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报告文学：每一部都有亮点
杨占平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被文学界和广大读者认可，也就一百年左右的历史，比起诗歌、散文、戏剧、小说这些传统文体，晚了不少时代；
然而，它从一诞生就以劲头十足的力量，冲击着文坛的地盘，很快就有了一席生存与发展之地，因为它吸收了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内涵，成为一种综合性文体，自然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国内好几代报告文学作家潜心创作，推出众多进入文学史的优秀作品，蔚为大观。
作为传统文学大省的山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报告文学创作还只是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或者新闻记者偶一为之；
随着赵瑜在报告文学领域中崭露头角，山西才有了专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
并且，在他的带动下，更多中青年作家也把报告文学写作，当成主要文体，因而，初步形成了山西报告文学作家阵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瑜及其作品是山西当代报告文学的标志；
也可以说，赵瑜凭自己的力量，把山西的报告文学带到了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也让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丰富多彩起来。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研究新时期以来国内报告文学创作的专家、学者，没有不把赵瑜作为重要作家考量的，关于赵瑜报告文学创作及其他的文学道路的专著、论文、访谈、报道，数不胜数。应当说，赵瑜能够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和在报告文学创作界的地位，是他四十多年来富于独到特点的几十部作品赢得的，这正印证了文坛上的一个共识：用作品说话才是硬道理。
赵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表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一举在国内文学界产生了极大反响，开启了每一部作品都受人瞩目的进程。《中国的要害》问世时期，正是全国上下思想解放大潮席卷各行各业之际，文学创作发挥着引领潮流的特殊作用，一部好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报告文学，不光在文学界走红，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广大读者中都会出现争相阅读、热烈讨论的情形，在相关行业更有超强效应。《中国的要害》反映的是公路建设问题，自然在交通系统和经济领域成为焦点话题，完全超出了文学范围。赵瑜也凭借这部作品在号称文学大省的山西文坛，异军突起。此后，赵瑜接连推出《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以及“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等，都在社会各界引起轰动，引起争议。这些作品都是聚焦国人特别关注的人物、特别重视的事件、特别适宜讨论的话题，由这些人物、事件和话题思考深刻的社会问题，不想引发热议都不可能。几十年过去，我们再来重读这些作品，仍然有一种震撼。
新世纪以来，赵瑜马不停蹄，依靠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思想认知，不断扩大视野，拓展题材范围，一个接一个地选中题目，到处奔波，细致采访，精心构筑，先后写出长篇报告文学《革命百里洲》《牺牲者》《晋人援蜀记》《开眼——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记》《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篮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记》《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同样是受到各方好评，为一度不太景气的报告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赵瑜的作品获得过全国有关报告文学创作的几乎所有大奖，比如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国首届环境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大奖，等等。由此，也生发出一种“赵瑜现象”，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他创作的规律，更多是剖析他作品所呈现出的社会意义，历史评价，人文价值和启示作用。
对于赵瑜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笔者经过多年跟踪作品，并且与赵瑜本人多次讨论，形成了一家之言，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时代热点和人生要点的纪录，每一部作品都有亮点，都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他的多数作品是以揭示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焦点问题为主要题材，也有几部是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追述与评价；
不过，无论何种社会题材或者身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人物，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当然少不了详尽的事实，选择性明显；
但是，他的最大与众不同点是，每部作品都会以分析思考为主要基调，以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为主要价值追求，而这些特点，又都是以大量翔实的材料为前提，以不同于别人看法的见解为基点，再加上他厚实的艺术素养，才能达到。
1985年发表的《中国的要害》，是赵瑜的成名作。这部作品主要描写山西晋东南地区修公路的事，却不局限于这一件事，几乎纵览了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公路建设的情况，并且涉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公路状况和公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赵瑜揭示出公路交通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却是体制问题，只有改革体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促进公路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应当说，他把问题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是适时的，准确的，也是富有战略眼光的，这也是作品之所以产生很大反响的根本原因。《中国交通报》在转载这部作品时，编者加了题为《沉重的思考》短评，文章说：“我们向读者推荐赵瑜的报告文学《中国的要害》。这真是对生活的近距离扫描，没有粉饰，也没有回避，其尖锐，切中时弊；
其深刻，力透纸背。作者从宏观着笔，用文学思考经济，反映经济，读罢不仅使人在情感上获得一定的满足，更多的是留下一连串的思考。这种思考是沉重的……是我们缺少那些精忠报国的热血男儿吗？作者活灵活现地为我们刻画了一批把自己的全部青春献给交通事业的人物；
是因国家资金困乏，实在拿不出这笔投资吗？是任务艰巨，工程难以完工吗？作者告诉人们的诸多事实表明，人为的阻力比那些高山大川更难治理。这就使人掩卷长叹、掩卷长思了。官僚主义，法制不健全，观念的陈腐和落后等等，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说的要害中的要害吧！”这段出自交通行业权威媒体的概括和评价是非常有分量的，也是赵瑜在众多评论中最认同的。
在《中国的要害》具体写法上，赵瑜敢于突破以往报告文学的既有规则，对通篇结构、叙述语言和人物描写，都作了许多创新，超越了“有完整的故事、连续的情节、人物有丰满的个性”之类的传统方式，把自己在现场的真切感受与宏大的社会背景融合为一体，小处落笔，大处着眼，观点托底，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比如在写到由于堵车，司机们不得不在路上夜宿的情景：“夜空的星星在朝他们眨眼，他们拥抱着自己的伙伴——汽车，睡会儿吧！朦胧间，他们拖着疲惫的双脚，回到了自己遥远的家乡，‘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年轻的助手，扑在母亲的怀里，任热泪滚烫，‘妈妈，在太行山的公路上，儿苦啊！’”由此可见，赵瑜试图探索一条新时期报告文学写作路子的意图，在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也拉开了他此后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的序幕。
《但悲不见九州同》记述了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在人生辉煌时期的光芒与后来受人争议，以及晚年仍然延续的余波。赵瑜通过这部作品，是要让读者看到，李顺达本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但历史的震荡把他推上了复杂的政治舞台，使他力不从心，无法支配自身命运的沉浮，更无法实现自己善良的社会愿望，他的命运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农民本身，折射出一页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缩影。上海评论家吴亮在这部作品发表后不久写的介绍性文字中说：“一个农民的历史，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
而一个农民劳模在建国三十年中的风风雨雨，则更是浓缩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坎坷历程了。”（《文汇读书周报》1986年11月15日）这段话是非常准确的，既是对李顺达的概括，也是对赵瑜作品的评价。
赵瑜为了写出李顺达人生的复杂性，没有人为地净化历史，更没有把个人的喜好或责难强加到李顺达身上，而是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自己采访相关人员的记录，把李顺达当作一个特殊农民来解读，他有农民的淳朴性格、吃苦精神、处世原则，也有劳动模范与普通人不同的贡献，还有在特殊社会时期他的无奈和被利用的痛苦，这就显得特别真实、深刻。同时，赵瑜力求超越传统伦理道德的评价规则，揭示出历史与个人动机、民众愿望与学习榜样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因此，使得作品的立脚点就有了很大提升。还是吴亮说得好：“我觉得这篇报告文学是很有可读性的，这种可读性来源于他对世界的观察和对历史的难忘。它并不是回到内心生活的文学，它的存在理由在于它和现实的联系，在于它对历史、对民族心理、对国民性和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特殊兴趣。”
“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是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体育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作品。赵瑜本人由于先天良好的身体素质，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成长过程中，曾经当过体育运动员，进入过专业队伍，打过篮球，骑过自行车，跟体育界许多人是朋友，熟悉体育行业的一些基本规则。他不想以体育为终生职业，却愿意探讨体育运动的影响力，思考体育界的发展路径，研究培养体育人才的问题，在他看来，“展示个性力量，张扬个性魅力的体育本身，正有助于传统的人格，萎缩了的人格的改造和重建，这正是我们发展体育运动的最积极的含义。”他希望透过解剖体育事业的历史、现状，进而上升到对国家形象、国人身体素质这些宏大社会问题的反思，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由大型文学刊物《当代》1988年第2期隆重推出，作品从整体上反思了中国体育特别是中国体育体制问题，具有明显的理性精神和批判力量，打破了此前体育报告文学只是歌颂已有成绩的运动队或个人的模式，不再一味地歌功颂德。杂志甫一面世，像在全国体育界投进一颗炸弹，引发了爆炸性反响，人们争相阅读，热烈讨论；
在文学界同样成为受人瞩目的热点，作家、评论家强烈地感受到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这部作品的主要推手、《当代》资深责任编辑刘茵，在评介文章中强调：“《强国梦》是体育文学中有突破性地充满新意之作，它立意新，观念新。作者没有为体育界唱廉价的赞歌，没有回避矛盾，而是以其敏锐、胆识与深沉的思考，在对体育的一片颂扬声中，在体育凯歌高奏之时，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在体育文学徘徊于冠军文学之时，打开了沉重的体育之窗，把视野从冠军、奖牌转向体育界的弊端，正视乐观中的隐忧，全方位地触及了体育界的种种问题，揭示了体育界的诸多矛盾，诸如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意识、锻炼与科学、运动员当官与就业难的两极出路、一条龙体制的弊端、运动员文化之低、教练员知识结构之不足、体育人才的滞留、运动员爱情的被压抑、竞赛中作弊现象之层出……作者把利与弊、美与丑、强与弱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作出科学的、深沉的反思，发挥了报告文学的战斗功能，令人耳目一新，这是难能可贵的具有开创意义之举。”（《文艺报》1988年6月25日）可以说，这段话对《强国梦》的内容作了高度总结，对其价值作了精准定位，是最权威最准确的评价，对赵瑜书写中国体育报告文学的路子，作了充分肯定，让他有了继续写下去的信心。
在《强国梦——中国体育的误区》问世之后不久，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在韩国汉城举行，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与公众的期望距离太大，引发一场争论，赵瑜当然不会视而不见，他通过对参加汉城奥运会的中国军团归国后的追踪采访，进行了事实回放，理性分析，深刻反思，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兵败汉城》，真实披露了参会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官员、新闻记者的复杂心态，比如体操运动员李宁、排球教练李耀先等明星级人物的自述，一些中青年体育理论工作者的思考，非常有典型性、说理性。
赵瑜在《兵败汉城》这部作品中，分析了中国运动员在汉城失败的根源和问题，延续了《强国梦》的思路，研究中国体育发展的前途，他说：“只有健全我们的人格，才能真正推动体育的改革，中华体育才能真正腾飞于全世界。”作品在全国读者中特别是体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是在预料之中的，而在知识界也引发讨论，却是对作品意义的极大升级，《人民日报》发表学者王晖和南平的文章《非体育精神的剖露——评报告文学〈兵败汉城〉》，通过评介《兵败汉城》的价值与意义，得出结论：“体育不能异化，体育就是体育，诚如艺术就是艺术、文学就是文学、科学就是科学一样。任何替代与强加于人，都只能使原物扭曲。非体育精神在中国的弥漫与非艺术精神的弥漫一样，它是封建观念与人格在中国留下的阴影。是该警醒的时刻了。”（《人民日报》1988年2月28日）
如果说《强国梦》和《兵败汉城》让读者感受到了赵瑜式体育报告文学的强大冲击力，那么，十年以后的《马家军调查》，就像一颗重磅炮弹炸响，在全国引起的关注和强烈争议，是前所未有的。赵瑜在《马家军调查》一书中，用40万字的篇幅，对光环照耀下的国家田径队中长跑教练马俊仁，九十年代带领队伍在各项国际大赛屡屡夺金摘银，号称“马家军”的训练真相，运作方式，与各方微妙关系，核心教练员、运动员的真实心态，作了详尽披露，让读者看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一时举国震惊，成为自上而下，完全超出体育界的中心话题；
同时，有关写作这本书的所谓幕后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纷争，流传于不少非主流媒体和坊间话语，形成一种“马家军调查”现象。发表前，赵瑜以及刊发作品的《中国作家》杂志，已经预感到会有热烈反响，因为作品触动了体育界的敏感话题，连带也涉及诸多国家形象、体育体制、公众人物、道德评价，等等，他们有充分的准备，引导媒体和大众有序、理性、正面讨论，避免了负面效应。
赵瑜创作《马家军调查》，本质上表现的是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当深刻、真实地反映社会热点问题，他在《中国作家》组织的这部作品研讨会上谈了自己的感受：“我多年来对体育更投入一些。报告文学如果只是浅层次地写，题材写来写去很容易写完，有必要深入开采，写出题材之外的东西，人本的东西；
而人这个文学的永恒题材，永远写不完。作家的眼光如果仅仅放在社会学上，不可能超越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应关注人学。……这些年的创作体验，使我越来越将眼光放在生活本身。这部作品中，我试图找寻马家军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的深厚联系。之所以产生马家军现象，我想它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今天这个奇异的历史段落，都有对应及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段话，已经把他的创作意图和思考目标讲清楚了，作品虽然写的是体育界的人和事，其实完全超越了体育，深入到了探索人性的层面，扩展到了关于中国社会文化范围。他的作品印证了这些思想，创作《马家军调查》，不是猎奇，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以求实的态度，既热情赞扬了以马俊仁为首的马家军，对民族体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又怀着良好的愿望，通过马家军人员的真实情况，思考民族素质问题；
同时，更深刻地从社会意义、文化意义上，表现人性，这种写作，无疑，把报告文学作品应当达到的社会效应提升到了极致，回应了社会各界的疑问。
《革命百里洲》是赵瑜报告文学创作历程中的又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从1998年夏天开始，赵瑜打起行囊，数度深入荆楚大地，明察暗访，历时5载，完成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之大，河流众多，他为何选取湖北省境内长江上的百里洲小岛大做文章？他与这个岛屿有着怎样抹不开、断不掉的情结？赵瑜曾在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时回答了这些问题：“1998年夏天，我来到了长江中游枝江段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百里洲。当时正值抗洪的关键阶段，百里洲地处滚滚洪水的包围之中，岛上没有来自部队的抗洪大军，当地农民按照非常古老、非常传统的方式组织抗洪，场面悲壮。而且，我还得知这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孤洲，历史上洲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犹如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缩影。后来回北京后，心里总是莫名地牵挂这个地方，担心万一洪水冲垮了堤坝，这个地方岂不是要被淹没？那么它的文化、历史岂不是会因此而消失？所以，在时隔两年之后，我再次来到百里洲，希望能挖掘到什么。”这段话可谓是作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强烈地冲击着赵瑜。这之后，赵瑜多次到百里洲长住，最长一次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前后历时长达四年。
百里洲是一个镇，位于湖北省长江中游宜昌和荆州之间。由于百里洲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人们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文化传承、思维定式等诸多传统，因而得以大体保存，即使遇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也能自救。赵瑜意识到，从百里洲这个孤岛上，大体可以发掘出长江农耕文明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由此可以透视出整个南方文化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长期生活在黄河流域，过去对黄河文明理解较深，关注较多，但作为作家不能不了解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流。当赵瑜以一腔真诚去亲近长江时，收获非常大，感触特别深，真切体会到了长江文明的新鲜与刺激，接受了它丰富的滋养。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让赵瑜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有了极大地提升，他在多年写作中形成的以小见大思路，得到用武之地。
《革命百里洲》写的主要是民国时期发生在这个孤岛上的故事。可以说，从清末到完成土地改革，是百里洲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大的阶段，很有代表性，很有思辨性，很有故事性。在这段时间内，一方面是自然灾害，水患频仍，洪涝常现；
另一方面是人们理念冲突引发了激烈且复杂的社会矛盾，矛盾里面有国民党、共产党、土匪、日本鬼子、老百姓，还有抗日游侠、新四军、商帮、黑社会，种种势力都在岛上表演。民国时期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历时半个世纪的重要历程，而这段历史对于我国的国情以及长江流域人们的命运，到底发生过多大作用，至今尚未研讨清楚；
对于近现代史的重新认识和更加真实的开掘，是相当有意义的一项社科领域课题，《革命百里洲》直面上述各种问题，进行了文学性阐述，其价值自然是深刻的。作品的叙事文体有些特别，赵瑜表示，采用这种陈述历史事实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主要还是考虑到与内容相适应，希望追求一种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他一直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一直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事实上，创新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因此报告文学家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与思考能力，以创新意识去写作。赵瑜就是这样不断地探索着，前进着。
辛勤劳动换来了丰厚回报，《革命百里洲》发表和出版后，反响热烈，获得了2005年揭晓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评语说：“地处湖北长江中的百里洲，在中国的乡村文化和农业历史中具有特殊典型的意义，对这方土地上乡村历史文化的演变及农人生活命运的历史现实表现，对于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现实的乡村农人生活命运，会有很好的参照和帮助。作者历经五载甘苦，通过仔细深入的田野调查，对这里曾经发生的变化，政治、商业、农业乃至军事活动进行了非常个性和十分文学化的描述。在一种历史生活的接近过程中，用心地思考和找寻着现实乡村及农民的出路，思考严肃，意旨深沉，是现实视角下的历史，是历史的现实延续。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对于表现内容的个性追求，使《革命百里洲》在文学表现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和‘革命’意义。章回体结构叙述和书话语言的运用，将深沉、丰富的内容通俗化，使包含残酷争夺、人性、人道、情感和土地权利、人物命运改变等等内容的描写，更让人容易理解。《革命百里洲》持民间立场，绘制峡江农村历史现实生活画卷，堪称报告文学力作，当今书海一部奇书。”这个评语深刻、准确地评价了《革命百里洲》，富有学术性、导向性和权威性。而许多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更直接，认为是一部经天纬地、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史诗式作品，因为书中表现了政治上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清匪反霸这些重大事件；
经济上从民国初兴时的农商繁荣，到灾荒年“吃大户”，再到土地改革；
文化上从传统戏剧，到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之歌，再到新文艺的红火热闹，都写得跌宕起伏，极具时空感和纵深感。同时，由百里洲辐射开去，从南方到北方再到全中国，用小事件表达大历史，彰显出作品的细腻性与宏阔度，获大奖是必然的。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特大地震，这是一次没有任何预警、损坏性极大、人员伤亡很多的越级自然灾害，举国上下，全民救灾，人人都在做奉献。作为富有责任感的赵瑜，肯定不会坐视不管。震后的第一时间，他放下其他写作项目，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地震灾区，辗转多地，目睹了各界人士，尤其是山西各路抢险救援队伍的感人事迹，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遂联合作家李杜，合著了长篇报告文学《晋人援蜀记》。这是全国首部以一省抗震救灾事迹反映抗震精神、民族大义的报告文学，正如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出版语概括的：“这许许多多的山西人在灾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全国人民心系灾区、情系灾区，齐心协力抗击灾害的磅礴力量。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从机关到基层、从街道到学校，历经险阻的千里大驰援，处处涌动的爱心大奉献，共克时艰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汇聚成全民族风雨同舟的强大合力。”
《晋人援蜀记》采取赵瑜惯用的叙事方式，宏观与具体相结合，写人与讲事并重，以山西省大后方为主体，同时兼顾救援前方，翔实地记述了山西人民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为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所做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
同时，扩大视野，以山西人民援蜀为缩影，反映出全国人民在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可歌可泣的行为，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国难时迸发出的伟大民族精神。时任山西副省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张平，特别赞赏这部作品，他评价说，山西文学界一直有一个关注现实生活，关注百姓命运，敢为人民代言的优良传统。《晋人援蜀记》既有对文化积淀的透视，也有对时代精神的张扬，把前方和后方结合起来，且以大后方为主体，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空间，也引出了深刻的现实思考。山西人民在这次抗震救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义字当先、义勇争先、义无反顾、义薄云天的崇高品质，正是整个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面临国难时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坚强不屈、勇于胜利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下的具体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其实不只是在写山西，而是在写全中国，写全体中国人民。全国文学评论权威雷达评价《晋人援蜀记》时强调，该书“选择民间视角，使用民间话语进行描述，语言亲切；
作者深入一线，创作时又置身其中，而非站在外面观察，所以极易打动读者。”
赵瑜在完成《晋人援蜀记》之后，马不停蹄，连续奋战，于2008年年底，又和作家柴然合作创作出长篇报告文学《开眼——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记》，全景式地反映了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就是伴随着电的光明睁开眼看世界的过程，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不以电的动力为引导。当赵瑜从资料中和媒体上得知，在“老少边穷”地区，还有近200万农户、1000万农民没有用上电，他感到震惊，心情特别沉重，从而产生了深入了解和写作的想法，于是，跟柴然完成了这个写作工程。
赵瑜和柴然用了70多天时间，纵横万里，走了8个省份的“老少边穷”地区，所到之处都是崇山峻岭，穷乡僻壤。让他们感触最深的是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那些“老少边穷”地区，特别是没有通电的地方，农民们还过着让人想象不到的落后生活，他们对电有着无比的渴望。赵瑜和柴然看到了村民们在电灯大放光明时刻的欣喜若狂，体会到老百姓对电的浓烈感情。他们还听到了许多震撼心灵的故事。赵瑜说：“这个工程的背后值得记录的故事太多了。这些故事冲击了我们的心灵，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记载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当然，我们想强调的是，‘户户通电’工程并不是一个慈善工程，更是极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对于自己笔下的那些农电职工，他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农电职工的命运，去书写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一个作家，有一条是不能放弃的，就是平民意识。草根文化也是文学的根，是作家的根。而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倾向，只有和今天的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意义，才有用处，要不然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平民化的写作可以延长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丰富一个作家的人生。”事实上，我们每一位读者的感受是相同的，那就是，读《开眼》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的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今天实现户户通电的综合国力。
差不多跟《开眼——国家电网户户通电工程记》同时发表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让读者看到了赵瑜报告文学写作的另一条路子。他把题材领域从现实关注转向历史探寻，把叙述方式从尖锐深刻转向温情脉脉。因而，甫一问世，便受到众多文学编辑、作家朋友和评论家的高度赞赏，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相同的：本书的创作过程，不光是赵瑜自己的一种有益而成功的尝试，也是2009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于是，获得《中国作家》年度大奖等奖项，也就顺理成章了。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赵瑜在文学写作旅程中的一个插曲，却证明了他报告文学写作具备的多样化与全面性能力。
《寻找巴金的黛莉》表达的是赵瑜对文学泰斗巴金先生的敬重，对普通读者黛莉与名家交往的赞许；
也可以说是抒发对一位逝去长者的追思和怀念之情。他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没有怎么重现巴金与黛莉交往的经过，只是真实而客观地讲述有关发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实在是曲折复杂，读来真是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故事中人黛莉对自由的追求，书写者赵瑜饱含的激情，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示。事实上，这本书表面写的是寻找，内里却是在不断地反思。既有对过往事件的思考，像革命、抗日、土改、新社会，甚至是一些政治运动，一个时代的动荡，几十年社会的大变化，那个叫黛莉的女子都经历了，赵瑜的笔墨也触及到了。他的思维仍然是那么开阔，笔力一如既往纵横捭阖，把要寻找的黛莉置于宏大的中国社会背景中，总有意想不到的阻隔，总能出现柳暗花明的结果，人物命运在他的笔墨书写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这部作品在记述寻找黛莉的过程中，涉及到许多相关的人物，赵瑜没有怠慢这些值得刻画的普通人，书中展示的是一群人物的整体命运“传奇”，正如他自己所表达的：“今天的现实无疑是从历史推衍而来的，任何民族都只有把历史看成如自己的宗教般那么重要，才能更好地关注当下。所以，文学作品的创作不能停留在一般的现实和政策层面，因为你关注的这个问题很可能不久就能得到解决，一旦得到解决，作品就没有意义了。因此，要从历史上、从更深的地方去关怀民众，才能告诉大家一些更丰厚的东西。”
赵瑜正在集中精力创作《寻找巴金的黛莉》期间，临时完成了一项奉命之作——《王家岭的诉说》。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写作经过像《晋人援蜀记》一样，是带有突发性的：2010年3月28日，在山西西南部河津县境内的王家岭煤矿，发生了严重的透水事故。当时，井下有261名矿工作业，透水事故突发，侥幸升井逃生108人，余下153人被困地层深处，环境险恶，命垂一线。经过从中央到地方多部门多工种的通力合作，科学施救，最后抢救出115人，38人遇难，在中国煤矿灾难史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救人纪录；
但是，这次事故也暴露出许多煤矿安全生产方面的尖锐问题。在救援进行过程中，山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家协会，组织作家深入救援现场，进行采访，为之后的创作准备材料，指定由赵瑜率队，鲁顺民、李骏虎、黄风、玄武四位青年作家参与，奔赴救援第一线。他们通过大量现场采访和之后的追踪访谈，积累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写成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王家岭的诉说》一书。这部作品证明，赵瑜作为带头人，组织多人合作，分头采访，集中讨论，最后他单人执笔写作的方式是可以成功的；
同时也证明，受命之作，未必就不能彰显作家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深入的思考，同样可以写出精品力作。
赵瑜在《王家岭的诉说》一书前言中写道：“由于挖煤，因而危险。这句话本身就成问题，却又是残酷现实。王家岭上，黄土千层。人们惦记着地穴中生死未卜的矿工，追寻着酿成大祸的原因。王家岭成为大焦点，网民观战发言，媒体蜂拥而至。据抢险指挥部新闻组长李福明先生相告，奔赴现场报名‘挂号’的媒体单位多达63家。我所从业的山西作家协会，这时也组建了一支作家小分队，以五名省城作家为主，奔赴王家岭。这五位作家中，我虚长几岁，其余都是中青年。一位鲁顺民，侧重纪实写作，颇多成果；
一位李骏虎，小说新获庄重文文学奖；
一位黄风，屡有优秀纪实作品问世；
一位玄武，笔法新锐，常有非虚构写作。5个人彼此间并不陌生。这次我们采取尊重个性，分头采访，材料共用，由我统一撰写成稿的方法，合力完成这部作品而不是五个单篇。这样做，反映事件或可全面些，可以更多地采集留存事件史料，有利于读者享读一部较为完整的文学报告。以前，这种合作方法似不多见，而创新尝试总是有益的。这种合作也要建立在思想观念、文化品质、生活情感相互接近基础上。山西作家们，贴近民生悲苦，关注现实问题，有其共通性。你不妨一路读去，我想，你会融入这次沉重的合奏中。”他在这部作品中，延续以往写作的总体思路，既有宏观的分析判断，对国内外矿山救援历史作了归纳总结，从中探索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更多的是真实地表现各方人员在这场事故中的所作所为，他的立脚点是让人物讲出最核心的话题，让读者从不同矿工口里感受到当时他们被困井下的状况和心里的想法，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同时，对关键位置上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的决策、指挥，也予以深刻表现，充分展示了纪实文学的特性，在众多关于那场事故救援的书籍、报道作品中，是独树一帜的，展示了赵瑜在重大社会问题写作上的过人功力。
2010年出版的《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延续了赵瑜多年来报告文学写作的总体走向，关注的仍然是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铁路建设是我们国家新世纪以来基本建设的核心工程之一，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宜万铁路（湖北宜昌到重庆万县）的建设过程，折射出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经济、政治轨迹，承载着好几代中国领导人和无数民众的理想。铁路建设也是交通运输行业的组成部分，赵瑜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成名作《中国的要害》写的是公路建设，同样是交通运输建设，因而，这次写铁路建设，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只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交通运输行业的进步是翻天覆地的，运行体制发生了很大变革，他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交通运输，思考的方式也作了进一步的调整，所涉及的问题有了深入的拓展。
赵瑜的这部《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以宜万铁路建设过程为叙述对象，以分析思考为主要基调，以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为价值追求，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铁路建设的艰难曲折，而作品中所写到的筑路工人，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人的价值追求。阅读作品，笔者能够强烈感受到，赵瑜一如过去，仍然是以诚挚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全方位采访，全身心创作，其深远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同样在不断超越自己。他透过这部作品的采访和写作，思考了许多政治、历史、经济、文化、人性问题：这条铁路，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拼死没有打通，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没有打通，国民党政府没有打通，到新中国成立数十年几上几下，还是没有打通。直到新世纪，宜万铁路建设才终于完成，于是，也就成为中国以至世界上铁路建设中非常罕见的工程。一段全长300多公里的铁路，建设如此艰难，这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铁路？我们为什么历经百年不放弃它？我们为什么历经百年打不通它？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新世纪终究建成？赵瑜认为，其中原因，首先是这条铁路穿越的是特别险恶的崇山峻岭，施工条件复杂，技术难度很大；
其次是资金投入跟不上需求；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体制对修建这条铁路的制约非常明显，在许多关键时刻，总是有非铁路建设的力量左右着这条铁路建设的成败，社会体制的不断变换让铁路建设难以适应，相关掌权人物经常以个人意志决定工程建设，甚至有人完全凭兴趣或者人际关系代替科学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看，赵瑜的这部作品，讲述的是宜万铁路建设过程，却也是在书写中国铁路百年历史的走向，探讨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研究不同时期人性的特点。
《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的叙事文体有些特别，赵瑜表示，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尝试一种新型的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文体方式。笔者注意到，他一直比较关注报告文学的文体变革，一直希望对它的叙事方式有所拓宽。事实上，创新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生命。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就要不断提高文学修养与思考能力，用创新意识去写作。赵瑜就是要用这部作品证明自己在探索新的文体表现路子。从作品中能够看到，他特别加强描写各个层面上的人物，尤其重视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基层干部和职工，像小说一样，细腻刻画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写他们的家庭、婚姻、爱好和人情世故，写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果断抉择和在琐事小事面前的宽容大度，充分显示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赵瑜通过表现这些铁路建设人的命运，去展示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人生，同时也把宏大的主题映衬得丰富深刻。
《篮球的秘密》是赵瑜继《强国梦》《兵败汉城》问世二十多年，《马家军调查》出版十多年后重新聚焦体育题材、历时三年创作的又一力作，2011年春天推出后，在广大读者中，尤其是体育界和关心中国体育事业人们中，反响一如既往地热烈。在这部作品中，赵瑜虽然以篮球为切入点、以广东省东莞为坐标，说的是篮球界的事情，但涉及和思考的却还是中国体育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他继续了对现实的犀利批判锋芒和独到思考，再次强烈地呼唤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在这本20余万字的书中，赵瑜深刻指出，中国体育体制尽管不断调整，但是，存在着的明显弊端并没有根本性铲除，必须要尽快向体育民间化和社会化转变，体育一定要与教育紧密结合。他以大量生动翔实的事实，揭示了体育的本质在于人民大众的需求，健康比金牌更重要。
阅读《篮球的秘密》，我们时时处处都能强烈地感觉到，赵瑜是在书写东莞的篮球发展历程，其实表达的是疾呼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那种急切心情。这就强烈表现出具有鲜明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赵瑜，对于社会责任的一种勇敢担当。从《篮球的秘密》中传达给读者的，除了对于金牌战略与体育管理部门衙门化痼疾的充分反思，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赵瑜对于从事篮球事业人们未来出路的思考。应当说，篮球人未来的出路，直接关系着篮球事业的发展。在现行体制下，篮球人面临着退役后如何解决生存的严峻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其实也是对国家体育人才制度的有力拷问。
报告文学写作如何创新文体，是赵瑜新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机会终于出现了。他从小生活的晋东南有一些发小，进入新世纪以后，为了急于挣钱摆脱贫困，跟上包工头，远赴缅甸北部的野人山挖金，其中的经历惊心动魄，很有刺激性，也很有典型性。赵瑜知道这件事后，意识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报告文学创作题材，列入了自己的创作计划中。关注了几年后，他决心付诸实施。于是，他做了充分准备，包括性命可能遇到的危险，生活可能遇到的艰巨，都有了预案；
同时，对野人山的历史与现实文字资料，也广泛搜集，熟悉了那个特殊地方的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特点。
2012年3月，赵瑜驾上他的越野车，穿越山西、河南、湖北、重庆、贵州，抵达云南腾冲中缅边界，通过淘金乡友的帮助，深入缅北野人山区，与淘金汉子同吃同住，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地采访。他以过人的胆识，冒着湿热瘴毒，规避纷飞战火，勇闯原始丛林，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淘金人独特的生活境况。回到国内后，赵瑜精心写作文字、编辑图片，于两年后推出了中国首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野人山淘金记》，让文学界和摄影界耳目一新，在赵瑜的报告文学写作中，以一种新的文体面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缅北淘金场位于野人山原始森林深处的激流江畔。野人山并不是一条山脉，而是指缅甸密支那以北大部分山地。那里林广人稀，过去只有几个尚未开化的部落居住，却盛产金沙。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在那里与日本侵略军生死搏战，血染丛林。新世纪以来，淘金者们与当地军事力量进行交易，在枪口下缴纳税金。交易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死亡忧患。中国与缅甸土地相接，山水相连。两国人民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缅甸一方却依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多年来，缅甸政府军与缅北族邦独立军对峙，使得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用赵瑜《野人山淘金记》中一位冒险家的话说：“那里好像咱们民国年代，军阀割据，枪杆子说话。”社会历史在不断推进，野人山一带丰厚的黄金资源，引发了来自世界各地逐利者的狂热，其中近邻中国自然不甘落后，许多急着发财的各路人马，使用各种手段，合法或者非法跨过国境，踏入野人山，企图圆他们的富人梦；
然而，这条淘金路远非是他们想象的顺畅，其间充满了诸多的凶险与未知。
赵瑜在《野人山淘金记》中，主要是记述一些淘金冒险者的淘金赚钱坎坷经历；
同时，探讨这些特殊人复杂的心灵世界，挖掘他们不同于常人思维方式与处事行为的形成基础。他们明知淘金这条路风险极大，但是，又为了获得利益不得不去铤而走险，人性与利益，善良与丑恶，侠义与争斗，这些性格集中体现在他们身上；
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家园意识，却成为他们坚守的底线。
《野人山淘金记》还有一个内容不是主要表现的，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那就是赵瑜通过大量文字书写和现场摄影作品，对缅甸北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警示。生态环境保护是全人类面对的问题，许多地方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赚钱，不惜破坏生态环境，酿成了难以弥补的惨状，给后代子孙造成祸根。赵瑜目睹缅北野人山一带，大型淘金机械的生产严重破坏了生态植被，接下去的化学吸金后，必然要排出大量有害废水，促使当地的水土流失或者变质，不断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原著居民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方式和生活居所，生存危机逐渐加重。赵瑜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地揭示人类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危机的后果，让更多的执政者以及普通人，都能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性与迫切性，采取措施，改善生产方式，还给大自然本来状态。
《野人山淘金记》最大的亮点，是一种文体的创新。这部书既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又是一部长篇纪实摄影作品，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报告文学以文字呈现，文学的特有意蕴与文字的特有魅力，是其他形式无法代替的；
而纪实摄影同样有自身的特性，其光影的作用与现场感的境界，也是独特的，对读者的冲击力非常强大，人们有一个共识：当今社会就是读图时代。赵瑜在这部作品中用文学的方式讲述野人山淘金者的内心世界，用图片还原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和场景，二者相互补充，相互说明，效果出奇的好。据统计，本书文学部分一共八万多字，比一般的长篇报告文学少很多篇幅，在赵瑜之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是字数最少的；
而图片有800多幅，是从3000余幅中选出来的。这800多幅图片，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版面，本身就是一个全景式故事结构。因此可见，在这部书里，图与文之间不再是像以往同类书那样，图片只起插图作用，附属作用，而是一部完整立体的图文交融之作。在这部作品出版不久举行的研讨会上，时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会议主持人黄宾堂的一段开场语，就是最好的评价：“赵瑜在形成文本过程中，实际上有三重创作：文字创作，摄影创作，还有图文融合的创作。本书文字只有八万字，摄影作品则达八百余幅，摄影作品是这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于文字的‘插图’，图和文齐头并进，图能说明的地方，文字隐去，所以为了适应这种结构，文字部分的创作基本是单线条叙述，如果搞纵横交错的结构，图说部分就不好融合了。所以摄影作品的取舍，包括最终放在什么位置，与文字如何契合，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部分的创作甚至花费了赵瑜两个月的心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我国第一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有着探索和创新意义。”
事实上，赵瑜自己的文体创新意图是非常有计划有目的实施的，他说：“这本书是图文并举的合谋。我希望作家拿起照相机来，同时希望摄影家拿起笔来。两者紧密结合，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写作朝代。……时代在前进，传播手段在变化，你忽略它，它仍在前进在变化，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它。图像与文字相结合是我的一个愿望，继而实验，也是为了让作品获得更好的生命力。不管是批判还是好评，形式的实验是为了探索，而不是定论。”由赵瑜这部《野人山淘金记》的创作及其反响，让文学界许多作家和理论家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给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提出了新的期待。以往，报告文学在文学的基础上，吸收了新闻写作等方面的许多内容，使得自身在思想深度上，在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上，有了明显突破。这些年，随着异军突起的互联网、以及影像技术的强烈冲击，报告文学出现了一定的危机，读者队伍在减少，影响力在缩小，仅靠文字，如何能够与网络和影像竞争？赵瑜提供了一个示范，报告文学同样可以吸收摄影等艺术手法为我所用，从这个角度考量，意义当然是重要的。
2012年，中国作家协会经过认真筹备，启动了一项宏大的国家级文化建设工程，集中全国文学界以至文化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有这样的说明：“这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文化出版工程，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文化普及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编委会遴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120余位历史文化名人，其中有唐代最著名的诗人白居易。确定作者的标准是：“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应当说，赵瑜是特别符合这个标准的作家，因此，编委会将撰写《白居易传》的重任交给他。赵瑜非常明白这项创作工程的深远意义，承担起了重任，并当作一段时期自己最中心的创作课题。
赵瑜为什么愿意承担撰写《白居易传》这项任务？他在接受《映像》杂志记者王芳访谈时作出回答：“我们这一代作家，最熟知革命文艺，乃至苏俄文学，却没有系统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化，这是‘文革’造成的。写作这么久，完全靠自己东拉西扯地学习，生吞活剥，对古典文化的了解浮皮潦草，缺失了古典文化的训练和修养，几近无根之木。与三十年代学贯中西的作家相比，更是汗颜。因而看待现实问题也会缺少历史眼光。写到一定程度，很需要补课，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国文化达到了高峰，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地学下来，必有收获。看待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不能简单盲目，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或肯定。写作《白居易传》的过程，更感到如此，就算给自己充电。对历史，对传统文化，对古典文学有了一定深度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指引写作，是大有益处的。”这是一个成熟作家的真情袒露，虽然没有新奇时尚或者说博人眼球词语，没有故作深沉高雅之意，都是众所周知的大实话，却是最有用的，最真诚的，也是一个作家能够保持创作良好状态的保证。赵瑜把这样的理解付诸实施到了整个创作过程中，写出了一部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作品。
白居易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诗人，在唐代群星璀璨的诗人中是顶尖者，与李白、杜甫一起担当领军人物。白居易一生写了三千多首诗，许多诗作流传成为经典，家喻户晓，老百姓都可以随口吟诵。从唐朝至今，专家学者及爱好者对白居易诗歌的研究著述多不胜数，是永恒的文学文化课题之一。除了诗歌，白居易的散文，同样是一个高度，成为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支撑；
而他提出的文学创作理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至今仍然是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除了文学家，白居易还是政治家，从最初的进士及第起步，一生担任过众多官职，治理过好多地方，更做过朝廷重要部门的掌管人，早年就提出了“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的政治主张，展示其忧虑国事、为民请愿的民本思想，他对政治的贡献，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赵瑜从2012年接受创作《白居易传》任务后，首先认真领会丛书编委会的要求：“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反对戏说、颠覆和凭空捏造，严禁抄袭；
作家对传主要有客观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物精神概括与提升的独到心得，要有新颖的艺术表现形式；
新传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这样的要求，虽然有些概括性和全面性，但是，指向性却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是相当高的。尽管赵瑜已经是名满天下的作家，但他一点也不敢轻视，从搜集相关材料、走访白居易的轨迹、梳理研究多方资讯、确定自己创作纲要，到进入具体书写、反复修改；
之后交丛书文史组专家和文学组专家审定，按照专家意见再作修改，正式出版时已经是2021年5月，前后竟有9年时间。可以说，这是一部精心创作的人物传记，在赵瑜文学创作历程中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阅读《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笔者能强烈地感觉到，赵瑜透过白居易的坎坷人生、文学创作道路、官场沉浮，以及其众多优秀诗歌、散文、文论，希望文学这种最具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形式，能够成为国人文化生活的高尚内容；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为官者，能够站在广大老百姓立场上决策施政，为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尽责。这部传记分为上中下三卷，共55节，另外有两份附录《白居易年表》和《主要参考文献》，全书34.5万字。赵瑜尊重史实，追求真实，文笔上又力求生动传神，将历史感与文学性融合一体，塑造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诗人、散文家、政治家白居易形象，达到了丛书编委会所要求的“水平应当高于已有同一人物的传记作品”要求。
从赵瑜的《人间要好诗——白居易传》，我们读到了白居易复杂的生平与写作经历。他怎样读书，他怎样当官，他怎样写诗，他怎样交友，人生沉浮之间，自有诗情画意，凸显文学魅力。赵瑜不仅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文学家、政治家，甚至可以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中唐社会；
不仅史料翔实，而且有独特的见识。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显赫时期之一，经历初唐、盛唐的辉煌，到了白居易生活的中唐阶段，政治、经济、文化都出现向衰趋势，社会矛盾突出，各类问题积累，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是特别不容易的。许多白居易传记书籍总是推崇白居易的诗，却往往忽略了承载着白居易主要施政思想的《策林》75篇。赵瑜思考到这个问题，认为有必要与读者共同鉴赏《策林》诸篇，以利于弄清青年的白居易怎样看待中唐政治与社会、知晓其诗歌创作是建立在怎样的思想基础上。这样写，立意新颖，可以吸引读者上下求索，重构史实与诗人的关系。赵瑜对唐代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包括复杂的唐代官制，在写作中都作了精心梳理和研究。他认识到，由于唐代思想文化的自信与开放，才造就了诗人们诗以言志讲真话，所以好作品层出不穷。赵瑜还特别注意到白居易早晚期诗歌的不同风貌，以辩证思维方式，从诗人仕途环境的变化和生活磨炼的观照，借以还原了白居易一以贯之的平民诗人形象。这样的传记，自然有着别具一格的人物风貌，也有着独特个性的文化意蕴；
尤其是摆脱了人云亦云、人物单一的毛病。
白居易诗歌根须扎得深厚，受众极为广泛，上至当朝皇室，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歌颂喜爱。赵瑜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人间要好诗”，并且用典型细节描述了白诗雅俗共赏、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情况。长安城里，豪门招聘歌伎，竞争激烈，有歌伎自我介绍：“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伎哉？”如此细节，无不令人感慨系之。白居易为官时，过洞庭寄情治水，在苏杭筑堤疏井，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拥戴。白居易爱交朋友、看重情谊、留下佳话连篇。他与元稹、刘禹锡、裴度等人几乎贯穿一生的友谊，传承了文人相亲的古风遗韵。
赵瑜这本传记中始终贯穿着白居易的创作立场和理论方向，就是忠实践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通过对白居易的挖掘，赵瑜最大的感受是：“过去，对文豪诗杰的评价往往比较简单，注意力集中于创作者的个性特征。就说白居易吧，总是说他的现实主义斗争性和人民性，唐宪宗元和年间，他和韩愈、柳宗元、李绅、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即‘诗到元和体变新’，开宗立派，好像都是个人、个性原因形成的。广为流传的《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针砭时弊，敢说‘汉皇重色思倾国’，批评‘君王从此不早朝’，一系列的讽喻诗篇，造成了白诗在中国文学当中的独特地位，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篇章。至今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才华和胆略，其个性色彩异常鲜明。但我在对他一生事迹的梳理中发现，造成这种文化现象，个人因素是有的，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唐代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才可能造就一大批这样的作品和诗人，才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篇，杜甫又深重地影响了白居易。白居易又影响了晚唐的皮日休乃至宋代的苏东坡。唐代思想文化的自信与开放，允许他们发挥，文字狱最少。唐朝整个知识群体乃至全社会都有发言权，大人物和小百姓，都敢于以诗言志讲真话，好作品层出不穷，诗歌成就至今无法超越，对于外来文化也能接受，并融为己有，是真正的海纳百川。……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为官使命，是说文学更应该关注现实，并要向君王谏言。唐朝许多成功诗杰，都是政治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不论是政治主张还是文学主张，在白居易身上是统一的。”
赵瑜对白居易的评价：“是个真性情的正派人，体现了中唐文豪诗杰的才华和风骨。他爱诗，就像写日记似的写诗，世称‘诗魔’。又爱直言纪实，也就留下了唐代生活的真实记录，成为考察中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文本。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也为中国诗歌造就了世界级影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后世影响极大，如今面对中国文坛，犹可深思。”
这部传记，从文本层面看待，一是做到了真实性（非虚构纪实性）、知识性（专业化）与可读性（趣味性）的统一。这一点，在《白居易传》里处处可见，精彩细节触手可及。二是有专业知识支撑。应该说，赵瑜不是研究古今诗词歌赋的专业人士、学者教授，如何把非常具有专业色彩的传主写好，大不易。接受任务后的赵瑜整整三年没动笔，一头扎进图书馆读书，专门研究白居易各种文献资料。笔者注意到，仅《白居易传》后面附录的主要参考文献，就达59部，囊括了古今中外专业人士对传主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整个唐朝历史社会学研究、基层中层高层文官制度、科举与文学、白居易散文研究、白居易诗集校注及各种评传。我们在这部传记里，感受到作者对传主诗歌、散文的熟悉，都是得益于对专业知识的谙熟。三是敢于质疑。赵瑜通过对白居易的深入研究，纠正了此前不少对白居易的误解、谬读，这一点，是他治学严谨的表现，对于今天非专业作家撰写某一专业作品，有着很强的借鉴价值。
赵瑜已经年近七十，但他的文学年龄并不老，创作激情更不衰，相信他还会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不断呈现新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