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缺席的母亲——双雪涛小说论
□ 刘秀丽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
在金庸的小说中，很多主人公是没有父亲的。我们熟悉的那些侠肝义胆的大英雄，如郭靖、杨过、袁承志、令狐冲、张无忌等等，都是孤儿，他们要么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要么在非常年幼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也有一些看起来例外的情况，《天龙八部》里段誉的生身之父段延庆依然健在；
萧峰的父亲萧远山、慕容复的父亲慕容博都是假死，他们实际依然活着，甚至以别样的方式参与了儿子们的生活；
虚竹虽然被遗弃却不是孤儿，他的父亲——少林寺玄慈方丈，甚至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这些父亲尽管在肉身上依然存在，可就一个父亲在儿女成长过程中应该承担的义务而言，他们与那些已经死去的父亲无甚差别！这些父亲并没有在子女的成长中尽到一个父亲的职责，没能在他们年幼时给予良好的养育，在他们的成长中给予应有的守护，在他们人生遭遇困境、选择遇到困难时给予引领和指导，以父亲的名义帮助他们肉体上长大、能力上提升、精神上成熟。无论活着与否，他们都缺席了孩子的成长，未能履行父亲的职责。
这种父亲的普遍不在场并非巧合，它是金庸小说中人物关系设定的一种技巧。在武侠小说中人物所处的文化语境下，父亲对子女具有绝对的权利，这种权利远远超越其他人际关系。所以尽管萧远山并没有对萧峰的成长尽责，但当萧峰知道父亲依然活着，并且他一直承受的冤屈皆为父亲所为的时候，他认为他父亲杀害了这些人，与自己所杀并无区别，自己一直以来承受着杀人犯之名，并不冤枉。这就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父父子子”观念的支配下，父亲的绝对性和不可替性。而金庸在设定人物关系时父亲是缺席的，父亲不能履职的时候，其他人才可能在主人公的成长中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义父、师父、女性。而且，这些对其产生影响的人不像父亲那样不可更替，于是主人公能够在不同角色的引领下，在武功上日臻极致，在人格上阔大开来，最终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父亲缺席的这种写作：小说中的人物在无父的状态下一路摸爬滚打，逐渐成长或随波逐流。他小说里有些孩子的父亲可能在监狱里服刑，比如《走出格勒》里“我”的父亲从“我”幼年到“我”结婚，都一直在监狱服刑，在父亲刚去服刑的时候曾要求和母子断绝往来，并拒绝母子二人的探视。有些孩子的父亲因为婚姻破裂或其他不可饶恕或不可知的原因缺席家庭和孩子的成长，《女儿》中小说家的邻居有一个6岁的小男孩，父亲离他和母亲而去，留给他们一套大房子。《松鼠》里，男孩周五夜晚爬到他所仰慕的女孩马丽叶的家里，发现马丽叶的父亲不在家，她和她的母亲睡在一张床上。《猎人》中，有一个往婴儿车里放布娃娃的男人，因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再也无法和两个女儿相见。《自由落体》里张舒雅好几年没见着他的父亲，“自从他搬走，就没见着他”，当孩子在似梦非梦的状态下见到父亲询问为何不回来看望自己时，父亲说：“忙，见完还想。”双雪涛笔下这些缺席的父亲，如果用社会价值来判断他们是不是好人，他们大抵有道德的瑕疵，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甚至有违法犯纪的事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情感层面的价值，双雪涛没有在缺席的父亲与子女之间制造仇恨——在儿女的眼中，父亲虽然不在自己的身边，但他们对于父亲这一角色依然会有温情的体会。双雪涛笔下的父亲中能像《平原上的摩西》庄德增那样发迹的极少，多数都是再普通不过的父亲，《聋哑时代》中有一段描述父亲的：
也就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我多么地依赖他，好像只有在他的注视下，我才能放心大胆地吃下一个个冰激凌。虽然他经常揍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像每一个平庸的父亲一样，可是他就像一根房梁，顶着摇摇晃晃的屋顶，可屋顶从没有掉下来，而我就在这屋顶下面过日子。
这段话映照出双雪涛笔下人物之间的情义。世人眼里的普通人，世俗意义上平庸的父亲，在儿女心目中依然是不可更替的顶梁柱，具有一种虽不崇高但却伟大的力量。尤其放在动辄拼爹的时代语境下，与电视剧和社会新闻里亲人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的剧情相互参看，这种普通人的温情、亲人间的柔情就显得更加珍贵。这种写作，展示出双雪涛小说一种可贵的品质——对待这个世界的柔情。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尖刻的小说家，他们常常不惮于向我们展示人性一切恶的极致和可能性，这也难怪他们——实际生活中暴露出来的恶人与恶行之可怕、之极端、之反人性，甚至远超小说家们的虚构。可是有的小说中对生存的时代和无奈的人们充满了恨意，流露出一种对人物大肆杀伐的快意，多么可怕的情感，对人没有爱，对人世没有关怀，这是刽子手一般的小说家。双雪涛代表另外一类小说家：在寻常的人生中见证力量，在灰扑扑的生活里找到温暖，在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家庭里找到存在的意义。
双雪涛的长篇小说《聋哑时代》和多数短篇小说，有一个基本的主题是青春少年的成长：少年如何度过青春期、从家庭走向社会。这一阶段的孩子周围的主要人群是家庭成员、师生友朋和可能的恋人，他们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纠缠也主要集中在亲情、友情和爱情上。因此，父亲和母亲在双雪涛的小说中是特别重要的人物类型。而双雪涛的小说中，许多的父亲和母亲恰恰缺席了儿女的青春时代，具体表现为三种：父亲的缺席、母亲的缺席和双亲的缺席。前文探讨了父亲的缺席，父母双方均缺席的情形在双雪涛小说中不太多。《走出格勒》这篇小说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女孩老拉，这个小混混和姥姥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不知所踪，母亲也不在身边。《大路》中的主人公的双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于一场惨烈的火灾中去世，他在叔父的抚养和工读学校的规训中长大。《Sen》中的侯森夜对孤灯，想起母亲早逝，父亲意外死亡，自己远渡重洋学医的经历，想起朋友的儿子英千里和自己一样成为孤儿。《武术家》中的窦斗母亲早逝，在他15岁那年父亲也被日本人杀死，他唯有只身到北平求学。在这一类写作中，双雪涛无意为人物卖惨，对于双亲去世这件事本身并不做过多渲染和介绍，仅仅作为交代人物当下生活的一个必需的注释。
母亲的缺席，是双雪涛小说三种长亲的缺席中最为常见的一类。从数量上来看，母亲缺席的小说也是这一类小说中数量最多的。这些母亲不能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守护在他们身边，正如父亲的缺席一样，孩子们在母亲缺席的状态下会遇到很多的困扰与艰难，但是他们只能独自面对。从儿童心理和生理需求来讲，越是低龄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性越强，母亲缺失对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突出。这里面也分为几种情况：
有些母亲死去了，也许在生育孩子的时候即已死亡，也许在孩子尚在襁褓时死去，也许在孩子年幼时病毁，她们在肉体上已然毁灭，当然客观上无法陪伴孩子的成长。《平原上的摩西》中小雯的母亲就因生小雯难产而死，独留下父亲将女儿养育成人。《女儿》中的情形比较特殊，在小说的内置文本里塑造了一个女孩，她的母亲被她的父亲杀死。母亲原本是奉命来杀害父亲的杀手，但是爱上了父亲，在伴随父亲逃亡并为父亲生下女儿的时刻，父亲从母亲身边接过孩子，然后就把母亲杀死了。
有些母亲主动选择离开家庭，她们为了自己内心的某种情愫或追求而离开孩子。这些母亲表现得非常坚决，她们走的时候没有拖泥带水，走之后也基本不会回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大师》当中小黑毛的母亲在孩子十岁的时候突然离家出走，没有对离开的理由做交代，也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她也没有再次出现。《平原上的摩西》中小中医孙天博的母亲忍受不了父亲的拳头跟一个卖麻辣烫的四川人跑路，在北京开了一家川菜馆。多年以后警察找到她打听情况，告诉她丈夫去世的消息，她说从自己走那天开始，就和天博父子没有关系了。
母亲主动离家，抛弃幼子，这种现象在《光明堂》达到极致。小说中“我”的母亲离开父亲，跟同事到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小说里另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是柳丁，他被母亲包在包袱里丢在艳粉街的丁字街口，包袱里留有一张纸条交代了母亲的去向是北京，并让孩子的姥姥先照看着孩子，母亲从此杳无音信。第三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是“我”的表妹姑鸟儿。父亲找了一份工作要离开家庭，便让“我”去投奔三姑，没多久三姑追随的林牧师被人杀死，三姑在光明堂倒塌之后把姑鸟儿托付给“我”，然后只身奔赴南方。“我”的母亲，姑鸟儿的母亲，柳丁的母亲，都以极其敷衍的理由离开儿女，她们出走的时候也许都想着很快就能回来，然而她们终未回归。
还有一些母亲，双雪涛在小说里对她们进行了非常模糊的处理。有时小说并不打算交代清楚她们的去向。《武术家》中的窦斗15岁时父亲死去，他到北平求学，在月台上买第二个烤红薯的时候，“他忽然想起母亲，他对母亲的印象已经模糊，只记得她手里常拿一只大花碗，里面盛的是给他吃的东西”。那么他的母亲哪里去了？是死是活呢？不得而知。《心脏》这一篇，母亲甚至没在小说中出现，通过父亲心脏病发作时只有父子二人独自面对、儿子面对渐渐死亡的父亲考虑到父亲逝去以后他的生活里只剩下自己一人这些情节，可以推断出母亲淡出了这对父子的生活，但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则不好臆测。
双雪涛小说里这么多坚决出走的母亲，她们在离开家庭的时候表现得很果断，很无畏。她们是否不爱孩子呢？由于双雪涛的小说较少从母亲的角度进行叙事，即使《平原上的摩西》这种多声部叙事中有母亲的部分，但背负过多心事的母亲并没有将叙述的重点放在母子之间，所以我们只能零星地见到母亲对孩子的态度。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情节和细节的蛛丝马迹来感受母亲们的心态。
首先，每一个母亲在离开的时候都信誓旦旦，她们或者在言语上，或者在文字上，承诺自己会回来看望孩子，三姑还让自己的哥哥对女儿姑鸟儿的花费记账，以便回来的时候还钱给他。这既可以看出母亲们在出走的时候对孩子的眷恋，也可以认为母亲们在出走的那一刻并没有打算彻底抛弃孩子，而是将放下孩子作为暂时的应对之策。由于现实的原因她们可能无法带着孩子一起出走，但孩子依然是她们离开时最大的牵挂。其次，不管包裹起多么坚硬的外壳，说出让人听来多么无情的话语，儿女都是在她们内心无法割舍的对象。小中医孙天博的母亲比较特殊，她当年出走之前问过儿子如果父亲和母亲分开选择谁，儿子选择了父亲，所以她不是不打算带孩子离开，而是尊重了孩子自己的选择。她尽管说出一旦出走就与这对父子没有关系的决绝之语，可到底在心里割舍不下，她想从警察那里打听儿子的消息，问儿子结婚与否。
这就是母性。双雪涛笔下没有变态的母亲，他写那些符合人情的、符合常理的母亲。这个母亲，无论转身时多么坚决，母亲的精神特质都决定了她无法割舍。也因此注定了母亲们在身体上缺席孩子的成长，却依然能够对家庭和孩子的关键时刻产生重要的影响。《大师》当中和尚多年后来找父亲报仇，父亲需要决断是否与和尚下棋，爷儿俩在商议时有一段对话：“我说：爸，下吧。父亲说：如果你妈在这儿，你说你妈会怎么说？我说：妈会让你下。父亲笑了，回头看着和尚说：来吧，我再下一盘棋。”实际上母亲在小黑毛10岁的时候突然离家从此未归，爷儿俩一直回避谈论这个话题，但是到了家庭存亡攸关的时刻，却以母亲的角度来进行决断，并且父子间达成默契——这就值得我们去思考母亲意味着什么。
双雪涛小说中也有一些生活在孩子身边的母亲，这些母亲普遍表现得难以亲近，子女们总是感觉与母亲之间有着难以言明的疏离。庄树与母亲的关系最为典型。在庄树看来，母亲和他很是隔膜，他小的时候，母亲的精力和关注在小雯身上，而他长大了母亲又周游世界，无暇顾他，连他大学毕业的典礼母亲也不参与。但不管对于他还是对于父亲庄德增而言，母亲都是家庭的轴心。父亲即使喝得烂醉，总能独自一个找到归家的路，因为身在家中的母亲是父亲的指南针，能够帮他校准方位！母亲对庄树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在意，却也一样是儿子的行动指南。庄树在母亲的支持下读了警校，决定了他和小雯的关系、面对小雯的方式以及两人最后结局的，是母亲多年前的教导。《跛人》中的母亲是一名英语老师，她也是一个在场的母亲，她非常的焦虑，这给儿子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儿子在女朋友刘一朵的怂恿下离家出走，但当刘一朵在火车上的厕所里要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儿子帮刘一朵穿回衣服。回到母亲的身边面对刻板的生活，还是和刘一朵一起面对疯狂的生活和热烈的爱情？这是一个选择题，儿子选择了回家，是母亲在任何时候都得体优雅的形象为他树立好了标杆，他一定会做出第一种选择。
母亲们身体也许离场了，或者母子之间的关系较为疏离，但母爱始终隐蔽地存在，母亲们仍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家庭，影响着孩子。对于母亲的缺席或疏离，孩子是什么态度呢？孩子是无所谓，无能为力，还是心怀不满，乃至心生怨怼呢？也许受制于篇幅，也许是一种无意识的体现，双雪涛小说里几乎没有儿童视角对母亲的批评和非议。他们对母亲没有怨怼，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母亲无法陪伴自己的成长多少会让孩子心生不满、充满遗憾乃至愤恨，但是小说里并没有怨恨的情绪。我们很难在双雪涛的小说里找到儿女对母亲的负面评价，尤其当我们留意到多篇小说都以第一人称进行写作，主人公们完全有机会对母亲的出走发表自己的看法时，他们的沉默不语就显得意味深长。
被滞留的儿女不仅在行动上受到母亲的影响，而且，他们的心里非常地向往母亲。他们一声不吭地默默等待母亲归来，很多孩子对于母亲终将归来抱有纯真的信念。姑鸟儿想念离开的母亲抱着她的表哥张默号啕大哭，她担心母亲找不到回来的路，张默安慰她母亲肯定能回来，因为走出去难，回来容易。张默还告诉姑鸟儿母亲不可能忘记女儿，“她的兜里揣着《圣经》，念一遍就想起你一回”。张默这些话不仅在安慰姑鸟儿，这也是他自己的确信——他的母亲更早离他而去——他靠着这样的信念支撑自己的成长，当然，姑鸟儿也信。许多心性平和的孩子待在原地等待母亲归来，更勇敢一些的孩子则选择出发去远方寻找母亲。柳丁要和赵戈新一起奔赴北京，他们为此成了忘年交，因为柳丁听闻自己的母亲去了北京，所以北京就成了他心中必须奔赴的圣地。
母亲以缺席之身无形地影响着父亲和子女们的生活，而子女们对母亲没有怨怼，甚至对母亲的归来充满期待，乃至主动寻找母亲。孩子要找寻的母亲，一方面是那个肉身实体的母亲，是可以拥抱自己的温暖的血肉之躯，是孩子遇到委曲时能够慈眉善目地看着自己给予力量消解烦恼的母亲，是那个能拉着孩子的手在公园里转圈圈、能刮孩子鼻子会拧孩子耳朵，可能看起来非常凶恶但也会哈哈大笑的人——他们在睡梦里一定无数次期待过，在想象中无数次模拟过她。这个实实在在的母亲，应该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家里应该到处存在着她的身影、声音和气息。
另一方面，他们要找寻的母亲，也是一种母性精神的象征。我们可以通过《自由落体》中的一个小故事去探查孩子对作为精神象征的母亲之找寻。张舒雅给胡波讲述自己幼年时期的一个故事：读小学的时候她和母亲一起去郊外办事，明明是各自骑着一辆车一起走，骑着骑着母亲不见了，她迷失在一片坟地，她非常焦虑、非常害怕。她说这是自己瞎编的故事，让听者不必当真。这个找寻母亲的故事是一个隐喻，张舒雅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环境和可怕的心境，是孩子们心理世界的一种写照。这些孩子大都处于青春迷惘期，青春期的苦痛，爱与性的苦闷，学习的压力，交往的烦恼，无名的骚动……为了应对这一切，他们迫切想要找寻一种精神力量来支撑自己、充实自己。按照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这一时期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后一个叛逆期，此时儿童思维发展到抽象逻辑推理水平，因此这个叛逆也最强烈。他们渴望随时挣脱束缚，渴望找寻自我和实现价值，但由于能力不足，他们需要有所依傍而实现反抗，那个不在身边的长亲就是最好的人选。张舒雅找到的精神力量是长久离家的父亲，而那些母亲离开的孩子们纷纷选择母亲作为他们的精神源泉。
作为精神指引的母亲，是掺杂了现实和想象的混合体：现实的一面来自儿女们所面临的成长困境，他们无法依靠一己的力量来超越以上那些困顿与烦恼，所以想要借助强大的长辈的力量；
来自血亲的、掺杂着一些残留在记忆中的养育恩情的力量，但这种母亲的形象更像是想象出来的。儿女们面对的困境千差万别，对未来的期许也彼此不同，所以每个孩子对精神层面的母亲的虚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化。对于在下岗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波人，他们的眼光是向过去的。对母亲的寻找，是生活在嘈杂、变动不居的环境中的人们对一种已经逝去的美好时代的寻找。那是下岗前的时代，稳固而宁静，一切都仿佛可以预见、可以控制，母亲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岁月静好。对于在青春期急于找寻自我的一拨人，他们的眼光是向未来的。他们要反抗平庸的现实，反抗其他长辈身上体现出的生活的无望、庸俗和令人不满，从哲学层面来说这是“生活在别处”。那个不知身在何方的遥远的母亲，因为已经身在别处而产生的距离美，因为远离孩子目下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和种种不堪，被笼罩上瑰丽的面纱，代表的是诗意的远方和美好的未来。
于是，寻找母亲背后的时代意义就凸显了出来。这一代儿女的青春迷惘和成长的创痛，不仅意味着每一代少男少女走过青春期的必然性，还有他们自己的时代特殊性。这与双雪涛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他曾自述：“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黄平、张思远、刘岩、杨立青等研究者都关注到双雪涛小说的下岗主题。黄平从“新东北作家群”的角度观察双雪涛，认为下岗主题下“新东北作家群”所体现的东北文艺不是地方文艺，而是隐藏在地方性怀旧中的普遍的工人阶级乡愁，张思远认为双雪涛“自觉地站在工人子弟的角度去看待在时代变革之中遭遇挫折的下岗工人”。评论者在考察双雪涛小说下岗主题及下岗工人的时候，他们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中的男性身上，关注到父亲这个角色群体。丛治辰据此总结了针对双雪涛小说中父亲形象的两种研究方式：一种重在强调其背后的父辈的意义，对父亲做了理论化或隐喻性的处理，将之视为某一特定人群的代表，或历史转折的(往往是沉默的)代言人。另一种则是关注作为一个家庭单位中的父亲，注重支离破碎的家庭背景与青春伤痛的关系，着力探求父亲身上闪烁的宽厚、仁和的美好品质。
而对于大时代里的母亲形象，母亲们身上的精神品质，母亲面对这一特殊时代的选择及其对子一代产生的深远影响等问题，双雪涛写作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呈现，研究者则关注较少。我们可以从前文一直探讨的缺席这一角度来比较父亲与母亲，同样是离开家庭走向远方，父亲们每每是因为罪而出离，母亲们则多数因为爱而出走；
父亲们是有罪而不得不如此，母亲们是为了爱而主动选择离开。《光明堂》中的三姑，当着教众的面，与林牧师有一段对话：
刚才说到愿望，牧师知道我的愿望吗？林牧师顿了一下说，无法全知，知道一点。三姑说，牧师知道我的依赖吗？林牧师说，知道一点。三姑说，刚才你的布道，有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林牧师说，什么话？三姑说，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南方远也不远，我没有家，我这双腿，可以一直往南走。
三姑遵循自己的承诺，在林牧师被刺身亡后拿着《圣经》奔赴林牧师的目的地南方。这体现出母亲的第一重精神品质：以爱为方向。
母亲要去的地方往往在南方，多篇小说对此有明确的指示。艳粉街在北方，小说家的根据地在东北，去往南方原本可以理解成一个泛化的说法，但双雪涛笔下的南方往往明确地指称深圳，许多的母亲选择到深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就连《北方化为乌有》中母亲改嫁也是嫁到深圳(如果人物去往的地方是北京，小说里都会明确写出是北京，而不会使用“南方”一词)。双雪涛有意识地选择深圳作为南方的代名词，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东北人南下史实的再现。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母亲的这种离开是否体现出市场经济影响下人物选择的变化？一边是下岗的父亲，一边是更富足的生活憧憬；
一边是经济无着谋生乏路，一边是经济发达充满机遇；
一边是旧，一边是新。所以，去往南方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母亲看起来非常市侩，为了物质的富足而抛弃父亲奔赴远方。这当然不是母亲真实的心理动机。三姑们已经用身体的行动告诉我们，母亲们纷纷放下家庭，放下子女，奔赴远方，与其说是市侩的、物质的，毋宁说体现出母亲们作为妻子的第二重精神品质：主动地追求。
这种主动并非个体的偶然，是双雪涛小说里母亲们一贯的品质。这种品质也同样得到父亲的认同。《刺杀小说家》中外出寻找女儿的父亲在优柔寡断的时刻有一段心理独白：
多么果断的女人，不拖泥带水，不扭捏作态，敢于决断，敢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段话不仅展示了妻子们的日常，而且提到了作为妻子的母亲们最初的选择。她们当初选择青年的父亲，并非因为这些男子是人群中的佼佼者，而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特殊的吸引力。在夫妻关系中，从恋爱到结婚、到日常生活以及最后的出走，妻子们往往都是主动的一方。爱，就是勇敢去爱，到无望的时候，也便放弃，哪怕背负起市侩的罪名，哪怕成为流浪的人，哪怕儿女永不相见。这种决绝的勇气便是母亲的第三重精神品质。
母亲们身上呈现出的这三重精神品质，决定了母亲们做出人生重大选择时，作为女人的一面压倒了作为母亲的一面，她们纷纷抛弃家庭和子女走向远方，奔向心中的幸福之地。这必然带来家庭的分崩离析和子女的成长之痛，也是动荡变化时代的必然症候。这种女性的选择，从五四新文学时期胡适等译介、倡导的娜拉勇敢走出家门开始，一直是非常艰难而可贵的。好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日渐宽容，双雪涛亦心性温柔，家庭和子女们对缺席的母亲们依然抱持憧憬和等待之心。
注释：
①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267页。
②双雪涛：《聋哑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3页。
③双雪涛：《猎人》，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
④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版，第85页。
⑤双雪涛：《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
⑥许智博：《双雪涛：作家的“一”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还是硬的》，《南都周刊》2017 年 6月3日。
⑦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76页。
⑧张思远：《双雪涛小说中的父与子》，《文化学刊》2019年第2期，第109页。
⑨丛治辰：《父亲：作为一种文学装置——理解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一种角度》，《扬子江评论》2020年第4期，第67～75页。
⑩双雪涛：《飞行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