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郭沫若的研究*——以丸山升①为例
徐 慧
（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总体来说目前国内对于涉及郭沫若与日本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从郭沫若与日本的关系出发的影响与实证研究；
第二是国内对于海外郭沫若研究的了解。通过上文可知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基本上是提纲、目录式的介绍，少有细致地分析。这可能与从事郭沫若研究的学者的专业大多以中国文学历史学为专业领域，对于日语论文、日本的社会文化缺乏关注和研究有关。因此在纵观日本的郭沫若研究的整体情况之后，本论文将具体到一位日本的郭沫若研究学者和一篇篇文章中去。通过对他的研究让我们能够对郭沫若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更细更广的领域。
本论文就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丸山升的郭沫若研究开始。之所以从丸山先生的文章开始，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在丸山升之前，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主要都是郭沫若作品的译介。而丸山升不仅是对郭沫若的作品翻译，更是在每一卷都有详细的解说和郭沫若的创作评价。正如上文吕元明所提，以丸山升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开启了郭沫若研究的第二阶段。所以对于他的研究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郭沫若研究的第二阶段。第二个原因是，丸山升对郭沫若的研究与翻译开始于1967 年，此时的郭沫若由于1966 年发表的“烧书言论”而被日本的学界所不理解，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也进入低潮。丸山升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也是日本鲁迅研究的标志性的人物，是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学者。他选择在日本的郭沫若研究低潮时期开始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丸山升对于郭沫若及其作品的研究开始于1966 年。1966 年5 月郭沫若“烧书言论”公开后，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66 年7 月丸山升发表了对郭沫若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的书评。郭沫若的历史剧和他的“烧书言论”让丸山开始考虑历史对于现代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郭沫若的历史剧就有了更高的认识。1967 年到1973 年的7 年间，丸山升与小野忍共译《郭沫若自传》六卷由东洋文库出版，获得了日本第九回翻译出版文化奖。
1974 年丸山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创造社和郭沫若、郁达夫》（汐文社），在文章中对郭沫若有了一个有趣的称号“天才激情家”，他认为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成员们都有日本留学经历，有着耻辱感，将自己置身于被害者位置，并把这些作为强烈的自我主张展现出来。丸山升将他们和文学研究会作了比较，他认为和文学研究会那些描写民众生活的作家比起来，他们还是特权阶级。他们的烦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天真的一面。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觉得自己的主张带有普遍性并一味呐喊，这也是鲁迅称他们为“才子加流氓痞棍”的原因吧。但是如果没有那些呐喊，那么也许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仅仅是同情民众又和文学研究会纠缠不休的生活优越青年而已。这样的看法体现了他独到的眼光与问题意识。日本的学者普遍都是重实证轻理论，在这以前的日本郭沫若研究，大多都是对郭沫若作品的译介以及介绍他的经历为主。而丸山能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与观点这是他能被称为郭沫若研究基础的原因之一。
1974 年丸山在《日中友好新闻之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名人3》上发表《郭沫若的〈辛亥革命前后〉》。围绕着《郭沫若自传》中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的叙述，丸山升主要向日本民众介绍了郭沫若笔下的四川保路运动。丸山升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对于这次混乱运动的叙述。他认为该文的魅力在于，并不是将这些运动中所包含的众多要素简单地纯化和统一，而是将这些作为推动现实的作用，将这个混乱的过程真实再现，并将当时四川的实际政治动向、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和作用清晰描写。丸山升认为正是郭沫若的描写让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推动辛亥革命。丸山同时是一个鲁迅研究学者，他认为郭沫若的《辛亥革命前后》与鲁迅的《阿Q 正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让我们认识到了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受到挫折的革命，但是它始终还是革命，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后来的革命都是建立在这些经验和基础上的。所以说它们是了解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两部作品。
1975 年丸山升在《日中友好新闻之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名人之十一》上发表《郭沫若的〈北伐途次〉》，丸山升在文章中对于郭沫若的《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大加赞赏，认为郭沫若通过这一文将蒋介石的暴行公之于众并在国民党内外发出警告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他并不是在非常清楚历史进程之后回头写的，而是在4.12 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前，正处于历史的风头浪尖时写下的。是在国民革命军的内部在进行着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时，带着真正的紧迫感之下，特别是敌我双方的分化还没有这么明显，还处于各种混乱状态下写的。郭沫若很大程度地看清了反动派的诡计。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对统一战线内部、政权中枢的反动行为进行了勇敢的揭露。
1975 年丸山升在《日中友好新闻之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名人之十九》中发表《郭沫若的〈波〉》向日本民众介绍了郭沫若的小说《波》，丸山将这个小说中的悲剧故事以及其中的普通民众形象和鲁迅的《祝福》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进行了对比，又将该作品与解放后的中国文学中的民众形象也作了对比。通过这些对比，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抗战的复杂性和经历了这些的郭沫若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痛苦。
1978 年，在得知郭沫若去世的消息后，丸山升很悲痛，开始在朝日新闻的亚洲时事版连发了六篇连载文《郭沫若的另一面》，第一篇主要写到郭沫若去世以及治丧情况，认同郭沫若在中国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影响力。丸山升认为在经历文革的洗涤，郭始终是站在了正确的立场、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虽然郭也有些问题和批判之处，但是作为一个世俗之人，有欠缺之处也是在所难免，不能一味只看到问题来评价一个人。丸山升这样客观的评价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是很难能可贵的。紧接着的第二篇文章，从郭沫若的幼年时代开始介绍郭沫若的一生，特别指出了他的叛逆性格。丸山升认为郭沫若的自传是郭沫若所有作品中最有趣的，而有趣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比起他自己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有戏剧性魅力。
在第三篇连载文中，丸山升客观、不带批判色彩地描述了郭沫若的几段婚姻。他试图通过这样的描述表现出郭沫若的性格和行动特征。在日本传统的注重严谨的论证研究之外，丸山升不仅关注到了研究对象的共通性，更关注到了人性中包含了复杂的其他因素。在研究郭沫若的这几篇论文中有了充分体现。在第四篇文章中，丸山升指出郭沫若的这种性格不仅影响着他的爱情婚姻，也影响着他一生中的所有领域。无论是在讴歌天才、倡导个性和灵感、高举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初期，还是在这之后将革命与文学结合,他也是身先士卒。在文革时期同样走在前头。他的这一特点对于日本人来说有些许不习惯，但是不能无视的是他的每一次转变都是认真地抉择，有的抉择甚至于会危及生命。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他的性格使然。这样的性格贯穿在了他的思想文学和其他的研究工作中，包括历史学、金石、甲骨文等中国古代史研究。这样的性格成就了这样的天才。那么郭沫若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呢？丸山升认为，首先郭沫若是一个有着极强行动力的人，即使面前困难重重他仍然会抱着强烈的欲望去行动，这正是他最大的特点。丸山升没有认同当时日本学界的普遍看法，他没有用固化的理念套在研究对象身上，而是还原了当时的现实和复杂的关系，从人性等多个角度来作客观的评价。
在第五篇连载中，丸山升将郭沫若与鲁迅进行了对比，他将郭沫若的《自传》以及历史小品和鲁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分别作了比较。他认为郭沫若的《自传》充分体现了他鲜明的个性。而鲁迅的回忆录《朝花夕拾》以抑制的手法来写当时的旧中国。在对待历史上，郭沫若写的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和历史小品明显的接入了自身的情感。鲁迅的《故事新编》则是弥漫着对时事的讽刺。在丸山升看来，郭沫若对历史大胆和现代性的解释还是显得功底稍浅。无论是情感的流动还是作品中人物与作者之间过于的无媒介都会让人感觉迷惑。但是在了解了郭沫若一路走来的经历和他的个性之后，再回头来看他的作品就会觉得，无论是历史文学还是外国文学他都是能以惊人的能力消化吸收，然后向人们展示出他罕见的才华。郭沫若与鲁迅的不同特点丰富了中国的近代文学。最后丸山升还提到了鲁迅与郭沫若之间在笔头上面的争执。如果认为他们两人都比较异端，却互相吸引、互相尊敬，这种看法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是看到这一点的话，就会忽略中国近代文学的深度。倒不如说这两个人是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学所产生的两个极端，他们正是中国近代文学的深处所流淌的炽热的岩浆。中国近代文学中这两个大家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丸山升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让我们看到了日本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品读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
1978 丸山升在《中国研究》上发表的《郭沫若》一文更是对郭沫若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郭沫若的一生涉及了多个领域，而且很有成就。丸山认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人物。郭沫若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作为文学家的他有激情又有魅力。他的这种激情让有些日本人觉得不太适应，但是也因他的独特魅力也受到另一些人的欢迎。他的《自传》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创造社深深包含着郭沫若的个性。如果没有郭沫若的个性，中国近代文学一定会少了一种色彩。他是一个行动派，在每一个历史拐点，他都冲在前头敢于尝试。他对于历史的潮流有着极强的敏感度。他总是毫不犹豫的冲在前头，挥舞旗帜引领众人前进。这种行为也许会被人认为是机会主义。比如说在文革初期，他的“自我批判”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文章，在日本颇有微词。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但是丸山升认为这就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一旦认为是正确的事情，那么就会不顾危险和利害关系投身其中。他不是那种只会指手画脚的评论家，他总会不顾一切冲在前头。丸山眼中的郭沫若是一个“激情家”，用激情去轰轰烈烈的恋爱结婚，又参加北伐、又与反动派决裂，亡命日本后来又离妻弃子回国抗战，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真心。中国需要这样的行动先行派。他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的激烈动荡中产生的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这里丸山升不仅关注了研究文学的共通性，更多关注到了复杂的人性。对于一直受外界质疑的郭沫若的婚姻以及文革时期的自我批判，丸山升更多的从郭沫若的个性和经历出发进行理解。
对于郭沫若在文革期间的表现，很多的日本学者都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的。丸山升并没有盲从这些说法，通过冷静而理智的学术研究对这些观点进行批驳。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丸山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执著的求实精神。更因为丸山升有着许多日本学者都缺乏的政治敏感性和判断力，还因为丸山升的研究关注到了人性复杂的本身。
丸山升的研究领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他也是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他从上世界50 年代开始发表学术论文通过理性研究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很早就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提出质疑，他在中国问题上一直有着超出同一时期日本其他学者的政治高度。在鲁迅研究上也一直是注重客观性、科学性、历史性的批判风格。在郭沫若的研究上也同样秉承了这样的风格。日本的学界一直以来长于实证研究，而丸山升对于郭沫若的研究不止于此。他在郭沫若的研究上还关注到了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与人性。一直以来日本学界都不谈政治，认为政治与文学是不能共存的。然而丸山升认为，郭沫若的一生本身就是政治的一生。他的文学和政治从未分开过。丸山升眼中的郭沫若是一个“激情行动派”。对于婚姻、文学、历史，甚至对于革命都有着无比的激情，而且会毫不犹豫的冲在前头去尝试。哪怕会招来世俗的异样眼光，甚至会危及生命也无所畏惧。我认为丸山升是一个真正理解郭沫若的人。丸山升的关于郭沫若的研究是日本郭沫若研究的基础。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海外的郭沫若研究的深度也让我们的视野扩大到更细更广的领域。日本是海外郭沫若研究的重要基地，有很多的日本学者在郭沫若研究上有着深广的见解，丸山升是其中的一位，了解和研究他们对于我们的海外郭沫若研究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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