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汉书
篇一：三抄汉书(改过)
三抄《汉书》
很多人都知道，一代大文豪苏东坡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成就辉煌，非一般人可比，但却很少有人了解他学习也是十分勤奋刻苦的。他曾三次抄写《汉书》。四十七岁那年他被贬黄州时，他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除了承受极大的精神打击之外，他还要去东坡开荒种地，维持一家几十口人的生活。劳动之余仍旧坚持写作和学术研究。他开始了第三次手抄《汉书》的工作。
一天，有位朋友去看他，等了好久，苏东坡才出来见他。客人很不高兴。苏东坡解释道：“我正在抄《汉书》。”客人听了反而很不理解。凭他的天赋和“过目成诵”的才能，还用得着抄书吗？ 苏东坡说：“我读《汉书》到现在已经抄写 3 遍了。第一遍每段抄了三个字，第二遍每段抄两个字，现在只要抄一个字了。”客人半信半疑地挑了几个字一试，苏东坡果然应声能背出有关段落，而且一字不差。朋友们这才明白苏东坡的“过目成诵”原来是勤学苦练的结果啊。
其实苏东坡不仅三抄《汉书》，而且像《史记》等几部数十万字的巨著，他也都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抄写的。苏东坡称自己的这种读书方法叫“愚钝三法”。
那么他的学问就来自“愚钝三法”吗？不，他还辅之以别的方法。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必须接触社会，大胆分析，研究问题，提出见解，一定不能闭门造车。即使阅读、抄写，也应每一遍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思考讨论题：
1、有人说聪明来自勤奋，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请结合这个故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2、你有什么好的学习习惯，在小组讨论中说出来与大家共同分享。
篇二：《汉书》宋祁校语所涉版本改字研究
《汉书》宋祁校语所涉版本改字研究
［摘要］《汉书》宋祁校语中保存了众多的版本异文，对异文中的改字现象宋祁使用了多种术语进行指称。从字际关系的角度看，这些改字异文主要有三类：一是本字——本字；二是本字——借字；三是借字——借字。
［关键词］《汉书》；宋祁；异文
一、引言
《汉书》自景祐本印行之后，出现了众多版本，宋祁以诸本参校，手所正是。宋祁的校语中涉及了众多版本，如江南本、浙本、唐本、淳化本、景德监本等。因而，对于研究《汉书》的人来说，它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李丛竹认为宋祁校语对于《汉书》而言，具有五个方面的重要价值：甲.校书时代早；乙.所见版本多，保存大量版本异文，可资校勘参考；丙.校语多有可采之处；丁.保存佚书佚文；戊.其他，如辨字形、字音，史实考订，以及训诂释义等。［1］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因为宋祁校语对于恢复《汉书》原貌和正确理解《汉书》都具有重要意义。
异文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王彦坤认为主要有两类：一是从句子角度而言的；一是从字词角度而言的。［2］宋祁校语对各种异文均有涉及，本文准备从术语类型和字际关系类型两个方向来研究其中的版本改字现象。
二、术语类型
宋祁在对《汉书》进行校对时，遇到版本用字的不同，会使用多种术语进行指称，如“当作”、“一作”、“古作”、“某字，某本作某”、“某本，某作某”、“某作某”、“当改”、“某本改某作某”、“或作”、“旧作”、“疑作”等。从是否明确为某一版本改字的角度可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改字版本明确；二是改字版本不明。其中，改字版本不明的异文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明确为版本改字；二是不确定为版本改字。
（一）改字版本明确
明确指出改字所据版本的术语主要有三类：“某本，某作某”、“某字，某本作某”、“某本改某作某”。
（1） 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宋祁云：“浙本圯作汜。”（《张陈王周传》）
（2） 上诏问衡，议欲復之。宋祁曰：“诏字，南本浙本作召。”（《韦贤传》）
（3） 驾驷迎申公。宋祁曰：“景祐本改驾作加，今两存。”（《儒林传》）
按：例（1）中宋祁明确指出“汜”这个异文出现在浙本中，其他版本用的都是“圯”。例（2）中宋祁明确指出“召”这个异文出现在南本和浙本中，其他版本用的都是“诏”。例（3）中宋祁明确指出“驾”
这个异文出现在景祐本中，其他版本用的都是“加”。
（二）改字版本不明
改字版本不明是指宋祁在校语中没有指出改字异文所出现的版本。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作者当时没有见到改字的版本，只是依据对文意的理解，认为此处应当有异文，于是就出校语。这种现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明确为版本改字；二是不确定为版本改字。
明确为版本改字，但没有指出改字所据版本的术语主要有四类：“一作”、“古作”、“旧作”、”某作某”
（4） 若燕不破，齐必距境而以自强。宋祁曰：“若，一作弱。”（《韩彭英卢吴传》）
（5） 尝有以乱济乱。宋祁曰：“济古作。”（《董仲舒传》）
（6）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宋祁曰：“饰旧作饬，当从此本。”（《文帝纪》）
（7） 倒载干戈，示不復用。宋祁曰：“载作戴。”（《张陈王周传》）
按：例（4）宋祁用“一作”来明确“若”和“弱”的异文关系，但是没有指出改“若”为“弱”的版本。例（5）和例（6）宋祁用“古作”和“旧作”来指出“”、“饬”出现在“济”、“饰”之前，却没有明确“”和“饬”出现的
版本。例（7）宋祁直接用“某作某”来显示“载”和“戴”之间的异文关系。
遇见不确定为版本改字的情况时，宋祁使用的术语主要有四类：“当作”、“当改”、“或作”和“疑作”。
（8） 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澹之。宋祁曰：“澹，当作赡。”（《食货志》）
（9） 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宋祁曰：“废格，当改废阁。”（《食货志》）
（10） 是貧富异刑而法不壹也。宋祁曰：“壹，或作一。”（《萧望之传》）
（11） 又诵淮南王无大罪。宋祁曰：“诵疑作讼。诵是诵说字，非是。”（《贾邹枚路传》）
按：例（8）至（11）宋祁分别用“当作”“当改”“或作”“疑作”来沟通前后两字，表明他对二者之间的异文关系不是很确定。
三、字际关系类型
字际关系是指记录同一义项的不同用字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李运富认为在记录同一义项的条件下，所用的不同字形或可能使用的不同字形之间，它们的职能对应关系和字用属性关系有三类：本字——本字、本字——借字、借字——借字。［3］宋祁校语中所涉及的改字现
象包括了李运富先生所说的全部字际关系类型。
（一）本字——本字
本字和本字的关系主要有三类：一是异体字和异体字关系；二是源本字和分化本字关系；三是古本字和重造本字关系。
（12） 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几殆。宋祁曰：“奔疑作犇。”（《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13） 尊其所闻，则高明矣。宋祁曰：“浙本尊作遵。”（《董仲舒传》）
（14） 火未及燃。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巳从火旁又加火，非是。”（《贾谊传》）
按：例（12）“奔”和“犇”本身都有{快跑}义，它们是一组从不同角度为该义而造的异构字，不同的是，前者是从夭、贲省声的形声字，后者是由三牛会意的会意字。例（13）尊，本义为{酒器}。引申可表{遵循}义。由于{遵循}义距离本义较远，于是人们就在“尊”字的基础上孳乳出“遵”字来专门表示{遵循}义。所以“尊”和“遵”在表达{遵循}义时是源本字和分化本字的关系。例（14）然，本义为{燃烧}。由于“然”经常被假借为表转折关系的连词，所以人们就在它的基础上重复添加形符“火”，造出“燃”字来专门承担“然”的本义。所以“燃”和“然”在表达{燃烧}义时是后造本字和古本字的关系。
篇三：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均是我国史学巨著，对这两本书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清晰的看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而且能发现历史研究的不同方式。先从《史记》和《汉书》的关系说起：
一、《汉书》承袭《史记》
刘知几曾将中国历代书籍分为编年与纪传两体，而《史记》、《汉书》是纪传体的代表作，可以称为正史的开始。《史记》有五体，分别是：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而班固的《汉书》稍有不同，改本纪为纪，改书为志，改世家、列传合为传。无论是五传还是《汉书》的四传，都是以本纪（纪）、列传（传）为主要部分，因而被称为纪传体。
关于司马迁的五传体例从何而来，古来就众说纷纭，近人阮芝生说道“司马迁是从古代的各种题材中，推陈出新地创造了《史记》的各体，使他们各自具有特殊的性质和作用”。而至于《汉书》的纪传体，却是毫无疑问的，是多承袭了《史记》。此外，在各篇内容方面，班固也同样承袭了《史记》。例如《汉书?高帝纪》的上下两篇就是袭用了《史记?高祖本纪》全文，又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韩信卢悺列传》等篇中采用高祖之事纳入其中，又经过调动前后文顺序和增补和改写，也很整齐。又如《汉书》的《食货志》也是由《史记?平淮书》改写而来。《平淮书》描写汉代的经济与财政政策，食与货合写。《汉书》改其名且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分别叙述食与货。上篇增补甚多，如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等，又续写武帝末年至王莽时的农政情形，而下篇大多袭用。例子还有很多，不在此一一赘述，但由此可见，虽然班固大都承袭《史记》的篇幅内容，但绝不是一味地抄写照搬，而是在原有基础上自己增补删除，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写成一部不朽的著作。
在呈现主题方面，《史记》和《汉书》都采用了互现法以统一文章主题。互见法，即合乎主题的详写，不合乎主题的略写货在他人传中写，这样不但对人物的褒贬作适切处理而且使得每一篇的主题能统一并且鲜明地呈现。例如《魏公子列传》中，通篇可觉得魏公子“仁而下士”，那一些魏公子偏颇的行为事迹便不适合在此叙述，于是司马迁将魏公子畏秦不敢收留魏齐的事记录在了《范雎蔡泽列传》。这样子每篇的主题就鲜明了，而且也更有艺术感染力。此外，赞语在呈
现主题方面也是功不可没。有些篇目的主题需要经过赞语和文章相互补充后才能完整。《汉书?高武王传》赞曰中只提到齐悼慧王而对其余四王被吕后杀害或绝后之事只字未提，故将赞曰与文章互相对照着看才能全面把握中心主题。
《汉书》虽承袭《史记》，但在思想内容方面，由于各自时代背景不同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二、写作动机和目的的差异。
汉承秦而来，秦皇朝曾强大无比，最后楚人一炬化为可怜焦土，落得个二世而亡的悲惨结局实在引得司马迁时代的历史学者们深思，这就不得不“洞察古今之变”。《报任安书》已对其写作动机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阮芝生认为通古今之变的精神主要是通过三点来体现的，分别是封建改郡县，礼乐之真废和儒术之坏。其较为直接的表现在了十表与八书里面。如《三代世表》反映了夏殷商三代之间的变化，《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体现诸侯王盛衰变更的情况。而八书里面《太史公自序》已经提到“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乘敝通变，作八书。”其通变古今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如《平淮书》中说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又如《高祖本纪》里“故汉兴，乘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至于班固的时代，已从东汉前期转到中期，由稳定的政局转入后来宦官外戚干政的动荡局面，所以当时只是份子关心的是尊显汉室以维持国家稳定。班固写《汉书》的目的就是表扬汉室功德。如《高祖纪赞》“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来自:www.Zw2.cn 爱 作文 网)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可见其尊汉之意且欲使汉与唐虞三代媲美。《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与《汉书》相比，其意颇弱，而变通之意明显。
三、对诸子百家思想评价不同
司马迁时代是思想的过渡阶段，以道家的清静无为为根本的黄老之学逐渐被统治上有积极意义的儒家思想所替代。司马迁一面尊重孔子学术，一面对道家学术表示肯定，对法家等其他诸子之学也持客观褒贬的态度。
《史记》重儒家。首先，效法孔子《春秋》便是司马迁写作动机之一，孔子言论是他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而且将“布衣”孔子列入世家，详细叙述其一生事迹。又称孔子为“至圣”而称老子为“隐君子”。这些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
孔子和儒学的推崇。同时《史记》也传达了“先黄老”的观点，书里对黄老之术加以好评之处不少，在曹参，邓章，田叔等人文章中都可以看出来，又在《老壮申韩列传赞》中特称“老子深远”。所以，司马迁在重儒道的同时又尊重黄老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形成了西汉雅好儒学的风气，到了东汉情况更盛，尤其是光武帝。因此除了儒家思想之外其他学术很难立足，所以也造成了《汉书》的独尊儒术。班固为董仲舒单独列传，并且称其为“世之纯儒”，由此可见他对儒学的推崇之意。他在《后汉书》里提到，创作《汉书》时，“综行其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其尊重六艺之意已经很明显。此外，在《儒林传》、《艺文志》中也体现了他对儒家的推崇。
四、写作对象人物阶层方面的差异
司马迁幼年时期生活于农村，生活贫苦，对民间生活和下层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加上他喜欢到民间游历，体察民情机会的较多。而班固出身于名门贵族家庭，长期受正统儒家教育，虽能属文颂诗，但在社会上的体验还是很少的。
司马迁和班固都写了帝王诸侯等上层人物与儒林人士等中间阶层人物以及游侠货殖人物等下层百姓，但由于生活经历不同，文章里面的描写及包含的态度大有不同。司马迁较注意下层人物，对游侠、刺客的描写惟妙惟肖，有声有色，并且还对游侠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其评价颇高。而班固极力排斥游侠首先强调王法秩序。
司马迁能体察到百姓现实的追求利益的经济生活，《货殖列传》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还在《太史公自序》中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班固的想法是与司马迁鼓励百姓追求财富大相径庭的，他虽然也肯定了富民的重要性，但实际更着眼于上下阶级秩序的稳定。
对于上层人物，司马迁是实事求是，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审评，对君主有褒有贬，有歌颂也有讽刺。而班固倾向于上层人物。
五、写作情感的差别
司马迁和班固都是专业的史学家，站在客观的角度来描写历史，所以得到了“实录”的评价。“实录”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实记录，而是在表现态度上能做
到“不虚美，不隐恶，不激诡，不抑抗”。对于司马迁来说，由于受李陵之祸的影响，使得他将自己的愤懑和抗议体现在了作品中。在《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等篇章中，他大大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无理与矛盾。在《魏公子列传》中赞扬礼贤下士的宰相公子抗议暴君武帝。在《酷吏列传》里对酷吏额进行真实描述，指出其可怕性。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为其武安侯列传》里提到世态的炎凉可悲。
相比之下，《汉书》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班固的人生经历，并没有体验司马迁那样的残酷刑罚和大起大落，另一方面依赖于他不激诡，不抑抗的写作态度和自己“不以才能高人”的性格有关。另外，班固的洞察力不如司马迁深刻，又屈服于“上层”使得《汉书》是形式、表面之上的客观。
总之，《史记》、《汉书》这两部巨著虽有差异也有相同，可谓是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它们能够将浩浩荡荡的历史展现在几千年后我们眼前，不可否认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同时，我们后人还需以史为鉴，好好警惕和反省历史，这才是看历史的最高境界。
参考书目：
《史记》司马迁
《汉书》班固
《司马迁的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阮芝生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朴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