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贵族形象
忏悔贵族：是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系列，l9世纪后期俄国文学中的理想贵族地主形象。他们思想进步 , 有较高的追求。但由于腐朽、堕落的生活环境的影响 , 他们有意无意做了错事 , 伤害了别人。当他们在特殊事件的触发下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恶果后 , 能深刻地反省和忏悔 , 并以实际行动赎罪 , 背叛本阶级 , 向人民靠拢。《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是 “忏悔贵族 ”的典型。
聂赫留朵夫是小说《复活》的男主人公，是“忏悔贵族”的典型。他既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同时又是本阶级罪恶的批判者。聂赫留朵夫突破了贵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放弃了贵族特权的地位，最后跟贵族阶级决裂。他否定了土地所有制，提出了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的看法。他对一切都表现出深厚的人性，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非常的厌恶；他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高尚理想，聂赫留朵夫性格发展的过程就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所以，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起初。他单纯、有理想，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当意识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残酷后，他把继承来的土地送给了农民，和玛丝洛娃真诚相爱。但后来的贵族生活使他腐化堕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又把她抛弃。作者说他原来是“精神上的人”占上风的，可是后来“动物的人”占了上风。由于青少年时期受到人道主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当他在法庭上再次遇到玛丝洛娃时，他被她的不幸遭遇强烈地震动了，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恶，“精神上的人”又在他身上苏醒。他进而意识到沙皇制度的腐朽，深刻认识到统治阶级的罪恶，最终走到否定现存制度和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上。托尔斯泰用人性论的观点解释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变化，他的恶的一面是由于受“动物的人”支配，善的一面是由于受到“精神的人”的支配。他的道德的“复活”是“精神的人”的胜利，聂赫留朵夫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上自我完善”的思想。
聂赫留朵夫是小说《复活》的男主人公，是“忏悔贵族”的典型。他既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同时又是本阶级罪恶的批判者。聂赫留朵夫突破了贵族传统的道德观念，放弃了贵族特权的地位，最后跟贵族阶级决裂。他否定了土地所有制，提出了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的看法。他对一切都表现出深厚的人性，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非常的厌恶；他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高尚理想，聂赫留朵夫性格发展的过程就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所以，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在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意义的，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复活》?主人公形象性格分析
聂赫留朵夫是《复活》中的男主人公，是“忏悔贵族”的典型。他既是贵族地主阶级罪恶的体现者，同时又是本阶级罪恶的批判者。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性格特点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他精神的“复活”。他的复活，不仅仅是忏悔和批判，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经过理性的思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提出改革，他的复活中蕰含着敢于创新，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闪耀着智慧的光茫！
聂赫留朵夫大学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时“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他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后来的七、八年，便是兽性的人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将她抛弃，从而使她沦落到后来的悲剧地步。直到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他回想当年，抚今追昔，才良心发现。精神的人终于战胜兽性的人。精神的人一旦复活，聂赫留朵夫就用全新的观点观察起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他的性格特点主要就表现在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对待土地问题上，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必须把土地交给种地的人。他先后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交给农民去种，收取很低的地租；一是交给农民，不收取任何地租。
聂赫留朵夫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态度是：由于他看清了贵族阶级是肮脏的，其生活趣味是卑劣的，所以他认为真正的上等人是劳动者和革命者。他在思想上，在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对封建官僚制度的问题，聂赫留朵夫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官僚嘴脸，他们残忍暴戾，嗜血成性，背信弃义，贪桩枉法。他感到那些担任要职的官员是制造“罪犯”的罪犯
作为托尔斯泰中晚期创作的代表作，《复活》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手法对沙俄社会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深刻的分析，其中，作者在对作品核心人物——聂赫留朵夫的鞭避入里的分析中融入了自我的因素，更是堪称一绝，因为从作品中不难看出，聂赫留朵夫代表了俄国封建社会末期少数忏悔乃至叛逆的贵族知识分子——类似作者本人。
我想，《复活》中关于聂赫留朵夫人物形象及其一切事情因果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字，那就是悲剧。
这种悲剧有着深刻的根源。从作者、作品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最终导致作品人物悲剧结果的根源在于当时文学社会大环境这一层面。观察当时的俄国文学史可以知道，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文学运动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重大转折，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封建制危机的加深、现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冲击，促动着俄罗斯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这种时代危机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来，使俄罗斯文坛迎来了一个各种文学形式繁荣发展的“白银时代”。托尔斯泰在小说《复活》便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文学反映现实，在封建宗教重重桎梏下的文学中，托尔斯泰尽管在其作品中力图揭露当时环境下的丑恶，如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国家机关的丑恶及教会的虚伪，但他同时又因无力解决这些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只好提出“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作为拯救人类的药方。在小说中，作者更多地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淡淡的无奈，它反映了托尔斯泰由于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根除罪恶的方法而产生的悲观主义情绪，从而最终使作品在以一种“悲剧”方式结束。
在这里，先套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下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在朱立元主编的《美学》中被认定为“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显然不适用于解释近现代的悲剧艺术”，理由是“因为亚氏之所以如此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是由于古希腊悲剧对于人物行动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性格的塑造”。可我怎么观察，也不觉得有什么所谓的“不适用”，我们都知道，行动本来就是作家表现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尺度，一扇关键之门，因为，在特定人物在特定场合的一个微妙的特定举动，往往会见出一个人为闪亮的性格，而朱立元将强调“行动”与塑造“性格”如此割裂开来，又顺水推舟，如此轻率地抛出一个“不适用”的结论，似乎显得牵强了。
显然，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悲剧”更合适于用来分析聂赫留朵夫其人其行。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在此试问：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塑造的始终保持“赎罪者”和“忏悔者”姿态的聂赫留朵夫，是否是由于作品中主人公自身的某种过失或弱点，因此他的遭遇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怜悯？是否是由于主人公在不超出根本“宗教原则”的范畴下，其经历或结果虽然不是好到极点，却又是和我们类似，从而使人们担心自己由于同样的错误或弱点而受到惩罚，并由此产生出强烈的恐惧和不安？
我想，《复活》作为一部成功的悲剧作品，无论其写作年代离我们有多远，同情和怜悯聂赫留朵夫并因此产生恐惧和不安的人绝不仅仅只是托尔斯泰，而是随着时代更替的各时代的人们。
如前所述，聂赫留朵夫身上所反映的作者的宗教道德思想，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但是，能否据此定下结论：聂赫留朵夫开象对社会生活具有某种本质或必然性的反映？
对于这一点，前人早就做出了肯定的结论。高尔基也曾指出：“六十年来，聂赫留朵夫公爵驰骋于俄罗斯，到处看看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还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的俄罗斯生活几乎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但是仍要注意，聂赫留朵夫形象的塑造的思想意义还在中于它揭示了贵族的叛逆和农民的思想局限的。聂赫留朵夫如同其作者“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传统观点。他脱离了本阶级，他憎恨本阶级。聂赫留朵夫最后得出宗教道德出路无疑是反映了俄国农民的“天真”和“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
作为带有作家本人自传性质的人物形象，聂赫留朵夫在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赎罪者和忏悔者。从卡秋莎的堕落、被捕以及判刑过程中，他从认识到自己是全部罪恶元凶发展为看清整个贵族制席虚伪。从与农民犯人和上流社会、官府两个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看清了人民的苦难，最终否定自已阶级的生活方式，否定了土了私有制度，放弃了贵族特权去接近人民。聂赫留朵夫的认罪忏悔，为民伸冤，与贵族阶段决裂和向人民靠拢，标明俄国贵族中开始出现分化现象。
然而，聂赫留朵夫作为一个具有两重性的复杂的人物，他虽然看到了社会的不合理和人民的痛苦，却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虽然在后来他相信应该按照圣经生活，可这只能是一种极其朦胧抽象的理想；虽然他与本阶级决裂了，但并没有与人民真正结合起来，不能为根除造成人民灾难的社会原因斗争。
综上所述，聂赫留朵夫的探索并无实际结果，就连其最热烈的赎罪追求也涂抹着禁欲主义的宗教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并没有正的复活。这也正是托尔斯泰世界观矛盾的直接反映，这种反映折射到作品中，造就聂赫留朵夫形象最终的“悲剧”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