调：“倘若我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位写作者，完全可以笔走亮色，写出一部关于我家乡伟大女性的赞美诗，但我却在这部史诗中，听到弱女子的哀嚎了。看到女人作为女性的另外命运了——朝着窄门走过去的女人们，背影的悠长和扑向她们的灰暗的光。”光，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却是一种“灰暗的光”。当其他一些作家都趋向于写作一种赞美诗的时候，如同阎连科这样总是要发出异样批判声音的作家，简直就如那些会在夜晚发出怪异声音的夜枭一样，不讨人喜欢。但一个独有个性的现代作家，却又绝不是为了讨好大众或者讨好某一种社会权力机制而写作的。其他且不说，单只是从夜枭般的批判性立场选择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向阎连科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们注意到，作为一部以自己家族中的女性为核心，同时也兼及故土的一众乡村女性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阎连科的这部《她们》，其实由判然有别的两部分组成。占有主要篇幅的主体部分，是由自己家族的女性和故土其他一些女性加起来大约二十几位女性的人生故事。这些女性的故事，阎连科分门别类地通过散点透视的方式完成讲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那些穿插于这些女性故事间隙里的“聊言”或“聊话”（具体来说，一至三，是“聊言”，四至九是“聊话”。其实，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部分。何以为“聊言”（或“聊话”）？阎连科给出过明确的说法：“信马由缰的闲话是可以叫做聊言的。”实际上，阎连科的这种表达有着明显的自谦色彩。依照我的理解，如果说《她们》的主体部分旨在讲述那些女性的人生故事的话，那么，这些聊言就是作家阎连科由这些人生故事而进一步生发出来的，更主要是关于女性命运的带有突出形而上色彩的理性思考。到这里，也就必须涉及到我自己关于小说与非虚构文学这两种文学文体特质的一点思考了。如果说在优秀的小说作品中，作家所欲传达出的思想内涵，总是越隐蔽越好的话，那么，到了非虚构文学作品中，作家就不仅应该具备一种超乎于寻常的理性思考能力，而且还应该把自己对于历史或者现实的思考结果尽可能旗帜鲜明地凸显出来。一部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一方面需要的固然是感性的对于生活场景的鲜活呈现，但在另一方面，却也特别需要作家具备一种理性沉思的力量。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未必非得同时是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的批判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要想成为一位优秀的非虚构文学作家，要想让自己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真正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理性思考力量来，作家自己首先就必须是一位积极介入生活的，有着强烈的社会现实关怀的批判知识分子。具体到阎连科，一方面，他那一系列出类拔萃的小说作品，早已充分证明他是当下时代中国第一流的小说家，另一方面，《我与父辈》《田湖的孩子》以及《她们》（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妨把这些作品干脆称之为阎连科的“非虚构三部曲”或者“故土非虚构三部曲”）这三部作品的相继问世，却也强有力地说明小说家阎连科同时也是国内文坛并不多见的优秀非虚构文学作家。具体到这部《她们》，阎连科的理性沉思能力，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其中的“聊言”或者“聊话”部分。从根本上说，正是带有明显感性书写色彩的主体部分，与带有突出理性思考色彩的聊言或聊话部分，二者相互依托，彼此以一种互文互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她们》这样一部关注思考中国乡村女性生存方式与命运遭际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
比如，“聊言之一”中，阎连科曾经由“缘分”一词而进一步引申开去，对“偶然”“必然”以及“命运”进行过一番深入思考：“佛把偶然、无定的联系与分离称为缘分时，也正是对偶然、无定不可解地逃离、回避才使用‘缘分’一说来遮蔽、模糊这种不可解。”“其实，所有的命运都是偶然决定的。偶然与偶然相遇的结果才是必然吧。”也因此，一种无法回避的结论就是：“人们所有的活着、行走和努力，都不是在偶然中去寻找必然的，而是为了在必然中去相遇偶然的。当相信偶然决定必然、并是决定人生和命运的关键之键后，那么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释然了，放下了，去坦然面对了。”作家之所以要生发出如此一种关于偶然、必然以及命运的感慨，与他自己所经历的几次相亲有关。为什么前前后后相了几次亲，到最后和他一起走进结婚殿堂的是自己的妻子而不是其他女性，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一种偶然或者无定。因此，阎连科才不仅会做出一种“如果怎么样”的假定性推理，而且更会从其中获得某种关于命运的启悟。尤其是“人活着不是在偶然中寻找必然，而是在必然中相遇偶然”这一句，更是充满着阎连科某种独有的智慧。
但相比较来说，相对于《她们》这部作品，更重要的却是干脆被作家单列为第六章内容的“聊话之九”。正如同这一章的标题“第三性：女性之他姓”已经明确标示出的，阎连科在这一章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所集中探讨的，乃是当代中国乡村女性身上所谓“第三性”特质。不管怎么说，能够在广有影响的西蒙·波伏娃与安托瓦内特·福克的“第二性”之外，提出“女性之他性”的“第三性”理论，正可以被看作是阎连科对现代性别理论的一大贡献。为了相对忠实地把阎连科的理论原创性体现出来，请原谅我在这里可能要更多地引述作家的相关文字。阎连科首先在与既存女性主义理论比较的前提下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第三性”的命题：“由此我们看到女权主义也好，女性学也罢，多都是在女性的‘先天’与‘后天’中的一场充满思想与发现的苦口之论战。福克谈论的‘我生而为女性’和‘我接受了自身性别赋予我的心理和生理层面的命运’，是说从先天到后天的生命与自然的过程。而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则是更多地行走在后天和政治、社会、文化的路道及庞大、芜杂的政治广场上。波伏娃的‘第二性’，指的是相对男性的第二性，也即女性自身后天的‘第二性’。而福克说的‘两性’，首先说的是先天的‘男性和女性’，其次还是先天相对男性存在的女性之‘两性’。而这儿———我闲扯聊说的‘第三性’，是在两性——男性和女性之中和之外的女性的——‘第三性’。”那么，到底什么是“第三性”呢？“第三性是说女性之他性。”“而我说的第三性（狂言妄语），首先是指超越了女性自幼应允并接受的那部分。比如女孩从意外、恐惧中接受了月经这一与生俱来的安排后，并逐渐接受了女性‘必须’缝衣、做饭、生孩子等第二性后天赋予并加诸她的‘责任与规范’。但在这之外，在我老家那块土地上，女孩除了与生俱来的第一性的生命与生理（女性），和后天加诸她的历史与政治的第二性，还有历史、环境和文化加诸她们的第三性——女性作为‘社会劳动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请一定注意，阎连科“第三性”理论的提出，乃是建立在他对故乡女性为模本的中国当代乡村女性广泛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她们》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写作，恐怕也就不会有“第三性”理论的提出。具体来说，阎连科的相关理论，既与1949年后的所谓“前三十年”期间，也与所谓“后四十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
首先，是“前三十年”期间。阎连科一方面充分肯定“妇女能顶半边天”观念，这一现象不仅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女性解放运动，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但如果我们把‘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作为理论、思想、精神推延到别的时代和场域，如劳动场域之外的政治、文化、金融、教育及执政机关和机构——除了劳动力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场域间，会发现妇女解放在那儿不像劳动场域——农村的田间地头、城市的纺织车间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在做’。在劳动场域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真正尊重女性的权利与人格，而且在劳动场域外的任何场域里，那些男权世界的中心地，依然是‘女人嘛，呵呵’的暧昧和固有。如果我们只是在国家、时代最出力流汗的劳动场域才能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那么，我们怎么去想象自由、平等、平权这些关于女权主义的理想、诉求、理念与精神？会不会在这些光辉的词语下面想到侵占、剥削、占有、预设、预谋等等这些词汇呢？”
其次，进入“后四十年”，也即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的乡村女性们的命运却更加微妙，如阎连科所说的“第三性”状况在转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后，依然是一种不容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当改革开放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后，农村不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战场，而成为朝往城市输送劳动力取之不竭的仓库时，女人之他性——第三性的侵入就变得更为微妙、自觉和残酷。当我们家、我们村、我们那块土地和几乎所有的男女都被命名为‘农民工’涌进城市的工厂、车间、工地、街角、生产线和屋檐下，人们发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而妇女作为劳动者身上的他性却是几乎相同的。只不过在前一个时代里，她们身上的他性是被历史强行注入的……但是在今天，在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时期里，那只历史之手隐藏起来了，时代的注射器似乎没有谁再拿在手里要强行注入女人的身体内部去。但市场、金钱和欲望，这些看似自由地摆在社会文化里的现实和精神物，却又似无形之手和无形的力，让女性自己去拿起那似乎搁置的‘第三性’的历史注射器，由她自己朝着自己身上注射和变异。”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说“前三十年”期间，中国乡村女性身上“第三性”特质的具备还带有一定的被动性色彩的话，那么，进入了以经济为主导的“后四十年”也即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之后，“第三性”竟然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女性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她们内心中有着难以克制的强烈物欲。对此，阎连科有着一针见血的揭示：“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她们自觉自愿地朝着‘自塑他性’大刀阔斧地行进呢？／是钱！／是物！／是物望！”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些既能看见、又能摸着的物，取代了历史把女人变成男人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正一点一滴、一物一件地诱惑着男人外出去打工，也诱惑指使着女人和男人一样外出打工和挣钱。”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那些乡村女性自觉自愿地将自己转变为“第三性”的行动，其实是她们被物欲和金钱扭曲异化的一种必然结果。
阎连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乡村女性，“尤其是我家族中的女人和那块土地上的女性们，她们没有参军，没有革命的历史，没有系统地受过任何教育，但她们却像沙尘中的任何一粒沙或一捧土，没有缺少过新中国成立后任何一场沙尘暴般的运动的袭扰和夹裹。当那些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女性‘唯一的，必然的道路是由奴隶而成为人（女人）而成为战士’时，而我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唯一的，必然道路是由旧（女）人而成为新人（女人）而为劳动者（劳动力）’。她们没有成为作为人的女人享有女人与男人同样的平等、自由权，而是作为‘劳动力’把自己‘女变男’（劳动者）地同男人享有无差别劳动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劳动与劳动力的变化之过程，就是她们接受他性、塑造第三性，‘女变男’的起始、中段和目标。”如果说以上的结论主要是针对“前三十年”的，那么，如下的结论就肯定是针对“后四十年”的：“但当历史来到今天时，她们的女儿、儿媳们，‘能够不这样，却又不能不这样’。于是，后者便更自觉地在享有单一的与男人一样‘劳动权’的平等权利下，自愿地接受着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让自己时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建设者’‘劳动者’和‘女男人’，从而使‘第三性’最终成为了中国乡村女性——尤其是我们家族和那块博大深厚的中原大地上，女性最鲜明的与其他任何地区、国度的女性都不同的独有之特质。”以上，我们对阎连科在《她们》中提出的“第三性”理论进行了一个基本的梳理。一方面，这一理论的提出，毫无疑问是在以其突出的原创性极大地丰富着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但在另一方面，阎连科提出“第三性”理论的本意，恐怕却也是试图寻找合适的路径以便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把握并书写出“我家族和那块土地上的女人们”的生存状况与命运遭际。也因此，在充分肯定“第三性”理论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这一理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成为理解分析《她们》中诸多女性人物形象的框限与桎梏。正所谓“理论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事实上，在很多时候，阎连科笔端关于若干乡村女性形象的理解与书写，早已经溢出了所谓“第三性”理论的框限。
事实上，最令人感到震惊的，就是作家通过实地采访的方式记录下来的故土若干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之所以要采取实地采访的方式，主要因为这些女性大多数都是因犯罪而被拘禁的囚犯。比如，那位不惜以触犯刑律的卖淫方式拼命收集各种手表的发廊女赵雅敏。还有那位五十七岁时命丧亲子马小飞之手的杨翠。再比如，那位同性恋吴芝敏的人生悲剧。质言之，这些乡村女性人生悲剧的成因，都与特别看重情感紧密相关。为了情感，赵雅敏宁愿卖淫，杨翠不惜以身赴死，吴芝敏甚至干脆就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不是说情感不重要，也不是说不应该看重情感，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情感悲剧、苦难结局的承受者，为什么往往总会是那些乡村女性呢？难道说，仅仅只是因为女性是一种更加偏重于感性的生命存在，她们便会以飞蛾扑火的方式去面对并处理情感的问题吗？又或者，她们的悲剧命运与她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面对着诸如此类几近无解的亘古命题，我们恐怕只能随同阎连科一起把相关的思考继续进行下去。
然而，与赵雅敏、杨翠、吴芝敏这些故土上的悲剧女性相比较，占据着文本中心地位的，毕竟还是阎连科自己家族中的那些女性。这其中，既有大姐、二姐以及嫂子她们这样的同辈女性，也有以母亲为核心包括姑姑与婶婶她们在内的上一辈女性。正是她们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拼凑在一起，方才构成了乡村女性那样一种堪称斑斓多姿的生命样态。大姐，首先是阎连科文学道路最初的引领者。大姐坐在闲静的农家小院里读书的情景，在阎连科这里，是一种永难磨灭的恒久记忆。大姐在农家小院读书的情景之所以会深深地刻在阎连科的脑海里，与她向阎连科开启了文学的大门紧密相关：“她的床头是我的第一个人生图书馆，虽然不大却也似乎应有尽有。”从《西游记》开始，包括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一系列革命小说，阎连科大都是在大姐这里读到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阎连科（其实也不只是阎连科，那一代中国作家大致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文学接受过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文学认知：“我最初对文学的认知和理解，都来自大姐的床头和小说主人翁们不求爱、不怕死的红色经典。”后来做了小学教师的大姐，最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才能够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此，她不仅自己在工作中积极努力，而且还数度求助于身为作家的弟弟阎连科。为了大姐的转正，阎连科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却都无济于事。等到事情最终获得解决的时候，大姐已经做了整整三十一年教师：“大姐刚教书时是十七岁，转为正式教师时，已经快要四十八岁了。”阎连科原以为是自己的求情起了作用，没想到大姐转正的这一年，是全国范围内民办教师转正的收尾年，只要没有特殊问题，所有的民办教师都被一刀切地转成了公办正式教师。现实就这样在无情地嘲弄着阎连科的同时，也无情地嘲弄着文学。然而，即使是阎连科也都无法料想到，正如同二姐所预言的那样，等到退休之后，命运多舛的大姐竟然又会落入到另一种人生的虚空之中。那就是，因为她只是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所以，也就变成了医院的常客，总是行走在通向各家医院的路途上。一直到很久之后，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忽然意识到大姐不是没有病，而是在学校教书时，对孩子、讲台、民办、公办、转正和争当模范教师的过度之投入，而退休让她的人生落空了，活着的意义被悬置起来了，为此她先是有了一点忧郁和不安，可这忧郁和不安，没有被医院和我们当成病，最终发展成了终生难愈的忧郁症……”这样一来，最初的文学阅读，后来的转正努力，再后来的忧郁症，叠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姐的人生三部曲。
二姐对阎连科的重要影响，集中体现在拥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她，竟然把一次难得的上高中机会让给了弟弟。那一年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由于都是农村户口的缘故，阎连科姐弟二人面临着只有一人可以读高中的艰难选择：“命运那时冰明水亮地冷在了我和二姐间，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或冰坨，无形地砌压在了我家院子里。”最终的结果是，二姐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后，把升学的机会让给了阎连科。在阎连科的理解中，正是二姐的自我牺牲，给自己未来的命运带来了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机：“然那一年的高中生，也是二姐把她的命运当成沙石为我修筑的一段人生的路。倘是没有这段路，没有这一年的高中之肄业，我就不能冒伪为高中毕业而从军入伍去。”正如同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及过的偶然、必然与命运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丧失了这次升入高中的机会，阎连科个人的命运走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不从军入伍去，而我的写作与命运，将必然是另外的样貌和岔道。”
相比较来说，人性的丰富程度，恐怕更突出地体现在上一辈以母亲为核心的姑婶们身上。比如，那位似乎总是在哼着小曲唱着戏的大娘。大伯一家，两个大人，八个孩子，加起来一共十口人。这样的一家人，在那个贫瘠的苦难时代，其日常生存之艰难，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面对着如许的“苦难和辛酸”，大娘怎么还能够唱得出口呢？一直到很久之后，“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从年轻开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从她的嗓音发将出来的，而是源自她对生活和命运的抵抗与坚韧。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几个孩子必须挤在一张床上、只盖一床被子的寒冷里，人又怎么能熬过寒冬之冷呢？”事实上，也正是出于对大娘生存意志之坚韧发自内心的钦服，所以，阎连科才会明确表示：“现在想，如果要评选一位我家族中最英雄、伟大的女性，我想我应该把这一票投给我大娘。”
虽然说以上这些家族或者故乡的女性们的生命样态已经足够斑斓多姿，但说到底，《她们》中最核心，同时也最切合前述“第三性”理论的一位乡村女性形象，都只能是在文本中被单独列为一章的阎连科的母亲。“把我母亲单列出一章写，是因为她是我母亲。”看似同义反复的一句话，却写出了阎连科对母亲的深情款款。关于母亲这一形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把握。其一，母亲是一位有能力提出“天问”来的乡村哲学家。深夜坐在三亚的海边，母亲出乎意料地对儿子说出了自己的不解和思考：“连科，你说世上真的有神吗？没有神世上怎么会有白天和黑夜，日头和月亮，大海和高山？可你说有神了，神咋会这么不公呢？让这儿的水多得用不完，让我们那儿吃水、浇地都困难。还有这儿的树，叶子肥厚成黑颜色，花都开得和假的样。可北方——我去过陕西的西安、临潼那地方，农民没有房子都住窑洞。庄稼草木盼着一点雨，像娃儿盼着亲娘回家样。”“既然神总是对人好，那为啥不当初创世时，让缺水的地方多点水，山高的地方多条路。住在水边天天泡在雨里、水里的人，也让他们少些水灾和大风。何苦到现在，弄得天下那儿缺的这儿又太多，那儿多的这儿又太缺。”聆听了母亲的一番话，身为作家的阎连科一时无以应对：“可是我，怎么能回答母亲这关于人类起源与世界盈缺、公正的问题呢？母亲她不仅懂得语言学，可能还是一位同苏格拉底一样敢于面对真相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我只是她的一个愚笨、懦弱而无知的学生和孩子呀！”
其二，关于母亲文化的有无。一方面，母亲的识字数量确实非常有限，但在另一方面，阎连科却不无坚定地表示：“谁说我母亲目不识丁他就目不识丁。”阎连科之所以如此铿锵有力，乃因为“我母亲有文化。相当有文化。即便我们总把文化的含义狭隘固定在了识字多少、读书多少的基准上，母亲认识的字数和识字的能力也还要用惊人一词去形容。”其实，“母亲”还真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但阎连科却为什么一定要不无愤激地做以上的表达呢？实情恐怕还是要用二姐的话语来表达更为精准些：“应该这样去描述我母亲：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下多少字。这个说法是我二姐对我母亲的总结和概括，精确得如天旱时要下雨，天就果然下了一场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于如同母亲这样早已错过了求学可能的乡村女性来说，即使是生活需要她去认识那些数量有限的字，也都是极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三，更重要的一点，是母亲那简直就是无休无止的劳作。首先需要对“劳动”与“劳作”有所区分：“‘劳动者’———这一概念有着男性最卑微的傲慢在其中。为了区别男性为‘劳动者’，我们称女性的劳动为‘劳作’。”“所以不称女性的劳动为劳动，而是说劳作，这表明着比劳动更为辛苦的劳动和繁琐。”在阎连科的记忆里，母亲除了如同父兄一样一直参与着乡村里所有的劳动项目之外，也还必须承担男人们的后勤比如做饭、做衣等生活的使命。因为母亲会裁缝手艺，她便在无形中承受了更多的劳作使命：“像一个诗人不停地写下的句子样，母亲在缝纫机上写着农家日子的长篇叙事诗，述说着她和乡村女性及所有人的日子和故事。”因而，当阎连科从一位大夫口中听到“你们农村的妇女太经得起病瘤折腾了”的时候，方才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一种感慨：“不知道他是夸赞还是嘲弄我。但是我知道，如我母亲样的女性们，在我们村里和那块土地上，不是几个、十几个，而是几十、上百个，上百、上千个。在她们的一生命运中，家务和劳作，被传统灌输为那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事，宛若她们生而为女人，生而就该和男人一样去干‘男人的事’，并且丝毫不能丢弃‘生而为女人的事’。于是间，衰老提前到来了。疾病提前到来了。通往村街小药房的路和走向镇医院、县医院及洛阳、郑州大医院的小道和公路，乡村妇女的脚迹远多于男性、男人们，成了一个完全被忽略的与‘女性问题’息息相关的乡村女性生存的必然了。”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如同母亲这样的乡村女性总是在过度劳作的缘故，所以她们才会呈现为晚年母亲一般的模样：“矮胖、丑陋和不堪，白发缕缕，下巴双重，垂吊的乳房如同麻袋的岁月和女人生命史的沉沉暮暮都在她身上样。”因此，阎连科“第三性”理论的提出，也毫无疑问正是建立在他对如同母亲这样的乡村女性大量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作为以真切纪实为根本诉求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既能提出带有明显原创性色彩的“第三性”理论，也能鲜活透辟地描写塑造出以母亲为突出代表的一众乡村女性形象，阎连科的《她们》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相当罕见的一部文学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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