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面临的问题1500字作文
人口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的变迁，都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刻影响，而中国今天正处在新一轮人口变迁中。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人口再生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人口在上世纪50、60年代，由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而且，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基本不可逆转。
可以预见，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推进的情况下，无论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今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也将很难回头，人口总和出生率将继续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甚至进一步下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变迁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点变化决定了未来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势，比如老龄化时代到来，性别比的失衡，还有独生子女在主流城镇社会成为中坚人口，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在西部地区聚居度增大等。
这些变化使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就是发展安全。由于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总抚养比增大，用于老龄人口养老、医疗等的费用增多，将使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而用于投资的部分将不得不减少，使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财政能力受到制约。如果中国因此发生经济停滞，今天中国人热衷说着的“大国崛起”、“伟大复兴”等等，将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厢情愿。
二是军事安全。近20余年来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对军事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多。但在国民收入三部分：消费、投资和防务中，由于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多，投入到国防的国民收入，将来也可能不得不压缩或受到很大限制。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压力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这一问题目前在中国还不明显，但再过一二十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显着变化。
在中国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足够的军事能力，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发展安全。同时，一个独生子女占劳动力主体、老龄化程度日深的社会，也将侵蚀一个国家防范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在独生子女家庭占中国家庭总量几乎一半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将完全不同于以往。
三是社会安全。目前，中国尚未初步建成完善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上城乡分别明显，中国两种社会和人口———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间的对立，今后也可能加剧，从而影响社会安定。
中国人口正由传统农业人口向现代工商业人口转换，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后，一旦城市经济发生危机，很多人就将会在城市成为流民或游民。从一些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的情况看，人口转型同样产生过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由此引发过革命。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大量适婚男性将因男女比例失衡而无法组织正常家庭生活，这将不仅诱发贩卖人口现象的增多，而且可能加剧黑社会活动及其他危害社会安定因素。
四是文化安全。中国近些年来日益突出的信仰危机、价值观问题，很大程度上也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关。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继承是靠中国特定的生育文化来支撑的。然而，独生子女群体不仅在改变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也在改变文明结构。有调查显示，独生子女在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牺牲奉献观念等方面，与以往多子女家庭出身的人群相比，有显着差异，在这一代人身上，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色彩更为淡薄。
由人口变迁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有些已处于逐渐爆发期，有些还处于积累期，现在来看还不是特别严峻，但未来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重大影响。为此，中国的人口政策应该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防止人口突然增长过多不同，今后中国更应防止的是，新出生人口规模因出生率下降而出现大幅度下降，以及人口性别比失衡程度加重。为此，应促使独生子女家庭在全国家庭数量中的比重逐渐减小，以保证国家发展安全，同时也保证中国传统信仰结构和文明传统不至于在一两代人之间就完全断绝，和保证未来中国军队中的绝大部分成员不是独生子女构成。再比如，在人口政策上，中国目前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口群体分别对待，这在一定时期有其必要性，但现在已有调整的必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根据“人口红利”可能将于2015年左右丧失的情况，加快产业升级，摆脱单纯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推动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空间移动。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果也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减小地区发展差别，促进社会发展公平，以及东西部之间的人口交流。
中国人口问题系列文章2：中国在APEC风光的基础面临坍塌
中国在APEC风光的基础面临坍塌
黄文政、梁建章
（一）中国在APEC上的风光
不久前闭幕的北京APEC峰会是中国近年国力上升的一个里程碑。该次峰会提出亚太梦想，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批准亚太互联互通蓝图，就亚太经济发展的新支柱形成共识，并确定在反恐、气候、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特别是反腐领域展开国际合作。此外，中国与参会各国进行双边互动，也收获了众多成果。贯穿峰会的是中国声音、中国主张、中国风采。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中国自信满满，彰显着纵横捭阖、引领亚太乃至全世界共同进步的气魄。可以说，中国在APEC上风光无限。
在这种风光之下，中国收获了各种切实利益。中国可借此大规模投资海外基础设施，转移剩余产能，输出商品、服务、规则，确保资源供应，开拓战略纵深并强化国家安全。在互利的基础上，中国也可在反恐、反腐、防疫等方面上获得更多国际支持。至于双边关系，中美就共同管控分歧达成共识，中俄就300亿立方米天然气签约，中日关系解冻，中韩自贸谈判成功。一言蔽之，中国的实力和主导地位让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上全面受益。
近代国势衰弱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可能从未如此扬眉吐气，名利双收。其实，就在上海APEC会议举行的2001年，大部分中国
人可能都未料到，仅仅十三年后，中国在国际上就会如此强势。实际上，中国论资源丰富不如俄罗斯，论科学发达不如美国，论技术先进不如日本，论富裕程度不如韩国。那到底是什么给了中国底气，在支撑着中国的主导力并由此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体量，其基础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
（二）人口众多是优势
这个回答与中国社会流行观念大相径庭。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思维下，人口太多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无奈。这背后是近代西方科技、经济、军事的全面领先。由于西方各国人口少于中国，有人误以为人口规模不重要，甚至把人多当劣势，像打了败仗怪自己兵太多。其实，西方各国的进步是在整个西方范围内产生的，这个体系的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太多。更重要的是，西方在技术变革取得先机后，其优势的自我强化大幅提升效率。特别是，现代教育、科研和商业体制的成熟，让知识和技能从点滴似的传授和改进变成全社会系统化的传播和积累、促进了效率的飞跃。
比起后进社会，一个跨入更高技术阶段的国家，哪怕人口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压倒性优势。但当新的经济均衡在充分交流下形成后，人口的规模优势又会起决定性作用。近代数百年内，强国崛起的顺序印证了这点。在16至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都仅有数百万人口，依靠海外殖民和贸易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到18至19
世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人口数千万级的国家凭借科技和工业革命所增强的国力成为强权。而20世纪的超级大国则是人口数亿的美国和苏联。在强国更替的过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国家步入正轨崛起，前面人口较少的强权则会被边缘化。
中国在历史上曾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维基百科的词条“历史性发明时间表”（Timeline of Historic Inventions）列出了人类有史以来共133项重大发明。这些发明中，15世纪之前有78项，其中30项出自中国，占38%，远超其他可比的地域。然而，15世纪之后的55项发明却无一出自中国。而此期间，借助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开始遥遥领先。像其他变革一样，西方近代突飞猛进是一个历史性奇迹，这背后有西方在地理、人口、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背景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是偶然的或不具有借鉴意义。
不过，在充分交流之下，科技变革的成果会从发源地逐步扩散，再形成新的均衡。由于闭关锁国、外忧内患、战乱频仍，中国曾与世界发展渐行渐远，屡次错失追赶西方、富民强国的历史机遇。但在获得政治独立和社会稳定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走上发展正轨才几十年，中国的核心优势就在庞大人口规模的倍乘效应下形成巨大力量，让中国迅速崛起，成就当今APEC峰会上的辉煌。
遗憾的是，由于对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认识不清，判断失误，中国把之前的落后错误地归咎于人口太多，自197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生育限制政策；在生育率几乎降至更替水平的1980年又开始了更严
厉的“一胎化”政策。因为“一胎化”的实施几乎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步，许多人误以为这个政策对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实际上，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20至60年，生育状态对经济的影响有数十年的滞后。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出生的大量人口。他们接受教育、成家立业、追求更好生活品质的需求，以及为此付出的辛劳，正是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和保证。
当然，限制生育会在短期内降低社会的抚养负担，让更多资源投入再生产，从而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提升作用非常有限。根据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生育率与经济成长关系的分析，即使在最宽松的估计下，1980年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最多让中国过去30多年的人均GDP增长快了不到1.5年。更重要的是，这个非常有限的好处之后是无尽的还债期，代价将远大于之前的好处。高生育率实际上是在积蓄能量，而低生育率则是在释放能量。生育率从高到低，积蓄的能量得到释放，推动经济发展。但长时间维持低生育率则是在不断地低效释放能量，更是在耗费发展的后劲。
随着被低生育率大幅加深的老龄化在不断加重，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口结构老化的恶果。但很多人却认为，为了降低人口规模，这种代价是值得的。背后的逻辑就是，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劣势。但实际上，人口的规模优势恰恰是中国最核心的优势之一。
首先，人口众多让中国在军事装备、通信和交通等基础性行业里，
通过内部循环就能保持足以维持竞争力的规模，确保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自主性。中国近年国防工业突飞猛进，与发达国家的装备差距逐步缩小。这得益于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研发能力，但人口萎缩将削弱这些基础。维持同等的国防力量，人口减一半，人均分摊将增加至少一倍。
其次，人口众多能促成细分、多样化、竞争激烈的更大市场。在13亿人的中国，很稀奇的创意产品，哪怕万分之一的人需要，也可形成13万人的市场，催生一个行业。对于成熟的产品，庞大的市场能容纳更多参与者，让优胜劣汰下的胜出者更强大；脱颖而出者在全球率先达到规模效应，实现盈利，并逐步占领海外市场。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美国就是这样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公司。过去中国发展水平较低、交通和通信条件落后，众多人口并未形成有效市场。但中国现在已是能源、钢铁、建材、电器、汽车、网络等行业的全球最大市场，不久后将成为几乎所有行业的最大市场，这将有助于更多中国企业像华为、联想、腾讯等依托本土市场的规模优势走向世界。
再者，人口众多也是庞大人才规模的基础。当今，大学教育是从事科技事业的前提。虽然总人口仅中国几分之一，但美国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却长期高于中国，这是美国科技力量领先中国的重要原因。但如图1，这一情况在2007年逆转。从科研人数来看，中国在2000年不到美国一半，现已超美国；20年后将远超美国。尽管中国科研人员在知识和经验方面还有差距，但整体质量在不断积累中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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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口危机需要果断抉择
梁建章、黄文政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人口政策的问题时说：“去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现在正在推进，也正在进行全面的评估。我们会根据评估的结果，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但是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来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
李总理提到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估”，反映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但各种调查显示，中国的生育意愿都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更不用说通常比生育意愿要低得多的实际生育率。在未来10年，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超过43%。这意味着，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能够将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显著提升50%，年出生人口也将大幅萎缩（1.5*（1-0.43）= 0.855）。每延迟放开生育一年，都会有无数女性因为生育期结束而永远失去给孩子多添一个兄弟姐妹的梦想，其中不少人将最终遭受失独的人伦惨剧。中国早已经陷入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取消生育限制刻不容缓。错失当前的机会不仅会人为造成无数家庭悲剧，也让中国未来逆转人口颓势更加回天无力。
至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的效果，申请人数远低于预期是人口学界绝大部分学者的普遍共识。我们根据全国各省市区累计102
次报道的估算更是表明，该政策实施满一年后的实际新增人口将不到国家卫计委在政策实施之前所预测的约200万的三分之一，而且申请人数整体上在逐月减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估的人员名单，且公布评估报告，并对于评估过程中的误判行为予以责任追究。由于卫计委的部门利益与人口政策方向密切相关，我们也建议卫计委及其下属部门在评估过程中完全回避。
中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以一胎化为基调的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该政策的长期执行是中国陷入严重低生育率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人口政策需要重大逆转的现在，对比当前和当年的背景，了解两个时代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前的形势和进一步拖延政策逆转的荒唐之处。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的主要原因是担心生育率过高。其实在此之前，随着中国在1971年实施了相对柔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就直线下降；到一胎化实施前一年的1979年，生育率就已降至离更替水平不远的2.75，更是远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处于严重低生育率却是不争的事实。过去20年来，中国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最近几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更是节节走低，已经处于世界最低之列。为何当年在时间和空间的比较上，都不算高的生育率被认为高到需要强力压低，而当前无论何种意义下都是处于极低水平的生育率却要继续维持？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一定程度是受到海外人口控制思想的影响。其实在此之前，人口控制思想在全球已经式微，各种预测都已经全部破产，相应的理论也被学术界所摒弃。相比之下，低生育率危机目前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关注的问题。随着日本、欧洲等低生育率问题进
一步恶化，特别是养老金面临困境，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全球对低生育率危机的负面影响的认识更加深刻。为何当年被海外逐渐摒弃的人口控制思想在中国得到推崇，而当前引起国际普遍忧虑的低生育率危机却不能让政府警醒？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缺乏独立的学术支撑，相关研究假设荒诞，论证粗糙，其所有预测结果很快就被证明远离基本现实。到1979年，中国已有15年未进行人口普查，宋健使用全国户籍资料和公安部门在一个县、一个县级市的资料代替全国资料，做出引起高层震动的百年人口预测，而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世界各地生育率随经济发展普遍下降的事实（梁中堂，2014）。相比之下，目前对人口问题的各种独立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即使在其章程里把人口控制列为目标的中国人口学会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公开支持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为何当年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的一胎化能得以强力执行，而当前由众多学者论证的政策调整却举步维艰？
当年实施一胎化政策导致了无数民众的困惑和不满，甚至引起民间的强烈反弹，强制堕胎、强制结扎、牵牛扒房各种强制措施更是激起普遍的民怨。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对人口政策的逆转是民心所向、民意所归；即使鼓励生育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为何当年不顾社会阻力，冒天下之大不韪强势推行一胎化，当前坐拥广大民意支持的政策逆转却迟迟不能实现？
简言之，当年的情况是，借用国际上正在被摒弃的人口控制论，
使用各种粗糙和荒谬的论证，不顾民间的强烈反对，强力推行一胎化政策来压低其实并不算高的生育率。而当前的情况则是，漠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对低生育率危害的论述，忽视各种深刻和全面的论证，坐拥民意的普遍支持却一再拖延政策调整，错失应对日益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的宝贵时机。
可以说，当年的一胎化是一件没有可靠理论支持的，却被强力推行的政策；当前的取消生育现在则是一件有各种理由支持，但却迟迟不见行动的政策选择。如果说当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一个错误，那么当前不改正这个错误将是错上加错。实际上，无论在人类历史上，还是世界范围内，自主生育几乎都是常态。现在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归还给家庭，只不过是恢复生育的正常状态，也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最低要求。对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时间实在是匪夷所思。
李总理在提到人口政策评估时强调，“也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权衡利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总理明确表明，“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一论述与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有关“两国人口的巨大力量”的表述一脉相承，表明领导层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发展巨大的力量，完全迥异于之前官方文件提到中国人口规模时那种“人口多，底子薄”的唉声叹气的无奈。
下页 余下全文中国人口问题系列文章15：从基辛格的言论看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态度
从基辛格的言论看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态度
黄文政、梁建章
2015年3月17日，92岁的基辛格在北京再次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接见。基辛格曾任美国国务卿，在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作为美国当代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之一，基辛格对国际政治乃至东西方文明的看法在西方政治精英中具有代表性。那么基辛格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呢？
2011年1月20日，在中国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际，针对中国是否会在2050年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问题，基辛格回应道，“他们以每年约9%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国家曾做到这点。但这个国家沿海的发达堪比任何地方，而内陆的落后也不遑多让。从2030年开始，他们将遭遇巨大的人口问题。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社会需要被劳动人口照顾的比例增长速度将快于我能想到的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以不应线性外推地认为中国将成为绝对主导力量，没有理由认为我们（美国）不能维持同等甚至更优越的地位。”
基辛格的断言对于深陷计划生育思维的中国人不啻一记棒喝，但对于了解西方人口思想和策略的人来说，实属意料之中。作为地缘政治大师，基辛格对人口在大国博弈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并善于将这种认识付诸行动。
实际上，基辛格于1974年底任美国国务卿时，就曾主笔机密文
件《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并交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但宗教人士迫使该报告于1989年解密。报告确定了美国对世界人口增长的应对纲领，即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和海外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相信控制人口对他们自身有利，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并为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尽管报告解密后的文本中列出的目标国不包括中国，但中国自1971年开始全面实施的计生划育政策，是否受到基辛格等人的影响则不得而知。
2015年3月18日，他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说：“我认识中国五代国家领导人，中国是我生活相当一部分。我喜欢中国人民，但是我的政策不是基于我喜欢中国人民这个事实，而是我认为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在很多重要议题上是一致的。”
基辛格的这番言论和前述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态度，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西方对中国计划生育立场的多面性上。
（一）西方人口思想的两重性
宏观层面看待人口问题有两个不同视角。一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二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之间人口相对变化的影响。在
学说虽然广为流传，但并未对西方的公共政策产生实质影响。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精英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侧重于人口规模对国力和文明的战略性意义。社会学之父孔德在十九世纪就说“人口即命运”。自科技和工业革命，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急剧膨胀。从1820年至
资源乃至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根源。在此视角下，假定技术外生于生产过程，简单看待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学说就站不住脚了。自1980年以来，随着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各种悲观的预测全部破产以及生育率在全球不断下降，兴起于西方的人口控制思潮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上全面没落。
(二)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1960年代，美国与北欧投入到发展中国家人口项目的资金越来越多（Caldwell 2002）。1967年联合国提议成立基金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196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开始运作。成立该机构的部分原因是Draper将军认为学术化的联合国人口署作用不够(Donaldson 1990)以及依靠自愿捐助基金可避开有关人口控制的争议（Johnson 1987）。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呼吁联合国在人口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Hartmann 1995）。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布什则强势推动人口计划(Donaldson 1990)；布什后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于1988当选为美国总统。
随着预算的持续增长，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数以千计的项目遍布亚洲、中南美洲和非洲，对受援国的生育率降低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往往与这些项目的实施挂钩。虽然人口承载力和适度人口理论在1980年代就从国际学术界淡出，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80年代初期依然提供资助，研究土地承载力和人口增长的关系，并于1984年发布《土地、食品、人》报告。该基金会也资助了位于
下页 余下全文人口老龄化(英文版)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For this part, you are allowed thirty minutes to write a composition on the topic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You should write at least 120 words, basing your composition on the outline given in Chinese below .
1.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产生的原因
2.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3. 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减轻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压力，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由此大大降低了全社会的生育水平。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在全社会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的进一步降低和老年人口比重相对的提高，最终表现为全社会人口中老年人口过快增长和比重的加大，即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
二、老龄人口生活所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城市老人希望由社会福利机构集中收养的愿望日趋强烈，但当前福利机构的数量仍难以满足老人的需要。
据民政部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⑤：我国目前有国家举办的社会福利机构2816家，床位数22万张，收养了17万多人；有集体举办的福利机构3700家，床位数87万多张，收养了66万多人。两者合计共有公办福利机构4万多家，床位数109万多张，收养了83万多人。
这与我国数以亿计的福利服务对象（老年人口1.3亿多，还有数百万的孤残儿童和“三无”残疾人）相比，集中收养的床位数只占0.7%多一点，而集中收养的人数则不足0.6%，与发达国家一般集中收养人数占5－7%的比例相差甚远。
（二）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老年人口同非老年人口相比，在生理上会出现一些与年龄相关的特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生理机能日趋衰退，抵抗能力不断降低，健康状况下降。
据国家卫生部门1994年统计，“我国城市65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为60.2%，城市总人口患病率为23.7%，老年人口患病率高出总人口的1.54倍。农村老年人患病率22.6%，农村总人口患病率7.4%，老年人比总人口患病率高出2.1倍。⑥”
这些都表明，一个社会的老年人越多，其患病的可能性及由此产生的医疗服务需求将越大。特别是在农村，老年人口享有公费医疗的比例相当低，我国庞大的农村老年人群将对相对匮乏的农村卫生资源产生巨大压力。
（三）老年人生存环境亟待改善。对大多数的老人而言，现在正是他们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然而对无法安度晚年的老人来说，老年阶段却是他们人生最后的苦难期。
部分老年人面临着四种侵害：一是身体侵害。部分老年人由于行动不便，并且得不到子女的照顾，生活十分艰难。有时发生以暴力打骂老人，遗弃老人，更有甚至杀害老人。
二是精神侵害。社会上一些年轻人对老年人不礼让、不尊重，甚至欺侮，造成对老人的精神损害。
三是社会侵害。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们的分辨能力也在下降，一些社会上的人就对他们擅加欺骗，卖低劣产品给老人，在法律、民事上蒙骗老人。
四是物质侵害。子女和亲属强占住房、争夺财产事例在各地多有发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低保的实施，物质侵害老人问题中有所缓解，但仍不容忽视。
（四）养老基金严重不足。由于退休人员增加和待遇水平提高等原因，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每年不断增加，致使部分地区当期收支缺口逐年扩大。2000年，全国只有3790.7万人领取了离退休金，2001年只有3381万人领取了养老保险金⑦。
目前养老金当期收支的缺口，主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但有关专家指出，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继续攀升，养老保险工作任务将更加繁重。要继续确保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仅仅依靠基金征缴和财政补助不够，必须进一步拓展养老基金的筹措渠道。
（五）我国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一定影响:
一是老龄人口的增长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抚养人口的增加必将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
二是伴随人口老龄化而产生的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必将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是人口老龄化使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量增加，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
四是人口老龄化要求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以满足老年人口对物质和精神文化特殊的需要。
五是人口老龄化引起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三、对策与建议
家庭养老、集体供养和社会救济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三种主要形式。目前，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形式。家庭养老实际上是以个人终身劳动积累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集体供养主要是对鳏寡孤独老人实行具有救济性质的“五保”，包括分散和集中供养。社会养老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养老保险和少数地方实行的农民退休金制度。
现阶段，我国发生的一系列与农民养老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迁，使传统养老模式面临严峻挑战，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对中国社会现有的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未来20年人口抚养负担轻、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有利时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一）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并将解决老龄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1997年6月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的主张。1999年5月，欧盟通过了老龄政策公报，即，“建立不分年龄的欧盟??促进繁荣和代际和谐”。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基本内容是通过各种方式为老年人参与社会创造条件，以期老年人能更好的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变化。倡导积极老龄化战略，需要各级政府和老龄工作协调机构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事业发展方针，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目标，贯彻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地方老年法规，制定不同时期的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相关，切实采取措施，保护亿万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兴办社会化养老事业。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要改变过去主要靠国家和集体投入这种单一的投资渠道，形成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多渠道投资，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是服务对象公众化。过去福利机构只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今后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
三是服务形式多样化。过去对“三无”老人基本是供养，今后要有多种形式的服务，特别是通过上门、包护、日托等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家庭提供支持。
四是服务队伍实现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
（三）推动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卫生服务。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把老年卫生服务列为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纳入社区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通过体制改革、机构改造、资源重组等多种形式，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社区服务中心，将病房改造成多种形式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健、医疗等服务的场所；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社区卫生的投入，不断提高老年卫生保健的经济保障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卫生保健服务，拓展老年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等服务领域，加大对大病和重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帮困力度。
（四）增加经费投入。要缓解今后日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必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增加基金收入，发挥养老保险资金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继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应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同时，进一步研究采取发行彩票等方法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五）加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建设。要加强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营造有利的居家养老支持环境。要制定落实各种优待政策，如对百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发给长寿补贴；老年人持户籍所在市的《老年人优待证》，可在省内其他地区享受当地除公用交通工具以外的各项优待服务；城镇老年人不承担社会性集资和其他社会性劳务负担，农村老年人不承担义务工、不缴纳各种集资费；对涉老案件，各级法院要优先受理、优先审理，老年人因合法权益受侵害提出诉讼，交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可以缓交或减免，需要律师帮助又无力支付费用的，可以获得法律援助等。同时，在全民中进行敬老、养老、助老的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作者：王欢，法学硕士，浙江大学法学院，助教。朱尧耿：文学硕士，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248715.html?md=3
? A survey recently shows that Aging of Population in China is srious.ti is a problem which is no time to delay.there are two direct cause for it.The first one is that government is doing a family planning in order to control population,the high speed medical treatment development is the another reason.
? However, City by the old man hope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on the adoption wishes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nse, but the current welfare institutions can't be satisfied the number of the old man's needs,and Pension funds is seriously to be a lack.what worse is that The population aging in our country have had a big impact on social economy . ?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elderly welfare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medical and health institutions actively and provide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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