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篇一：洋务运动分析评价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的改良运动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及其本身的指导思想决定其失败的命运.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
积极作用
洋务派把重点发在了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并且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洋务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消极影响及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
洋务运动
百科名片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简介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1860年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清朝封建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买办性的官僚军阀。他们在与外国资本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不但认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可以调解和妥协，“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而且还可以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达到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的目的。这部分人就是当时清政府内当权的洋务派，他们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所从事的洋务，史称洋务运动。所谓“洋务”，是指诸如外事交涉、订条约、派遣留学生、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学习外洋科学、使用机器、开矿办厂等对外关系与外洋往来的事物有关的一切事情。
历史背景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 务。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各持己见
维新派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守旧派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发展过程
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洋务派，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外国侵略者扶
植下发展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䜣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代表人物
奕欣
奕欣（1833－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欣与慈禧勾结，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
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在90年代，他先后两次被沙俄以总计350万卢布的巨额贿赂所收买，与沙俄签订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之一。
左宗棠
左宗棠 （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 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涉及内容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重要项目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清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部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同文馆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
失败 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
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
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历史评价
宗旨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后来的甲午中日战争证明，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第一代军阀集团。
观点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
其他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意义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作用
洋务派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是以不改变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洋务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买办化。这样的企业不仅无法避免自身遭到破产的命运，而且严重地阻碍和压制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
过程
办“洋务”30年间，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激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80年代前鸦片占首位，80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鸦片退居第二，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出口的货物，80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80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因此，洋务运动的过程，就是中外反动派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的过程，也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结果
虽然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同一个过程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的，这主要是受中国近代经济规律制约的结果，对洋务派来说是事与愿违的。但是，洋务运动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随着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出现了，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企业的利润，还吸引了一些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刺激作用。
研究探索
洋务派与顽固派
晚清统治集团原本都是顽固派，洋务派是从顽固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
两派最激烈的论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着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第二
次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的论争；第三次是1883年（光绪八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论争过程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教条，全面地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指责洋务派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认为这些措施会“便利外国侵略”，“妨碍小民生计”。甚至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要求“永远禁止”。
他们对经办近代工矿的洋务派，不断进行人身攻击，指责周馥、盛宣怀、杨宗濂、马建忠辈，“其人皆屡被讥弹，而时号通晓洋务，专能依据洋书，条陈新法，阳为创设，阴便私图”；“皆唯利是图，通外洋以蠹中国”。特别对其中从商人买办出身的人员，更是十分轻蔑。如攻击丁日昌“曾以诸生充洋行雇员”，“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攻击唐廷枢等是“洋行厮役，专一凭借官势，网利渔财”；是“病国奸商，害民巨蠹”。至于洋务派官僚在经济活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贪污腐败弱点，更成为顽固派进行攻击的炮弹和把柄。
顽固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上，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诩为“同光中兴”的功臣，确信所从事的“求强”“求富”活动获得了成功。他们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不愿也不敢全面学习西方。
改良派和维新派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并对洋务企业官督商办方式不满，提倡商办。但他们批评的方式比较委婉。
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圮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梁启超对洋务派官督商办方式的批判也是一针见血：“李鸿章所办商务，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严复在《辟韩》一文中，更击中了洋务派维持封建专制君权的要害，指出：“君臣之伦，出于不得已也，患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在《与外交部主事论教育》一文中，严复又形象化地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这一批评一针见血，从而动摇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根据。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风靡全国，相形见绌的洋务运动，不得不被迫退出政治舞台。 孙中山与洋务运动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个人看法
当时对洋务运动的主要看法，已初步形成后来一直坚持的两点论，即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既存在反动与消极的一面，又存在进步与积极的一面，应同时兼顾，不可偏废。我之所以选择以上三个题目，片面突出它的进步与积极一面，目的是为了便于打破全面否定论一边倒的沉闷局面，以利于展开深入讨论而已。平心而论，这种两点论，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如前所述，早在40年代吕振羽便已提出；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的序例中，也同样提到：“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我的文章只是加以强调和突出罢了。文章发表后，如所周知，引起新中国史学界的一场大论争，在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我商榷的文章近50篇，多数不同意我的意见，支持者只是少数人，可见全面否定论的影响之大。这一讨论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北京会议上，一再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些文章便无限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迫使我只得沉默不言，这一场论争，只好不了了之。但尽管如此，这场论争还是对全面否定论产生了很大冲击，为下一阶段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基础。关于这场论争，在前述章徐文第四节中也做了详尽而恰当的述评，我是赞同的。到了十年动乱期间，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的恶劣影响下，我和黄逸峰被扣上“美化洋务派”的帽子而受到种种折磨，那就已经不是学术范围的事情了。
洋务运动及其评价
【摘 要】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的思想观念出现近代化，主要表现在：“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引进机器制造技术的思想及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和军事观念的近代化。
【关键词】洋务运动；洋务官员；思想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中兴办洋务的官员主张引进西学，开办工厂，设立学堂，遣派留学，培养技术人才和军事人才，思想观念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轻视“工艺”转向讲求“工艺”，从耻言利转向谋求利等，这种思想观念的近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和影响，理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目前学术界对于洋务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洋务运动的性质、目的、意义、影响以及洋务派人物的评价等方面。而洋务运动的在某些方面的评价还是有待进一步详细的研究。如洋务运动在人才观念、经济观念、军事观念等上的评价，在全球大卷金融危机之际，就业形式之严峻，我们的某些人才观念、经济观念确实需要反思，而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开端，也肇始了近代中国军事科技文化的兴起。有关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军事科技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十分欠缺。
一、“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的突破
近代中国要生存和发展，首先要在思想观念上破除“夷夏之防”和传统技艺观。“夷夏之防”和“华夷之辨”是我国传统的对外观念。传统
技艺观则把儒学视为“本”，把艺事看作“末”，并且鄙视技艺，指为“奇技淫巧”，这是通向近代化大门的两道严重思想障碍。洋务官员们对此有可喜的突破。
这种突破的重要特征是从不可以“师”夷，到必须“师”夷，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这种转变，首先是由时局的变化使然。在中外武力较量中，暴露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穷则变，变则通”是这种转变的经典依据。李鸿章说：“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再则是日本做出了有成效的榜样。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买机器，在本国制习，取得了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的成效，使英国人不敢小看。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对这种转变，顽固守旧的官员具奏责难，洋务官员尖锐地作了驳斥。如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忻等就批驳那种“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是“不识时务”。奏折说：西洋各国，雄长海邦，各不相下者无论矣。若夫日本，裹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犯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萌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在学习外国的态度上，洋务官员理直气壮奏请“师夷”、取法“泰西”，指出就是孔孟复生，也不能不谈洋务、不师夷。若(华学)尚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
“师夷长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魏源就提出来了。可惜被搁置了20年。李鸿章等洋务官员重提时，林公、魏公已作古，时局更不堪问。李鸿章指出：“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掇，后患殆不忍言。” 可见，这时洋务官员深刻感到“师夷”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是洋务官员对“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
对传统技艺观的突破与“夷夏之防”观念的突破是相联系的。在中外强弱之势的比较中，洋务官员认识到，泰西各国所以强大，是由于他们重技艺，“专心一志”研究技艺，“不极其精不止”。而且有专长的、有发明创造的受到奖励，得到专利，“获报甚厚”。“造艺能成就，名归之，利亦归之，故莫不争奇斗巧，以自求售。”反观中国，凡百工技艺、视为鄙事，聪明之士，不肯留意于其间，此所以少专家也。重儒学轻艺事，文武两途，舍“章句弓马”未由进身。读书人穷读四书五经，与实用技术“隔膜太甚”。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仿西法”，重视学习、研究技艺，激励掌握技艺的人才。沈葆帧、丁日昌、李鸿章先后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增设算学科、特科，改革考试内容，把“器数之学”引入人才选拔的考试中，以此改变士子观念、“鼓励作新”，开启风气。奕沂主办的同文馆算学馆不顾守旧大臣的非议，决然招收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在职官员及非在职的举人、秀才等正途出身“儒者”入馆研习天文、算学。这些都是对传统技艺观的重要突破。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引进的前提，有开通风气、启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二、对西学的推崇和引进
洋务官员对西学不仅推祟，还极力引进。对西学的引进，洋务官员通过三种渠道：
1、 聘请“洋教习”到洋务学堂教授西学。如京师同文馆聘请英、法、俄、德四国教师，分馆教授英语、法语、俄语、德语。后来增设的算学馆、格致馆，教授的西学课程有各国地图、各国史略、数理启蒙、代数学、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重学测算、万国公法、富国策等。福建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聘请英、法两国教师教授英语、法语及数学、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地舆图说、航海全书等西学。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仿照同文馆之例”，由“洋教习”教授外语；天津水师学堂轮船驾驶学生所学西学课程有：英语、天文、地理、海图、星象、测量、轮船驾驶、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微积分、鱼雷等，管轮学生学习算学、几何、三角、代数、重学、物力、汽理、行船、汽机、机器画法、机器实艺、修定鱼雷等；武备学堂教授天文、地理、格致、测绘、数学、化学、重学、枪炮使用、炮台建筑以及步炮马队操法等西学课程。刘铭传在台湾创办的西学堂讲授图算、测算、制造之学等西学课程。张树声在广东创设西学馆，参照天津、闽省学堂定章办学，延“西师”教授外语等西学 。
2、 通过选派留学生赴英、美、法、德等国学习西学。留学生徒学习的西学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以及机器制造、枪炮、水雷制造、轮船制造、轮船驾驶、开矿、筑路等各种专业知识。
3、通过翻译传播西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翻译处翻译了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法国律例、化学指南、星辐指掌、富国策、化学阐原、英文举偶、俄国史略、各国史略、全体通考、公法合通、星学发纫、电理测微、新加坡刑律等十数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初期，曾国藩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三人专译“有稗制造书”，译出汽机发初、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等。以后，该局陆续访购西书数十种，厚聘“西士”，选派局员，相与口述笔译。其中，有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等。至光绪元年(1875年)，计译出40余种，刊印24种。洋务官员引进西学是为了培养、造就懂外语、有技术、能操作、具实用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认为，“有西学而后有人才”，破天荒地把西学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翻译人才、技术人才、军事人才。这批新型人才，对中国工业、军事近代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引进机器制造技术思想
机器制造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机器制造技术的引进是由洋务官员开端的。洋务官员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有如下几点主要认识：
1、 认识到“机器制作”是西洋“长技”，要学过来。取彼所长，辅我所短。洋人不“秘”其所长，愿意传授技术，正是“留其秘要”难得的好机会。
2 、对机器制造技术“始因终创”。曾国藩指出：“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奕沂等说：“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3、 认识到洋机器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工作效率比手工高。
4、 认为“制造本原”是“抉其秘”、“学其学”。“抉其秘”就是探讨“西法”(制造技术)“博大潜奥之理”，知其所以然。“学其学”就是学习西学。关系制造的西学，“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奕沂等说：“西人长技在于制器，而其大要皆本于算法。“制造机器、火器必须讲求天文、算学 。
5 认为对制造技术要“精益求精”。洋务官员了解到西方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如枪炮制造，由前膛枪、炮发展到后膛枪、炮；轮船制造，由木壳船、铁壳船发展到钢甲船，轮机由立机发展为卧机，单轮机发展为双轮机等，从而强调制造技术的提高和更新。
以上认识，体现洋务官员对机器制造技术的重视和引进这种技术的热切心情。虽不免肤浅，但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仍具有启蒙意义和开导作用。
四、在人才观念上的近代化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制度已经是百孔千疮，危机四伏，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科举制度更是严重脱离实际，摧残人才，“万马齐喑”的人才匮乏局面笼罩着整个中国 。19世纪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主要代表的洋务派，发出了外抗强权、内求变革的呼声。他们揭露封建“衰世”的腐朽，质疑儒家经典、科举取士的现实价值；首倡学习西方科技，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主张改革社会，抵御外侮，提倡学习“西学”，提出了新的人才标准：掌握西语，了解西技，这是中国近代人才观变革的开端。为了与新的人才观相匹配，他们在教育领域内实施了一系列的变革，自此以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被作为资本主义“新学”，逐渐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传播。
洋务运动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直接对千年的封建科举制提出了质疑，对沿用了千年的人才标准进行了彻底的刷新，提出了“四才”即“洞达时事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的新型人才标准，冲破了传统教育的束缚，改变
篇二：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析
关于洋务运动的分析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至1894年，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这是一场无奈的处于压迫下的运动。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注定了这是一场失败的尝试。
洋务运动的总体概况和起因：
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进行强国富兵，进而维持自己的统治。当时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再加上太平天国的运动，使整个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尤其是自身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了无论在军事还是民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列强，最终连政府也沦为列强的爪牙。清政府的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一危机，能继续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支持了洋务派的“洋务运动”。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洋务运动最早的直接原因，其后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不过，就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来说，还应该是历史发展必然性造成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他们利用先进的武器
和技术，在不断的侵略着我们的国家，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国将不国，民族危矣！中国必须得改革，必须得学习先进的技术和解放思想，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不至于坐着挨打。另外，资产阶级萌芽虽已遭扼杀，但其一直存在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最终也促进了这种官办资产的产生。 洋务运动的意义：
首先，洋务运动使中国的军事力量有了一定的提高。经过了洋务运动，清政府建成了一批军工企业和工厂，例如有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在李鸿章的努力之下，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
其次，洋务运动是我国有了一部分的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洋务派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创办的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
另外，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翻译了一批西学书籍，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打开了眼界。洋务派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
学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人才,如着名工程师詹天佑曾留学美国,邓世昌、刘步蟾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这一切,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首先，洋务运动的是在腐朽的封建制度之下，洋务派想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来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地位，这是不可能的。洋务派最具代表性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四人，但是这四人也都是在接受了统治者的“批准”或者说“授意”之下，他们才进行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这就明显的看出了，这次洋务运动有很大的局限性，真正的统治阶级是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在某种条件下，我们看待这种运动可以是接近一种类似于“恩准”的含义。
其次，西方列强并不是真心愿意帮助中国发展洋务，终的攫取资源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由这点来看，这种不得不进行的“自强”却也有了一点悲壮的色彩。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技术和军事武器，都是在妥协西方列强的情况下完成的，洋务运动是最开始的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总是在和他们妥协和退让，后来转化为“师夷长技以自强”，创办的民用企业带有封建性，所以社会性质的不改变，很难做到“自强”和“求富”。
洋务运动的失败还在于这次运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
众。这局限于一种社会小范围的改良，没有真正成为全民的运动，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来说，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没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也就导致了此次运动的社会局限性。从短期来看，促进了社会思想及技术上的发展，长远来看，并不能彻底推动社会的发展，走向末路的封建社会已是摇摇欲坠，所以最终以失败结局，也就不为所惜。
总体来讲，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是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宗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
结论：
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因为他没有使中国真正的达到“制夷”、“自强”、“求富”的结果。洋务运动只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自救运动。
篇三：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如何认识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教训?
性质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地主阶级洋务派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既有其进步性也具有落后的保守性。
失败原因
1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企图在不改变中国固有的制度与道德的前提下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严重限制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2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而洋务派却处处依赖外国企图以此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3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仍是封式的企业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中饱、挥霍浪费等腐败现象。
教训洋务运动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洋务运动的失败说明在不触动封建专制统治、没有摆脱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控制的前提下谋求通过局部的枝节改革发展本国资本主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是行不通的。
2.为什么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对象？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这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深。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它们为对象。
（1）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打破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作为首要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势力一直以各种形式维护和强化其在中国的特权，破坏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人民的尊严；帝国主义通过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使中国长期陷于军阀混战，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帝国主义利用各种不平等条约和公然的掠夺，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扼杀中国民族经济；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甚至野蛮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遭到空前蹂躏，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妄图取代日本的地位继续控制中国。
（2）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以反对封建主义、进行土地制度的根本改革。因为中国要实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必须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解救出来，而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在战国时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历史中，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乱兴衰的关键因素，也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借以剥削农民的封建制度，是两千多年来主导性的经济制度，也是农民生活始终贫困的根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仍是这种封建经济，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必须反对官僚资本主义。1927年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与国家政权结合、并依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官僚买办资本急剧膨胀起来，成为这个政权的经济基础。与发达资本国家的垄断资本不同，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一般民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基础上的，而是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姻的怪胎出现的，它不仅残酷掠夺工农劳动群
众，也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的压迫、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军阀官僚政府的压榨下，始终十分弱小，无法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
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必须坚决打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1.为什么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转折点，正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空前团结起来，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光辉一页。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1）国民党政府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官员们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在抗战后期就严重丧失人心。抗战胜利之际，国民党政府所派官员把沦陷区的接受变成了“劫收”，大发胜利财，使人心进一步丧失。
（2）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违背全国人民迫切需求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借内战经费，向人民征收各种捐税，无限地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把全国人民置于了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
（3）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拒绝全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要自由的愿望，仍然继续并加强独裁统治。
因此，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人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从而陷于了全面的包围之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篇四：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摘要：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指1861年(咸丰十年底开始)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改良运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守旧派”，洋务派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对中国迈入现代化也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 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历史意义
近代化也叫现代化，对近代化概念的解释，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及其统治阶级的天朝幻梦，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探索西方强大、中国贫弱的原因，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力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而洋务运动则是这一系列现化运动的起点。
【历史背景 】
洋务运动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运动。1840
年的鸦片战争，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冲破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而中国内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的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沉睡的中国里，
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他们从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并提出模仿西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英法联军的嚣张狂妄和大肆侵略，更激起朝野若干士大夫的觉醒，开始具体的推动“师夷长技”，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企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的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多方面的活动。他们在中央已奕䜣、桂良、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官吏，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内外交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
，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 务。1862
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
寙
（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
起来的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派别。起初人数不多，但他们的势力与日俱增。在朝廷里是
后起的张之洞集团影响较大。
【运动内容】
爱新觉罗·奕訢（1833－1898年），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誴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
“自强”为名，兴办军
从60
年
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
主要制造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
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求富”
70
在1884年初步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积极意义】
这次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改变固步自封、轻视科技的状态
中国古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清政府长期以来沉迷于“天朝上国”的幻境中，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洋务派从中国被动挨打、屡遭屈辱的现实中看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悲哀。洋务运动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使国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贤之道为唯一理想，奠定了“科学救国”的根基于基础。设立的新式学堂第一次将西方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带进课堂，从而培养出我国第一批造船、航海，机器制造以及近代医学等方面的人才，让国人重新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也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大的形势下积极投身科学研究，为祖国的独立与富强作贡献。
2、引发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于是开办民用企业以解决资金等问题。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的观念。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落地生根。历史表明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
3、开新型军事形式先河
中国近代海军开始出现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清政府觉得每年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防经费，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885年设立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对外国的侵略势力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4、开源广进、人才培养
清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掌握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条件 ，如詹天佑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主持修建 了京张铁路；邝荣光成为著名的采矿工程师 ，发现了湘潭煤矿。此外 ，洋务派还翻译了大量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书籍 ，在它的O推动下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报刊 ，使科学知识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对于一个古老的传统社会来说 ，无疑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而由此产生的影响则是不可估量的。
【局限性】
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
1.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
2.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3.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这场改革没有也无法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西学中体的实验不可说失败但终不成功。伴随甲午烽烟的散去，同光中兴如昙花，短暂盛开后终于凋零。而中国从此丢失了成为近代列强的最后一张船票，在之后百年苦难的挣扎中越陷越深。
篇五：浅谈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_1
浅谈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摘 要】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它不但奠定近代工业,国防的基础,而且在思想,科技,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 洋务运动 中国近代化 起点
近代化,一般来说,应是经济的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它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1)中国近代化是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展开的,这一过程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开始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士大夫及其统治者“天朝大国”的迷梦,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西方强大的原因,洋务派就是其代表之一。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绅士,主张学习西方以自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姨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另一方面将这种思想付诸实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们进行了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技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这场运动是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它不仅奠定了近代化工业和国防的基础,而且在思想、科技、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现就军事方面进行概述:
洋务运动奠定了近代化国防的基础
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自强”,“求富”为目的的运动,正适应了近代化的进程。中国近代社会的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中国近代化军事工业的兴起是中国近代化起点的标志之一。洋务派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事实中,认识到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坚船力炮”,因此,他们认为武器是根本。曾国藩说:“购买外船工,洋炮作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素。”(2)洋务派从对洋枪洋炮的认识开始。最初以为中国只要制造坚船利炮,便可以自强、抵抗外辱,因此,洋务派开始就把军事近代化放在首位。当时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从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这是由近代中国的国情,主要是社会矛盾的变化决定的。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看到西方军队,“大炮之精线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正,实非中国说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国为耻。”(3)于是,为了实现自强目标,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大量购买武器、材料,从而进行生产枪支弹药,用以装备清朝军队。这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备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奕忻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4)李鸿章也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5)就是说,中国要通过师夷而自强,就不仅要引进西方的军事装备,不仅要学会使用这些军事技术,而且要
学会制造这些军事装备。于是-曾国藩、容闳到美国购置机器装备,还招揽华衡芳、徐寿等科技专家学习制造枪炮、轮船。从一八六二年起,清政府还聘用英、法两国教官,购置洋枪洋炮,训练洋枪队,还命令军队学习洋人的新式枪炮和阵法。后来,用洋枪洋炮的军队逐渐代替了旧式的军队。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使军队有了保卫家园抵抗外辱的物资基础,而引进先进技术,学习西方制器的方法,派人到西方学习,培养了一批先进的科技军事专家,这又有利于改进古老中国的陈旧装备和落后的生产技术,积累更多的制造武器装备的经验,为转向军事近代化做最充分的准备。同时,聘请外国教官训练军队,学习西洋阵法和枪炮,一方面有利于改进旧式八旗军和绿营军传统的作战方式和训练方式,增加了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军队战斗力和应战能力,所有这些,促进了军事近代化的转变,奠定了近代化国防的基础。
从一八六一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诫所开始,到一八九○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止,洋务派共创办了19个军事工厂。最典型的有四大局即江南制造总局、天津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这些企业使用新式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军事工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封建性的守旧的生产,而且造就了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为近代化培育了后备军。某些产品达到了世界水平,如毛瑟枪、无烟火药等。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科技人员和工匠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使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强的气质,加速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
七、八十年代洋务派还筹划建立新式海军,到一八八四年建成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马尾遭到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灭,战后,请政府决心“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6)其中北洋海军发展最快,实力最强。另外,还修建了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通过以上的海军建设,造船等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海陆军的部署有了新的筹划,呈现出了海军的近代化分区管理、各负其责,加强了海防的管理,使军队的战斗力和抵御外国侵略的能力有所增强,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加快历史步伐。
洋务运动前后三十多年,在社会经济、军事、文化观念、科技和教育诸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军事上,它奠定了近代海防和军队的基础,培养了近代化军事人才,在社会经济领域,它通过引进先进的科技和设备,发展了先进的生产力,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文化观念上,它冲击了传统的封闭观念、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的思想,建立了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它推动了近代科技的发展,开创了新型教育,培养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群体,推动了近代化运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体系,使古老的中国向开放和近代化迈出了新的一步。综上所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
注释:
(1)、(2)、尹春芬《浅谈洋务运动与近代化》(3)李长华《李鸿章与近代化》
(4)、(5)、(6)陈旭麓《中国近代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