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第一大汉奸
篇一：鲁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
无情唯君 虽鲁而迅
从小到大我们学到过很多篇鲁迅先生写的文章，或散文，或小说，或诗歌，或传记。对于我们来说，鲁迅早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被誉为“民族魂”。 的确，在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他无疑是个巨人，在每一篇课文的插画里，他那一头刚硬的短发、一撇浓密的短髭、一副冷峻的面容——横眉冷对，这是大多数人一提到鲁迅就能联想到的标准形象。
写到鲁迅，心就突然柔软下来。他是一个时代的战士。
1881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富裕家庭，祖父是京城的大官。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为周树人，这样一个富家少爷，虽然平日里生活受束缚，但并不影响他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和日后爱憎分明的性格的培养。年少读先生的文，只嫌艰涩难懂，实在是因为不谙世事，如今再想，这泱泱中华大国，有几人能像他呢？也全是因为他历经波折的一生才因此给世人留下了那么多稀世文学和民族精神。
如果岁月无忧一生平淡，那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是多了一位受父母包办婚姻约束的富家公子，而不会出现大文豪鲁迅。13岁，家道中落，父亲病重，鲁迅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体会生存的艰辛，担起生活的重担，从天堂坠入地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摘自《呐喊》自序）。不过，也正是从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我们似乎可以看见某些未来的可能性。
毕业于南京矿路学堂后鲁迅就奔赴日本留学医，准备卒业回来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他想得很好，但往往事与愿违。他在日本所经历的一切改变了他从医的想法，在日本，但凡是中国人就会被歧视，弱国无强民，然而更让他绝望的是国人的麻木和事不关己的冷漠，也是在那个时期，他放弃了医学。
陈独秀在1937年《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中所写的那样：“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是的，鲁迅不仅仅是个革命者，也不仅仅是个战士，他永远是个另类，是个超离孤独的孤独者，“是中国遍地奴才意识的思想荒原上的一个异数”（邓晓芒语）。国民党时代是这样，共产党时代也会一样。毛泽东在1957年就说过：“假如他还活着，我想要么是坐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保持沉默。”光是1932年到1936年这几年间，鲁迅就用了八十几个笔名，他认为，一个战斗者不值得“以真名去招致无聊的麻烦”，1918年5月，他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体现一个文化战士的智慧。很多人不屑于读鲁迅，也有很多人建议中小学的课本中可以“剔除”鲁迅了。确实，他的思想和文章确实不如科学技术，也不能增强我国实力，但是如同孔孟之道，文章天生就不是用来拯救世界的，却也是不可缺少的，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一个国家的人民，除了外乱，仍然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困惑，精神的问题不解决，空有物欲，将不战自败。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鲁迅？众所周知，鲁迅是以对中国人的奴性、面子心理、看客心态，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国民劣根性进行一针见血、深入骨髓的批判而闻名的，他是我们民族精神普遍溃败时的中流砥柱（摘自豆瓣网友）。时至价值渐趋多元的今天，鲁迅虽然饱受争议，但他作为民族劣根性的首先发现者、严肃批判者的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他的批判在今天仍然对症，仍不过时。在日益喧嚣迷茫的当今社会，我们再来认识鲁迅，有着更深一层的现实意义，其实质就是在读这种批判，在读我们这个民族，在读我们自己。所以说，鲁迅就是一面镜子，不同的人会从中读到不同的鲁迅，更会映照出不同的自己，让我们看清自己、看清别人，看清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病根，从而找准未来的方向。
毛泽东还曾这样评价鲁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很多人眼中的鲁迅就是一个横眉
立目，不知疲倦、不近人情，日以继夜、年复一年战斗着。我们只看到鲁迅刚毅的一面，而他作为普通人，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在他生前死后，“汉奸”这个骂名一直如影随形。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经营书店，鲁迅在那里购买了大量书籍，并通过书店代为收转信件以及会友、座谈，还曾在此避难。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成为别人攻击他的口实，据此骂他是汉奸。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内山完造曾多次营救中国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内山完造曾四次帮助鲁迅安全转移、脱离危险。那些污蔑鲁迅人格的行为都是可耻的，鲁迅的一生事业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尊敬的。
公平而论，鲁迅绝对是有大抒情和大悲悯之人，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和同时代的很多文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甚至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独立，因为没有一个国人能像他那样，在强烈地批判外物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批判自己，直到今天也没有。许广平曾说他是革反革命的非革命者，而他说自己是非革命不可的革革命者。是的，这就是鲁迅。
篇二：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鲁迅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陈丹青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今天在鲁迅纪念馆讲话，心里紧张——老先生就住在隔壁，讲到一半，他要是走进来怎么办?其实，我非常巴望老先生真的会走进来，因为我知道，我们根本休想见到鲁迅先生了。
鲁迅先生被过度谈论了。其实在今天的社会尺度中，鲁迅是最不该被谈论的人。按照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鲁迅的性格、主见，不管在哪个朝代，恐怕都是“坏公民”。好在今天对鲁迅感兴趣的年轻人，恐怕不多了吧。
我们这代人欢喜鲁迅，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我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市面上能够出售、准许阅读的书，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鲁迅的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鲁迅在中国被弄成一尊神。这是另一个大话题，今天不说。反正我后来读到王朔同志批评鲁迅的文章，读到不少撩拨鲁迅的文字，我猜，他们讨厌的大概是那块牌坊。其实，民国年间鲁迅先生还没变牌坊，住在弄堂里，“浑身痱子，一声不响”，也有许多人讨厌他。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这样喜欢鲁迅呢?今天我来试着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谈论鲁迅先生。
第一， 我喜欢看他的照片，他的样子，我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
“文革”中间我弄到一本日记本，里面每隔几页就印着一位中国五四以来大作家的照片，当然是按照上世纪50年代官方钦定的顺序排列:“鲁、郭、茅，巴、老、曹”之类。我记得最后还有赵树理的照片——平心而论，郭沫若、茅盾、老舍、冰心的模样，各有各的性情与分量。近二十多年，胡适之、梁实秋、沈从文、张爱玲的照片，也公开发布了，也都各有各的可圈可点之处，尤其胡适，真是相貌堂堂，如今我们新时期新文学男男女女作家群，排得出这样的脸谱吗?
可是我看来看去，看来看去，还是鲁迅先生样子最好看。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纷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我们说起五四新文学，都承认他是头一块大牌子，可他要是长得不像我们见到的这副样子，你能想像吗?
鲁迅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差不多衔接着西方十八、十九世纪。人家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史，法国人摆得出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好样子，英国人摆得出哈代、狄更斯的好样子，德国人摆得出歌德、席勒的好样子，俄国人摆得出托尔斯泰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样子，20世纪的印度还有个泰戈尔，也是好样子—现代中国呢，谢天谢地，总算五四运动闹过后，
留下鲁迅先生这张脸摆在世界文豪群像中，不丢我们的脸—大家想想看，上面提到的中国文学家，除了鲁迅先生，哪一张脸摆出去，比他更有分量?更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更有象征性?更有历史性?
而且鲁迅先生非得那么矮小，那么瘦弱，穿件长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站在那里。他要是长得跟萧伯纳一般高大，跟巴尔扎克那么壮硕，便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他要是也留着于右任、张群那样的长胡子，或者像吴稚晖、沈钧擂那样光脑袋，古风倒是有古风，毕竟有旧族遗老的气息，不像他——他长得非常地“五四”，非常地“中国”，又其实非常摩登:五四中国相较于大清国，何其摩登，可是你比比当年顶摩登的人物:胡适之、徐志摩、邵询美??鲁迅先生的模样既不洋派，也非老派，他长得是正好像鲁迅他自己。
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参考消息》报道联合国秘书长见周恩来，叹其风貌，说是在你面前，我们西方人还是野蛮人。这话不管是真心还是外交辞令，确是说出一种真实。西洋人因为西洋的强大，固然在模样上占了便宜，可是真要遇见优异的中国人，那种骨子里的儒雅凝练，脱略虚空，那种被彼得·卢齐准确形容为“高贵的消极”的气质，实在是西方人所不及。这也好比中国画的墨色，可以将西洋的七彩给比下去。你将鲁迅先生的相貌去和西方文豪的模样摆在一起比比看，真是文气逼人，然而一点不嚣张。
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历史已经给了鲁迅莫大的地位，他的模样被印刷媒体引用了七十多年，早经先人为主成为后世公众的视觉符号。是的，很可能是的，但这形象效应是互为因果的:时代凝视这形象，因这形象足以换取时代的凝视，这乃是一种大神秘，俨然宿命，而宿命刻印在模样上—托尔斯泰那部大胡须，是应该写写《战争与和平》;鲁迅那笔小胡子，是应该写写《阿Q正传);当托尔斯泰借耶稣的话对沙皇说:“你悔改吧!”这句话与托尔斯泰的模样很般配;当鲁迅随口给西洋文人看相，说是“陀思妥夫斯基一副苦相、尼采一副凶相”，这些话，与鲁迅的模样也很般配—大家要知道，托尔斯泰和鲁迅这样的说法，骄傲得很呢!他们都晓得自己伟大，晓得自己长得有样子。那年萧伯纳在上海见鲁迅，即称赞他好样子，据说老先生应声答道:早年的样子还要好。这不是鲁迅会讲话，是他看得起萧伯纳，也看得起他自己。
我这不是以貌取人吗?是的，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但以上说法只是我对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单相思，并不能征得大家同意的。
“就文学论，就人物论，鲁迅是百年来中圈第一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好玩”这个词，说来有点轻桃，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只好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祟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仿佛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平实地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涂料。那么，平心而论，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党，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宜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历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
大批左冀人士与共产党人，论胆最，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民国“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廖仲恺、傅斯年、雷展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官吃过饭。
总之，鲁迅的时代，英雄豪杰爱国志士，多了去了。只不过五十多年来，许多民国时期人物被贬低了、歪曲了、抹掉了、遗忘了??在我们几代人接受的教育中，万恶的“旧社会”与“解放前”、文坛上好像只有鲁迅一个人在那里左右开弓跟黑暗势力斗。鲁迅一再说，他只有一支笔，可是我们偏要给他背后插许多军旗，像个在舞台上凶巴巴唱独角戏的老武生??
什么叫做“好玩，’?“好玩”有什么好?“好玩”跟道德文章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强调鲁迅先生的“好玩”?
以我个人的心得，所谓“好玩”一词能够超越意义、是非，超越各种大字眼，超越层层叠叠油垢一般的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直接感知那个人。从少年时代阅读鲁迅，我就不断发笑，成年后，我知道这发笑有无数秘密的理由，但说不出来，而且幸亏说不出来—这样一种阅读的快乐。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读来读去，读来读去，只有鲁迅能够给予我，我确信，他这样一句一句写下去，明知道有人会发笑。
我常会想起胡兰成。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此成为一个旁观者:他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在鲁迅的年代是个小辈，没有五四同人对鲁迅的种种情结与偏颇，他的流亡身份使他没有国共两党在评价鲁迅、看待鲁迅时那种政治色彩或党派意气，所以他点评鲁迅，我以为倒最中肯。他说，鲁迅先生经常在文字里装得“呆头呆脑”，其实很“刁”，照他看来，鲁迅真正的可爱处，是他的“跌宕自喜”。
“跌宕自喜”什么意思呢?也不好说，这句话我们早就遗忘了，我只能粗暴而庸俗地翻译成“好玩”。然而“跌宕自喜”也罢、“好玩”也罢，都属于点到为止的说法，领会者自去领会，不领会，或不愿领会的，便说了也白说。我今天要来强说鲁迅的“好玩”，先已经不好玩，怎么办呢，既是已经在这里装成讲演的样子，只好继续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们先从鲁迅的性格说起。最近我弄到一份四十多年前的内部文件，是当年为拍摄电影《鲁迅传》邀请好些文化人搞的谈话录，其中一部分是文艺高官，都和老先生打过交道。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提到鲁迅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板面孔，而是非常诙谐、幽默、随便、喜欢开玩笑，千万不能给他描绘得硬梆梆。夏衍，是老先生讨厌责骂的四条汉子之一，他也说老先生“幽默得要命”。
我有一位上海老朋友，他的亲舅舅即是当年和鲁迅先生玩的小青年，名字叫唐弢。唐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臂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拿支烟，嘻笑言谈。唐弢还说，那时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前面说到夏衍，我本以为鲁迅根本不与他玩，结果据夏衍的说法，他们时常一起吃饭谈天，熟得很。
这样看来，鲁迅与所谓“论敌”的关系，半数是“熟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不熟不识的人，鲁迅怎样看待，人家又怎样看待鲁迅呢?我的一位师尊认识一位当年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老先生，50年代谈起他年轻时为文撩拨鲁迅，鲁迅回应几句，那老先生到晚年还得意洋洋地说:“好哉，我就给鲁迅先生一枪刺下马来!”说罢，哈哈大笑。
这样子听下来，不但鲁迅好玩，而且民国时期的文人、社会、气氛，都有好玩，开心的
一面，并不全是凶险，全是暗杀，并不成天你死我活、我活你死。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另一面却给藏起来，总是不在场的。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
在回忆老先生的文字中，似乎女性比较能够把握老先生“好玩”的一面。譬如章衣萍太太回忆有一天和朋友去找鲁迅玩，瞧见老先生正在四川北路往家走，于是隔着马路喊，鲁迅没听见，待众人撵到他家门口，对他说喊了你好几声呢!于是老先生“噢、噢、噢??”的噢了好几声。问他为什么连声回应，鲁迅笑说，你不是叫我好几声吗，我就还给你呀??接着进屋吃栗子，周建人关照要捡小的吃，味道好，鲁迅应声道:“是的，人也是小的好!”章太太这才明白又在开玩笑，因她丈夫是个小个子。
这样子看下来，鲁迅简直是随时随地对身边人、身边事在那里开玩笑。照江南话说，他是个极喜欢讲“戏话”的人，连送本书给年轻朋友也要顺便开玩笑——那年他送书给刚结婚的川岛，就在封面上题词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那种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一个智力与感受力过剩的人，大概才会这样随时随地讲“戏话”。我猜，除了老先生遇见什么真的愤怒的事，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在寻求这种自己制造的快感。
“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
但我们并非没有机会遇见类似的滑稽人，平民百姓中就多有这样可爱的无名的智者。我相信，在严重变形的民国时期人物中，一定也有不少诙谐幽默之徒。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好玩，不好玩，甚至有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一点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位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不正经”——可是论开阔，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最可喜是林语堂，他当年在乱世中提倡英国式的幽默，给鲁迅好生骂了好几回——顺便说一句，鲁迅批判林语堂，可就脸色端正，将自己的“好玩”暂时收起来——可是我们看不出林语堂平时真好玩，他或许幽默吧，毕竟是种种西式的刻意的自我教养，与鲁迅天性里骨子里的大好玩，哪里比得过。
这样子比下来，我们就可以从鲁迅日常的滑稽好玩寻开心，进人他的文章与思想。然而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倒是胡兰成接着说，后来那些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这“核对”一句，我以为说得中肯极了。
依我看，历来推崇鲁迅那些批判性的、战斗性的“革命”文章，今天看来，就叫做“写作的愉悦”——所谓“愉悦”，直白的说法，可不就是“好玩”?譬如鲁迅书写的种种事物，反礼教、解剖国民性、鼓吹白话、反对强权等等，前面说了，当时也有许多人在写，激烈深刻，不在鲁迅之下，时或犹有过之。然而90多年过去，我们今天翻出来看看，五四众人的批判文章总归不及鲁迅，不在主张和道理，而在鲁迅懂得写作的愉悦，做得词语调度的快感，
懂得文章的游戏性。
可是我们看他的文字，通常只看到犀利与深刻，看不到老先生的得意。因为老先生不流露，这不流露，也是一种得意。一种“玩”的姿态，就像他讲笑话，自己不笑的。
好玩与道德文章是什么关系?
我们单是看鲁迅各种集子的题目，就不过是捡别人的讥嘲，拿来耍着玩。什么《而已集》啊、《三闲集》啊，《准风月谈》啊、《南腔北调集》啊，还有那未曾结集的《五讲三嘘集》，真是顺手玩玩，一派游戏态度，结果字面、意思又好看，又高明。他给文章起的题目，也都好玩，一看之下就想读，譬如《论他妈的》、《一思而行》、《人心很古》、《马上支日记》等等等等，数也数不过来。想必老先生一起这题目，就在八字胡底下笑笑，自己得意起来。
历来我们称引鲁迅，尤其是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摁着孩子死命念的篇目——临了还逼着学生硬写什么“主题思想”之类——总是拣那几篇沉痛激愤之作，而许多绝妙的游戏文章，向来不称引。譬如那篇《阿金》，意思深得很呢。另有不少爽快的杂文，譬如《花边文学》中的《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当时的文人纷纷谈论，言不及义，此后迄今，也还没人比得过，查对日期，竟是同一天所写;《南腔北调集》另有两篇随手撩撩的短文:《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搁在今天看，意思也还精辟醒豁，也写在同一天——老人家显然半夜里写得兴起，实在得意，烟抽得一场糊涂，索性再写一篇。
鲁迅下笔，实在是讲快感的，他自己说他作文是被“挤”出来的，并非“文思泉涌”，我只信一半。因这又是他藏在胡子底下的“戏话”，几分认真，几分调笑，顺便刺刺煞有介事的文学家。而他所谓“匕首”之类，并不真要见血，不过刺着好玩，态度又常是温厚的。譬如《论他妈的》，语气把握得好极了，我们读着，自然明白他是在批判国民性的某一端，可是读到结尾，老先生另起一段，忽然这么写道: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农民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莱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兴的“我的亲爱的”那种意思了。
我猜老先生写到这里，一定得意极了。
中国散文这样子到末尾一笔宕开，宕得这么恳切，又这么漂亮，真是还得看鲁迅。大家不要小看这结尾:它不单是为文章的层次与收笔，我以为更深的意思是，老先生看事情非常体贴，既犀利，又厚道，既是激烈的，又是清醒的，不会将自己的观点与态度推到极端，弄得像在发高烧。一个愤怒的人同时很睿智，一个批判者同时心里在发笑，他的愤怒，他的批判，便是漂亮的文学。
有这样浑身好玩的态度，鲁迅写文章便可尽管峭刻，然后套个好玩的题目，自己笑笑——他晓得自己的文章站得比别人高，晓得他自己站得比他的文章还要高一一这样站得高，看得开，所以他游戏得起。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实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文章的张力，是人格的张力;写作的维度，是人格的维度—激愤，同时好玩;深刻，然而精通游戏;挑衅、却随时自嘲，批判，忽而话又说回来??鲁迅作文，就是这样地在玩自己人格的维度与张力。他的语气和风调，哪里只是峻急犀利这一路，他会忽而淳厚沉郁，如他的回忆文字;忽而辛辣调皮，如中年以后的杂文;忽而平实郑重，如涉学问或翻译;忽而苍老精辟，如《故事新编》;忽而温润出神，如《朝花夕拾》。而有一种异常绝望虚空的况味，几乎隐在他各时期的文字中，尤其是他的序、跋、题记、后记，以上那些反差极大的品质，会出人意料地揉杂在一起，难分难解。
高贵的品质
许多意见以为鲁迅先生后期的杂文没有文学价值。我的意见正好相反，老先生越到后来越是泼辣无忌、妙笔生花，越是深味“写作的愉悦”。有些绝妙文章，《古文观止》也不见相似而相应之例，雄辩如韩愈，变幻如苏轼，读到鲁迅的杂文也会惊异赞赏，因他触及的主题
篇三：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周作人为什么要当汉奸
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闹的沸沸扬扬。有说迫不得已，情有可原的；有说一念之差，偶尔失足的；还有说并非投降日寇，而是中国共产党人让他留在北平，深入敌人心脏搞地下工作的。以上种种，充满了对汉奸周作人的回护和同情，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其实，周作人自己的作品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当汉奸。
一
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二周”（鲁迅、周作人）一直在文学界具有崇高威望。1923年兄弟因家务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但二人在文学取向乃至政治取向上，大致上还都一致。“语丝社”的成立、对“现代评论派”的抨击、对“三·一八惨案”的揭露乃至对“四·一二”大屠杀的愤怒控诉，都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叫嚣和侵略行径，二人也都是坚决反对和抗议的。特别是周作人，在这方面甚至表现尤为激烈。1925至1927年间，他一连写下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等十余篇文章，无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和侵略逻辑，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抗日爱国的一片赤诚。他特别痛恨以《顺天时报》为代表的日本人在中国的报纸，说它们“专以造遥为事”（《谈龙集·香园》），“它们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他称《顺天时报》为“这个天下最恶劣的东西”（再是《顺天时报》）。作为一名留日六年而又娶了一名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留学生，周作人上述对日本侵华的清醒认识和愤怒斥责，不能不让人惊异和钦敬。这也和他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汉奸形成了让人无法置信的强烈对照！
周作人的这种正确态度，一直持续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在《谈日本文化书》、《老人的胡闹》文中，他说“日本近来对中国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卑鄙可丑”，并且怒斥老牌法西斯分子三上参次疯狂的侵华叫嚣，对于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也有辛辣讽刺。
二
周作人由反日到媚日的180度大转弯，开始于《岳飞与秦桧》一文。在民族危亡关头谈秦桧与岳飞，大多是褒岳飞贬秦桧，借歌颂民族英雄来激发民族感情。然而周作人则反是。他大褒秦桧，大贬岳飞，大讲“主和”比“主战”难。在《关于英雄崇拜》中，他又大贬文天祥、史可法，重弹“和比战难”。而在《日本管
窥》中，他竟然肉麻吹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犬养毅。在《再谈油炸鬼》中，他的卖国主义的“和战论”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民族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上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此文写于1936年7月，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半年之后，而七·七“事变爆发一年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蹂躏东北全部与华北大部，在全国人民是益高涨的全面抗战浪涛中，周作人的这种“主和论”，听起来是多么刺耳！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方针，正是“以战逼降”蒋、日之间正在秘密会谈、讨价还价。周作人的这种“主和论”，不正是紧密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舆论攻势吗？不正是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而且承认他们侵占东北、华北的合法化吗？假如说此时周作人已经萌生了降日的念头，也许并不为过吧？
三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月，北平沦陷，教授学者纷纷南下，北大、清华也宣布南迁。身为北大教授的周作人何去何从？显然，他是不准备离开北平的。8月初他写给《宇宙风》编辑陶亢德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此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如果周作人真能当个当代苏武，那也未尝不值得人们敬重。可惜，他连苏武的皮毛也没学到。不错，北大校方来信请他和另外三人为留校教授并请他们维护“校产”，但并未让他们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而周作人在这年冬天，已经在作“出山”（即出任伪职）的考虑了。果然，次年初春，周作人即毫不扭捏地出席了实际是日本侵略军方面主持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与大汉奸汤尔和、张燕卿以及日本陆军部的特务分子坐到了一条板凳上。这样快地“出山”、“下水”，还谈何苏武？周作人在会上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的出席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难怪全国舆论哗然，一片讨逆之声了。周作人当然不可能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而只能愈陷愈深。一年之后，他出任伪职“北大文学院筹备员”、“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并参加了日本军方控制的“东亚文化协会”。下一年，接替死去的汤尔和当上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此后，他与汪精卫紧密联系，为日寇的侵略战争鼓吹动员，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奔走卖命，的确干了不少为抗日军民所不齿的罪恶勾当。在周作人后来撰写的《知堂回想录》中，他避而不谈这罪恶行径，而大谈他之被刺
与日本作家片冈铁兵骂为“反动老作家”，妄图以此掩盖事实真相。其实，“被刺”也好，“反动老作家”也罢，都不足为周作人辩护。“被刺”，可能如他本人所理解，是日本人对他的威吓；但更可能是爱国青年采取的暗杀汉奸的泄忿行动。称之为“反动老作家”，只是片冈铁兵个人的言论，并不代表日本官方，何况又很快被收回、致歉了呢？
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以周作人那样的大作家，他难道不知道汉奸遗臭万年吗？为什么非要“出山”、“下水”不可呢？这里，至少有着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因素：
第一，周作人“五四”之后，跻身名流，养尊处优，和广大平民百姓早已失 去感情联系，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他虽然耳闻目见（如“一二·九”、“七·七”），但这并不能督促他走进全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列。一开始，他并未立即决定投敌，而是想躲进书斋当“隐士”。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压力一来，就“出山”、“下水”了；
第二，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周失和”就是她搞的鬼，周作人对她可说是言听计从、夫妇情笃。她一向挥霍无度，“二周”的双高薪收入都不能满足其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怎么可能允许周作人象其他教授名流那样，离开北平，千里跋涉，到南方去抗日呢？她不走，周作人也甭想走。不走，又不当汉奸，她那个“高消费”从何而来？果然，1938年末“下水”之前，周作人生活相当清苦甚至举债度日。“下水”之后则马上修缮房舍、宴请不断了；
第三，如前所说，周作人早就在思想、理论上解除了武装，早就由抗日改为媚日了。一个思想上媚日的人，怎么可能在行动上抗日呢？
第四，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周作人自己承认，“行刺”事件后，他就被日本宪兵“监护”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实际是以保护之名向周作人施加压力，促其早日“归顺”。至于私下里的交易，就不得而知了。
四
八十年代出现的“周作人热”，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
当年正当周作人沉沦于“大东亚圣战”的深渊之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周作人理所当然地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并被关进了南京监狱。解放后，他大概沾了乃兄鲁迅的光，人民政府让他“保外就医”、从轻发落了，但是，三十年间，他的作品却被打入了冷宫，谁也没有敢出版，这三十年的“冷处理”，既为周作人争得了同情，也为今天周作人作品的出版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于是，“周作人
热”首先在出版界兴起，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周作人文集、传记、作品单行本一下子涌现了几十种之多。作为“促销”活动之一种，为周作人鸣不平的文章、评功摆好的文章乃至歌功颂德的文章，便时有所见。
其中，并不乏周作人的崇拜者。有文学创作者喜欢他的那些冲淡、闲适的小品文、认为“炉火纯青”，“超凡入圣，读之乃“莫大人生享受”。有的甚至以此为标的，否定“匕首”、“投枪”似的鲁迅杂文和“鲁迅风”杂文，认为那只有战斗性而无艺术性。他们把周作人的小品文列为“上品”，而把鲁迅杂文列为“中品”甚至“下品“。这当然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偏见。然而，一段时间内却相当洋洋乎盈耳。
有文学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贡献 。周作人当年倡导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获得了比当年更多的拥护者。也有鲁迅研究者充分肯定周作人对鲁迅研究的“独特”贡献，《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乃至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都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评述和肯定。
更有甚者，有人企图从根本上为周作人的卖国投敌翻案。他们根本不顾周作人七年汉奸生涯的大量罪状，也不看周作人由抗日到媚日的思想变化，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查无实据的传闻，便得出了周作人降敌乃共产党派遣的谬论，撒下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弥天大谎。
这个弥天大谎所以颇有市场，关键是利用了人们的一种逆反心理。好象谁多年挨整谁就是好样的，谁越吃香谁就越无价值。周作人被“打”成汉奸，他一定是好人；××被捧成英雄，他没准儿才是坏蛋。看来十分滑稽可笑，实际上这样荒唐的逻辑相当流行，何独周作人评价为然？
必须指出的是，不仅“周作人热”是人为炒起来的，任何“热”都是人为炒起来的。中国文化市场真正成熟起来，非制止这种走马灯一般的这个“热”、那个“热”不可。多年以来，我们太喜欢“一窝蜂”了，太喜欢受“热”浪摆布了。但愿从现在开始，这些人为“炒”起来的这个“热”、那个“热”统统寿终正寝，让人们在一个安静的、优良的环境中认真看书、学习、思考、创造。这虽然超出了《周作人为什么会当汉奸》的题目，但似乎并非不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光明日报》1996年3月28日
（作者：袁良骏）
篇四：试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人文社科学院
现代文学专题
题 目： 班 级： 姓 名： 指导老师：
2013年 9月 25日
试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就像一个巨人屹立当中而长久不倒，终身都以其铮铮铁骨坚守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以个人之力成为现代文学开创者、奠基人，并铸就了一坐无可企及的高峰。
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鲁迅并不是为了创作而创作，其弃医从文的根本目的是“立人”。他在东京求学时一次看幻灯片看到愚昧的中国人被屠戮，感到国人“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愤而弃医从文。破而后立，“破”与“立”是对立统一的。在鲁迅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立”更多表现为“破”，即表现为强烈的批判意识，对国民性顽劣的“根”进行了深层挖掘，对“病灶”
第一、表现的深切。首先，是体现在小说题材的突破性。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创作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彻底的面向现实，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所以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由此开掘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其次，是体现在独特的观察与表现的视角，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拷问”。如《药》通过清末革命者夏瑜惨遭杀害却被愚昧的劳动者买去治病的故事，真是的显示了民众的落后愚昧无知，也揭示了中国旧民主主义的不彻底性和悲剧性。义。
再次，是鲁迅小说常见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前者如《示众》，主要表现了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对于“启蒙”的无奈质疑。后一种模式如《故乡》、《在酒楼上》，蕴含了“反抗绝望”与彷徨。
最后，还有思想的深邃上。鲁迅的小说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鲁迅那时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都是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历史需要融合在一起的。以上两点在鲁迅的小说中清晰可见：《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
第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首先，在创造手法上，鲁迅开辟了多种创造方法的源头：《孔乙己》、《祝福》等作品显示了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点；《狂人日记》则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之作；《肥皂》、《白光》等对人物潜意识的描摹，表明在某些局部带有心理剖析的色彩，充分体现了鲁迅的“拿来主义”的创作态度。同时，在鲁迅的小说中，还“常常回响着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声音”，这使得鲁迅的许多小说“以多声部的复调为特点”，乃至成为“复调小说”。
其次，在格式上，鲁迅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狂人日记》所采用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独语自白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小说上显然是一个首创；《孔乙己》通过截取人物生平来概括人的一生；《药》从事件中中途起笔。这些写法打破了传统小说有头有尾、单线叙述的格式。
再次，在塑造人物方面，鲁迅注重采用“杂取种种，合成一个”④的办法，对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充分的艺术集中和概括，使人物形象具有较为广泛的典型性，例如阿Q这个人物，几乎人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的具有“阿Q精神”。
还有，鲁迅在写人物时，还注重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即使“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⑤。 同时，鲁迅还是散文的集大成者，其散文诗集《野草》和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均为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精品。《野草》的风格与写作姿态不同于《朝花夕拾》，也可以用“独语”来概括，开了中国“散文诗”的先河。这主要是逼视与抒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矛盾、紧张、焦虑，包括难于言传的感觉、情绪、意识与潜意识，并引向哲理的思考。所以说，《野草》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浸透着生命体验的“反抗绝望”的哲学。《野草》很晦涩难懂，阅读时关键是琢磨体会其用意象象征（暗示）的感觉、意趣与思维，要把握其“独语”中所表露的“自我审视”的性质。如《影的告别》中“彷徨于阴暗之间”的回环反复的语句，传达出内心斗争的深刻。鲁迅也说过，他并不希望青年读懂他的《野草》，因为《野草》只属于他自己。而《朝花夕拾》（原为《旧事重提》），都是带有回忆性质的散文，记叙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片段，包含了作家强烈的爱憎，闪烁着社会批判的锋芒，在平淡的叙述中寓有褒贬，使回忆与感想、抒情与讽刺和谐的结合起来。
提到鲁迅，就不能不提及鲁迅的杂文，杂文是鲁迅作为革命战士的最锐利的武器，大量评论时政的杂文，都是指向旧制度、旧文化的“匕首”。通过杂文，鲁迅显现出他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他的杂文多收于《三闲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中。
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他文章中的说理、论辩、批判、驳论等逻辑力量都是透过鲜明的形象来体现的，因而他的杂文具有浓郁的艺术色彩。鲁迅杂文的文体自由多变，短评是他常用的形式。他的文风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永，或锋芒毕露，或泼辣犀利，或意味深长，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
总的来说，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他的一生为中国文学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清醒的现实主义、彻底的反封建思想和对人民大众的无比热爱，他的“立人”思想的提出以及为改
造国民性所作出的不懈努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文化思想史书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他的散文、小说和杂文创作成为记录他的思想，批判封建文化，对敌作战的有力武器。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鲁迅创作的魅力，即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不愧为“民族魂”。
参考文献：
?严家炎：《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求实集》，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④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6卷，第519页
⑤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530页
篇五：鲁迅与现代文学的难题 孙郁
鲁迅与现代中国
第一讲鲁迅与现代文学的难题
自己的婚姻，职业选择，中国传统文化当下的对待，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一套自己的价值观文学馆
中国社会的危机，中国文化的转型
呈现的精神景观，西学东渐下一个勇敢的精神战士
与时代的关系
从三个方面
鲁迅面临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时形成自己强烈的个性意识，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洋的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尼采的思想，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对他们的关注，在这个关注中形成了自己的 立人的思想
鲁迅留日期间认为中国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建设的这样一种路径，因此要改变现状要自下而上的路径开始，要强调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强调立人《文化偏正论》、《人之历史》个性主义对人的价值。“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扬个性而张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帝国的文化，没有个人的文化。立人受惠西方近代哲学 从狂放之风，只是对主流文化皇权文化有一种撼动力
人的想象力，人的生命的潜能受到抑制，吸收尼采超人的思想。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在鲁迅体现更充分，个性的解放，个性主义思想 人是可以成为自己而不是隶属于他人的这样一种可能
文本瞭望到了内心的隐蔽被释放出来的，人要有质量的生存，就应该把人的潜能 潜能应当创造性地转换出来
所以觉得在中国我们传统文化抑制了个人的这种发展，中国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过的自大，是庸众的党同伐异，他戕害了个性主义发展。中国文化当中的主奴的现象窒息了中国的发展
小说揭示了中国旧文化中没落因素对人的个体的戕害所带来的的这种痛苦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很美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主流的皇权文化但是其实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民间的思想，所以鲁迅发现在中国有一个主流的思想和一个非主流的思想，而非主流的思想是民众的是山林的文化，山林的文化比台阁间的文化更有创造性，但是山林的文化是被抑制的，在鲁迅小说就可以看到他对这样一种文化的失望
五四各种思潮，鲁迅发现了人本主义，个体解放。
杂文的背后总是有个很高大的形象，表现出与世俗社会不一样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一种对人的人之极限的超越，面对历史，面对自我，个性主义给她的文本带来了批判的色彩
第二段，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他也在警惕由于对自我的张扬而堕入法西斯主义这一一种危险性；在强调个人潜能开掘的同时，他认为关心他人，利他的重要
译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我们现在中国人每每谈及朝鲜半岛，常说是我们的藩属国，我们常常忘记有他人的自我，人各有己，自他两利，关心他人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但是中国文化常常就是我们只有自我，不过区别于个人主义自我，只有我天朝，我大中华，没有别人自我，这种大中华主义鲁迅认为也是可怕的。他是强调个性的同时要关心
祥林嫂，被戕害的底层的妇女，对弱小者内心世界的的体察，那种具有悲悯的带着诗意的一种情感方式在中国传统诗文里是比较少见的。杜甫对民生对哀叹的声音，对民生的哀叹的声
音，但鲁迅不仅是悲悯，他能够听到心灵世界和上苍的交流和死去亡灵的交流的那种紧张，一下子就把文本的世界的窗口打开了，他进入了一个幽忧深远的一个非常辽阔大的精神世界。他看到了每一个弱小者的存在，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他的思想是一种无限种可能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一个丰富的生命。恰恰是这样一种感受力是他的文本升腾着一种鲜活的人道的这样一种思想，我们每每会被他文本中这种诗意的带着爱意和痛楚的这样一种精神的热流所感动，关注他人的自我。
夏目漱石，对日本近代开化只是浅薄的开化，只是模仿西方文化的外表并没有真正精神的开化
面对儒学，面对中国的传统
打到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还原儒学的本质
牟宗三 儒家的所长是使命感，但是缺少命运感。
而鲁迅敏锐的感受到了个体的命运感，内在的感觉是极其丰富的，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缺少的元素，没有对命运感
胡适《说儒》儒家的思想的本色，但统治者理由儒学的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带来的负面效应 鲁迅认为传统文化有优秀的东西，但是在个性发展上制约，认为传统儒者有几个问题：一，传统儒者不可以睁着眼睛看世界，堕入了瞒和骗的大泽，在瞒和骗这样大的泥潭里边自娱自乐；二，是儒学造就了官本位，相对应地，民间就产生了匪魂，官和匪。匪做了皇帝，反对他的人又变成匪，他变成了官，鲁迅认为唯有民魂才是最重要的，最可贵的，中国缺少的是一种民魂。当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愿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第三产生了以老者为本位的专制的链条，新生事物不能得到发展，而不是以幼者为本位。鲁迅强调幼者本位。第四，他认为这种传统的儒教文化，这种文化出现了人吃人大的现象。狂人日记里讲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背后就会发现人会吃人，这是一种意象，一种隐义。其实鲁迅并没有把传统文化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在讨论儒教杀人的这一点上，一种诗意的隐含。第五，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超过了个人主义的自大，鲁迅小说杂文经常有对庸众的冷观，庸众的狂欢恰恰是窒息中国的有个性的发展，所以鲁迅精神就呈现另一种特征，一是直面惨淡的生活，二是注重民魂三是关注新生的力量；四是拒绝伤害无辜，也反抗一切压迫；五是警惕大众化主义和专制主义，认为这两个都是影响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一种屏障，在这个思路之下写作有截然不同的一面。他不是沉浸在吟风弄月或者是满足于对历史掌故的咀嚼的那样一种浅层次的什么的层面，表现了个体生命对人的存在的隐秘的一种关注，对不合理的存在的一种批判，这就和传统的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读书人他们相信自己依傍在儒学的学说里边，他们掌握了真理，鲁迅在批判传统文化丧失个性的充满了主奴关系的这样独术的文化的时候，他常说自己也是这个文化里的一员，自己也是吃人的人认为自己背着一种罪愆，也是一个有罪者，所以他在痛斥这个传统文化的吃人的过程中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焦虑。五四时期很多人对自己的思想很坚定、自信，但鲁迅不是。鲁迅认为你选择了什么，你可能会成为你选择的那个对象的奴隶。在张扬个性，尊重他人的自我以及希望摆脱儒教的负面因素的影响的过程里边。鲁迅创造了这样一种文体，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些具有亮色的存在，所以会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敢于放弃传统文化负面的东西而把那些有用的东西衔接在自己的躯体里面，同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通过抵抗、反抗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现代文化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如何解决，中国知识分子应走到十字街头，实践，了解东西方文化发展现状，借鉴西方如何选择和中国野史杂记和乡邦文化中国没有的传统文化。“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胡适说五四其实是一次文化复兴，是种文化成为新的转折点
高扬个性的仁慈精神和无畏的自我牺牲的意识乃是我们民族新生和
婚姻自由，男女均权，大同世界，现代人受其福音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鲁迅
第二讲 鲁迅与他的论敌
文字有内在的张力，日常生活当中和价值观与当时文人有很大区别
直到死，一直在各种矛盾的漩涡当中，，与绅士阶层有冲突，与旧文人有冲突，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胡适
胡适从未批评过鲁迅，但是鲁迅与他又很大冲突
个人主义的温情与绅士阶层的冲突
北京女师大开除学生，鲁迅站在学生这一边与陈西滢认为有害风雅，评价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是。。。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勾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些事实。——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画画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他又说：“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鲁迅先生和启明先生）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先生自己也好象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学界三魂 官魂、匪魂、民魂，鲁迅主张民魂，发现官魂在文人身上的闪烁，章士钊站在官的立场上开出鲁迅，读经尊孔
跟激进文人的冲突，很多人认为鲁迅过激，其实鲁迅的过激是在特定环境下，虽然鲁迅反对中国书，但其实他对中国乡邦文化，野史传记有很大的研究，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应该多读西洋书
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并非都是文艺。
鲁迅在与激进文人的冲突中可以看出看问题的复杂性，《上海文艺之一瞥》分析了左翼文人偏激的原因，他对上海，海派文人包括革命文人他们那些简单化思路带来的负面的思想。 第三与自由主义文人的冲突，白碧德文人的批评，梁实秋
早期进化论，后来接受阶级论
在中国要成大事要有学者之良知和市侩之手段
无后，你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中国是一个大染缸
如果只有市侩，没有良知，则是丧失思想的亮色的一个人
自由主义躲在象牙塔里不能解决问题，
和所有人所有知识群落都有分歧，他先解构自己然后再解构他人
人是有限的，人都是一个残缺的精神存在，人的学识的增长就是不断接近真理但是并不能完全把握，警惕完美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论战其实是他在建构自己思想的一个过程 与其他人的矛盾主要是对现实的态度的冲突是站在个人主义还是官本位主义看问题 新的文艺不止思想的真切和技巧的上达，智性和趣味的文本
嘈杂，简单化的这样的精神存在是不能建设新的文化存在
一方面反对传统，一方面坚持中国传统文人的那种厚道和暖意的存在，他肯定马克思主义，
但是反对残酷的斗争，革命是为了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
与自由主义的分野，不是不强调自由，只是不顾中国现实，抽象地谈自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有矛盾的一面，强调大众化，大众，但是他翻译西洋理论的时候佶屈聱牙，非常难懂
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鲁迅从来不是用是和不是来回答问题，在具体问题总是会发现另一个问题，人不可能无限地穷极对象世界，二律背反
第三讲 鲁迅与青年
鲁迅晚年身边聚集很多青年，青年人是喜欢鲁迅，唤起青年对身边的警戒，鲁迅对现实的痛苦和绝望已经摆脱痛苦和绝望那样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刺激，内心蠕活了的一种冲动
李霁野，台静农，未名社 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他看到了北大的教授和当时教育部官员身上没有的那样一种东西，年轻人身上的朝气，鲜活的力量，他们没有在历史的旧影下所背负着重负的那样一种困顿，周身一片朗照
青年是未来，中国士大夫是不可能有渴望改变自己环境这样的冲动，青年是有可能嫁接域外文化的那些有意味的存在创造出中国文化的新的精神
萧红萧军对青年的资助劝诫萧军保持那种野性，大漠金沙，女吊
中国文人太虚伪，太世态，远离现实
中国人看问题用第二感觉第三感觉，第一感觉不喜欢但是一看很重要就慢慢开始尊重这就是第二感觉，应该用第一感觉，很真，很纯然
《我要骗人》
达达主义，生命之流
《为了忘却的纪念》礼赞左翼五烈士柔石，别有一种意义，东方的微光，林中的想见 鲁迅年轻的时候认为青年人要胜于老年人，老年人可能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认为青年人是一种希望。但是1927年以后，鲁迅发现青年人有时候未必胜于老年人，鲁迅在一类青年人身上发现传统文化的惰性这些惰性的力量也在这些青年身上也有折射。
青年人也会发生变化，躲进象牙塔，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斗士，也会隐逸
纯粹的学者
一个有斗争性的人完全躲在书斋里，也是一种损失，并不是让人都选择一条血色的道路 和进步青年在一起，就是警惕自己成为士大夫的道路，旧式文人的趣味那条老路。人要不断的走，要走就要有青年人的朝气。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永葆了思想的青春，温暖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和今天的读者
第四讲 鲁迅与左倾文化
第五讲 鲁迅眼里的美
鲁迅是一个书法家，他的字写得很美，他的性格有刚烈的一面，可是他的字非常柔美轻柔有王羲之灵动的没在里面，字如其人，他本质有很柔美的东西在里面
对美有一种天然的追求在里面，在他金刚怒目的文字，在他忧愁的文字里面，在他对现实最痛苦的诉说，抨击现实的时候，你在他的文字里面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美。每一篇杂文都可以把玩
鲁迅眼里的美是什么，力的美，汉代造像巍然大气，非常灿烂，心灵可以与上苍交流的神异的想象力《摩罗诗力说》，不写游记，不去公园，强调汉唐艺术的恢弘
忧郁的美，与力之美兼而得之，沉浸在传统文化感受到文字的沉郁，写知识分子无路可
走的悲哀和作者的怜悯，《孤独者》写自己的感受，忧郁中对生命的叹惋，对生命极其微弱的期冀，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还有挥之不去的烦恼。许多自语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出他难以排遣的忧郁，用它自己的话说，我的内心太黑暗了，唯黑暗与虚无乃为实有。杜甫、红楼梦
《过客》那不行，我只得走 并不是停留在忧伤中，但是他要走，走出忧郁，这种忧郁中有力量感。忧郁的美与力之美合二为一
《我第一个师傅》《这也是生活》
古朴之美，说过古人很多坏话，不要点中国书，这只是一个小说家的寓言，一个隐喻，可是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来讲鲁迅是喜爱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古朴的美，鲁迅整理过很多乡邦文献和野史札记，他对《嵇康集》的校勘也有好多年
在小说中借鉴了古小说的理念，以白描的手法去表达深切的隐含《风波》
《朝花夕拾》乡村赛会，绍兴古居里悠扬的情丝
古朴的美《奔月》《补天》《铸剑》
后来放弃古人古奥的词汇，保留了古朴的意味，暗功夫《买小学安书记》
将今人的忧郁与古人相结合，一个世界人，瞭望到了东西方文化
第四，神异之美，故乡，社戏，飘渺，高妙之感
描绘的图画很有画面美，需要想象去读
第五，幽默之美林语堂 倡导幽默
凡是走狗，
《论他妈的》
《死魂灵》漫画家的灵感
远采汉唐之神韵，近得民间之梦，旁及域外之魂，以写实通幽玄，因战斗而获柔情，于喧嚷中有静谧，在无望中得自由。因为有了鲁迅，中国的审美地图被改写了。
第六讲 白话文学中的鲁迅传统
影响很广
李泽厚文化积淀说，主体性的学说
小说家 乡土小说
杂文家 对现实的干预，对现实的批判，对现实的分析《南腔北调集》
台静农，许钦文，端木蕻良，王实味，丁玲，王元化《鲁迅与尼采》，聂绀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