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亡真相大揭秘
篇一：林彪笔记揭秘 究竟为何与毛泽东决裂
林彪笔记揭秘 究竟为何与毛泽东决裂 【导读】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从他自己随手写的文字看，林彪每天所思所想有军国大事，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哲学、历史、马列主义理论，有穿衣、吃饭、出汗、着凉一类生活琐事，也有对于一些人物、事件的思考。
林彪大量所思所得所言没有公之于众，只是被保存在档案里，或是写在一张张散纸上，或是记在书本里，或是写在卡片上。林彪每天在不停地思考，同时也在不停地写着心得笔记。这是林彪的习惯，有所得必有所记。常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千年文字会说话。”林彪就是天天用“烂笔头”，给后人留下许多“会说话”的“千年文字”。
下面将林彪的笔记摘录几例，看看林彪每天都想些什么，记些什么。
例一：“忠庸，张春桥、柯庆施”。这是林彪口授由秘书写的一张卡片。“忠庸”的“忠”字，秘书写的是“中”，林彪在下面又加了个“心”。林彪心目中的张春桥是一个只会耍笔杆子、喊口号的平庸之辈。
例二：“人是物质中最重要物质，不尊重人就会犯最大错误，青(指江青)威风正在犯大错误。”这是林彪口授让林立果写在《毛主席语录》上的一段话，说明他对江青的不满。
例三：林彪写了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笔记。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段话旁边写道：“恩格斯未解决此点，而列宁则解决了，列宁说电子也是可以分割的。列宁有牢固一是多的观念，而恩则无，列高于恩，列由多引出二，恩是硬套成二”。
例四：林彪认为立场是决定观点、方法的。他写道：“立场、观点、方法之比重(是)7∶2∶1”。他还写道：“两点(论)是说明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要用唯(物)论，查明情况才能定(性)质定政策。”
例五：林彪重视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他写的笔记中有大量关于发展经济的内容，比如他曾写到：“只有影响人的生活的事是社会最大事”。“猛发展这一点”是“人类的灵魂、国魂、党魂，劳苦大众的良心，负责人的气概，高贵的品格”。党“须为经济努力”。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是“党兴亡定律”。 例六：林彪不爱交际，他认为“交际搞不出名堂来(且有百害——坚决天马行空)”。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总想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在一
张散纸上写道：“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3)主劳臣逸(视察之类)”。
例七：关于政策，林彪写道：“左中右——三节，用中节，循天命，勿过，勿不及”。“左的政策只能领导少数左倾分子，右的政策只能团结右的少数分子，中间政策就能团(结)左及中，也能使右接近，只有这种政策能团结多数。”所以应该“左而留中。左，但反极左极右而成之”。
例八：林彪精心研究战争，写了许多关于打仗的笔记。其中，在一张卡片上就记了林彪这样几句话：“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战争中要善于投机取巧，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仗不在大小)。”
叶群把林彪每天随手写的、闲聊说的、口述的文字称为“散记”，甚为重视，时常整理、追记。在叶群办公室有一个被称作“卡片柜”的木头柜子，是专门用来保存卡片资料的。其中，就有许多是经叶群整理后的“散记”卡片。叶群办公室还有一个小保险柜，里面有一个小笔记本，林彪与叶群聊天时所想所说，叶群就追记在这个本子里。
在林彪的“散记”里也有对毛泽东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像在公开场合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什么都正确。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理论上“使人迷糊”。
林彪在读过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段话“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之后写道：“指什么呢?有时是指总体，有时是指两成分，有时是互冲突。悟出，一指化合体，一指两成分，非同语异议，故使人迷糊了。”
林彪还写道：“没有单纯的过程，一切都是可再细分的，此点毛尚不了解。” 他在一张散纸上写道：“辩(证法)之基(本)规(律)为联(系)，而非动、质、矛。斯毛(指斯大林、毛泽东)未如此了解，他(以)为矛(盾)为基(本规律)。”
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林彪则认为：应该加上“感觉、概念、实验”。林彪写道，获得正确认识，不仅是和实践的关系，还有“和感觉、思维的关系”，“单只实践仍得不到(正确)认识的”。
可以看出，林彪并不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观点。
二，“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认为毛泽东搞“小帮帮”。所以他说：“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的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三，“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意见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殊，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办?故宜后帮。”“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庐山会议后的林彪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又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9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1970年国庆节的报纸、电台、电视的报道依旧一派鼓乐升平气象，似乎不久前在庐山上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留守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庐山上的变故，倒是叶群此地无银三百两，接连几天一个一个地找秘书谈话，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庐山会议的消息。要求工作人员如果收到有关陈伯达的文件，不要压，要及时交给秘书讲给首长听。当时，叶群急于销毁与陈伯达来往的证据。陈伯达曾写给叶群的“继往开来”的条幅也从叶群办公室东墙上撤了下来。
从10月中旬起，中南海发出的毛泽东写了批语的文件便一份接着一份送达“林、周、康”。关于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也开始向全国下发。虽然毛泽东的批语只批陈伯达，但林彪心里清楚，毛泽东也是批他的。
1968年夏，有人揭发叶群是“假党员”，吓得叶群在林彪面前哭哭啼啼。庐山会议后，在叶群被毛泽东迫使做检讨的时候，林彪的心态还是平和的，甚至是坦然的。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他告诉叶群不要惊慌失措，不必紧张得睡不着觉。
但是，随着毛泽东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深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步步向林彪进逼的时候，抱着“坏不到哪里去”心态的林彪，不可能再心安理得。一天，叶群叫工作人员把毛泽东的一个批件拿给她，当工作人员把文件送到时，叶群正在林彪那里。她接过文件给林彪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着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显然有些激动地说：“你看看，这不是冲着你来的吗?”
林彪听后对叶群吼道：“你不要在这里烦我了!你走，我要休息!”此时的林彪可能真的有些烦躁不安了。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
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会后，中央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在高级干部中传达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陆续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报告传达讨论情况，纷纷表示拥护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和对军委办事组五人所犯错误的结论。虽说这些文件、电报都是表态性的，并不透露五人检讨的具体内容，却令叶群十分紧张。她私下对工作人员交代说：“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是跟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是好人犯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信任他们，爱护他们。他们跟陈伯达的性质不一样，几个老总做检讨的事让秘书们都知道了不好，以后这类绝密文件、电报你们不要送给秘书看了，直接交给我，我给首长讲。”按照叶群吩咐，此后一连几天，工作人员便把此类绝密文件、电报直接交给叶群。
1971年五一劳动节，中央照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却表示请假，拒绝出席，说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的活动不参加了。任凭叶群怎样劝说，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一动不动。周恩来给林办来电话催促说：“主席已经出发了，也请副帅赶快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见状，双膝跪在林彪面前哀求道：“你去吧。你要不去，咱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虽然这么说，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去了。
按照往常，林彪总是要比毛泽东提前几分钟到场的，这一次，他迟到了。按照往常，林彪要在天安门城楼上送毛泽东离去后才会返回，这一天，他早退了。我们看到林彪的车开出去不过半小时就返回了毛家湾。秘书们感到惊讶。据跟随林彪上了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了毛家湾。
5月中旬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林彪把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来，你找一张大大的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着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着口述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画出一个圆圈：“字要写得大一点。” 工作人员立即找出一整张白纸，用排笔蘸着红广告色把林彪口述的三句口号写了上去，在林彪午休的时候贴在了西客厅门外的墙上。那里是周恩来进门必经之处，字写得很大，很扎眼，总理进门肯定能看见，也许还会驻足看一眼。因为周恩来经常到林彪这里来，那面墙上是从来不贴字的。
过了几天，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林彪说，他是看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才产生以上想法的。
篇二：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孙一先
近一两年，国内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 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 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 本文作者系当年“九一三”事件期间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官员。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 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 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 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 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 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 评述。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 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 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 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12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 地燃烧及尸体情况，但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 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 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 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 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 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 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 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 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 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
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 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 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 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 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 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 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 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 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 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 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 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 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 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 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 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 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19 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 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 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 论呢？”汉纳姆问。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 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 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 有林彪1938年～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实际情况 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 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 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 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
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 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 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 与病历中的Ｘ光片一致。
托米林回忆说：“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 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骸和 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 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 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 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 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 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 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22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 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 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 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 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在海外出版的某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 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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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远：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图）
他把林彪父子埋葬在温都尔汗
九月底，早雪已降临乌兰巴托3年前，美国纽约的“9·11”事件，震惊世界。
33年前，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汁也同样震惊世界。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乘三叉机256号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时，他的身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在1969年4月28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政治局常委除毛和林外，还有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1956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73年8月3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仍然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毛泽东是大政治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在1966年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自称是黑话的信，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了这样的大王了。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正是指我。人贵有自知之明。
也许是天机暗合，也许是玄机深藏，总之，从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改组和调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就一路飘红，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如果掰着指头数一数，林彪从上到下，也就5年。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大规律学的谶言。爬得高，摔得狠。民间俗语也顺势打了一个响指。
33年前林彪的飞机坠毁给那一茬的中国人心理上的冲撞留下了荒诞、陌生、复杂、迷茫、强撼、沉重的感觉。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说法，但“9.13”事件依然是一个大谜。笔者的老朋友孙一先，在“9.13”事件发生期间，正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他说，林彪为何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这些都有待后人去破解。坊间、网上、口头都有关于林彪之死的种种猜测和新锐的解密说法，那种为真，那种为假，不得而知。 王中远，就是当年林彪坠机现场的四人现场处理小组成员之一。十年前，我就认识王中远，多次在私人场合听他讲过“9.13”事件的故事。
借他这次来穗休息的机会，我请他又讲了一遍当年的亲历记。
王中远今年已过耳顺之年，是江苏苏北人，如果不问籍贯，窄一看上，王中远的脸型更像是一个蒙古人。王中远是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的是蒙语专业。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年后他派往一个偏远的国家大使馆工作，在外交生涯中，碰到了震撼中国大地的“9.13”事件，并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见证人。
田炳信：主要是想了解林彪当时9.13事件的情况，你作为目击者和工作人员，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怎么得到通知的。
王中远：“9.13”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个重要的事件，更为世人所关注。1971年9月14日，和往常一样，使馆是八点上班，刚吃过早饭，还未上班就收到蒙古外交部打来的紧急电话，称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紧急约见许大使，说有一架中方的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9人死亡。刚到任20多天的许文益大使，是位老革命、老前辈，为人持重，具有丰富的外交斗争经验。
八点三十分，许大使去外交部，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通知称，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省会为温都尔汗）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中国一架军用喷气飞机失事，乘员9人已全部遇难，并就中方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
释，许大使拒绝了蒙方的抗议。当时使馆与国内联系非常困难，使馆还没有专设电台，通讯很困难，很慢。
田炳信：慢到什么程度？
王中远：当时使馆没有专设电台，拍发电报要到蒙古邮电局，线路年久失修，时好时坏，加上蒙古人办事效率低，特急电报发到北京有时要几个小时。不像现在通讯那么发达。那次发报是我去的，蒙古邮电局说，线路又出故障了，发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什么时间能发到北京不知道。
田炳信：那你们通过什么办法和国内联系上的？
王中远：后来经研究，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封停了两年之久的中蒙之间专设的长途专线电话，先用蒙方的国际长途电话线路要北京外交部，请示北京同意后启用专线电话，在中午时才将消息传到北京。
田炳信：那时的外事纪律很严呢？
王中远：是，外交无小事。
田炳信：听到坠机的事你们惊奇吗？有什么猜测和议论吗？
王中远：有，根据乘员人数情况，不可能是战斗机或轰炸机，因为作战飞机不可能有9人。那时，敌情观念还是很强的，甚至有的同志分析，会不会是美国或台湾的侦察机，在飞机上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徽，飞到蒙古搞侦察，但是飞机上不可能有这么多乘员，各种猜测都有。但谁都没有想到真正坠落的是一架专机。只是后来到现场后，我们确才认为是一架专机，但专机上是何人所乘，也没有深想。
田炳信：你们是什么时间到达坠机现场的？
王中远：得到蒙方的消息后，我们找出一张蒙古一百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找到了蒙古肯特省会温都尔汗，温都尔汗离中蒙边界至少有三百多公里。当时许大使指示：一、马上向国内报告，二、派二秘孙一先带我和沈庆沂先去现场察看，并立即通知蒙方。9月14日中午，蒙古外交部通知，同意我方派三人到现场察看，并准备了专机，下午就可起飞。可是，由于通讯的原因，使馆还没有得到北京的指示。
田炳信：那不是很麻烦？
王中远：是麻烦，使馆是在9月14日下午6点才收到国内的指示电报，指示许大使带随员亲自到现场处理。但失事飞机上所乘何人，飞机性质只字未提。但已过了原和蒙方约定的起飞时间。
田炳信：那到底是什么时间你们到的现场？
王中远：真正的起飞时间是9月15日下午2点45分。由许大使亲自带队，有孙一先同志、沈庆沂和我一行四人前去现场。这中间还有很多插曲，就不说了，只谈一件。关于失事飞机的事的处理，每一件都要请示国内，国内曾来电要求把尸体就地火化，蒙方提出，蒙古没有火葬的习惯，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条件火葬，建议按蒙古习惯土葬。
田炳信：温都尔汗机场大吗？
王中远：很小，实际就是一个简陋的机场，只有几间平房，没有指挥塔，只有几部电台车，一排电线杆。我们乘的是伊尔14飞机，蒙古派了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和蒙古边防内务军的桑加上校，此外还有记者、摄影师、医生、法律专家约十七八人，同乘一机飞往温都尔汗。
田炳信：从温都尔汗机场到出事地点还有多远？
王中远：飞机从乌兰巴托飞到温都尔汗也就一个多小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从机场到现场，蒙方介绍说有70公里。分乘两辆苏式嘎斯69和一辆大骄车出发。
田炳信：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反应还是不够快，9月13晚出的事，9月15日才去。
王中远：因为他们14日才通知的我们，9月13日是凌晨出的事，我们15日晚上才到，相
篇三：古今中外历史真相大揭秘
古今中外历史真相大揭秘
● 鲜为人知的林彪党羽逃跑时空中较量内幕 ●【毛泽东选集】1～4集 ●中国死得最惨的十大历史人物 ●儿时游戏曾记否？ ●唐太宗竟有十二个儿子死于非命！ ●中国古代的酷刑知多少？ ●中国的复姓及起源，原来有这么多复姓呀！
●揭秘“四人帮”干将王洪文发迹史
●中国历史上的六首国歌
●中国古代两大“世界顶尖技术”被盗始末
●中国各朝代名称的来历
●惊奇中外45个鲜为人知历史事件真相
●中国历代有多少个皇帝、总统？
●中国古代官制常识
●“日本开拓团”在方正县干了些什么？（组图） ●一妻多夫：中国历史上最凶悍的女儿国
●揭秘希特勒的“卐”与佛教 “卍”有何不同（图文） ●中国历史上的附属国（图）
●中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简表
●中国主要亲属关系简表
●中国古代年岁的别称 ●毛骨悚然：见识一下古代那些让人的刑具！ ●盘点全球千奇百怪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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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专家揭秘林彪住宅风水与命运传闻真相
风水作为几千年来相沿不断的民俗，一直如潜流一般活跃在中国民间社会。从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出去。但是在官方和主流文化中，却都把它当成糟粕和垃圾。在可以称之为国粹的东西里，恐怕只有风水的下场最悲惨。
凤凰卫视2006年2月5日《文化大观园》，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鲁湘：《文化大观园》今天要走进一个神秘的领域，那就是风水。今天的嘉宾不是一位手拿罗盘口中念念有词的风水师，而是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教授于希贤先生。
于希贤（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我们家这个风水啊，大门开的朝西方，所以我们家发文财。这边是八卦方位是属于坤卦，次鬼角，风水不好的地方，放这个书桌。这个橱实际上它本来是一个，这个可以作为镜子的，可以作为镜子的，但是镜子在房间里面是不适合，要使用的时候的把它转过来，不使用的时候，就是看着这个橱，如果这个镜子对着床，风水上就犯忌。
王鲁湘：翻开《辞海》、《辞源》的风水辞条，得到的解释是风水是旧中国的一种迷信，所以风水从北洋政府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官方和主流文化，都把它当成糟粕和垃圾。在可以称之为国粹的东西里，恐怕只有风水的下场最悲惨。尽管不乏著名的政治人物相信风水，甚至迷信风水，这一点凡是去过南京紫金山的人，大概都知道。但是，风水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即使是与风水关系最为密切的建设学、城市规划学、景观环境学，对风水学说也是退避三舍。
但是风水作为几千年来相沿不断的民俗，一直如潜流一般活跃在中国民间社会。从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退出去。即使在破四旧很凶的文革期间，南方民间尤其是农村盖房子，还是会悄悄地请风水先生看一看。到了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风水大师也都纷纷出山，在江湖上很吃得开。众多的军政机关大院，公司企业大楼，还有老板们的办公室，照例都是要行风水大师看过以后才算放心，这又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风水不但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而且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坊间各种有关风水的书也一直卖得不错。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院里的教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说点风水。直到去年，南京大学风水班事件终于又一次引发了社会上对于风水是否是迷信的争论。
北大教授：风水只在风水故乡不能进殿堂
于希贤：建设部建设文化中心本来是说和南京大学合办一个全国的风水师的培训班，希望我到那边去讲讲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到了那边，我是希望来弘扬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但是没想到因为过去对风水建筑文化的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就给风水扣上了一些封建迷信的帽子。
当时南京大学校方认为这个事情是李书友教授个人的行为，和南京大学无关，所以南京大学就不认这件事情。那么引起一些新闻媒体的炒作，新闻媒体当时就来问我，这样一个很可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风水可以进入大学的殿堂？那我就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们有这种想法之外，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美国最著名的伯克利大学在1973年就开始招风水的博士研究生，日本有2200所大学，其中是110所大学都正式的开风水的班。
王鲁湘：也就是我们风水只是在风水的故乡，不能进入大学的殿堂。
于希贤：对了。所以呢，在这种形势之下，风水首先是在国际上面热起来了。有一些很著名的大公司，比如说微软公司，比尔·盖茨，他到中国来的时候，要租用中国的房子，他就要请风水先生，风水师帮他看过，他才敢用。那么而且他跟我的朋友讲了，就是说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要开这个微软公司的分公司的时候，选择住房都要请风水师看的，风水师不看过，他不敢用这样的房子。所以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在中国大陆开展正常的风水研究，我想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情，不要让风水这样的一个建筑文化，在中国已经传承了那么六七千年，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面变成一个绝学。
住宅选址能发财旺丁 中国大地暗藏三龙脉
王鲁湘：人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地理环境在地表分布千差万别，它具有不平衡性。因此，客观上也存在着相对较好的适合于人们生活的，给人们带来幸运和隐藏着吉祥与幸福的环境，也有相对而言险恶、危险，给人们生活带来了不便、困苦和不吉利的环境。人类会本能地选择相对较好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家园。中国古代风水学说，其实就是一整套独有的观念、原则和方法，它帮助人们解决与居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它不仅要解决住得安全、住得宽敞、住得舒适的问题，还要解决住得吉利这样的高层次的问题。风水术要帮助人们在空间地理环境中如何来使用、安排与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居环境。中国古代有许多风水学派，操作方法各有不同，但其基本观念都认为大地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有经络，也有穴位。
于希贤：这个经络穴位，记载中国古代（地理）的书，首先就是《禹贡》。《禹贡》里面提出三大龙脉，三大龙脉走向都是发源于昆仑山，所以（风水中）昆仑山是众山之祖。
王鲁湘：万山之祖。
于希贤：对，万山之祖。从昆仑山下来第一条龙脉，北龙，它是在黄河以北，是北龙；黄河和长江之间是中间的这一条龙；然后长江以南的龙脉叫做南龙；这三大龙脉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思想构架里面的大地的脊梁骨。
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支脉络的体系，一共人体的经络穴位是27道经络穴位，12经其他的络加起来，经和络（总和）是27道。（在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山海经》，它所记载的经络穴位，中山经是12个山经，再加上东山经、西山经、北山经，经和络加起来就是27道。而大地的经络穴位的名称和人体经络穴位的名称都是相应相通的，有许许多多是完全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所找到的，用风水书里面找到的，经络穴位的名称和针灸经典（书籍）找到的经络穴位名称一对应，这个事情就很清楚了。
解说：事实上，所谓龙脉并没有这两个字所表现的那么高深，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大地的整体结构和山脉的绵延走向。而所谓的风水宝地，也就是山水环抱、面临平原的地理格局。这样的格局是古人选择房屋、村落和城镇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帝王选择和建造都城的时候，风水理念更是贯穿其始终，显示出统治者永统天下的愿望。 刘邦为何定都西安？专家：安是风水地形
于希贤：当时刘邦取得了天下，娄敬和张良就告诉他，关中的风水是最好的，是为什么呢？守三面，就是它的北面、西面、南面，三面都是环山，而只有东面有一个开口。所以守着三面，只有派重兵守住这个（东面）关口的时候，里面是最安全的。
王鲁湘：叫做四山之固。
于希贤：四塞之固。四塞之固，两关之间。所以呢这个（关中）地方建都是最合适的，那么刘邦就接受了这个意见。这个意见在风水上来说呢，三面环山，一面开口，这个风水上就叫做“安”，就叫做“安”。所以中国地名的出现，长安、西安和固安，所有跟安字有关的，几十个地名，包括延安，都是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这样的这个风水地形。
解密元大都建都北京始末：北京符合八卦
王鲁湘：冀都，正天地中间好山水，山脉从云中来，云中止。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从西流入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河山，耸立为虎。自华山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立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话，他所说的冀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在这里建立了一座长方形的元大都。
于希贤：忽必烈选址元大都在北京，是完全是这个刘秉忠意见。当时元朝选址的时候，考虑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元上京，今天的内蒙古；一个就是元大都，就是在今天的北京。那么刘秉忠是亲自到这两个地方实地踏勘过，踏勘了之后，他就向忽必烈建议，他说如果选址在上京，那么国运就短，如果选址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国运就长，那么元朝选址在北京，就是这么来考虑定下来的。整个元大都，它的城门的卦相就是按照文王八卦的方位来排
列，所以建德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在西北为乾卦。然后顺承门为坤卦，就是地是坤。
王鲁湘：君子以厚德载物。
于希贤：厚德载物。就是以坤，以大地母亲为德行的，这个所以叫做顺承门，以顺为德，所以顺承门，是在西南的位置。然后丽正门，丽和离卦（同音同意）就是离卦，就是向明而治，代表国家的公正、政府的开明，就是丽正门。然后东面是崇仁门，西面是和义门，然后东北这个地方是光熙门，是震卦，是代表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这个木，金木水火土是属于木，这样就来安排北京的这个城门。所以这一套中国的风水的思想，从元大都都选址，元大都的规划设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它的一部最高智慧的哲学，哲理的书，把它变成一个城市。所以北京城所留下来的东西，大家，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来看了以后都赞不绝口，要看东方文化就要到北京来。
故宫布局解密 建筑影射天下一家理念
解说：按照风水理念，北京正处在天下最长的龙脉北干龙的龙结之上，又是北极星在大地上的投影，因此无论天文和地理，北京都是天下的中心。元朝大都之后，明王朝在大都的基础上建立了明京师，这座城市的中心被称为紫禁城，在这座皇城中轴的两端，左右建筑阴阳对称，最重要的宫殿、寝宫均位于中轴线上。而在紫禁城的中心，则是皇极殿（清代改称太和殿），这样的格局无疑意味着帝王居于天下的正中。
于希贤：有一次我去故宫，我突然有一个感应，我觉得也可能是我的一个发现，因为是我曾经读过朱熹的关于北京建都的这样一个风水的一个论述。所以我就觉得这里头一定有一个，我们当时候的朱熹的这一个头脑中间想像的一条（大地）经络，一条大南北经络。如果一个皇帝，坐在这个太和殿的那个龙椅上头，他朝正南方向，沿着这一条中轴线，也就是子午线之往南边望过去。如果这时候他说，他下一道命令说九门洞开，所有的门全部打开，包括北京这个，不仅紫禁城的门打开，而且包括北京城的门打开，像正阳门什么，包括这个永定门，全部都打开。那么我觉得皇帝的视线，透过这些门洞，在精神上头是可以一直延伸到这个五岭以南。
王鲁湘：对。
于希贤：一定是可以延伸到的。他这个精神视线是可以延伸到，至于他具体坐在那个上头能够透过那些门洞看穿多远，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谁也没到上头去坐过。但是从精神意念上头，他的精神视线穿过这些东西，一定能够把朱熹所描述的，那个左拥沧海，右抱太行，然后左泰山、左华山，然后前面重重朝案，一路望过去，整个中国的这一个大的，这个风水宝地，这个版图是被这一条中轴线贯穿，而且是笼罩。
王鲁湘：围合。
于希贤：应该是这样一个建筑上的一个理念，一个大的意向。这个风水的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神圣不可动摇的一个根本的影子，就是大一统的，就是天下一家的影子。
北大教授案例讲解 凶地如何变旺铺
王鲁湘：刚才我们说了风水学说的一些大的观点和理念，问题是在现代社会，更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在失去了山水田园的环境之后，风水术在城市中又是如何操作的呢？在城市，楼房被看作山，道路是水流，烟囱和高压电线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甚至连电脑和手机也在风水师的关注之中，所以说中国的风水术也在与时俱进。于先生曾经给城市中的许多人和公司看过风水，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宝洁公司。
于希贤：好多年以前，他们突然来找我，要我去看看他那块地，他们让我去看了一下这块地，第一这块地是前高后低，风水上讲的是进山要看步步高，穿金戴银紫满袍。如果说从大门到里面去是往下走的，这块地风水不好。第二，这块地三尖八角，像一个兵器，这就是很凶的，风水上讲风水好的地方，一定是要规规整整，方圆得体。这块地这些都不行，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认为它的风水不好，是一块凶地。那么我再看它内部装修的功能、安排，他请的是卢浮·丹尼尔公司规划设计的，是加拿大的这个规划设计公司，那么他怎么做呢？进了大门之后，第一层楼他的规划设计，他是把一个卫生间就是卫生室，看病的，发药的，放在大门口的正中。
王鲁湘：弄得跟一个医院一样，药房。
于希贤：这是这个风水上肯定是犯禁的。是不合适的。上二楼呢，又是把一个卫生间厕所放在正当中。
王鲁湘：这个在中国应该是放在一个西南角的。
于希贤：就是肯定是很不合适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你看这个轻工（厂），所做的这些都是女工，女工最啰嗦了，她们要偷懒，如果你把它厕所放在正当中，出出进进，大家都看到，谁进厕所了，谁出来厕所，那么这个女工就不敢偷懒。我一听，我就觉得他的根本的理念和我们风水的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王鲁湘：对。
于希贤：所以我。
篇五：林彪简历-揭秘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简历-揭秘林彪的四大金刚
2010-11-04
林彪简介
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年8月又确定增补3人，共计36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其中有五位国家主要领导人，10位元帅，10位大将。有11人在新中国建立前献身。
林彪，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连长。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安)汕(头)地区受挫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军转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1930年6月任红1军团4军军长，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先后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率部参加突破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等作战。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
等作战。同年7月，红1军团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称第1军，任军长。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11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后，仍任红1军团军团长，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继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重创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第一个大胜利。1938年3月在山西行军途中被晋绥军哨兵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同年冬，赴苏联就医。1942年2月回国抵达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同年10月～1943年7月曾赴重庆，与周恩来一起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问题同蒋介石谈判。1945年4月，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东北1947年夏、秋、冬攻势和辽沈决战等重要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底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任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等战役，解放中南广大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他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他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
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 林彪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合影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曾被称为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这不仅因为他们与林彪的历史渊源——他们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中都是林彪麾下东北野战军的纵队一级指挥员，更因为他们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前与林彪的关系——其时黄永胜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为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李作鹏为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他们与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在工作上和个人交往上都很密切。有这样四位实权人物为“活证”，自可彰显“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性。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被列为“林彪贼党”主要还是由于他们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犯了忌。1970年8月，“四大金刚”在庐山召开的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公开支持林彪的讲话，到处鼓动要“设国家主席”，他们的言行自然得到了林彪的授意，但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巩固林彪的地位，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也得到巩固和提高，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张春桥等“文革”中新起来的“文人”，而丝毫没有与毛泽东对着干的意思。
“四大金刚”都是早年就参加红军的，在几十年的战火烽烟中一刀一枪立下过“战功”，他们固然与林彪关系密切，但对“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敬服之心也许更强。他们在“文革”之初都或多或少受到过“冲击”，这也许使他们对“文革”有些不满，但要说反对毛泽东则似乎还没有这个胆子。他们都是武人，对政治并不熟谙，也许以为林彪既然已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已成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则跟着林彪与那些极左的“文人”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危险，却没想到在最高领袖的雄猜面前这会是最大的忌讳。
黄永胜(1910—1983)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
年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83年4月26日病死于青岛。
李作鹏，1914年4月24日生，江西吉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乡塾读书。“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被停职检查。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保外就医，安置在太原。2009年1月3日7时30分逝世，享年95岁。
邱会作（1914—2002），1914年4月生，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2年逝世。
吴法宪（1915—2004），1915年8月生，江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和判刑，2004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