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汉奸,下场
篇一：抗战胜利后汪伪政权两大台柱的下场
抗战胜利后汪伪政权两大台柱的下场
台灣傳記作家 王丰 发表于 2009-08-12 16:28:0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置敌伪汉奸，系当年全国军民众所瞩目之大事。汪精卫本人早在胜利前十月，即已死于病魔，因而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伪政权旗下各个重要头领，也因犯行罪状不一，各人主客观条件及与蒋政权关系脉络不同，彼此下场亦互异。陈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员，系汪精卫生前左右辅翼，汪死后复成南京伪政权主要头面人物。日本投降，国府复员，经过国民党各派系力量之折冲较劲，完成审判奸伪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无幽微之处，徒留后人点评议论空间。
一九四六年四月四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首次开庭审讯陈公博。高等法院院长孙鸿霖高声宣布开庭后，检察官韩焘起立宣读起诉书，当着座无虚席的旁听民众，公布了陈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状：1.缔结密约，丧权辱国；2.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发行伪币，扰乱金融；
4.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抽集壮丁，为敌服务；6.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官场贪污，政以贿成；10收编伪军，祸国殃民。检察官韩焘当庭要求对陈公博从重处刑，作昭叛国者炯戒。
陈公博真是十恶不赦之辈吗？陈氏早在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即加入同盟会，抗战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身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就在陈公博赴成都到任之际，汪精卫约见周佛海，商谈主动接触日本人之事，陈氏暂被蒙在鼓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汪精卫找蒋介石摊牌，提出与日本谈和的建议，为蒋介石拒绝，汪氏决意离开重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离渝之前，在私邸与陈公博密谈，陈公博力劝汪精卫此时不宜分裂，应该耐心说服蒋介石，坚决反对汪精卫分裂抗日阵营。一旁作陪的汪妻陈璧君讥刺陈公博：「你反对，那你做你的蒋介石的官去！」陈公博意识到汪精卫受妻子左右，不听苦劝，内心备觉痛苦。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离渝，前往越南河内。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唱和日相近卫文麿伪称日本对华「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之和平攻势。但汪精卫仍止于发表文电，及对国是之看法，仍滞留河内，未定行止。在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前，陈公博从国内赶到越南，与汪精卫会面，行前曾写信给张群，向蒋介石转达，要求蒋氏对汪不要有过度之措施，避免双方各走极端。意为未来留存转圜空间。
陈公博劝谏汪精卫，发表国是主张乃光明正大之事，但勿逾越从前和平运动之界线，以静候国人公决。斯时，重庆方面派了谷正鼎，到河内晤见汪精卫，打探虚实。汪氏曾当面向谷正鼎提出要求，请国府发给护照，如果和平主张不被接受，随时准备出国。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派军统特务赴河内，多次动手，意欲「制裁」汪精卫未果，蒋汪之间自更无复合之可能。汪精卫自知无法见容于蒋介石，乃潜赴上海，决心图谋组织伪政府事宜。一九三九年冬天，陈公博从香港赶到上海，声泪俱下，苦劝汪精卫悬崖勒马，汪氏执意不听，陈公博迫于无奈，黯然返回香港。
一九四０年初，原本追随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汪叛离重庆赴上海筹组伪政权期间，曾被任命为汪记「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两人竟背叛汪精卫，从上海带走了汪精卫与日本交涉的条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开发表，陷汪精卫于狼狈之境。陈公博不齿高、陶「出卖」朋友长官之行径，更深知汪精卫已经失去回头翻本的机会，遂于一九四０年三月十四日，奔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陈公博了解汪氏之处境，自知此时多劝无益，对汪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谈话：「九一八事变后，你以跳火坑的精神，回国供职，现在抗战到了艰险关头，你又以跳火坑的精神想旋转乾坤，你既已决定牺牲自己，我只有为你分忧分劳。」并称，此时是汪先生「用人之际」，他「理当赴难」。
一九四０年三月二十日，汪精卫发表陈公博为汪伪政权立法院长，公开鼓吹「中日和平，东亚永久安定」谬说。同年五月，代表汪精卫，担任「专使」，到日本晤见天皇、首相与日本各级军政首长。十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被暗杀身亡，汪精卫旋即发布陈公博接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汪伪期间，陈公博的职务还包括了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上海警备司令等。
一九四四年三月，汪精卫健康恶化，留手令一封，内称：「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数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职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痊愈，以慰远念也，兆铭。」同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故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伪中央政治会议紧急决议，陈公博继任汪精卫的所有遗留职务，直至抗战胜利，陈氏成为阶下囚为止。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二日，陈公博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诉讼期间，陈公博还撰写了全文三万字的自白书，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迹难逃法网制裁，自白书末了竟称「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陈公博在被判死刑后，于狱中写的日记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当初心里是微微的震动了一下，但随即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并不是我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只是我觉得我对于各方面不再有什么放不下心的地方，我是可以就此结束了我这一生的。」
陈公博元配李励庄在数日后向法院提出「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诉状表示，陈公博早在一九四０年南京伪政权成立之初，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李氏再三声明丈夫在伪职期间，曾配合重庆方面，报告日军动态，并尽力剿共，根绝赤患云云。李励庄的声请未被当局采纳，仍维持原判。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凌晨时分，蒋介石侍从室密电南京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命令迅速执行死刑。陈公博要求死前先去见同被关在狱中的汪精卫太太陈璧君，两人相视流泪，陈公博说：「我此去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陈公博于当天被枪决于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
和陈公博相较，周佛海显然受到「优遇」，冷眼观其下场，亦不比陈公博为佳。
周佛海叛离重庆之前，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还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做过副主任。与汪精卫组织伪政府后，担任的职务诸如伪行政院副院长、伪财政部长、伪警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据军统局出身的陈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夕，即与重庆军统局戴笠方面取得联系。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戴笠致军统局上海负责之特务熊剑东的电文中，戴笠已明确表示：「即转熊剑东兄勋鉴：现局势急转直下，事机已至，望兄切实掌握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广播去进行。目前以确保上海治安，严防奸匪捣乱，并整饬部队纪律，与民众团结一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于中央方面当由弟为兄负责也。如何？盼复，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于淳安。」
八月十五日，戴笠又从浙江淳安发了一通电报到重庆局本部毛人凤（时为军统代理主任秘书兼甲室主任），戴电文称：「人凤兄：此时最重要者，局本部应即与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汉方面伪方负责人能密切联络，随时通报，一面兄将所得各地区之情况，随时摘要告弟，以便处理。」
这也印证了抗战胜利前后期间，重庆方面与周佛海接触之频繁，运用之密切。是以，陈恭澍说，「『在佛海先生主持之下』这一句，已说明周佛海与『军统局』早有关系。据本人了解，与周佛海保持经常联络的，是程克祥、彭寿、彭盛木等。」
诚然，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汪伪集团内部人心浮动，咸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崩亡乃迟早之事，汉奸官员各思退路。一九四二年十月，周佛海透过军统特务程克祥(曾任军统京沪区区长)，和重庆的戴笠、蒋介石秘密接触。为了提供国民党当局重要情报，周佛海甚至不惜自己亲自出马，充当超级情报员。一九四三年四月，重庆示意想了解伪满洲国实际状况，周佛海亲自去了一趟伪满。之后，重庆方面又想知悉日本国内动态，同年十一月，周佛海借着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的机会，去日本多方了解，提供重庆有关日本经济、物资供应与防止美国攻打本土之相关计划。稍后，日军妄图进攻贵州、独山，相关军机情报，也是周佛海与日军官佐接触时，俟机侦悉回报给在重庆的戴笠。
由是观之，周佛海「反正」的时间甚早，与戴笠之间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默契，植基于既往之共事关系，戴以兄弟看待周佛海，藉以放长线钓大鱼，笼络为用。一九四四年年底，周佛海母亲在贵州病故，戴笠不但代为操办丧事，还以孝子之礼，代表周佛海克尽养生送死之责，让周佛海感激涕零。
日本战败投降，南京伪政权解散，重庆派任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但是，等到所谓复员工作告一段落，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被捕送四川，终成阶下之囚。一九四六年九月，周佛海又被送回南京。九月二十一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开始对周佛海进行侦讯。
十一月七日，周佛海的判决书下达，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一律没收。周佛海随后被解送老虎桥监狱。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署名的国民政府令发布，将周佛海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这项命令声称：「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降前后，维护京沪杭地区治安事迹，请求特赦。查该犯自民国三十三年以后，屡经呈请职守，虽未明令允准，但在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苏浙沿海登陆时，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
涂炭，则准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则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核议，前据呈复，该犯在敌寇投降前后，能够确保京沪一带，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鉴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主席蒋中正」
改处无期徒刑之后，周佛海仍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搬到一间较大的牢房监禁，还出钱请了一个看护，照顾他的身体，但此时的周佛海已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一九四七年九月，他心脏病转剧，终日喘气不止。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床上辗转哀号，口鼻流血而卒。
篇二：伪满洲国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不久，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了伪满洲国，统治我国东北长达14年之久。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和一部分右翼分子对武装占领我国东北后如何统治的问题已有预谋，1931年4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昭和六年形势判断》中，曾提出过三个阶段方案：一是组织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家”；三是吞并中国东北，使中国东北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提出了在中国东北成立由日本控制的“新国家”，并拟定了有关“新国家”组织机构的具体设想。不久，经过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多次策划和密谋，共同提出了《处理支那问题方针纲要》。《纲要》的主要内容包括：要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独立的“满蒙国家”和“新的统一政权”；日本人以顾问形式参政，并拥有重大事项决定权；“满蒙国家”的国防和治安由日本负责；日本在中国东北“权益的恢复与扩充”与“新的统一政府”；变更中国东北的经济机构，使之与日本成为共同的经济体系。至此，日本制定殖民统治方案大致完成。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在炮制殖民统治方案的同时，还竭力指使汉奸、卖国贼在东北各地大搞所谓“独立”活动。在日本关东军派人多次策动下，一批汉奸、卖国贼先后粉墨登场，宣布“独立”和“自治”，为日本侵略者拼凑地方傀儡政权充当重要
角色。1931年9月底，熙洽组织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声明与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抢先宣布吉林省“独立”。" 9月28日，“辽宁省地方维持会”等伪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独立”。10月16日，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发表黑龙江省“独立”宣言，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1932年1月初，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认为炮制伪满洲国的时机已到，便紧锣密鼓地进行“建国”的阴谋活动。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组建傀儡政权。2月中旬，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并发表宣言，宣布同南京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完全“独立”。为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造成“建国”的既成事实，日本帝国主义于1932年3月1日以伪满洲国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9日，溥仪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定都“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 伪满洲国出笼后，日本政府迫于世界人民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未敢立即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一直拖了半年时间，于同年9月才作出承认伪满洲国的决定。两年之后，日本为了适应其侵略政策的需要和利用溥仪称帝的欲望，于1934年3月1日把“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
满洲的富饶是众所周知的，是亚洲大陆上最适合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工业的地方，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一度将满洲视为日
本的生命线，大有不得到满洲日本就要灭亡的危机感，对待自己的生命线显然是不能胡来的。后来日本文官政府与汪精卫谈判，几近成功，大体内容就是保持满洲独立，日本撤兵！满洲当时已经有3000万人口，是日本的1/3强，已经是亚洲除了日本本土以外最现代化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上游至矿业，下游到汽车工业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体系，文明水平跟日本起码还在一个数量级上。日本对待满洲人是怀柔政策，甚至比对待台湾人更加的怀柔。生于吉林市，经历过满洲国时期的于志钧教授说：““王道乐土”是为日本的文化战略服务的，远不是今天一些文献所描绘的“欺骗”，而是实在操作。中国有句成语“乐不思蜀”，日本让东北人“乐不思中”！日本要在东北打造一个“王道乐土”现实社会。1
伪满洲国是一个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占领满洲后，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但是满洲实行了“统制经济”，与日本本土类似，政府对经济加以指导，并在重点行业都扶植一个或者几个大的特殊会社（仍然是私有企业）。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就是一个例子。 九?一八前，东北并未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货币种类繁多，有铜本位的纸币及硬币，银本位纸币及硬币，以及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仅仅“四行号”发行的就有15个币种、136个券种。银炉、钱庄、商号也自行发行私帖，流通区域割据，阻碍商品交换，影响经济发展。
1932年6月，满洲中央银行在满铁的筹划下，在原“四行号”1 《伪满洲国》 作者 日冈部牧夫 郑毅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的基础之上合并成立，成立之初行址位于新京北大街的吉林永衡官银号旧址。根据满洲国国务院会议通过的《满洲中央银行法》规定，满洲中央银行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初始资本3000万元，分股30万股，政府持股5万股，实际筹得资本1500万元，发行满洲国元，最初采用银本位，后与日元直接挂钩，一比一自由兑换，采取金本位制。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建成的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大楼，号称坚冠亚洲，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墙壁厚达一米，外部花岗岩贴面，内铺意大利进口天然大理石，地下金库的不锈钢大门重达25吨，是满洲国时期最为宏伟和华丽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在当时也是世界最先进的。2 生于吉林市的于志钧教授在回忆录《蚕食》里提到“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粗通文字，学了驾驶汽车技术，在当时的吉兰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当司机。那时东北胡子多如牛毛，父亲胆大心细，技术高超，几乎没出过事，得到公司信任。1934年。当了公司经理。那是个身份股，没有实际投资。1936年，公司被日本人接收，父亲离开公司，到吉林市邮政局当投递卡车司机，工资40多元“国币”，这是很不错的待遇，直到1939年。1940年，父亲辞掉邮政局的工作，自己开了一间汽车修理厂，取名“大和洋行”。同年，工厂倒闭。父亲和四姑母、二伯父合伙买辆二手卡车，从事个体货运运输，到日本投降。”“当时我父亲是汽车司机，我们属于中偏下的家庭。”“老家离城里不远，上学放假或星期天，常回来玩，在河里游泳。河里鲫鱼很多，用手就能摸着，回家烧鱼吃” 2 还原一个真实的“奉系”和“伪满洲国” /p-9139956283683.html
在满洲国，就是这样的没什么文化的卡车司机一家，生活水平也是相当可以的。于教授回忆起他们一家1938年去新京（今吉林省长春市）购物的情形“我们住下后，来到三中井洋行（百货公司），一进大门，十来个青年女店员，清一色十七八岁日本姑娘，分列两旁，夹道欢迎，向我们鞠躬，口喊：“藕哈优勾札一麻司!”，中国话意思是“您好！欢迎！”。这是一幢六层楼，商品琳琅满目，有自动梯、电梯，售货员全是日本姑娘，非常有礼貌，非常亲切，耐心地介绍商品。当时日本还没对英美开战，所以商品除日本货外，还有美国货。我父亲选购一架美国柯达牌照相机和一台美国造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这两件东西，是我父亲最珍爱的宝贝，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这两件东西，虽经“满洲国”、苏联红军占领、国民党、解放等重大社会变迁，一直流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此后就不知去向了。爸爸使用这架相机，拍摄很多解放前时期照片，记录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镜头，可惜，文革中被我母亲烧了，付之一炬，尽成灰烬。害怕呀！”来自满洲的司机一家也有机会出国旅游，1939年，于司机就带着全家去了北平和天津。
“1939年春，父亲攒够了钱，全家五口（父亲、母亲、我和妹妹、弟弟）到天津、北平（北京）去玩。当时，北平、天津已被日军占领，日本在华北扶植汉奸，建立了伪政权。关内外都是伪政权，以山海关为界。我们到天津、北平，叫“出国”，还得起（办）出国证，才能成行。那时，我四姑母一家在天津法租界住。第一站，先到姑母家。我们乘的火车到达山海关，要检查出国证；还要兑换钱，换关内
篇三：汉奸文化
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刘新如 2015-07-13 19:50:00 编辑：陶望平
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溥仪访日。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国家之耻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贝当在1940年会见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历史“怪胎”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汪精卫及梅思平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资料图片）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篇四：抗日战争中国为何出现大量汉奸
抗日战争中国为何出现大量汉奸
据有关资料，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统计，除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被缴械的大约是118.6万人，而满洲国和伪蒙古军当时有40万军警，再加上各省县的伪地方武装，所以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其实这里还应加上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伪军，这样算起来伪军就有了300多万。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超过在华投降时日本军队的数量—-120万人的两倍。这个日军数量还包括在台湾和越南北部的的日军，而这些日军一般是不在抗战实际作战数字里的。汉奸不仅是伪军，还包括伪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个数量不好统计，但其作用是极大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汉奸文人。如周作人之类。还有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抗日战争，我们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据战后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还不包括1931年9·18事变后到1937年7月7日之间长达6年的侵华战争)中国有近1000多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总共达6000亿美元（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被日本强盗在战争中屠杀了的3500万中国同胞的生命的价值），6000亿美元，按当今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就是将近50000亿人民币。当然，这还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损失，在精神层面，日本侵华战争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荼毒，更是罄竹难书，影响深远。
任何一个国家在外族入侵之时，都会出现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这不奇怪。奇怪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出现这么多汉奸？这些汉奸是这么炼成的?
这或许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来探讨。就外因而言，首先是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其次，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最后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然而，这些外因，也只为抗战其间汉奸的大量涌现提供了现实土壤，这些恶之花的五彩缤纷，还得寻其内部原因。
大致说来，如果一个民族在战争其间，出现了大量以本民族对抗的所谓“卖国贼”，这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出了问题——换言之，这个民族是否有一个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个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在民族危亡之际，国人就会同仇敌忾，万众一心，.cn/共御外侮而不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国人就会分崩离析，认贼作父，甘愿当亡国奴，甚至当卖国贼。这个所谓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既包括了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也包含着现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给国人的影响。
原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爱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
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然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从共产党来说，也在抗战中奉行保存实力、发展壮大的方针，毛泽东怒斥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暴露了共产党的主力”，引来了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是在敌后搞游击战，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队从红军仅剩的三万人，发展到百万之众。
要之，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就是抗战中，汉奸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
篇五：军报：汉奸思维死灰复燃 对卖国贼要狠狠打击
资料图：古田会议代表们观看“红色印记——红军标语展示”。。 [保存到相册]
7月13日，《解放军报》刊发整版文章，剖析抗战期间的"汉奸现象"，而国防部网站在转发时还配发大量中外历史照片。文章追溯了"汉奸"的起源和定义。文章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文章指出，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对于现在，文章说，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
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今天的中国应该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国家之耻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历史“怪胎”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