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党课：学好党史国史 牢记初心使命
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在座的各位今天来听讲座。多年来，我的讲座都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三不讲”，一是书本上写着的我不讲，二是百度上有的我不讲，三是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今天我就选了一个符合“三不讲”原则的，主要是讲两组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而且我也深入研究过，并且还有自己见解的档案。一组是关于中共一大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档案，那是我们党的起步点、起始点，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这个起步点、起始点，这正是所谓不忘初心；另一组是美军观察组的档案，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作出很高评价，70多年前那些美国人对中共的评价，可以让我们了解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干的，外国人又是怎么看的，我想这有利于增强我们的自信。
在讲这两组档案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首歌。为什么介绍这首歌呢?一是这首歌高度概括了党的历史和作用，可以说是一部浓缩版、袖珍版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微党史，听它可以弥补今天我只讲党史片段的不足；二是这首歌是由我作的词，歌名叫《共产党颂》，是27集大型档案文献片《自从有了共产党》（2001年）的片头歌；三是这首歌旋律优美，特别是唱得感情饱满、大气磅礴，是主旋律，属正能量，值得听一听。
一、从一组中共一大档案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组档案可以说是后人了解和研究党的一大的基本史料，也是今天的党史著作当中，还有电影、电视当中以及网络上，所有关于党的一大的基本情况的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我介绍它们，可以说是介绍党史之源、党史之本、党史之初。
这组档案都是原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大多数是俄文，前面的事件都没有作者、没有形成时间，也没有翻译者和翻译时间以及呈报的时间，也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标记等。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件档案是俄文的打印件，一共有四页。今天从内容上我们可以大体判断出：一是它的形成时间大约是在1921年7月底或者是8月初，也就是党的一大结束的时候；二是它的形成者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性质应该是会议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内容就是报告这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的总体情况。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董必武写信的时间距离参加“一大”不到九年，他自己经手的事儿记得还是比较准确，结合刚才介绍的那件档案，我们可以作出判断，党的一大确实曾经向共产国际作过一个报告，报告也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这个报告曾经由大会通过，报告的具体起草人是李汉俊和董必武。结合其他已经发现的所有关于中共一大的档案和资料来佐证，这份报告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份报告是有关中共一大情况的最权威、最直接、最原始、最具体，也是最真实的材料。在现存所有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档案和资料当中，它的史料价值最高、权威性最大，最应该受到重视。这份报告的重新发现，澄清了之前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的许多疑点，也填补了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例如：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何时成立的?在哪?人数有多少?领导人是谁?这份报告开头就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1年年中在上海成立的，共有5个人，领导人是陈独秀。
第二，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有几个党小组?共有党员多少人?这份报告说：“这个组织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按照这个报告的意思，这里说的6个小组没有包括上海的发起组，加上上海组本身，这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一共有7个小组，53个党员。
第三，中共一大是什么时候召开的?这个报告说：“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可见“一大”的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第四，参加“一大”的代表有多少名?这个报告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指示。”根据这份报告所说，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一共是12人，当然，后来据其他的回忆材料，包惠僧也出席了会议，但他不是各地组织的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所以当时没有把他计入正式代表人数当中。报告当中所说的希夫廖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
第五，中共一大是由谁主持的，或者说大会的主席是谁?这个报告说：“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当中，姓张的只有张国焘，因此中共一大是由张国焘主持的，张国焘是这次大会的主席。这在中央档案馆收藏另外一位“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文章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六，中共一大的具体议事日程是怎样的?这个报告中有这样几段话：
“（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开幕，7月23日和7月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张国焘作为会议主席讲了会议的意义，会议确定了议事日程，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情况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了话，会议确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并选出起草委员会。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7月25日和7月26日没有开会，而是由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之后又召开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这三次会议的时间应该是7月27日、7月28日、7月29日。这三天会议集中讨论党的纲领。最后一次会议，也就是第六次会议，开始在一个同志家召开，时间应该是在7月30日夜里，但是刚开始就发现了暗探，会议没有继续。后来又到附近的一个小城继续开会。据其他的资料，这个小城就是现在的浙江嘉兴。这一天的会议实际上成了闭幕会，会议的内容是集中研究之前由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并给予接受。会议还委托党的中央局起草党章，并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在完成各项议程之后，代表们高呼口号而闭会。
通过这份报告，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以及每天的议程都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提到最后一次闭幕会的日期，以至于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无法确切地知道党的一大到底是哪一天闭幕的。
第七，“一大”到底有没有发生争论?对哪些问题争论较大?这个报告说，在研究党的纲领的三次会议上，“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在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党的工作计划，也就是第一个决议的时候，“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可见会议在讨论党纲和决议时，对有些问题是经过长时间辩论的，并且达成了一致。但是，对党员可不可以做官和当议员，这一点经过了激烈争论，仍然没有达成一致和作出结论，决定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在中央档案馆现存的档案当中，这件档案的俄文打印件一共有三份，其中两份都是三页，字是黑色的，另一份的纸张比其他两份要厚，一共有两页，字是紫色的。这三份内容相同的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翻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法考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发现了当年“一大”的参加者陈公博1924年在那上学的时候做的硕士论文当中附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本。经过对照，英文本同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也就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这份英文本，跟当年在共产国际收藏的那份俄文本内容基本上是相同的，说明它们都是真实的。
两种文本都是编为15条，其中第10条后都是接着第12条，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所以实际上共有14条内容。这14条的条文要点都基本相同，只不过是译文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和第14条都有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译本的发现，证明了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本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两个译本共同证明，1921年党的一大的确曾经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章的内容名义上是15条实际上是14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我推测第11条应该是中文本原缺。我估计可能是由于当时起草人太匆忙，在编号的时候跳号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的情况。尽管这件档案有上述瑕疵，但是，我们通过其他档案资料的佐证，完全可以确定它的内容是真实的、可靠的、毋庸置疑的。这份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政策、党员条件、党的各级机构、党的纪律等，是“一大”通过的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性文件，对于后人认识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这件档案同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有三个不同的俄文打印件，而且都是其中一件字是紫色的，两件字是黑色的。也同样有英文译本，被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所附录，而且英文本的条文内容和俄文本的基本相同，只不过英文本的标题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俄文与英文这两个文本可以互相印证内容的可靠性、真实性。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是党的一大所通过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文件之一。这两件档案共同证实了“一大”确实曾经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只不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已，因而在几十年当中鲜为人知。这两份文件在会后都曾经被译成俄文呈报给当时的共产国际。从“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名称、纲领、制度、长远目标、当前任务、对其他政党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清楚地看出当时党的性质和面貌。
（四）《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页。今天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件档案就是当年参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报告的时间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或者是7月24日。我之所以这样断定，是因为报告中明确地说道：“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报告在结束的时候又明确地说道：“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前后一共有四个地方明确地提到了这次大会，并且还有一处用的就是在会上发言的口气，所以我认为这件档案应该是和前面介绍的几件档案一起，在“一大”会后由中共中央呈报给共产国际的，应该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之一，并且应该同样受到今天中共党史研究界的高度重视。据判断，报告人应该是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当时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20世纪80年代，这件档案的中文译文也同前面的三件档案一起，被收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和《“一大”前后》这两本书当中。但是，党史界、档案界一般都只把前面介绍的那三件档案作为“一大”文件，而没有直接认定这份档案也同样是“一大”的文件。我负责任地郑重指出，这件《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无疑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
还需要指出的是，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个案卷里的，还有另外两件俄文打印件，一件是《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件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它们同样没有形成时间和作者，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任何标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送到共产国际的，但是从内容来判断，《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也有极大的可能是参加“一大”的广州代表在“一大”上向会议作的关于广州党组织的情况的报告，但是因为它的形成时间大体在1921年春季以后，而且当时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报告了本地党组织的情况，只可惜并没有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当中那样，明确地提到“一大”这次会议，所以我只能说它可能是或者说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内容看应该是形成于1920年年底之前，而且根据目前所见的材料可以确定重庆并没有人参加党的一大，因而它不是“一大”的文件之一。
以上介绍的这四件档案都是“一大”本身形成的，可以确定是党的一大的文件，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则可能也是，但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党的一大文件。这样看来现存的“一大”形成的档案一共有“四件半”。
（五）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是董必武本人所写的手稿，末尾署的时间是12月31日，据考证年份应该是1929年。因为1929年12月26日，同样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写信让董必武尽快回忆“一大”的情况，董必武见到信以后就写了这封回信。信中说到“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董必武一共回忆出五点。根据上面介绍的几件“一大”的档案内容来看，这五点都是比较准确的。
“1.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年份和月份都是准确的，唯独缺少具体的日期。
“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注：应为王尽美、邓恩铭）、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人的姓名（注：应为尼柯尔斯基）忘记了。”他所列的“一大”的参加者基本准确，只有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广东的代表，同其他材料有出入。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这段话同上面介绍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第一句话“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完全吻合。
“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当中所规定的“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当中说的“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争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等规定”是基本吻合的。
“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的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也完全吻合。
“4.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有关情节基本符合，而且更加具体。“一个同志家”具体为“李汉俊的住宅”。不过根据现在的考证，应该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住宅。“附近一个小城”具体为“嘉兴东湖船上”，不过这里的“东湖”是记错了，或者是写错了，实际上应该是“南湖”。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这段话当中，“大会没有宣言”是准确的，“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以及以下的几句话，是董必武这封信当中最重要、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话。因为除他之外，迄今为止在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当中都没有提到大会曾经通过一个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这封信是唯一提到的。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又恰恰得到了档案的证实。
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份档案，从内容来看，正是董必武所说的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国际作的报告。董必武当时还特意猜测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出乎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份材料不但在董必武写信的时候仍然保存在共产国际，而且直到1957年才由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并且一直保存到现在。这就对董必武的这段话给予了铁的证实，对几乎被人遗忘的事实予以历史的还原。这儿我们不由得赞叹档案对还原事实真相、维护历史原貌的独特作用。
董必武这封信的另一个史料价值在于：仅仅凭刚才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我们无法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形成于什么时候，但是根据董必武的这封信，我们可以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件档案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会议期间，由大会委托李汉俊和董必武两个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体通过，然后报告给共产国际的。
（六）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件档案是俄文打印件，一共有十页，是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党诞生15周年写的一篇文章，被刊载在《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这篇回忆比上面介绍的几件档案更加具体，提供了更多、更新关于“一大”的细节。
文章中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
“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
“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在船上开会。”“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陈潭秋这篇回忆的史料价值在于：第一，提到了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并且提到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第二，进一步确定了参加“一大”13个人的具体姓名；第三，“一大”之前各地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曾经在中共党史界使用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党史著作才开始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取代之；第四，提到了大会“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这同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中所说的“主席张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证；第五，新提到了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会议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中央临时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等具体情况；第六，提到了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恰好可以从上面介绍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句话“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相互印证。
以上这几件原来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有关中共一大的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时间鲜为人知。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推测，曾经在苏联工作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只有瞿秋白曾经看到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期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宣讲中共党史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当中，曾经引用过党的第一个决议和第一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果不是见过这两个文件，他决不会引用得那样准确。而除了瞿秋白之外，包括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这些人，他们在讲党史或讲“一大”的时候都不曾说到这两个文件和它的主要内容，可见这些人都没有见过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当中的“一大”档案。
既然“一大”的档案当中曾经明确地记载着党的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开幕的，那么我们党后来为什么把党的诞生日定为7月1日呢?原因是党的一大档案在形成之后，有的报送给共产国际，有的由我们党自己保存。报给共产国际的档案存放在莫斯科，被束之高阁，极少有人能够看到；而我们党自己保存的这部分档案又很快被遗失掉。档案的遗失，使得党的一大一度成了谜。
早在1930年前，党中央领导人就明确说“一大”档案找不到了。1930年2月1日，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在他所作的《党史报告》中，曾经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离“一大”召开不过才八年半，而这时候在党中央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档案。
“一大”的档案党中央在1930年为何找不到?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现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间接材料能够加以解释。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当中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可见1923年前后，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遭到过一次破坏，以至于使得包括党费收支等档案在内的党中央档案全部遗失，被法国巡捕搜去了。估计上海党中央所存的党的一大档案有可能是在这次搜捕当中遗失的。“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一大”逐渐成了谜。比如，“一大”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会?哪些人参加了“一大”?谁主持的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什么?讨论了什么问题?有没有形成和形成了什么样的文件?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38年5月，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纪念党建立17周年，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毛泽东、董必武等人都只是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就把七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1938年5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20周年”。从此7月1日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了。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也是“一大”的参加者毛泽东说，“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一个是董必武，……我也是一个。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
对“一大”的情况基本说不清的这种状况到1957年出现了转变。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这批档案被接收回来以后存放在中央档案馆。在整理这些档案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党的一大有关档案。这些有关“一大”的档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一部分是“一大”参加者的回忆材料。它们作为党的一大的基本材料，可以说清“一大”的主要情况，还原“一大”的主体面貌，基本澄清“一大”在过去的历史之谜。
这些档案被收入到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以及1980年出版的《“一大”前后》当中，我也对它们一一作了介绍，我把它们比喻为党的“出生证”，是党的生日的证明，也是我们党历史的源头。这些档案共同澄清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大”历史之谜，共同构成了研究党的一大、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也共同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和永恒的历史记忆，应该得到人们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视。
通过以上这几件档案，我个人有几点认识，或者说得到几点启发：
第一，实干是第一位的，干成一番事业是最重要的。现在来看，当年建党的那批人都没有把哪一天参加党代会当作什么大事，而留下太深的印象，以至于仅仅过了几年就没人能够记得开会的具体日期了。还有，党在成立的最初十几年当中压根就没搞过生日纪念之类的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整天奔忙于革命事业，直到革命干出了一番事业，在陕北取得了根据地，为了团结全党更好地干革命才开始纪念党的生日，查找党的一大的开会日期，实在找不到具体日期就定了一个象征性的日期作为纪念。这时候离党出生已经17年了。这就告诉我们，干是第一位，干成一番事业是最重要的，搞不搞生日纪念或者纪念日到底在哪一天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至于具体哪一天，远没有成立这件事本身重要。
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定并且日益扩大的根据地，有了一支力量不小并且不断成长的革命队伍。不能确切地知道党的出生日并不紧要，定下一个象征性的日子照样可以纪念，照样可以通过纪念党的生日来扩大党的影响，凝聚党的力量。正是因为实干，我们党才一步步发展，不断壮大，成为在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成为领导一个落后大国创造出经济发展奇迹的党。反过来我们看那些比她建立更早的党，那些在初创的时候力量比她更大、影响也比她更大的党，后来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是由“主角”变成“配角”了，我想除了信仰之外，一个重要的支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内实干家多，为国为民干的实事多。
第二，看历史要善于看主流、看大节，并根据主流和大节下结论，千万不能看支流、看细节，并根据支流和细节下结论。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就是主流、是大节，至于成立会是哪天开的，有哪些人参加，在什么地方开的，有什么议程，通过了什么文件，哪一天闭幕的等，那些都是支流、是细节，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人对历史细节的了解会有出入、有不一致，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但这都否认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件事，影响不了这个历史的主流和大节，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今天党的生日与实际上“一大”召开的日期有所出入而否定整个党的历史的真实性，否定党的光荣历史。
第三，要不断锤炼自己的党性，永远牢记入党誓词，永远牢记党的初心、宗旨和使命，永远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出发了，上路了，不等于大功告成了。参加党的一大的正式代表和其他代表一共13人，这13人虽然都参加了党的成立大会，有的甚至主持了党的成立大会，或者为大会的召开作出了贡献，但是后来却慢慢地出现了分化，有的因为各种原因而主动退党，或者说中途退党，有的受到了党内处分，有的甚至背叛党投向敌人的阵营，真正和党同心为党牺牲，坚持跟着党一起走，坚持到革命胜利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这就告诉我们，入党容易，但是跟党始终同心同德，不管什么条件都一直跟党走，那才是不容易的，才是真正可贵的。
第四，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要有档案意识，有什么事记一笔，留下档案也留下痕迹。参加“一大”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记忆力与智力都不会差，但是“一大”开会的日子仅仅过去几年、十几年就没有人记得准。“一大”的开幕日期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一件档案，因为它明确地讲到了7月23日。后来一些学者又作了另外一系列的考证，都和这个日期相符。所以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希望大家以后笔头要勤快一些，有什么事记上一笔，留下档案也留下痕迹，这样回忆起来会更加准确。
二、从一组美军观察组档案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成就
2015年，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档案馆编辑了《中央档案馆藏美军观察组档案汇编》，这本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公开出版。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当年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作出评价的档案。这些评价是1944年至1945年，美国在中国的一些“中国通”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后得出的，是对中国共产党本来并不友好、并且抱有意识形态成见的外国人士作出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很大的权威性，特别是这些评价又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一一证实，成为应验了的政治判断、政治预言。
美军向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派驻观察组，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动提出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控制整个华中华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国民党基本上没什么军队，美国要想得到华中华北的情报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所以主动提出派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调研。但连续提了三次蒋介石都没有答应，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之前，在华的美军军官谢伟思等人临时又请示罗斯福，建议由罗斯福第四次致电让华莱士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罗斯福当时就复电同意。收到复电以后，华莱士立即率领美方有关人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面交罗斯福总统的电报。面对盟国领导人再三再四的坚持，蒋介石只好被迫同意。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共18个人分两批先后到达延安。这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堪称大事。
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地位得到提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开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外国军队，尤其是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的军队开展长期合作，并且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评价。
第二，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盟国美国，不但与国民党的力量联合抗日，也与共产党的力量联合抗日。美国与中国的联合抗日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一种新的格局。
第三，这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新兴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美国之间的合作，是中共在反对日本法西斯事业当中开展的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合作，从而推动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发展。
第四，这也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美国人民曾经同中国人民互相支援，合作抗日，观察组到延安这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美军观察组的领导人为了同中共军队合作抗日，曾经笑着邀请中共军队领导人“到东京吃茶去”，这句俏皮浪漫而又形象生动的经典性语言，既可以看作是美军对中国共产党军队作出的共同抗日的邀请，也充分体现了中美军队携手抗日、直捣黄龙的壮志豪情，可以说是当年中美合作抗日的一句代表性名言。这句名言是我们从档案当中发现的。
第五，这是国际社会中对中国共产党认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中国抗战当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夜袭战等各种形式的人民战争，有效地歼灭、打击和牵制了日军，同时也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扎实有效具有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考察之后，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了人民”。“真正为了人民”这六个字是美军观察组的人说的。还有“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政治判断，它不但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收获，而且是70多年来不断被验证为正确，并且将继续被验证为正确的最为著名的中国政治预言和国际政治判断。这个政治判断，美军观察组也会上报到美国政府和军队决策层，影响到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全新认识。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以后，1944年10月曾到华北根据地考察过一段时间，1946年10月上旬，在美军的提议下观察组撤出延安。下面我们就看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评价。
美军观察组当中的一些人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对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颇为失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表现则寄予厚望，把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看作中国新力量。1944年7月15日，董必武在重庆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说，“美考察团头一批九人，定二十日飞延安，业已经过政府通知我们，由包武官率领”“包武官说：‘我感觉此次任务很重大，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包武官就是后来担任了美军观察组的领队，也叫组长的包瑞德。因为当时他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所以叫包武官。可见在去延安之前，美军观察组的领导人包瑞德就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新力量”，把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考察看作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的评价，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家的评价当中不仅是非常新颖的，而且是相当前卫的，也是极其正确的。
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中共方面接待人员没有一个人主动提到希望得到美方的援助，这件事给美军观察组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44年8月2日，包瑞德在关于林迈可所提无线电器材清单给周恩来的信中特意说明，“观察组一切组员悉知贵方人员无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点予我人以极佳之印象”。
1944年8月10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给美军观察组介绍新四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情况时说：“经验告诉我们，最初要老百姓去打仗他是很害怕的。国民党就是用捆绑的办法绑着老百姓去，这样愈捆就愈跑。我们的方法则完全相反，我们采取民主动员的方法，完全根据人民要保家自卫的热情，给以军事训练，在本乡本土逐渐参加小的战斗，每一次都使人民感觉打仗并不足怕，而且常常获胜，使他们情绪提高（切忌胡乱使用人民去打硬仗，碰硬钉子，乱碰一通，第二次就难于动员了），顾及群众心理、能力、情绪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给以必要训练和多多尝试的机会，这就使人民从战斗中学会了。这样办法正如画一张名画一样，一点不能粗糙从事的。”听到这里，包瑞德高兴地赞扬说：“这个办法好得很！”
1944年9月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周恩来向主席团报告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后的情况，“他们的确写了些报告上去。他们观察，日益觉得我们行。他们有些话也同我们讲了”。叶剑英在会上也报告说，观察组“到南泥湾后，主要看部队，今日写信给我说部队活力很强，上下级关系友爱，运动力很活，稍微内行的军事长官即可看到你们的长处”“他的结论说能战”“南泥湾的生产是很佩服的”。
1944年11月22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谢伟思是美军观察组的核心人员，他把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评价。这个评价到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
1944年11月18日，魏德迈将军到中国就职之后，马上专门给朱德写了一封信，除了对八路军所予美军观察组在工作中的帮助表示感谢外，并称赞说，“抗战以来阁下之杰出的统帅能力及贵军之优越的战斗品质予已早有所闻”。我想魏德迈的见闻应该是得自于美军观察组的报告。
1944年12月11日，王若飞在给毛泽东等人的电报中说，“包瑞德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再三声明说，我们要求都是合理的，他常给华盛顿的二十几项报告中有十几项是说我们好的，他不赞成美国在资助的反动分子。我过去曾经辩论中共与苏联无直接关系，而被中国政府要人笑我傻瓜”。包瑞德还为中共鸣不平说，“今天没与中共的合作，只有你们助美，而你们未获美的帮助是不平等的”。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考察了一段时间以后，也分别到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深度实地考察，其中有一部分人员于1944年10月6日从延安出发，经过晋绥根据地赴晋察冀根据地考察。10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专门发电给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领导人，告诉他们：
“美军观察组人员7人，带小电台一架，由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耿飚同志率领，定于本月6日由延安出发，经晋绥赴晋察冀，任务完成后仍回延安。美军人员姓名及其任务如下：
1.彼得金少校（领队），步兵军官，曾在昆明帮助训练中国军队，此次赴前方，拟专门研究我军组织与装备，并收集敌军情报。
2.鲁登先生（政治顾问），在中国多年的美国外交官，曾在青岛、昆明做过美国领事，能说流利的华语，此次赴前方，除代表第二十航空队收集空军情报外，并拟考察我根据地的各项政治建设。
3.多伦上尉，空军，收集与第二十航空队有关之空军情报。
4.多姆克上尉，通信军官，曾任山西汾阳民益中学教员，能说华语，拟收集我军及敌军的通信联络情况。
5.西区海军上尉，收集海军情报。
6.费特塞中尉，步兵军官，负责布置陆空救护工作（即对被迫降落敌后美空军人员的救护）。
7.葛尼士军士，无线电生。”
1944年12月21日，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人程子华、唐延杰、耿飚联名致电叶剑英，报告美军观察组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活动情况，电报说：
“美军观察组于11月11日达司令部。”“14日召开干部欢迎晚会，到会者千余人，除致欢迎词外，彼等均分别讲话，异常兴奋。为使彼等全面了解，曾将职区目前军事形势、敌我斗争态势，作概括介绍，并将人民武装发展及斗争经验扼要报告。另有边区政府介绍数年来民主政治建设情况。观察组全体听诵，详作笔记，均表满意。另在本部作飞雷、枪榴弹、掷弹筒、手榴弹、地雷等试验，彼等惊讶，欣赏非常。”
“一周后即分别进行参观及谈话，毕德坚、路登曾参观我军需工业各工厂，白求恩学校，国际和平医院及报社，陆军中学……由事实证明，我军虽处敌后，而能自给自足。”“毕等尝对国民党依靠外援腐败无能流露愤慨不止，我军所见到处新颖，拍有照片多幅并赠以我军数年来战斗照片，极欣喜。”“路登曾单独访问政府主任、各处长、参议会议长，对财政、民政部门尤为注意，再告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及财政收支情况，以为异常珍贵。”“又赠以人民武装经验总结性之材料数种，极为欣赏，谓河南、湖南、广西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12月份来乃分赴各地区实地考查，毕德坚亲赴平汉沿线曲阳、新乐一代，参观地道、地洞，化装农民，深入群众，目睹严密构造，惊讶不已。”“徒步铁路边亲见十余日军从岗楼下来堵击他们，胜利归来，兴奋百倍。恰我卅团之侦察连，在正灵公路上设伏，消灭敌人数十，仅十余人逃脱，缴胜利品甚多，选为赠送，毕高兴已极。”
“数周来，观察组在此工作，均甚积极热情，政治情绪与日俱增。个别人，如毕德坚，思想保守，对我了解不够，经实地考查，深入下层，目睹工厂制造，铁路沿线活动，精神大为振作。主动提出，对我物资援助问题。”“观察组路登，乃该组政治头脑，对我了解比较深刻。曾言非仅愿与我抗战中团结，且愿战后与我继续合作。惠德赛、德穆克、葛瑞斯，青年热情，谈话亲切，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
“彼等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彼等对国共关系，异常关心。”“盖国共关系好转，美共关系密切时彼等即鼓舞兴奋，反之，华南军事恶化节节败退即无限愤慨。尝谓：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纵对共产主义曾有非议，而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
这份档案里，“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这句从翻译上来讲是一个否定句式，如果换一种肯定句式来翻译，也可以译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钦佩美军观察组这些年轻人的政治敏锐性，他们的头脑非常清晰，眼光非常犀利，看人看事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
70多年前美军观察组的这个判断、这个结论已经被70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一再地证实为并且还将继续被证实为是科学的、正确的，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在上一封电报发出后9天，也就是1944年12月30日，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又一次向叶剑英发电报，电报中说：
“总观他们此来对我们印象极好，主要是所见一切不但与军委所告相符，且超出他们预料，我们所供给之材料及情报他们都异常珍贵。”“包瑞德曾来电鼓励他们说：所电告之材料已超出他们希望。”“他们过去不了解我之民主政治，个别不同意我之共产主义（如毕德坚），但在此参观后他说：对你们的主义虽有不同意见，而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非常同意，且赞美。路登说：你们的民主政治虽还只是开始，而所走方向是正确的。虽非完全人民自己管理，而即是真正为了人民。”
美军观察组根据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看到的事实，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做法，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所进行的民主政治建设，他们是从内心赞成的，认为代表了中国先进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现在都在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用两句话16个字作了概括，那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从以上两份电报可以看出，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成员在深入敌后根据地考察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更加准确的认识，特别是对人民战争的作用有了非常深刻和极其准确的理解，认为“河南、湖南、广西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这里说的河南、湖南、广西的溃败指的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上，也就是日本所说的一号作战当中的大溃败。当时国民党军队兵不可谓不多，将不可谓不广，然而在与日军作战中却一触即溃，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几个月中就损兵50多万，失地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140多座城市。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华北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开展地道战、游击战等多种形式的人民战争，有效制敌。特别是美军观察组成员有的人深入地道被日本兵堵在地道里，最后老百姓把他救出来，安然无恙，他更加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厉害，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靠山。于是美军观察组认为，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的大溃败，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并强调“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
70多年前美军观察组对人民战争重要作用的认识，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坚持的人民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论证，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和认识价值。
1945年3月12日，谢伟思从美国重新回到延安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短信，他在信里说：“我很高兴回到延安，好像是回到了家。”“希望以后能每隔一个时期到延安来一次。”可见谢伟思对延安充满了好感，认为在延安有很多朋友。他对延安的好感就是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的好感，这种友善的好感中国人民是极为珍惜并且将永志不忘的。
谢伟思在信中还说：“让我拜会你，听到你对时局的意见。这对我个人是一种快乐，对于美国国务部也极为有利。”可见谢伟思对毛泽东是很敬佩的，因为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不但对他本人有利，而且对美国也极为有利。
三、从一组美军观察组档案看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同美国政府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在这次接触当中，中共方面全力配合，大力支持，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甚至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为美军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日军情报，并成功营救了几十名美军飞行员。但是，美国还是选择了同国民党合作，“扶蒋反共”，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共。这是中共在同美国接触当中，美国第一次抛弃中共。
三年之后，1949年的春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又一次秘密派人同中共接触，打算维持美国同中共的关系。当时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也都派人去跟他接触，而且也有意在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同美国保持关系。但是，美国又一次抛弃中共。当司徒雷登向国内请示以后，美国的决策者发给他一封电报，让他回国。司徒雷登依依不舍，登上飞机之后，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三圈才走。这是美国又一次抛弃中共，也是中共在同美国接触当中第二次被抛弃。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公开宣布“一边倒”，就是因为之前美国抛弃了中共。
历史上的好多事是有前因后果的。知人论事要讲前因后果、讲因果关系；不讲前因后果，只讲果不讲因，只谴责果不谴责因，那是片面的、不公平的、错误的。这是我从上面所介绍的有关美军观察组档案当中引申出来的一点历史感悟，这段感悟可以帮助我们对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更加客观和公允，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观。同时，这份感悟也是今天我到这里来交流而获得的新收获，也希望成为各位今天听讲的新收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