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告大陆同胞书
篇一：蒋介石就退出联合国声明
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
编者按：三十五年前蒋介石在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发表了《为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今天看来，仍然能够看出蒋介石本人对于“一个中国”原则地坚持。虽然受于那个时代的限制，蒋的立场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思想和反攻大陆的政治主张，但上述两点确是已淹没于时代的大潮之中了。而与今日“台独”分子的叫嚣相对，蒋介石所坚持的“一中原则”应当被每一个读者所感知，认识及认同。也正因如此，编者没有更改文中的一些措词，敬请读者注意。
──中华民国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
海内外全体同胞们：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违反宪章规定，通过阿尔巴尼亚等附匪国家之提案，牵引毛共匪帮窃取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中的席位；我们本汉贼不两立之立场及维护宪章之尊严，已在该案交付表决之前，宣布退出我国所参与缔造的联合国。同时声明，对于本届大会所通过此项违反宪章规定的非法决议，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中国人民，决不承认其有任何效力。
毛共匪帮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叛乱集团，对内残害人民，罪恶如山，乃全中国人民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同胞之公敌；对外肆行颠覆侵略，为联合国所裁定之侵略者。目前大陆虽为毛共匪帮所盘踞，但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代表他们的共同意愿与痛苦呼声，并给与他们反抗毛共暴力，争取人权自由以最大的勇气和希望。所以无论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人道主义与自然法则，尤其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意，都决不容毛共匪帮非法占有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与安全理事会中之席位。
一九四四年我国参与敦巴顿橡园会议，签署联合国宣言，以及后来参加金山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制定宪章，其目的在“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的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为达到此项目的，乃规定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相期共同信守。讵本届联合国大会自毁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置公理正义于不顾，可耻的向邪恶低头，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则当年我国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今天业已成为罪恶的渊薮；历史将能证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声明，实际上就是联合国毁灭的宣告。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现在我国虽已退出我们所参与艰辛缔造的联合国，但是我们今后在国际社会中必当仍以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为准绳，继续为维护国际间公理正义与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毅奋斗。
在此，我要严正声明：恢复大陆七忆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我要警告世界人士，在过去短短的半世纪之中，这个世界早已发生两次惨不堪言的战祸。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钜痛深之后，大家为了避免再遭战祸，乃组成国际联盟，期以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后来因为有些国家慑于侵略者的威胁，以为向邪恶低头，向暴力屈膝，便可换来屈辱的和平，其结果国际联盟因而瘫痪瓦解，不能发生制裁侵略与维护正义的作用，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随之爆发。今天有些民主国家竟随同附匪集团，牵引毛共匪帮非法占有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与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其想法与做法，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若干国家的情况完全相
同，必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维护正义的道德勇气，乃是世界安全和平的坚固盘石；而强权政治的“
同胞们：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操在联合国，而操在我们自己手中。国父说：“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其国民不挠独立之精神，其国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劫，而后可以自存于世界。”今天我们革命基地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力、军事力和支持这两种力量的精神力，尤其是大陆上七亿反共人心与国外一千八百万反共侨胞的爱国心，无论在亚洲和世界，中华民国绝非可以任人支配出卖的弱者；而且我们对于改变世界均势与决定人类命运，实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大家不可只知别人的行动可以影响我们，应知我们的行动实可以使这个世界发生重大变动。
当前的国际形势虽然很险恶，但是，只要我们自己自强不息，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动摇；只要我们自己勇敢振奋，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们屈辱；只要我们坚忍奋斗到底，最后一定成功。大家应知，自来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是从巨变之中孕育产生出来的。
大家尤其要认清，现在世局的变化，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而中国问题如何解决，亦将决定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变局中，实处于无比重要的关键地位；而我们奋斗的成败利钝，也将决定世界的安危与人类的祸福。我们决不静观或坐待世局的变化，一定要争取主动，掌握变化，积极奋斗，制敌机先。
二十年来，匪帮不断发生夺权斗争，近且愈演愈烈，实可充分说明毛匪思想与共产制度均已完全破产。大陆人民包括大多数共党干部，已由失望而实行反抗，毛共匪帮眼看脚下的反共火山要爆发，镇压不了，无路可走，遂改变对外战略，欲藉诡诈欺骗，苟延残喘；实则毛共匪帮决不能改变它“反苏修”、“反美帝”与“反一切反动派”的目标。故其对外战略的改变，更使它在思想路线与政策路线上进退失据，造成更严重的纷歧混乱更剧烈的夺权斗争；从而将使大陆上的反共势力与抗暴斗争乘机加速扩大起来。面对这种形势的转变，所以我们更要坚定信心，充实力量，强固战备，俾能迅赴事机，加速大陆上反毛反共革命斗争的燎原之势。
同胞们！反共斗争的行程，正如在风云变幻莫测的海洋中操舟前进，只要大家对于反共的基本形势，都有共同的认识，不为一时的变局所迷惑，紧紧把握正确的方向，精诚团结，协力同心，祸福相倚，甘苦与共；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惰；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势愈险恶，我们愈坚强，愈奋发，必可很快到达彼岸，拯救同胞，光复大陆。
篇二：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9月4日)
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9月4日）
2013-11-07 23:44:52| 分类： |字号 订阅
本文转载自老牛韩力《蒋介石：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9月4日）》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签字受降
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签字受降
徐永昌上将在日本投降书上的签字
二战四大战胜国中美英苏国旗
篇三：中华民国还都南京时蒋介石告四川同胞书
中华民国还都南京时蒋介石告四川同胞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四月二十七日成都
中央政府迁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要将四川在国民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四川在此次抗战期间对国家的功迹，以及四川在今后建国时期的重要性与四川同胞对于建国所负责任的重大，加以说明，作为本人对于各位和川省全体同胞的临别赠言。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昌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从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以后，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赖我全体军民在我政府领导之下，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举此两端，就可以说明我们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贡献是如何伟大，四川省与我们国民革命的关系是如何重要了。然而本人和中央政府对于四川的期望，犹不止此。因为自从 国父倡导革命以来，四川同胞信奉主义，努力革命，其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牺牲最多，功绩最着，所以形成了四川在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知道，黄花冈之役殉难的烈士，除了广东而外，其次就要算四川和福建同胞最多，喻培伦、饶国梁和秦炳诸同志皆殉难于此役;而彭家珍等同志之炸良弼，其事迹尤为壮烈。此皆国民革命中最光荣的史诗。至于这次抗战期中，我们四川的武装同志自李总司令家钰王军长铭章许师长国璋以下，各级官长和士兵，为守土卫国而牺牲的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本人以为这次抗战的胜利，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
但是现在抗战虽已胜利，而建国的工作尚待开始。我们追溯四川已往对于革命抗战关系的重大，更觉建国期间四川的地位重要了。中国从前有一句俗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这当然是一种旧话，不过我们四川过去的情形，亦未尝不是如此。但经过了这一次抗战之后，这种事实到今天抗战胜利以后，已经完全改变了。照现在中国的局势来说：是「天下未定蜀先定」。这种历史事实的改变，我们四川能由国家祸乱的根源而变为国家安定的主力，实在是我们四川最伟大的进步。今日的四川，无论经济社会教育以及人民生活进步程度，如与抗战以前就是我入川之初的时代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今日的四川，已成为全国最安乐最富庶的一省了。而四川同胞之所以能有今日这种进步与安乐，乃是由于各位父老贤达和全体文武同志都能够明大义、识大体、爱国家、爱民族、以身作则、努力倡导的结果。本人今天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希望各位一致认识我们四川关系国家治乱盛衰之密切，从而更进一步的认清四川同胞对建国所负的责任，实非其它各省的同胞所能比拟。我们对于今后国家的建设，必须作最大最善的努力，然后纔能将四川在革命抗战史上的功业，发扬光大，不愧为全国各省的模范。
本人在民国初年上 国父书中，详论中国革命根据地，就始终认定在我们中国各省之中只有两省可当其选：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我们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前，必须用一切的力量来求得广东的统一与革命基础的巩固。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这是我民初以来未到四川以前始终一贯的理想。后来本人民国二十四年初到四川的时候，目击四川当时的情形，同来的人员皆觉得距离我们的理想太远，大失所望。但我以为如果四川不能统一，则抗战就无基础，所以我们如要抗战，非先统一四川不可。因此我就对一般失望的同志们说：民国十五年以前，粤、桂、滇、湘、赣、陕各军在广东，其割据分裂，无法无天的情形，岂不是比今日四川的内容更复杂吗？当时广东的政治、社会、烟毒、赌、匪的恶
习，比之今日的四川，岂非过之无不及吗？为何我们国民革命的力量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全统一肃清，使广东成为我们北伐统一的根据地呢？所以我当时在广东，常说我们革命如能统一广东，则统一全国就不成问题，这句话亦就可表示当时统一广东事业之艰难了。可是当时（二十四年）四川同胞的生活确实痛苦到了极点，不仅路上所遇见的人民多半是面黄饥瘦，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饿莩，至于鸦片满野，萑苻塞途的情势犹在其次。若再提到军事和政治的环境，则当时各军各自割据一方，即所谓「防区制」，在区内各征田赋，各取税收，漫无限制。至于交通方面除了蓉渝公路之外，与四面邻省完全隔绝，形同封闭。这种复杂困难的情形，当时许多同志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努力改革，鉴于日本侵略的形势之发展，在时间上实在是迫不及待，决不能以四川作抗战根据地的。但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实远过于广东，因为广东僻处海隅，而我国海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的陆海空军随时可以到达;中央若再以广东为抗战的根据地，则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而四川则远处西陲，形势天成，估计当时敌人的实力决不能深入到四川省来。至于当时四川政治社会的情形虽不如吾人的理想，然本人认为四川在过去革命史上既有这种光荣的表现，则目前畸形的现象，未尝不可以加速的改变。因此本人仍认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当时还有一种最难得的现象，就是自中正入川以后，四川同胞普遍的有二句口号，就是「拥护中央，统一四川。」其对中央爱护之诚与要求四川统一之切，实为各省所罕见。至今回想这二句口号所发生的功效之大，不只是为安定四川最大的因素，而且是后来成为抗战胜利唯一的基础。这是四川同胞对国家无上的贡献，亦是本人始终感念而不能或忘的。而且当时四川的军政当局刘故主席等，以及各位高级将领和社会贤达对我本人更是竭诚爱护，开诚商讨如何来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首先我们决定在三年之内，要完成川陕、川黔、川湘、川滇四条公路的干线，这在当时四川一部分人士是表示不满的，以为修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无异建筑万里长城，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但是我们到后来毕竟以四川一省的人力财力，不到两年时间，就将这些建设计划提早完成实现了。以如此蜀道多难的地形，而且毫无机械工具可资利用，能在这样短时期内完成这种艰巨的工作，这是出于中外人士意料之外的。后来这几条道路，对于抗战的效用之伟大，实在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这是大家所知道，不必本人多说了。至于当时防区制之取销，田赋税收之整顿，一般人都认为非有五年十年的时间，是不能解决的，然而我们亦在两年之内就完成顺利解决了。由此可见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在国民革命民族大义之下领导军民，共同一致，向正确的目标，抱坚定的意志，努力奋斗，是没有不成之理。过去抗战如此，今后建国亦必如此。只要我们党政军学社会各方面负责的领袖，能够在张主席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发动四川全体同胞的力量，实行建设的计划，我相信五年之内，一定是可以建设成功一个新的四川，成为新中国的模范省。
今后四川同胞努力的目标，自当以建设为第一。本人已经命令行政院指定四川为建设的示范省。今后中央对于各省建设的协助，无论人才经费，自然亦以四川为第一。中正今天更可以向各位负责申明，只要大局安定，中央在此三年至五年之间，一定要将成渝、天成、叙昆、渝筑，以及川康（西昌）五条铁路修筑完成，用全力来发展四川的交通，来奠立四川经济的基础与提高四川同胞的生活。交通之外，还有电气事业，扬子江水闸规模宏大，已在计划之中，此时我还不能说定完成的期限，但中央一定要设法首先完成都江堰的大电厂，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不过这种伟大的工程事业，还要靠我们各位父老贤达，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亦如过去抗战期间一样的精神，领导全省同胞，同心一德，全力以赴，纔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
最后还有一点要贡献于各位的，就是我们要完成四川的建设，使四川成为全国建国的模范省，关于改革社会的风气，是特别的重要。我在二十四年初入四川的时候，就抱定了这个转移风气，改革社会的志愿，但到现在这个抱负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我在四川最大的遗
憾。我觉得我们四川因为历史地理的关系，文化水准比较西南西北各省都高，优点是在一般同胞才智有余，而其流弊则伤于虚浮。补救之道，惟有以「诚」、「拙」、「实」三字为社会倡导，亦惟有以此诚、拙、实三字为今后教育的方针。惟诚者乃能制伪，惟拙者乃能制巧，惟实者乃能制浮。于此我要特别补述的一点，因为四川人才特别多，而且是特别聪明，所以我对四川人才，亦特别的留心与培植。自我入川以来，就有一个观念，总以为四川人才太多，非将他分派到全国各省，使他成为国家的人才，来为国家贡献不可。否则拥挤在四川一省，不仅为国家的损失，而且是四川的祸因。所以我当时就定下一个政策，要使四川文武人才，尤其是军队将领向省外发展，而亦使全国人才来协助四川的进步，这是我对四川开发和建设的一个根本政策。现在八年抗战，已获胜利，四川人才，尤其高级将领，可说十之八九，已在我们国民革命军领导之下，都已在革命历史上，获得光荣地位，而且完成了他们抗战的大业。如不成功，亦已成仁。这是我在四川八年之间，最足告慰于我们四川父老同胞的一件不注意的大事。而我们四川袍泽，亦没有辜负国家与同胞的期望。我相信这一个政策，无形之中，保全了四川不少的生命财产，而亦造就了四川各位将领不朽的功业，这实在是中正平生最足自慰的。我想四川文武人才，如果照我这个调剂人才的方针，皆能始终受我领导前进，那是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功立业的。这是我所自信的。所以各位要我多培植四川人才，多派四川学生留学，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志愿，请各位不必劳心。可是今后建国的工作尤难于抗战，我们必须以笃实践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坚苦卓绝，长期艰巨的奋斗，纔能达成我们伟大建国的目的。今后四川同胞人人负有建国的责任，所以希望人人都能以「诚」、「拙」、「实」三字为自立立人的南针，如此，乃可养成宏毅坚忍的伟大人格，担当艰巨重大的建国使命。尤其是今日在座的各位贤达和学校的先生们，务望担负此一重任，时时且以试、拙、实的精神，为社会的倡导，来树立今后四川健全的风尚。这种精神建设，比之物质建设尤为重要，切望各位特加努力，作为对于国家民族最大的贡献。
本人留驻四川八年之久，四川可以说是本人的第二故乡，时常引以为荣。今日因为对于故乡的爱护之深和期望之切，所以对于各位的责望也就格外的殷勤，我相信各位一定能体察我这一片至诚，记取我这一次临别的赠言，共同一致，发奋为雄，把握目前大好的建国时机，发挥我们四川伟大的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建国的模范省。这不仅是四川同胞之荣，亦是中国全国之福
篇四：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
1949年元月19日上午，蒋约见李宗仁“商谈时局，表示隐退之意”。21日，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于儿子蒋经国的陪侍之下，踏上归返故里的旅程。从元月22日到4月25日，蒋介石度过了他在家乡溪口的最后岁月。那是蒋氏父子既感受到乡情、亲情温馨，又不堪落寞愤懑烦恼，因而发出前所未有的良多感叹的日子。
蒋介石：“武山庙菩萨是灵的！”
东出武岭门外，行约百步，右手边有一庙宇，此即武山庙。历史上，它是溪口镇任、宋、单、张、蒋五姓宗族共祀之庙。自蒋姓繁衍为镇上大姓后，蒋姓便做了社首，蒋家重大庆典多在此举行。
蒋家与武山庙有特殊的因缘。清朝末年，蒋介石的父亲曾被推选为庙首，执掌庙产的日常管理。他曾召集五姓族长，对武山庙进行大规模扩建，由此奠定武山庙至今的规模。 民国初年，这里兴办武山小学，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1916年在此启蒙。这之后，蒋介石也曾出资修庙，并多次入庙许愿、求签，把武山庙菩萨当作自己精神的依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溪口疗伤息养，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武山庙菩萨面前烧香叩拜。
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这次还乡，与以往历次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大有不同。蒋家王朝正在坍塌，“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一点似乎连深居溪口镇武山庙的菩萨也“洞若观火”。 在回到溪口时，蒋介石又一次来到武山庙拜菩萨，抽到一个“下下签”。随行在侧的侍卫长安慰说：“先生不必难过，签文未必可信。”面对颓败的现实，蒋介石有了几许豁然，坦言道：“不要乱讲，武山庙菩萨是灵的！”
蒋经国：“李(宗仁)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
妙高台之“妙”，在于置身山麓仰望，只见其峰不见有台；身临峰顶之后，则只见平台不知是峰巅。妙高台之“高”，在于峰顶海拔虽只有396米，但在平台边缘处，可见三面直临深渊，群山拜服，骤然给人格外高峻的感觉。
妙高台之内，古松高挺，怪石遍地，经年云遮雾绕，入夏气候凉爽，如世外仙境，自古为雪窦登高览胜之地和避暑胜地。相传宋代高僧知和禅师，在妙高台结茅庐而居20年，与
台下伏虎洞两虎为邻。知和年复一年诵经于晏坐石，日久竟将两虎感化，跃上台来听经。后知和圆寂，两只老虎竟长守不离。
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归里，即选中雪窦山这处胜绝之地，拆去栖云庵，修筑了一幢中西合璧的两层别墅，为之题堂额“妙高台”。原栖云庵中石奇禅师舍利塔，被原封不动地留在了别墅天井中，以往蒋介石偕宋美龄来此避暑，总要在舍利塔前鞠躬行礼。
1949年蒋介石最后一次还乡，妙高台别墅是他的栖息地之一。其时，云缭雾罩的妙高台，成为他为飘摇民国最后一搏的处所，别墅中架设了电台，铺摆了沙盘。与蒋氏从繁华金陵转居苍莽妙高台恰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中央从乡野西柏坡开进了千年古都北平城，影响中国命运的两个军机中枢在前后脚之间完成了耐人寻味的移位。
蒋介石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任上“引退”那一天，内心的不愉快不平静是不消说的，从其子蒋经国当天已经写得非常平和的长长日记中，谁都能体察得到，这里节选部分片段：“今天是父亲‘引退’的一天，也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又遭逢了一次厄运，几乎断送国脉的一天；而在我个人亦铸下永世不能磨灭的深刻记忆的一天??时在座同志莫不感情激动，甚至有声泪俱下者。其中坚贞同志，对‘引退’事力持异议，终为父亲婉言劝止。最后，对宣言略加修正，即宣告散会。亦有不少高级军事干部，闻讯痛哭失声??张岳军先生由南京来电话，说李宗仁认为宣言中以中常会改正之点，未明出处，须加修正。并将父亲手拟之‘既不能贯彻战乱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数说，亦一并删去。李宗仁等并谓：如不照此改正，则将不签名联合宣言，以此相胁。李之态度，转眼判若两人，其盛气凌人，与缺乏政治风度，殊属可笑??”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1月22日，蒋介石在儿子经国的随侍下回到奉化溪口。
此次下野与前两次情形迥异。前两次下野都是在党阀军阀的倾轧中短暂受挫，未几即东山再起。第一次下野他三喜临门，得到美人、权力和外援；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最终将全国军权握在手中。而这一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蒋介石以至有了“到五台山静修”的道白。
虽然蒋介石仍是国民党总裁，明里引退，暗施遥控，更为频繁地干预党政筹谋军机，但回馈到这里的消息，是折冲谈判频接通牒、鏖战沙场兵败如山。江山即将易手，故地不能久留，返乡归期难料??
于是，一旦撇开烦心的军机政务，蒋介石就心无旁骛地去踏看家乡的水色山光，吊祭蒋家的祖墓宗祠，揖拜四明界内的古刹名寺。这一次，他要看个够、祭个够、拜个够。在政治
畛域之外，许多从懂事就向往的、从离开故乡再不曾体验过的，在溪口的这3个月，他都力争去了却和经历了。
蒋介石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八点就寝，六点即起，但在外人眼里，他忙忙碌碌不出三项事：接见政要、求神拜祖、观水游山。只有在做后两项事情的时候，这位曾集民国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铁腕领袖，才显露出他还有另一面。
到溪口的当晚，蒋介石就下榻在母亲墓地所在的慈庵。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
从1月22日到溪口，至4月25日，仅从蒋氏父子日记中提及的记录看，除蒋外出与国民党军政要员会见外，来溪口与蒋介石晤面的军政要员就不下40人次，像阎锡山、张治中、吴忠信、张群等都留宿数日，甚至在妙高台与蒋彻夜长谈。
此外，蒋介石到大寺小庵宗祠祖墓求神拜祖的记载有十余次，到溪口的山水间游览的记载多达近30次。仿佛只有家乡的山间清风水上凌波，才能涤洗去现实带给蒋氏父子的烦恼凄怆。蒋经国在1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随父游览涵斋，后登江口塔山寺和小灵峰，僧人殷勤接待。丁兹乱世，人心溃决，而方外人犹存古道，真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也。”
蒋经国笔下的2月21日，更呈一幅太平盛世画面：
山翠潭光，互相辉映，其乐何极？回至岩下，适附近有单姓乡人举行婚礼，父亲带我们顺便参加，单氏举族热烈欢迎。乃送彼山羊一只、老酒一担、花烛一对，并略用茶点而回。
然而就在同一天，由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出卖，准备仿效傅作义起义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特务逮捕。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陈仪以“勾结共匪”罪名被枪杀。
在大陆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蒋氏父子到溪口的第七天，恰是农历除夕。当天晚上，蒋介石全家在丰镐房报本堂吃年夜饭。
在主桌用餐的，除了蒋氏父子，史称蒋介石终身幕僚的张群、时任立法院副院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还有奉化县长周灵钧，溪口当地父老毛颖甫、王良鹤。
蒋经国亲自把盏，给宾客敬酒。为毛颖甫敬酒时，毛站起身来连说：“不敢当，不敢当，经国兄。”蒋介石觉得不合适：“就叫他小名建丰吧！论辈分，他还是你的孙儿辈呢！”毛颖甫之所以如此谦恭，是因为他那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室主任的儿子，在蒋介石困顿之际，带着妻儿到国外去了，他觉得儿子有负蒋家栽培。
接着，蒋介石问在座的王良鹤：“老鹤头，世和如今在哪里？”王良鹤回答：“在宁波治病，现已回家。”蒋说：“世和跟我多年，尽管有些毛病，流落在外总不好，还是回到我身边吧！”王良鹤遂离席而去，不一会儿便领儿子王世和前来。王世和见蒋就立正敬礼，大声说：“世和愿追随先生到底，至死不移！”蒋介石听了很高兴，招呼王家父子入席。
丰镐房聚餐过半，蒋经国抽身去武岭学校礼堂，给安排在那里吃年夜饭的军官们敬酒。他端起酒杯，用沙哑的声音说：“诸位，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良，当我们走上坡路时，有人跟着我们，这不稀奇。现在我们走下坡路了，各位从各地费了不少周折，来到这里，这才是最难得的呀！”说完一饮而尽，宴席上充满了悲凉的气氛。
1月29日是农历新年。一大早，蒋经国就率妻儿上山，给驻跸慈庵的蒋介石拜年。蒋介石给孙辈们分了压岁钱。早饭后，蒋介石乘车往宁波白水巷，拜谒北宋先祖蒋浚明神位。汽车开到宁波仓头桥街口，他就下车步行到先祖神位牌前脱帽鞠躬。返回溪口后，蒋介石又到溪口蒋氏总祠堂及一、二、三、四各房祖堂参拜祖先神位。
虽逢中国人最喜庆的佳节，但蒋家人却快乐不起来：“念一年又过，来年如何，实难想象。更不知有多少人在痛苦和忧愁中，度此年节。目前整个社会，充满了血和泪，我纵欲新年言吉语，但事实如此，又如之何！”但为什么会“充满了血和泪”，蒋经国没做进一步的深思和检讨。
忽然动身，匆忙中永别大陆
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次日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兵锋直逼南京。这天，蒋介石急邀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白崇禧等到杭州会谈，商议对策。然而，对策刚商议完，南京城内的总统府也完了。蒋介石于23日匆匆回溪口，准备离开。
蒋经国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内外形势已临绝望边缘，前途充满暗影，精神之抑郁与内心之沉痛，不可言状，正‘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情景也。窃念家园虽好，未可久居。乃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以免后顾之忧，得以尽瘁国事。”
中午，蒋介石吩咐蒋经国：“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蒋经国当即问，去哪里？目的地是哪？但蒋介石却没有应答。其时，在象山码头停泊待命的军舰只有一艘太康号，舰长为中校黎玉玺。
蒋经国将黎玉玺召来布置开航准备诸事，黎玉玺遂问蒋经国：“你知道不知道领袖明天准备到什么地方去？”蒋经国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以这次取道水路看来，目的不外两个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厦门。”黎玉玺觉得蒋经国的分析八九不离十，便赴港口准备。
当日下午，蒋经国的妻子方良，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女儿孝章离开溪口，先行去台。蒋介石也于25日离开了溪口老家，就此永别大陆。
篇五：毛泽东蒋介石遗嘱惊人一致
毛泽东蒋介石遗嘱惊人一致
题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山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这一天的零点10分，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历史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享年83岁。而早在前一年，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的时候，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但是，人们发现毛泽东和蒋介石的遗嘱惊人的一致。《毛主席和蒋介石共同的遗愿——两岸统一》一文讲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遗嘱背后的秘密。
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介石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就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
但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迟暮，他的体力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虽然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是由他发动的“十年动荡”已让他非常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间，毛泽东早已以“老朋友”呼蒋介石。国共争雄，蒋介石使毛主席家破人亡，迷信的蒋介石曾数次派人去掘毛
主席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介石的祖墓，却维护其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毛泽东的胸襟让世界敬佩有加。
“动荡”中，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介石“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点明了。
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打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多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北京的政策。 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
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
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主席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启德机场落下了久违了八年的第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机上抬下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国共和平使者章士钊。中断七年的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因他的到来开始了新启动。
章士钊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与台的联系。他叮嘱回京的女儿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周恩来，他最多在港停三个月。但他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7月1日，章士钊的生命之火就在香港这个国共勾连的驿站熄灭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终留在国共再携手的民族统一事业中。
掩卷而思，国共“合”“分”70载，演绎了多少成败荣辱、多少人生的感叹呀，这里写着像章士钊、曹聚仁、张学良这样献身两党联袂事业人士的忧与喜，也写着张治中、李宗仁等跳出党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
李宗仁逝前给毛泽东、周恩来坦言：“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
途为念。”张治中逝前遗嘱：“二十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泽东给蒋介石的自尊压力太大，蒋介石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主席成为蒋介石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做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蒋介石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介石激烈拍案：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公请示，毛主席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 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大陆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大陆舰只顺利通过。毛主席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元旦，他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个“复国”文告。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之命，经秘密渠道向北京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主席》一文，“欢迎毛主席或者周总理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
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没有等到回音。蒋介石永远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临别嘱咐经国：“你应好好多休息。”夜幕降临，蒋介石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9岁。
儿子经国倒地痛哭，据老蒋贴身侍卫回忆，当准备移灵时，天上突起隆隆雷声，继之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蒋经国将之附会为“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如他自己所说，“无一日中断”。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
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
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的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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