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选择
韩永辉 麦靖华 张帆
关键词：企业战略选择;全球价值链;文献计量;全球分工
一、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交通运输成本的持续下降，产品生产的全球性碎片化分割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Gereffi，20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自身劳动要素充裕以及贸易价格处于低位的优势，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长为“世界工厂”（吕越等，2017）。与传统的国际分工不同，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是以产品为客体，而是以产品生产经营的某个工序为客体。在这一过程中，微观企业作为实际的参与主体，是推动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参与程度的主导力量。参与分工的企业通过从事零部件生产或者提供研发、设计和售后服务等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当中。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新冠疫情冲击下，企业如何正确选择战略更好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成为了备受关注的问题。但科学回答该问题仍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在理论方面，已有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大多是从企业或产业层面展开，更多是视作一种具体的经营策略或战略，并未较好地与地区或国家发展的理论相衔接。虽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概念（Gereffi 等，2005），构建了企业、市场和政府如何共同对全球尺度的生产活动进行治理的框架，但由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所需的公共产品等关键概念尚未有成熟的定义，因而对于企业应采取何种战略、怎样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现有理论仍有未臻完善之处，甚至对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选择也常有相冲突的观点。在现实中，大量中国企业通过OEM（原始设备制造商）、海外分包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在全球市场中成功占据一席之地。但因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设计不当而遭受大型跨国公司“锁定”和“俘获”，甚至面临重大失败的企业案例也数量繁多（刘志彪和张杰，2007;吕越等，2018）。因此，厘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现状，对于解决当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如何设计的问题，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上的贡献。
相比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基于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提炼出已有文献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战略选择的核心解读，辨析其变迁的过程和方向，探索更系统全面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阐释;（2）基于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工具，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选择，拓展了已有研究的度量视角;（3）构建了一个理解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类型的逻辑框架，并基于广泛的文献资料总结归纳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揭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本质、路径和影响要素。本文有助于学术界和实践界在此基础上把握现有研究成果和发展脉络，更好地开展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研究。
本文的内容安排：第二部分是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第三部分是厘清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含义和战略选择的分类;第四部分是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梳理;最后是文章总结。
二、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利用CiteSpace 5.8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基于Web of Science 和CNKI数据库，搜索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相关文献。其中中文文献以“企业+全球价值链”和“公司+全球价值链”作为主题检索词，时间跨度设定为2020 年之前（含2020年）①，共检索出中文文献3874篇。外文文献以“global value chain”和“GVC”作为主题检索词，时间跨度设定为2020年之前（含2020年），共检索出外文文献5 565 篇。為保证所收集的文献质量，将外文文献限定为英国商学院协会（ABS）2021 年发布的学术期刊指南（Academic Journal Guide）中被评为3 星级及以上的459 种高质量期刊文献，中文文献则限定为CSSCI 数据库中影响因子大于1的期刊文献，文章类型均限定为论文。为进一步确保文献数据样本的有效性，本文逐篇剔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并且在CiteSpace 软件中使用“去重”功能，最终检索得到1 043篇外文文献，1435篇中文文献。基于这些数据，本文从关键词共现、高被引文献和作者结构三个维度进行文献计量分析。
（一）关键词共现
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研判中外文文献所关注的具体领域②。在CiteSpace 软件中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关键词“Keyword”，网络裁剪方式选择“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中文文献方面，从关键词共现图可知（图1），学者的研究经从“全球价值链”这一核心主题延伸，早期主要对国际营销、竞争优势、交易成本、战略联盟等概念进行探索，后转向自主创新、产业链转移、提升地位、战略转型等领域，近年则以“一带一路”、中美关系、改革开放和“双循环”等为研究重心。中文文献对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和转型升级的议题较为关注，并尝试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战略思路和为全世界提供不同于西方理论的“中国方案”。
外文文献方面，由于理论性研究相对较为成熟，其关注的研究领域更加多元且细致。从关键词共现图可得（图2），早期外文研究重点关注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和创新等领域，然后学者的研究重心转为全球生产网络、供应链管理、劳工标准和公平贸易等议题，近年的关注点则是数字化转型、区块链、3D 打印、大数据和COVID-19 等方面。
综上所述，中外学界对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具体议题的研究偏好既有共通点，也存在着明显的错位。中外文研究文献同样高度关注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等领域。中文研究学者更关注与企业升级战略密切相关的议题，而外文研究学者较早深化研究各细分领域和具体方向，逐渐相对深入认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战略的基础构念。
（二）高被引文献
高被引文献指被引用次数较高的文献，文献被引量侧面反映了该文献研究质量、在学界的创新作用和受学者关注和认可程度，有助掌握研究领域中的热点文献和重要节点①。
中文文献方面（表1），学者着重关注企业价值链位势升级的战略路径，目前被引量最高的中文文献共被引1237次（张辉，2004）。该文研判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研究领域，梳理和概括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的动力机制、治理模式和产业集群等主要研究内容，并提出企业应该根据全球价值链增值路径设定升级战略，实现技术性创新。排名第二的中文文献被引量为833次（刘志彪和张杰，2007），此文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势攀升的过程中受到俘获型网络的阻碍，发达国家企业作为价值链的领导者，控制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进入通道，导致发展中国家企业难以实现功能升级型的位势攀升，因此提出中国企业向均衡型网络转化的突破策略。位居第三的中文文献被引频次为594（邱斌等，2012），该文探究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企业提升全球价值链位势的作用，并提出企业应以全球生产网络为着力点提升技术水平，破除发展障碍，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尽管被引量前三的文献时间跨越8年，但始终聚焦在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战略问题。
其余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研究重点包括：中国制造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和演进特征（王岚和李宏艳，2015）、企业价值链位势升级的影响因素（刘斌等，2016）以及升级路径和模式（王缉慈，2004;张辉，2005，2006;刘志彪和张杰，2009;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中文高被引文献着重辨析中国企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低位势的困境，研究侧重点在于企业往全球价值链更高层阶跃升的战略。
外文文献方面（表2），目前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频次为2737（Gereffi 等，2005），该文构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框架，识别出全球价值链五个主要治理类型（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领导型和层级型），认为类型的转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标准性以及供应企业的竞争能力，强调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动态性和层次性。排名第二的文献被引频次为1065（Humphrey和Schmitz，2002），该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四种治理形式（网络型、准层级型、层级型和市场型）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探讨全球价值链治理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提出企业应该结合价值链治理模式制定不同类型的升级路径。排名第三的外文文献被引量为877（Rugman和Verbeke，2003），该文认为当前大部分跨国公司并未真正融入全球价值链中，提出跨国企业应该整合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势，识别价值链上下游活动特征，实现企业经营战略和治理结构优化。被引量前三的文献分别从框架构建、识别治理类型以及实现治理优化战略视角研究全球价值链治理领域。
其余高被引文献关注重点包括：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延伸（Ponte 和Gibbon，2005）、企业服务化发展战略（Ostrom 等，2010）、全球生产网络对本土供应企业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Ernst和Kim，2002）、全球汽车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下的发展特征（Sturgeon 等，2008）、企业在双边市场网络下创建高效平台的战略（Eisenmann 等，2006）、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升级的影响（Giuliani 等，2005）以及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等现象（Kaplinsky，2000）。
（三）作者结构
对作者间的合作网络以及核心作者共现进行分析，可以识别中外学者研究的特征事实，挖掘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研究中的核心人物①。将CiteSpace 中的节点选择为“Author”，中外文文献作者间合作网络关系以合作网络图谱展示。
中文文献方面，暂时形成三个核心作者间的小型聚合中心，其余合作网络较为稀疏分散，即整体合作态势略呈分散态势，大部分学者暂未形成长期稳定研究聚力，其中核心作者刘志彪发文量领先（图3和表3）。刘志彪是该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发文数量位居首位（47篇），发文量占文献样本量比例为3.3%。刘志彪主要研究企业在价值链的位势提升战略，探究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的相互促进關系，认为企业通过构建国家价值链网络体系能够有助于其摆脱价值链位势“俘获”和实现对“低端锁定”的突围（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巫强和刘志彪，2012;刘志彪和陈柳，2020）。发文量排名第二为吕越，数量为23篇，占比为1.6%。吕越主要研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引致的经济影响，例如企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和就业促进效应，但有可能抑制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和降低产品多样性（吕越和吕云龙，2016;吕越和邓利静，2020）。聂鸣发文量为19，排名第三，占比为1.3%。他主要研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升级路径，认为企业技术和创新能力是升级的重要因素（梅述恩和聂鸣，2007;周煜和聂鸣，2007）。其余核心作者中，盛斌、戴翔、文嫮、谭力文和刘林青所发表的文献被引量也相对较多。
外文文献方面，外文研究学者合作网络在较多的小范围内交织，参与研究的学者数量和合作连线数量较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文研究学者合作网络已经初步趋于聚合成型（图4）。表4 显示部分外文研究核心作者，可以看出学者发文量差距较小，发文量为3篇—8篇的核心作者数量较多。其中，Mudambi 和Ponte 位居外文研究发文量首位（13篇），其研究文献在该领域中影响较大，文献数量占样本总量1.2%。Mudambi 主要探究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制定全球价值链“追赶计划”的战略（Hill 和Mudambi，2010;Lorenzen 和Mudambi，2013;Cano-Kollmann 等，2018）。Ponte 则通过阐述和完善全球价值链相关概念和理论，构建了企业视角的战略分析框架（Ponte 和Gibbon，2005;Ponte 和Sturgeon，2014;Dallas 等，2019）。Barrientos 和Nadvi 发文量为11 篇，占比1.1%。其中Barrientos 着重研究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后滋生的劳工权益问题，特别关注企业改善劳动力性别结构和劳动权利的战略（Barrientos，2008，2013;Alford 等，2017）。Nadvi 则认为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制度以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Nadvi，2008;Lund-Thomsen等，2012;Curran等，2019）。而部分核心作者尽管并未在研究的“量”上面绝对领先，但在“质”方面相对占优。例如Gereffi、Humphrey、Timmer、Gibbon、Christopher和Sturgeon等核心作者发文量少但被引量却相对较高，可以认为是该领域奠基和关键的文献。整体而言，外文研究各级别核心作者数量较多，研究领域分界线明显，各研究学者均有较强针对性且关注独特的领域。
三、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类型
全球价值链广义地被概括为在生产过程中国际投入品的使用，它涵盖了产品或服务从概念创意到最终使用的各项活动，也包括如何将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以及跨越国界进行布局（Fernandez-Stark 等，2011）。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企业生产活动的全球性模块化、分散化成为可能，产品的制造和增值跨越了多个国家后才进入消费市场（Gereffi 等，2005），国际经贸活动从传统的成品贸易转变为中间品贸易和工序贸易，甚至是研究与发展（R&D）和设计、生产和制造、销售和营销、消费和再利用等价值创造环节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局和分割，这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企业是全球价值链组织、运作和治理的最基本单元（Gereffi，2013;Ponte，2014），企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是学者长期跟踪研究的议题。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使得对企业战略的研究从单纯的产品生产或制造，延展到包含产品增值或服务所涉及的更加广泛的活动。同时，全球价值链强调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仅考察企业内部因素对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影响，而且更加注重研究外部环境和其他参与者（包括竞争和非竞争的）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效应。因而，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各国企业常常会根据其在某类产品价值链中的分工和位置，制订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战略，向最终产品提供不同的价值创造，在全球市场中获取利润（Gereffi等，2005）。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業边界在组织结构上出现萎缩，而同时在地理空间覆盖上呈现出不断的扩张。近年来，学者也结合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态势，不断补充完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逻辑。有学者以委托代理、交易成本等既有理论为基础，创新发展了企业能力的理论框架（Teece，2017）。有学者结合科技进步的宏观背景提出了理论创新，例如“模块化理论”（Ponte和Sturgeon，2014）、“外包治理”概念（Mayer 和Phillips，2017），以及将“全球生产网络（GPN，GlobalProduction Network）”进行理论化（Yeung 和Coe，2015）等。也有文献研究了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兴技术对全球价值链管理的具体影响（Treiblmaier，2018）。
一般而言，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都是企业战略驱动的结果，其主要出于以下三点的考虑：追求效率或降低成本、探索或者获取知识和人力资本、开发或者拓展国外市场。（1）在效率和成本方面，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为改善经营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效应，例如，可以为企业获取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低成本的要素以及优质的融资渠道提供机遇，这些效应反过来会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的成本。（2）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获取方面，由于企业竞争越来越具有技术密集性，且知识资源越来越分散，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提升创新能力成为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通过在国外创立附属机构，跨国公司可以获取不同国家创新体系的准入，便利技术改造以及创立新型战略联盟。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环节布局（或外包）能够使企业与全球知识中心保持邻接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新的知识技术（Saliola 和Zanfei，2009;Pietrobelli 和Rabellotti，2011）。（3）在国外市场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企业生产，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搜寻消费者需求和标的市场，将中间品、服务或者最终产品投入到全球各地，能够有效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Funk 等，2010;张天顶，2017）。而且，在他国的战略性资产投资不仅能够让企业获取国外市场现存的资产，而且也能够借机获取技术和科技等资源或者新市场准入。
虽然已有研究对于企业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应制订何种战略以实现成本最小、利润最大已经具有较为扎实的基础，但由于研究内容较为繁杂，难以清晰把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逻辑脉络。因此，本文基于对现有海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以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框架（图5）。本文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选择分为两个大类、市场性战略和非市场性战略。其中，市场性战略指的是和企业获取市场利润直接相关的战略类型，分为外向拓展型战略和内部优化型战略;非市场性战略则主要涉及企业政治战略、社会公众与媒体战略以及社会责任战略，当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媒体、公众、社区、环境和政府等都是其保持高竞争力和占据高价值链位势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市场性战略
市场性战略，指的是和利润获取直接相关的企业战略行为，具体包括外向拓展型战略和内部优化型战略。企业外向拓展型战略指的是企业配置和撬动外部的资源要素以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进一步地，外向拓展型战略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离岸外包、海外布局和产业集群。与外向拓展型战略相反，内部优化型战略主要涉及企业如何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的定位、结构和能力，来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1. 外向拓展型战略
（1）离岸外包战略。企业实施离岸外包战略，指的是企业选择性放弃部分低利润或者相对劣势的环节，并将其外包给其他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企业可以通过离岸外包，将地理位置的比较优势和资源控制能力相结合，使得竞争优势最大化（Mudambi 和Venzin，2010）。姚星等（2016）的研究表明，知识密集型企业离岸服务外包能够有效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和竞争位势，因此，提升服务外包的发包层次和规模可以成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有力支持。吕越等（2017）提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能够使离岸外包战略的效益达到最大化，有效增加其市场份额，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由于技术进步使得全球离岸外包网络已经比较成熟，企业能够充分依赖离岸外包，并采用“即时制供应链（Just-in-time Supply Chain）”战略模式，以近岸外包为主、再外包为辅的企业价值链区域化趋势将越来越明显（韩永辉，2017;郭周明和裘莹，2020）。
（2）海外布局战略。海外布局战略指的是企业将经营业务布局到全球价值链的成本洼地或禀赋高地之中，具体地，可以通过设置分支机构和并购来实现。设置分支机构指的是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置研发中心、布局生产线以及建立市场部门。企业沿着产品价值链在海外设置分支机构，可以打破主权国家边界这一天然屏障，从而将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布局在相应的区位，发挥特定的最佳规模效应（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Kinkel，2012;刘仕国等，2015）。袁东等（2015）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生产率，从首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一年开始其生产率会显著高于无对外投资的企业。对于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从投资当年就开始显著，此外，这种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而并购则能够直接获得现成的海外资产、市场渠道和技术知识等，企业通过并购实现功能升级，例如通过合并或收购更高位势的供应商和技术领先公司实现地位跃升（Bla?ek，2016）。蒋冠宏和蒋殿春（2017）研究发现，生产率高、资本密集、规模大、研发密度高且流动资产比重高的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方式的可能性大。也有研究表明，虽然并购会给母公司带来更大的挑战，但若能够成功应对挑战完成兼并过渡，并购会为母公司带来更大的生产率获益（袁东等，2015）。
（3）产业集群战略。企业的产业集群战略，指企业发起或参与到本地生产伙伴网络的构建当中，通过与本土的其他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者共同培育一个内联外通的产业集聚生态，形成明显的规模效益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能效。企业可以利用合作关系，通过构建本地伙伴网络以发挥本土化优势（张辉，2006;Herrigel 等，2013;Mudambi 等，2017），或聯合其他企业共建产业集群实现信息、人才、资源和技术创新等要素的相互渗透（Humphrey和Schmitz，2002;Lorenzen和Mudambi，2013）。江青虎等（2018）认为，处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在产业集群的构建和运作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产业集群内部生产网络对核心企业的知识输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苏丹妮等（2020）的研究表明，价值链中的头部企业可能会通过阻滞企业间资源互通与防止后发企业模仿学习等“隔绝战略”，弱化地方产业聚集对后发企业生产率的正向溢出。
2. 内部优化型战略
企业内部优化型战略强调企业如何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的定位、结构和能力，来提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具体地，企业内部优化型战略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企业定位、禀赋利用和能力提升。
（1）企业定位战略。该战略指的是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是选择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原始品牌制造商（OBM）方式还是三者均涉足。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普遍选择OEM 战略，但容易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大做强OEM，实现规模经济向配套产业的方向发展（谭力文等，2008）;也可以制定沿OEM—ODM—OBM 路径的升级战略，或将OEM、ODM及OBM 动态组合，实现从加工组装向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环节攀升（胡军等，2005;江心英等，2009）。郑江淮和郑玉（2020）在研究新兴经济大国如何通过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时发现，后发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获取发达经济体中低端中间产品外包，引致国内中间产品的创新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引发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以及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知识溢出与研发合作。许和连等（2018）认为，企业承接服务外包能够提升其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增强其增加值获取的能力。李元旭和谭云清（2010）提出，国际服务外包可在东道国产生知识或技术溢出效应，为东道国接包企业尤其是后发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新的知识进而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牛卫平（2012）在其研究中警示了国际外包陷阱的风险，即OEM 企业陷入长期低水平接包，进而导致人力资本积累缓慢、技术创新能力弱化，最终使得其与发包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和边际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2）禀赋利用战略。指企业如何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选择合理的禀赋利用方式来发挥企业优势以趋利避害。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创造条件调动更多的创新型要素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在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要逐步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应从依靠生产能力优势置换到依靠创新能力优势（Altenburg 等，2008;Bi等，2016）。苏杭等（2017）利用WIOD数据实证发现，中国企业的后发追赶和升级迭代依赖于要素利用结构的升级，相较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劳动力投入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升级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企业须加快推进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李成友等（2018）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则表明，在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阶段，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不利于企业内人力资本的形成，但劳动力的丰裕供给则有利于人力资本形成。因此，企业在转变要素禀赋利用战略的时候仍需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而谨慎决策。
（3）能力提升战略。该战略指的是企业通过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生产管理水平和市场销售能力等，强化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具体地，在流程升级方面，企业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率，创新产品线建设并减少低附加值生产活动（Kinkel，2012）;在产品升级方面，应制订产品多元化的市场销售策略，拓展产品多样性以及创建自主品牌（张京红和王生辉，2010;Scavarda等，2010）;在技术升级方面，企业需要借助外力（技术知识吸收能力）激发形成内力（技术创新能力），即主动选择吸收适合自身发展的技术知识的能力，集中整合资源形成优势（Giuliani，2011;Hannigan等，2015;Lema等，2015），并通过技术杠杆等战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张杰和刘志彪，2007）。谢伟（2006）将企业创新能力分为系统创新、核心创新和外围创新三种类型，发现中国企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活跃的外围创新，并认为中国企业成功地利用了价值链的可分性、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出现和增长迅速且需求结构多层次的市场机会，有效地发挥了劳动力成本和当地市场知识掌握的优势，进而在外围创新领域和制造产品的装配环节取得了较好的竞争绩效。由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仍然以OEM模式为主，因此也有学者专门研究OEM企业如何增强企业能力的问题。毛蕴诗等（2009）以及邱红和林汉川（2014）的研究表明，“适应性学习”“资源组织”、技术水平、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融资能力决定了OEM 企业的升级路径模式和成败。
（二）非市场性战略
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实际上受到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共同影响，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政府、公众、社会机构、利益相关者以及新闻媒体等都是获取竞争优势和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Bronn 和Bronn，2002;谢佩洪等，2010）。学界普遍认为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过程中应该兼顾经济利润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因此，非市场战略逐渐被认为是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竞争优势获取的关键来源。非市场战略是指企业在与公众、政府、媒体和社会机构，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的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模式，主要涉及企业政治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及社会公众与媒体战略。
1. 企业政治战略
企业政治战略，即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而主动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或者是有意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进程的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紧密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战略，通过赢得与竞争对手相比更加有利的政策从而取得全球价值链分工比较优势。一方面，可以通过政治战略获取竞争优势，拥有高效的政府环境则可以获得政策经济租（Kaplinsky 和Morris，2003）。孙文远（2006）认为在全球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企业能够控制全球价值链或某个环节的管理标准，就能很大程度上占据动态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通常会采取政治战略，向政府寻求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其标准化制定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着力推动自身管理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王缉慈（2004）指出，企业在办照、税务、产品检验、环保等方面实际上都需要寻求政府支持，以及时获得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更稳定有效地获取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并以较低的价格从政府和公共机构获得公共物品或服务，奠定在全球价值链上价格竞争的基础。高翔等（2018）指出，目前政府主导要素价格制定和资源分配，企业在通过政治战略以较低价格获得某种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同时，政府也倾向于“给政策”，包括政府补贴、税收减退和高素质人才引进等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有可能导致企业开展研发创新的动机被削弱，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创新效率或生产率降低（毛其淋，2013）。部分企业为获取资金、土地、税收返还等方面的政策照顾以及增加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提升利润获取水平，有可能产生强烈的寻租冲动，或导致企业将大量的战略资源用于与政府积累关系，难以向具有全球风险且成本高昂、但能够帮助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优势位置所必需的创新发展投入倾斜，更难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查日升，2016;蒋含明，2018）。
2. 社会公众及媒体战略
新闻媒体是非市场力量的重要信息来源，发挥提醒公众、行政官员和利益相关者等群体关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中非市场问题的作用，因此，社会公众和媒体战略是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重要部分，企业通过引导媒体与利益相关者及公众深入交流，以此提升国际形象和全球价值链影响力，从而有助于获得资源（田毕飞和陈紫若，2017）。一方面，企业获取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在国内市场上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品牌，积极与媒体、消费者协会等组织联动，有助于企业以更好的条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刘奕和夏杰长，2009）。段巍等（2018）指出，可以充分发挥媒体平台的作用，加大优质品牌的宣传与推广力度;摒弃短期投机型战略模式，实行系统化的品牌战略。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涉及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宣传和丑闻显著激增（Tan，2009）。蒋含明和谢仁非（2020）指出，疫情致使海外市场收入减少，从而导致国际市场消费低迷，叠加各国加深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际生产合作体系的不信任，部分海外国家、政客和媒体基于本土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生产的事实，甚至提出“去中国化”的口号，很大程度对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机制造成了显著冲击，引发产能转移和订单取消等问题。
鄂立彬（2017）认为，企业应该创造东道国当地就业和税收，提供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和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加强与民众和媒体的沟通，用实际行动证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经营理念。
3.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可以综合运用内外部资源实现从有形资产经营转向无形资产经营，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和国际地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重绩效统一。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主要表现为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公司治理战略、员工权益保护战略和本地社区建设战略。（1）生态环境方面，企业须制订提高生态效益的战略，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力度，在生产过程中提升生态效益和环境污染管控力度（Marchi 等，2013;周亚敏，2019）。积极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能够在公众形象、上下游供应商博弈、成本控制、融资成本、消费者忠诚度等方面获益（El Ghoul等，2018）。除了制造业企业，Jo 等（2015）的研究表明，金融企业降低其运营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也能够显著地提高其资产回报率，这种效应在金融机制完善的国家尤其明显。Cai 等（2016）基于美国企业的数据实证发现，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可能面临的经营风险。（2）公司治理方面，企业应制订提高流程透明度和廉洁水平的战略。提升财务会计工作的透明化水平，寻求更廉洁的公司治理模式提升透明度（Bair和Palpacuer，2015）。Wu（2005）实证检验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腐败程度的相关性后发现，现代化的公司治理规则能够显著减少企业腐败事件的发生。（3）劳工待遇方面，企业须制订体现人性关怀和人权保护的经营战略。合法合规制订雇佣条款，提高工资率并减少种族和性别歧视，改善就业环境尤其是为员工提供坚实的生产和研发安全保障（Barrientos 等，2002;Riisgaard，2009）。針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企业推卸劳工权益保护责任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工会的跨境协调合作、跨境罢工以及签署国际劳工权益协议等方式予以解决。（4）本地社区方面，企业应制订多元文化相互包容以及收益普惠共享的战略模式。尊重所在地（东道国）的宗教文化习俗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理性应对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合理加大本地采购和调整雇员比例（Yeniyurt 等，2013）。Snider 等（2013）研究表明，企业在东道国开展本地采购有利于提升其在东道国的公众声誉，并且能够在与东道国政府交涉互动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正式或非正式便利。
四、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因素
对现有中外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图6）。
（一）环境因素
对于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本文进一步从这些因素是否在企业所在地发揮效应进行空间上的区分，即分为母国因素、东道国因素以及超国家因素。母国因素能够直接作用于企业总部，对于企业经理人制订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有着强烈的影响;东道国因素指的是，企业制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时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结构特征，对企业海外经贸活动产生的影响效应;超国家因素包括国家（地区）之间的亲疏关系和差异，指涉及的国家（地区）共同决定和影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战略。
1. 母国因素
母国因素方面，存在营商环境水平、融资约束、经济开放度、产业政策和市场结构五种类型。
（1）营商环境水平。企业所在地的营商环境质量越高，行政审批越高效，地方法治水平越好，那么越能够降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交易成本，且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势能（刘胜和申明浩，2019）。戴翔（2020）同样提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正向作用不仅直接来自于营商环境优化，还间接来自全球价值链迁移、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企业贸易条件改善等。戴翔和秦思佳（2020）进一步提出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如果企业属于不同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类型以及地理位置，其促进作用也有相应的差异性。
（2）融资约束。大量研究表明融资约束的增强会限制企业对资本要素的调配，这种负面效应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是否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吕越等，2015）。具体地，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较少时，可以带动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相反，融资约束较大则有可能引致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低端偏移（吕越等，2016）。也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收紧会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吕越等，2017），并且是企业选择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的进口中间品的关键因素（黄先海等，2016）。因此，对于高生产效率企业而言，融资约束是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大发展阻碍，即位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的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困境的可能性更大（吕越等，2017;马述忠等，2017）。
（3）经济开放度。对外开放程度是推动企业技术、知识等要素禀赋的集聚和流动的重要因素，学者发现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那么企业就越倾向于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倪红福（2017）提出行业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则越深，相对而言企业技术创新升级的速度也会加快，即地区经济开放程度将促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进一步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势。外资利用的水平越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就越会采取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高附加值方式来增强竞争力（张鹏杨和唐宜红，2018;吕越和尉亚宁，2020）。
（4）产业政策。成功的产业政策引导有助于企业渐进式地消化、吸收、累积和形成技术创新能力，顺利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位势的跃迁，最终跃居全球价值链主导地位（牛卫平，2012）。有学者基于发展型政府的框架发现，有效的产业政策能够提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力（韩永辉等，2017;张鹏杨等，2019;张玉兰等，2020），不仅能够调节产品的贸易方向和质量（谢申祥等，2018），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并购活动等（蔡庆丰和田霖，2019;钟宁桦等，2019;洪俊杰和张宸妍，2020）。也有研究从政府补贴的视角切入，发现政府对企业补贴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的产品增加值（许家云和徐莹莹，2019）。
（5）市场结构。市场结构是全球价值链环节利润分布的重要决定因素。文嫮和张生丛（2009）认为市场结构越趋于完全竞争，企业利润获取能力则越低;反之，越趋于垄断则企业获取能力越高。陈旭等（2019）发现，区域内多中心城市网络能够通过推动市场一体化、促进要素流动以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等途径提高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尽管市场分割是政府的占优策略，但其实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并未改善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盛斌和赵文涛，2020）。吕越等（2018）的研究表明，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增加值下降，实际上会导致企业的规模经济收益受到限制，并通过推动中间品进口、抑制创新能力和提升加工贸易占比三个机制而损害中国企业贸易附加值的创造能力。
2. 东道国因素
东道国方面，则存在以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制度质量、资源禀赋以及技术水平。
（1）经济发展。东道国经济发展速度、水平和总体规模是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战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一般与企业资金、技术、知识等要素资源流入战略呈正相关关系（刘瑶和程聪，2019）。具体表现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标的市场（东道国）经济水平越高，市场规模越大，越能够吸引企业进入该市场并制订积极扩张的发展战略（沙文兵，2014;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具体地，现有研究利用东道国GDP、人均GDP、GDP 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等指标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量化识别（刘青等，2017;胡昭玲等，2019）。
（2）制度质量。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制度质量和治理水平高低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资产布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由于东道国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效能、监管质量、腐败管理和控制、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度以及产权保护等因素（李建军和孙慧，2016），企业更倾向于进入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资产配置（张建红和周朝鸿，2010;宗芳宇等，2012）。但由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具备不同的动机，部分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企业存在“风险偏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行为，偏好于流入与本国制度质量差距较大或者自身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或地区（Kolstad和Wiig，2012;王永钦等，2014;岳咬兴和范涛，2014）。但杨娇辉等（2015）的研究揭示，中国制度风险偏好实际上是一种假象，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国制度风险偏好特征。
（3）资源禀赋。指企业利用东道国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上形成分工，旨在获取和保证关键要素和资源的供给，从而为企业自身发展提供稳定的资源禀赋（王恕立等，2014）。陈健（2010）提出对于研发类企业而言，地区间资源要素禀赋构成的相似性，特别是知识要素禀赋发展水平的相似性越高，就越能吸引相似地区该类价值增值环节的投资。刘瑶和程聪（2019）认为东道國自然资源越丰裕，企业在该地区选择生产制造型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的概率越大。有学者提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属于资源寻求型战略模式，偏好于流入自然资源充裕而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或地区（Kolstad 和Wiig，2009;Kolstad和Wiig，2012;池建宇和方英，2014）。李建军和孙慧（2017）指出，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是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利益动机。
（4）技术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是其升级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其通常会采取通过国外高科技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升级的战略，通过“干中学”效应促进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上升（Amiti 等，2014），特别是对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产生诸多正面经济效应（裴长洪，2013）。但企业由于青睐东道国技术水平而选择的战略的促进效应可能是短暂的（Glass 和Saggi，2001），发展中国家深度依赖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存在的技术差距，一定程度上会对其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可持续增长造成负面效应。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时，发展中国家企业越难凭借自身力量突破高端企业的技术封锁，有可能被迫陷于“低端锁定”（潘辉等，2020）。
3. 超国家因素
（1）文化距离。文化距离将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战略产生影响（Ellis，2007），两国文化相似和相近有可能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强企业亲和力。现有的研究大多发现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其沟通和搜索成本以及诚信风险则越高，越不利于价值链活动的开展，即文化特性越相近，越有利于双边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合作（孙早等，2014;吴先明和黄春桃，2016;罗长远等，2018）。但企业有可能利用对两国文化距离所产生的交易兴趣，形成文化优势和互补并扩大合作潜力，即文化距离的部分维度将刺激两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来往和合作需求，促进企业对东道国的出口倾向和并购意愿（綦建红和杨丽，2014;方慧和赵甜，2017）。
（2）双边政治关系。政治互信基础薄弱的地区实际上难以形成长效合作机制。一方面，母国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的变化会导致双边政府制定对抗性的经济政策。一般而言，东道国的干预政策和规则标准有可能仅有利于本国企业，引发母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双边政治关系变化会显著影响到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密切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有效降低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为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贸易等活动提供保障（张建红和姜建刚，2012;杨连星等，2016;姜建刚和张建红，2020）。
（二）管理因素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企业内部管理因素包括以下三种：管理者因素、企业因素以及网络因素。
1. 管理者因素
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战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Ras和Vermeulen，2009;王丹和李玉萍，2015）。在战略决策过程中，不同的管理者具备不同的战略视野、决策能力和经营经验，将形成不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从而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行为和业务水平。De Clercq 等（2005）指出，管理者深度影响企业的国际扩张行为，管理层具备较强创新、先动性和风险承担等维度的精神时，企业通常具备较广的海外市场范围和较高国际活动强度，从而有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谭力文等（2008）提出，在OEM、ODM、OBM三种战略模式环境下成长的管理者既有能力差异较大，掌握创新研发、品牌营销以及市场机遇等活动的能力也不同，将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转换。徐宁等（2014）以汉帛集团的转型决定为例，阐明了企业制定具有良好市场回报和适应自身发展的战略过程中管理者的重要性。韩婕珺等（2020）指出管理者职业背景越多，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则越高。但管理层中拥有海外求学或就职经历的管理者比重较高时，由于海外经历增加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信息和技术优势，可能产生中间品进口替代效应，管理者越倾向于采用降低企业海外附加值率的战略。而政治背景的信息优势在于管理者由于认知结构的政治偏向性，倾向于获取政府补贴和金融支持等，降低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增加利润的动力和偏好。部分学者则指出，当管理者出现战略失误时，将严重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程和升级路径。张宗庆和郑江淮（2013）认为，在企业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时，管理者在既有产品生产和创新之间有可能会出现“力不从心”的问题，即生产经营和创新活动呈现非一体化，管理者是否重视外部创新是企业能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取高份额利益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有学者以管理者过度自信理论和管理者代理理论为切入点，发现企业连续并购反而导致公司绩效下降（Billet 和Qian，2008;Aktas 等，2009）。吴超鹏等（2008）综合考虑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学习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发现当进行连续并购的公司管理者能够吸取以往并购经验，则并购绩效将逐步提高，但如果管理者过度自信且不学习，则并购绩效将逐次下降。
2. 企业因素
（1）企业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实际上是企业将不同生产环节放置于不同地区的专业化分工现象，一般而言，拥有高质量产品并且可以自由安排生产环节的企业被认为是“链主”（顾振华和沈瑶，2015）。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企业战略选择受到自身是处于链主地位还是非链主地位的较大影响。一方面，链主企业倾向于扩大原有优势，利用垄断或控制地位的不对称性压制其余企业，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制定、执行和监督规则，采取各类战略性行为维护核心价值利益（Arrunada 和Vazquez，2006）。链主企业具备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以此形成市场需求驱动型和核心技术驱动型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模式，利用市场需求中品牌、营销和网络等优势，向全球生产厂商发出采购订单;或借助设计、研发、技术标准等优势，组织全球供应网络中的企业集群进行生产（Pack和Saggi，2001;刘维林等，2014），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布局生产流程中劳动密集型环节、价值含量较低的工序和过时的技术（Fosfuri，2000;刘志彪，2019），运用技术转移的手段阻止模仿者的进入行为（Sun等，2010），而将关键环节的专业知识、设计能力、技术研发锁定在内部。此外，链主企业以专利池为纽带，依靠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和水平协作关系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厚势”壁垒（Nolan等，2008）。张建忠和刘志彪（2011）发现，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日益深化，链主企业对知识产权的控制成为持续获取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利益和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升级发展的有力武器。例如中国以低端代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通过学习、吸收和模仿的经验和技术成果有可能被链主的“围追堵截”战略性行为所耗散，导致其升级路径陷入“赶超陷阱”。另一方面，大量非链主企业（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企业）长期被“锁定”或“俘获”在附加值较低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环节上，因此，非链主企业倾向于突破“低端锁定”“高端封
锁”困境，强化内生性知识积累路径，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进而不断嵌入、不断强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是逐步求精的动态演化过程，链主企业不断剥离核心价值以外的工序，非链主企业只能簇拥在链主企业附近，难以形成明显核心优势，进而逐步沦为链主企业的“附庸”（丁宋涛和刘厚俊，2013）。企业间设计、生产制造和营销的能力差距，非链主企业大规模的专用性沉淀成本、高昂的转换成本、嵌入性依赖和知识壁垒共同作用的学习障碍是其“低端锁定”的重要原因（Grunseven和Smakman，2005;兰宏和聂鸣，2013）。非链主企业在实现攀升时需要采用多样化、迂回式的战略（李军和杨学儒，2011），避免与链主企业形成正面竞争而遭受狙击（刘维林，2012）。郝凤霞和张璘（2016）指出，在链主企业高技术转移有限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该着力培育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积累研发技术，通过消化、吸收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在新领域中突破链主企业技术垄断与限制，实现跨越式发展。李芳芳等（2019）认为，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禀赋变动、技术变革和制度重构三种力量协同作用是非链主企业实现升级的重要机遇。
（2）企业规模。目前研究基本认为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要素，不同规模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和动机并不一致，企业规模的差异将导致企业进行过程、产品和技术创新等活动的意愿产生差距（梁丹，2019）。张宗庆和郑江淮（2013）指出，小规模企业更偏向于自主和原始创新，而大规模企业更倾向于技术引进、吸收、消化以及再创新，导致不同规模企业之间出现全球价值链战略选择的差异性。对于规模大的企业而言，由于具备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研发以及生产效率和成本等优势，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机和决心则越明显，并且能够长期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得更高的利润（张杰等，2008;吕越等，2017）。但小规模企业也有可能具备全球价值链强依赖性和激励动机，反而有更高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积极性和强度（张杰等，2008;刘志彪和张杰，2009）。
（3）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反映了企业管理层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会对企业是否及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显著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且民营企业在竞争过程中展现出了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而国有企业则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愿（吕越等，2017;张杰和郑文平，2017;肖宇等，2019）。吕越和邓利静（2020）基于中国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显著减少其产品多样性，但是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并不显著。吕越等（2017）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行研究后发现，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的负面影响最大，国有企业次之，而对外资企业则具有正向影响。张杰和郑文平（2017）研究了企业进出口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对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而这种抑制效应对民营企业是最明显的。
（4）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位势变动的重要原因，由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能力、贸易方式等企业价值链竞争力影响要素的关系密切，低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可能陷于全球价值链低位势（Manova等，2015;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反之，高全要素生产率、预期利润足够高的企业才能够承担起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沉淀成本。由此可以看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得到突出强化，企业的国际化活动主要是其根据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自我选择的结果（Melitz，2003;Helpman，2014）。来自中国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是影响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吕越等，2015;吕越等，2017;马述忠等，2017）。
（5）投入服务化。在企业转型升级的众多路径研究中，制造业服务化相当于以知识、技术、信息和人才资本作为高级要素投入，可以大幅提升制造业企业的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竞争力（Francois 和Hoekman，2010;吕云龙和吕越，2017）。即制造业企业投入服务化能够通过促进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例如提升运输、电信和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投入，使得企业能够依靠增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路径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因而显著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参与程度和分工位置（刘斌等，2016;许和连等，2017;成丽红和孙天阳，2020）。
（6）数字化投入。企业数字化投入比率的提升能够作用于企业效率提高，也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帮助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张晴和于津平，2020;马晔风等，2020）。詹曉宁和欧阳永福（2018）认为，数字化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变化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因此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模式及路径也将出现深刻演变。在数字化驱动下，企业将面临轻海外资产、低雇员数量、区位决定因素变化、服务业投资比重上升、非股权投资增多以及全球布局更加灵活等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优势和网络极化效应进一步强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的风险显著加剧（孙志燕和郑江淮，2020）。虽然中国企业在数字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逐渐向上攀升，但其相对位置依旧较低（吕延方等，2020）。为此，中国企业应紧紧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提升数字化投入的战略定位，积极参与到包括数字贸易在内的新型全球价值链活动当中（徐金海和夏杰长，2020）。吕越等（2020）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同样能够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能级。
3. 网络因素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形成动态、复杂的网络关系（Lee，2007），企业网络包含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的相互关系，即企业与市场间相互作用、相互替代而形成的契约关系或制度安排，是企业制定获取知识和资源、塑造组织行为和绩效战略的重要通道（许冠南等，2019）。戴维奇等（2013）指出，具备地理临近性的本地业务网络将导致企业间信息交流互动频繁和冗余，企业难以顺利获取异质性知识和提升能力;而打破地理边界的超本地业务网络有利于企业获取异质知识信息资源要素并将其与自身既有知识整合，通过制定国际技术合作和市场开发战略，实现能力的跃迁与升级。范兆斌和苏晓艳（2008）认为，创新合作网络和研发网络通过影响技术机会、学习难度和市场结构，使企业研发战略产生因果累计效应，并推动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动态提升。但蔡宁等（2003）研究发现，企业网络处于动态演变过程中，可能因为技术间断和供需关系改变等外部威胁，以及过度合并、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因素而导致网络内全球价值链参与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五、结论与展望
在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的大背景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选择及策略调整已经成为学界业界和政府都极其关心的议题，深化该领域研究具备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价值。本文选取CNKI和Web of Science的核心文献，结合利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回顾并厘清了近20年有关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研究发展脉络，梳理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文献的技术特征，提出了一个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的逻辑框架，并进一步归纳整理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类型，为未来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应用提供了支撑。
（一）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战略选择可以分为市场性战略和非市场性战略两大类型，市场性战略又可以细分为外向拓展型战略和内部优化型战略。（2）外向拓展型战略可以分为离岸外包、海外布局和产业集群三种战略类型，内部优化型战略可以分为企业定位、禀赋利用和能力提升三种战略类型。（3）非市场性战略主要涉及企业政治战略、社会公众及媒体战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三种战略类型。（4）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制订的因素可以分为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环境因素可细分为母国因素、东道国因素和超国家因素。具体地，母国因素包括营商环境、融资约束、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和市场开放度;东道国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制度质量、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超国家因素包括文化距离和双边政治关系。管理因素包括管理者因素、企业因素和网络因素。企业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企业地位、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投入服务化和企业数字化投入。本文研究弥补了当前关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文献的不足之处，为社会各界科学理解和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帮助。
此外，本文基于计量可视化分析和文献内容分析，发现关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研究热点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梳理辨析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脉络和演变特征，并结合经济社会进步的宏观背景提出理论创新，深入识别企业如何在不断演变的全球价值链中保持战略选择优势（例如，Humphrey 和Schmitz，2001;张辉，2004;Ponte 和Sturgeon，2014）。二是，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转化为现实成果，探讨企业如何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位势提升（例如，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Mudambi 和Venzin，2010;Bla?ek，2016）。三是，探究企业在参与价值链分工的同时如何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实现内外部资源的联动耦合，实行动态多元的升级战略（例如，张杰和刘志彪，2007;Lorenzen 和Mudambi，2013）。四是，研究企业如何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过程中兼顾经济利润和社会效益平衡，将企业国际经贸活动转化为积极的社会效应，承担应有的企业社会责任（例如，盛斌和陈帅，2015;Barrientos，2019）。
（二）政策和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方面，政府应该培育良好的母国营商环境。精简准入审批手续、降低监管执法干扰、提高政府组织和部门运行效率，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与便利化的公平透明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利益获取效能最大化。拓展企业研发投入资金来源和渠道，降低政府对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方向，推动企业有效配置全球价值链资源，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服务。坚持在多边体系下和全球各国发展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降低政治风险所引致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不确定性。对各国政治经济状况进行科学准确和及时的评估，及时发布风险预警信息，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针对性的安防对策和应急预案。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加强民心相通建设，增进各国民众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了解。
本文结论对企业管理者也有较大的参考意义。一方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企业应致力于优化升级企业内部管理。根据自身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合理调整企业定位和企业规模，打造全球价值链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从依靠生产能力优势置换到依靠创新能力优势，深化数字化和服务化投入，加快实现技术创新战略转型。推动减少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强的竞争力和韧性嵌入全球价值链。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生产的生态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积极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和待遇，提升企业管理透明度。另一方面，把握机遇实施外向拓展战略。管理者应该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借力RCEP 等机制红利，通过人员外派、中心共享和联合外包等模式，加快企業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布局。与合作企业、供应商和相关机构共同培育产业集聚生态，在生产成本、材料供应等方面形成优势，增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力。
（三）不足与展望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研究实际上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全球治理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目前系统性、体系化的理论框架仍未成型。本文主要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分析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模式和影响因素进行研判，以促进学术界和实践界在此基础上把握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脉络，更为深入地开展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研究。整体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仍有理论框架构建和战略绩效测算等方面的不足，因此，未来关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开展。
一是，重视理论框架构建。通过研判上述战略分类和影响因素，本文发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是基于不同的理论而选择的，当前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仍较为繁杂，部分核心概念界定仍有争议，理论创新完善尚未完全切合新形势下国家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行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全面系统地构建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梳理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发展特征，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提供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二是，归纳总结衡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方式。目前的研究将重点放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的模式和影响因素，而忽略了各种衡量企业战略绩效的方式。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战略的实施和落地亦需要时间体现，不同的衡量方式对于同一战略的效应测量结果也许不同，战略实施不同阶段的测度结果也可能有所矛盾。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该结合企业短期和长期战略，总结衡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效应的综合表现的方式，结合对比测度方法的异同，综合探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选择效应的测量方式，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战略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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