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时间,刘伯承元帅
篇一：刘伯承元帅传奇
立马太行—刘伯承元帅精邃的战略思维
《兵器知识》杂志社/王 瑾
，重庆开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1986～2005年，历任驻爱沙尼亚、芬兰、丹麦、新西兰等国武官以及联合国驻叙利亚、科威特、埃及、以色列等国军事观察员、联络处主任、地区司令等职。2005年回国，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2008年起任总装备部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分管陆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
刘蒙同志任驻外武官期间，对促进我国对外装备技术交流做出突出贡献，曾获得丹麦、芬兰、爱沙尼亚、埃及等国多枚勋章。作为我国首位联合国维和部队地区司令，他直接指挥过美、英、法、意等多个国家的维和部队，对世界各国陆战部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都有直观而深刻的认识与研究。
太行山，绵延400余千米，地势险峻，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得太行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70年前，八路军129师在师长刘伯承的率领下进击太行，经略中原，以巍峨险要之地势，舍身取义之信念，河山换尽血流红之气概， 在太行山筑立起钢铁般的“天下之脊”。自此，一出出经典的抗战大剧拉开了帷幕。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本刊记者走访了刘邓大军抗战时期创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观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并采访了。本期将为您展现刘伯承元帅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作战实践与战略思想。
绵绵群山见证了抗日战争的光辉业绩，巍巍太行伫立着中华儿女的不朽丰碑。 全民族的抗战
记者：刘将军好，感谢您接受本刊的采访。现在对抗战有些说法，比如“国民党死了200多个将领，共产党只牺牲了1个高级将领左权，抗战是国民党打的??”您如何看待这种问题？
刘蒙将军（以下简称刘）：我一直持一种观点就是，抗战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而是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国共之间存在配合、默契、矛盾和斗争。初期我们的游击战配合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1940年以后，由于我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发展，渐渐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
记者：您如何看待蒋介石这个人和他的智囊团？
刘：回顾抗战之初，得出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蒋介石政府一味躲让，日本人野心不断膨胀。日本人自己把铁路炸了，赖在中国人头上，接着占领沈阳、吉林、长春三个城市。当时国民党人包括张学良要与日本打，但被蒋介石按住了。结果日本人把整个东北都占领了。之后，张学良又要反击，但蒋介石又说东北本来就是满州人的，给他们算了??就这么一个结局。 蒋介石用过的五任德国军事顾问都很有名，我认为比较有能力的是第五任法肯豪森将军，一个很务实的军事人才，给蒋介石提过很多好的建议。
法肯豪森对日本军队及其军事战略做过深入研究，他针对日军的进攻方向和战略部署，提出：日军集结兵力不仅要占华北，还要打上海，继而沿长江而上，将中国切成两段，最后
占领中国全境。但当时蒋介石完全不听。所以后来上海丢了，接着是南京。日本人果然溯江而上，将中国切断。
法肯豪森提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这就是后来的花园口决堤，蒋介石认为这条建议花钱不多，又容易实现，就采纳了，没想到河水不可控制，淹没了很多村庄，死了很多老百姓。所以说，抗战中蒋介石确实是起了很多消极作用的。
蒋介石这个人小计谋很多，但大的战略看不清楚。比如到重庆后，为得到美国援助，找来美国顾问，可又只顾小利不谋大局，在远征军问题上与史迪威矛盾很大，影响了入缅作战。 史迪威提出入缅作战的积极防御思想，他大加赞扬，在重庆誓师大会上引用了积极防御的思想，但一到真动兵就不干了，消极防御使仰光失守。
蒋介石与八路军的合作也一样。虽说国共合作抗日，但蒋介石又怕共产党拥有更多部队，所以满打满算只给了6个旅的编制，也就是3个师（115师、120师、129师）。这么一点部队能打什么会战？所以共产党开始根本没有力量与日本大规模作战，只能以游击战配合主战场。
日军清木炮兵部队在太行山脉
抗日战略的提出与践行
记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5周年的时候，张震副主席说：“《论持久战》和《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战略问题》两篇文章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后一篇在军事工作中指导意义更大。”您能讲一讲这篇文章的形成过程吗?
刘：这篇文章源自《洛川会议决议》，经过修改后编入了《毛选》，洛川会议制定了我们抗战军事斗争的战略原则。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刘：1937年在洛川会议召开前，父亲和他的政治委员张浩（林彪的堂兄），就抗日战争军事问题，一起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其中建议“我军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尽量避免与日军阵地战”。毛主席对这封信中的军事观点非常满意，并责成父亲说服与会同志接受这一军事观点，从而形成了《决议》。父亲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一决议指导了我们的军事斗争。
记者：抗战之初，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129师还是打了很多著名的战斗，请您概括地讲讲？
刘：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应该是他的特点。
经过正式谈判以后，国民党（经周恩来协调）帮助安排了路线、时间、地点，让共产党3个师进入山西驻地。为了不被国民党方面干扰，更不让日军刺探到我们的军事机密，父亲很谨慎，完全没有按照蒋介石安排的路线进驻作战区域。
129师进驻太行地区以后，五战五捷，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歼灭战，开辟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其中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人，击毁40多辆卡车和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七亘村伏击战，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增援娘子关的日军。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转 载 于:wWW.smHAida.cOM 海达范文网:记录时间,刘伯承元帅)冀鲁豫平原上的侵华日军
提出“敌进我进”，壮大了我抗日力量
记者：刘帅关于“敌进我进”的理论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刘：那是1940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1940年日军开始“扫荡”，主要想扑灭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所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129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1941年5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敌进我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报复性“扫荡”，父亲采用了“内线策应，外线突击”的策略，指挥军民进行有力反击。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 “敌进我进”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做法。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所以说父亲在军事上是很敢说自己的想法的。后来到延安见到毛主席，主席跟他说：“你们这个‘敌进我进’搞得好！抗击了敌人，壮大了我们。”“百团大战”之后，冈村宁次在其日记里写到，“我们以65%以上的兵力对付共产党，以35%的兵力对付国民党。” 讲一点儿《孙子兵法》，帮助理解八路军的抗战。孙子的“胜不可为”是其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先求不败，在不败的过程中摸索与敌人斗争的规律，寻求方法因势利导，从而获胜。父亲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敌进我进”是八路军抗战的一个重要步骤。
总之，“敌进我进”这一战略举措，不仅有效打击了日军，而且壮大了我军。129师出征时九千多人，走出太行山时三十多万正规部队，七十多万地方部队。说到底，八路军在抗战中的壮大是在斗争中斗出来的，是靠我们实施了正确的战略举措，发动群众、扎根群众得来的。
篇二：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 (1892.12.4—1986.10.7)原名刘明昭。1892年12月4日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1911年在开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占丰都时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顺起义，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留学苏联。1930年夏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7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了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尔后与聂荣臻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5日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组织指挥所部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亘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后又取得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后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汇合的武装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了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1946年8月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远离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重兵围攻。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同年冬，指挥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他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战争的实践之中。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底，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后兼政委)。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9年后还曾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为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病逝。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1982)。
篇三：表格是集体备课(十四)
射阳县新坍小学集体备课表
射阳县新坍小学集体备课记录表
篇四：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元帅》观后感
今天我刚在中央一台看到了《刘伯承元帅》的第10集，将这一个星期来看此部剧的感受同各位分享一下。刘伯承大家都知道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帅，有着卓越的战功，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位靠军事实力而授衔的元帅，在十大元帅排名中排第四，但军事指挥才能仅次于朱德。
在此部剧中充分的展现出刘伯承元帅的一生，从青少年开始直到晚年。刘伯承元帅的家庭出身也是穷苦的。青少年时父亲为了让其够读书，出人投地，生病而舍不得钱去治，硬是拖着病身供刘伯承元帅读书。直到父亲病逝，刘伯承元帅才知道父亲为他所做的，真是父爱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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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元帅抱着梦想而报考加入当地的军校，毕业后分到部队因为优秀的指挥才能而受到长官的赏识，从排长一直到团长。当他指挥着军队攻陷一座座城市后，看到老百姓的遭遇，听到老百姓痛恨战争，自己的所做所为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原来抱负，梦想和现实是否一致。从这之中看出刘伯承元帅心系老百姓，要为国家贡献力量。同时也开始展现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从刘伯承元帅反思到开始接触共产党，加入共产党，以及到后面1927年到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1932年到井冈山任红校长。这其中近10年都是跟着共产党走。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如何才能救中国。通在苏联的三年的学习，加强了刘伯承元帅的军事才能，使之后的任教，和指挥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纵观此剧，是以刘伯承元帅的一生为引线。表现出他一生成长，成才，贡献和辉煌。从侧面也反映出中国的在近代的历史。
此剧本人看了10集，就本人个人观点。此剧拍的还不错，刘伯承元帅的扮演者刘之冰基本上都表现出了刘伯承元帅本人的性格，特点等各方面。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历史就是历史，乱世出英雄，时代造就了刘伯承元帅，同时刘伯承元帅也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反观今日之中国，虽然说经济，军事得到了质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了飞跃。但是我国周围怀有狼子野心的比比皆是，做为今天中华儿女的一分子，应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安定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五：为何刘伯承最先被打倒
为何刘伯承最先被打倒：与彭德怀早有误会
核心提示：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杂志2010年第5期，作者：黄禹康
彭德怀
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军事院校被斥“大本营”横遭“反教条”风暴冲击
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随即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淡出军界中枢。
军事理念各持己见历史误会无缘面解
不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随着军队任务发生霄壤之变，加之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者个人专断作风渐生，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同是国家“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里冲朱德、周恩来抱怨：“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还是进攻吧！”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彭德怀并不知道，实际上，刘伯承从—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果断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计划与实施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当时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的是刘伯承。
事后，话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
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步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分别参加了国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营垒。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几份儒雅，彭德怀则多几分勇武。但由于脾气秉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能及时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并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说明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军事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理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却始终没忘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纠葛渐起。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在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发起“百团大战”，一举歼敌4.3万余人，拔除敌伪据点千余个，期间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彭德怀与刘伯承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也风尘仆仆地赶来了。两人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去延安。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护送连的连长为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一天，他们来到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刚住下准备休息，忽有情报人员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到村外青纱帐里躲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奈，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了，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人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刘伯承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
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当时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就是过早的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然而，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一大罪状。这当然是后话。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外界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彭德怀临危受命。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而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新旧纠葛是非难辩老帅抱病蒙冤受屈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5周年校庆。此时，该校已由草创之初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750人增至3千余人，教员、译员由290名扩大为1300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期，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苏联。
刘伯承敏锐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3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明确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956年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第一，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第二，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3名中将军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了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立刻赶到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特地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洪、陈士榘等3个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两人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称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3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但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调查报告这样定调，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
定论一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恰在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杨勇据理力争，说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决策中枢的林彪主持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要求“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对于军队院校工作，他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