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学术规划和研究方法——基于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成长成才角度的感言
李建平,玉 璐
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2.南宁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广西 南宁 530001
玉 璐：李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您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成果丰硕，是我们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作为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者，您的学术研究从文学评论到抗战文化、地方文化(桂学)研究，涵盖多个领域，走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经验。可否谈谈您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
李建平：过奖了。我只是工作时间长些，多少有些收获而已。要我对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说说自己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40多年的体会和感想，我想从基本态度、学术规划和研究方法这3个方面谈谈。这些不一定是重要问题，只能说是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成长成才中比较关切的问题。
李建平：当代社会，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类。在中国，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大体归为一类，成为一种广义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是研究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一门科学，重点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主要特征、结构与分类形态和发展趋势等内容，带有很强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无法实验求证的特征。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关心的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用科学的方法探寻社会规律。社会科学对现今人类生成与发展较为重要，它与自然科学一样，在人类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以上意义延伸，对于我们投身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实际是献身于一桩神圣的寻找科学真理、谋求人类进步、推动社会变革、造福当今人类的科学事业。如果我们仅仅为的是“稻粱谋”而投身其间，那谈不上是科学研究。
玉 璐：在长达40多年的学术经历中，您是如何保持研究热情的呢？
李建平：回顾自己40多年的学术经历，我从事着满足自身兴趣又有益于社会和学科发展的工作，不时感到自己在一步一步实现事业的追求和人生的理想，因而感到快乐与幸福。这令我常有感动，常怀感激。学术研究是一个反复探寻的漫长历程，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自身擅长的学术领域深耕多年，要想保持研究热情，我认为除了对学科的热爱，还应不忘自身研究的“初心”。我这里说的“初心”，是指我们踏入自己学科领域开展研究之时，通过不断学习，明确自己在该领域想要解决或回答什么问题，努力追寻科学真理。通过在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潜心研究，提升自身研究水平，同时为国家相关学科领域创新发展添砖加瓦。只有不忘“初心”，才能体会到科研的乐趣，沉浸其中。
玉 璐：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判断一个人是否适合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李建平：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地，是陶冶人性高尚情操的修炼所，是积蓄精神能量的发动机。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它能帮助自己实现精神追求，满足精神愿望，锤炼精神意志，最终铸成身上的一种精神魅力。要想成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非常不容易，因为做科研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而且也相对枯燥，能承受这份寂寥非常不容易。科研工作是在科学、严谨、独立、创新的环境和相应的工作程序中进行的。想要判断自己是否适合从事科研工作，那么就需要评估自己：(1)是否可以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2)是否科学地确立自己的发展目标；
(3)是否制订好实现目标的战略规划与战略布局；
(4)是否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去实现目标。
玉 璐：青年学者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作为前辈，您认为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应该保持哪些基本态度？
李建平：社会科学研究，是与激变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紧密联系的工作，它不是纯科学性、纯学术性的，许多非学术性因素影响着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因此，从事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有真诚的态度，这是最基本的态度，我认为这也是做人的基本态度的延伸。
首先，从心态来说，你要对生活和事业充满爱，对所探索的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时常保持工作的激情与积极态度。在日常科研生活中，要常常想着“要做”“快做”“先做”。如果你能一直保持“总在做”的状态，那么往往会为此而废寝忘食，甚至痴迷不舍。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其次，从内部姿态来看，要永葆事业初心，夯实学术基础，增强科研实力，融入社会，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谐融洽的研究姿态。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姿态必须建立在“德识才学”四品质之上。
我是在1977年高考前夕阅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连载的《科学发现纵横谈》看到这一论述的。该文作者王梓坤，在20世纪70年代写成了这篇奇文。对于刚走出70年代“文化沙漠”的吾辈青年，读了耳目一新。后来学了点历史，知道此观点最初出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了“史德”，构成了史才“四长”。王梓坤把“四长”从史学引用到人才学中，强调了“德”，并将其列入四品质之首，构成新的学业“人品”系统。这是他的贡献。“德识才学”之说对我影响很大，后来几十年里，我常常思忖它们的内涵及其关系，并联系自己的现实情况对比检查。这里，“德”指人品正派、做事踏实和求真的初心等学术秉性与作风；
“识”指对世势保持清醒，对科学充满敏感，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才”指治学过程中运用材料、表达观点和写作的能力；
“学”指具有渊博的知识，掌握大量的学术资料，有丰厚的学术库存。四者兼备，方为人才，也才能展现良好的人生与学术姿态。
最后，从外部姿态来看，要与人为善，学会合作、和谐地工作，学会识人所长、取人之长，注意听取他人意见。借梯登楼，善用外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汉三个帮”，把自己的研究融入团队事业之中，把自己的力量、智慧化作团队的力量、团队的智慧。大自然的浩瀚神秘，常常令我感动；
生活的人情世故，又不时给我温暖。我经常想着这么三句话：常有感动之心，常怀感激之情，常思感恩回报。这回报，就是“要做”“快做”“做好”，融入周围的世界，融入身边的人民大众。这大概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基本姿态吧。
玉 璐：对于一个愿意把所有精力投入学术研究的人来说，学术研究将贯穿其一生。作为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决心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时，应该如何做好学术布局规划呢？
李建平：青年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从事科研工作，那一定要有学术布局和规划。其实就是对宏观的把握，对未来发展的谋划，一般是对至少10年的工作目标展开的谋略规划。
第一是从学术布局上说。
首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兼顾。总体上说，最好两个方面不要缺，都去做，你缺什么就补什么，不要绝对。但我认为，作为社会科学院的工作者，可以有一部分人重点做应用研究、对策研究，而大多数人，在参与应用研究的同时，要考虑多做基础研究。社会科学院与设计院、政策研究室等机构还是有战略分工的，应该多做点“科学”而非“技术”的事。要写理论书、大部头、代表作、传世之作。
其次，战略目标与力量投入匹配。我们日常需要应对完成的大致是三大类工作：上级部门布置的科研或宣传工作、年度科研项目和临时性的写作、自己的代表作。一般而言，三大类工作大体各用1/3的精力。当然，在不同年份、不同时段会有不同侧重。但要牢记自己的战略目标、一个会影响一生的重要任务——写出代表作。我们要十分重视和做好党委、政府布置的工作，你要在白天8小时上班时间完成党委、政府交代的工作。你还得把晚上晚睡或早上早起的时间，再加上节假日、年度公休假的时间，牢牢抓起来做写代表作这个重要工作。不能让自己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写赚钱文章、报纸豆腐块文章、照顾关系和情面的作品评论，做某某企业发展规划，做电视嘉宾、评奖评委等事情上，不要让这些占据你的大部分时间与精力，四处赶场，疲惫奔波。做一点无可厚非，有时的确无法推却，重点是不要占用大部分时间。有道是：“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切记：要做大事、要事，莫为小利而害大谋。
最后，学术布局调整要及时。当你感到摆脱不了一些杂事、小事、人情事的干扰而烦恼时，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状况，及时作出调整。检查的标准，不仅仅看时间投入的多少，要重点看效果的好坏，看看是否在写代表作上出了效果。没有就抓紧补，果断抛弃杂、小、虚、乱等事务，按计划推进自己的代表作写作，要以成效检验自己的工作状态。
自你投身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加入社会科学研究的队伍之日起，应该立即进入角色，在通过一段时间了解该项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工作程序及相关细节后，迅速思考学术规划问题，不要浑浑噩噩地度过时光。依我42年社会科学研究(从发表第一篇学术性长文算起——其中37年职业研究)经历的体会，我认为，此规划可按人生职业时段分为4个递进的阶段来进行。这4个递进阶段恰似学术人生的春、夏、秋、冬。
第一个阶段是确定研究方向。我认为今天的年轻人，大多数在25岁左右读完硕士后走上工作岗位，小部分人28岁左右读完博士后走上工作岗位，在他们开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10年，到三十六七岁时，是寻找和确定一生研究方向的时期。这10年是关键时期，是播种期，一定要在此阶段确定自己一生的学术目标，并力保没有找错目标，播下一颗良种。这里对37岁展开说说，因为37岁是人生的黄金年龄，是人生创造力的最佳年龄。许多名人在这一年龄段创造了优异的业绩，甚至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自然科学方面有统计资料表明，从15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其间560年，共出现了1 249位杰出的科学家，其创造力的最佳年龄段在25～45岁，而以37岁为出成果最多的年龄。我们来看看一些实例(以37±1岁取证)：
莎士比亚37岁时创作出伟大的悲剧作品《哈姆雷特》；
柴可夫斯基36岁为芭蕾舞剧《天鹅湖》谱曲，37岁创造了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的第一部交响曲《第四交响曲》；
托尔斯泰35～41岁写成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取中间值为38岁；
爱因斯坦36岁时发表《广义相对论》，37岁时相对论的完整著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出版；
丁肇中38岁时发现新粒子——J粒子，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鲁迅37岁时创作并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惊世骇俗；
郭沫若36岁时实现由文学创作到史学研究的转型，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38岁时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被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代著作；
老舍38岁时代表作《骆驼祥子》问世；
梅兰芳36岁时赴美国演出获得成功，被南加州大学和波摩那学院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1985—1988年，聂卫平参加第一至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创造九连胜的战绩，为中国赢得擂台赛胜利立下奇功，并在1988年36岁时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达到了他围棋生涯的巅峰；
等等。
在1901年开始至1980年的76届诺贝尔物理学评奖中(其中中止评选了4届)，在36～38岁时获奖的有12人，是获奖最多的年龄段。这纯粹出于偶然，还是有什么奥秘？我发现，这年龄与自然界的奇妙数字0.618吻合。依我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即60年一循环为人生的一个周期来看，37岁是一个黄金数字，即37÷60≈0.618。这是不是大自然的一种暗示或规定呢？
37岁上下应是人生最好的年龄时段，二十六七岁到三十七八岁是人生事业的春天，是播种期，是人生最需要奋发努力拼搏的时期。要把握好这个时机，为一生开个好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这样对青年人说过：“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1)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第2版。在青春岁月里，是应该多拼拼力，多干干事的。在这10年里，在探索寻找学术目标的同时，我认为要做到：(1)形成厚实的学术积累，包括学科资料积累、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知识积累。(2)坚持学科理论积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政治理论；
本学科专业理论；
相关专业学科理论。(3)写出一批本学科专业的研究论文。我认为应该不少于10篇，最好出版一本专著，形成初步影响。我就是在这一阶段写出了两部专著，第一部于37岁时出版，第二部于39岁时出版。
第二个阶段是写出代表作。第二个10年，37～46岁，应该要完成自己的学术代表作。代表作不是论文集，不是研究报告型著作，也不是学术札记随笔，而是具有相当理论蕴涵和一定理论体系的专著。在这段时间，在学科专业领域初步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专家形象，在职称上最好能迈入高级职称。
第三个阶段是成为学术带头人。第三个10年，47～56岁，成为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学术界有一定学术影响力。一是建立学术团队，有一群学术同道和合作伙伴，共同攻关，冲击和领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二是凭借代表作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一定的学术影响，树立有一定权威性的学者形象。三是若有条件，最好能领衔办一本具有专业优势的学术辑刊，能通畅地将自己和本团队的学术成果加以传播，并与国内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初步形成区域性学术高地。
装配式建筑跟BIM密不可分。在本项目中，应充分发挥EPC联合体优势，将BIM技术应用前置，实现构件簇群化，参数化，施工安装预模拟、装配式构件堆场模拟等科学管理手段，保证装配式建筑的实施度。
第四个阶段是挺进相邻学科，锻造学术组织力和领导力，力争成为战略科学家。在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坚持实践标准，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要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2)《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9日第1版。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立起了一个新的目标。所以，学术人生的第四个10年，也就是第四个阶段，即57～66岁及其以后的阶段，要延续并强化自己的学术创新力和影响力，可以深化原研究项目的深度和培育厚度，也应该伸展原有研究方向，向四邻空白处扩张，探入相邻学科的某个研究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第二战场”。典型例子是文学史研究，是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后来有了文学心理学、文学地理学、文学文化学等新学科，都是打通相邻学科，实现跨学科建树的例子。开辟“第二战场”不是跨入他处去玩票，是巩固成果，扩大影响的战略行动。是为自身的本专业研究建立新的战略支撑，在自身的学术建构里形成战略呼应的掎角之势，从而使学术行为更为游刃有余。大学者都是在几个学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如，鲁迅的文学创作(小说、杂文)与学术研究(中国小说史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巴金的小说创作和编辑家成就，钱钟书的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和古代服饰史研究，等等。学术研究“第一战场”是本专业的，学术研究“第二战场”可以是相邻专业的。它们的研究方法可以相同，其实就是扩大自身的研究领域。因此，只要花了同样的功夫，“第二战场”一样会取得成功，甚至会有更大的学术成就，带来更大的社会影响。
玉 璐：学术生涯规划决定了研究的方向感，它可以让我们尽快确认我们的研究目标。要想做好研究工作，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必须使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您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李建平：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大体是：确定选题、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提炼观点、构建系统、撰写成文。历史学家赵俪生这样表述历史研究的六个过程：选题、作目录、选拔材料、理论与史料结合、形成提纲、写文(3)参见赵俪生在《治学之道》(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的文章《谈史学研究的工作方法》。。我在这里大致谈两类方法：
第一类是一般研究方法，包括资料收集和思辨提炼。
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许多学者都做过介绍。刘知几的《史通》一书，是专论历史学方法的专著，翦伯赞称该书为“最为不朽之作”(4)参见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六章用康有为和自己的治学经历来谈治学方法。胡适论治学有“勤、谨、和、缓”的“四字诀”。翦伯赞有《史料与史学》专谈历史学方法。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通过大量的科学家事例，论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问题。他说，科学发现的两大武器就是“实验”与“思维”，也就是“试”与“想”(5)参见王梓坤《科学发现纵横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我们看到，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一样，它面对的是人类社会活动，难以做科学实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它也可以分为两大类：资料收集法和思辨提炼法。资料收集对社会科学研究实在太重要了。因此，大多数人谈研究方法时主要谈的是资料收集法，也可以分为两类：调查法和文献法。再细分，调查法之下有田野勘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采访法、实地调研法、大数据采集法、个案剖析法等；
文献法之下有考据法、目录法、比较法、评鉴法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法是思辨法，即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开展辩证思考，探索科学奥秘，获得结果。其具体内容就是细读资料、发现问题、提炼观点、构建理论体系、行文表达。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内容很多，许多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还有大量论述，引用实例及各自体会不同，但还是大同小异。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我要讲的“方法”，希望是能帮助青年人成长成才应注意的战略方法。
第二类是学术研究的战略方法。
第一，选准目标，规划战略。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设定目标或者没有选对目标，事业不可能成功，最多只是在学术研究的大道上小打小闹，充当一个插科打诨的角色。如何选定目标？首先，要明白目标确定的基本点：根据社会需要，为人民立言，为学科创新，结合个人兴趣确定。其次，要适当可行。从时间上说，应要选有足够的时间段进行研究的目标。研究目标不要过高、过大。就青年人来说，二三十年做不完的研究目标就太大了，一般10年可以完成是比较合适的。到了四五十岁获得正高职称的中年阶段，可以考虑做时间跨度达二三十年的宏大规划，冲击战略科学家。时间太短也不行，做出的成果不厚重，也会因时间短而推敲不够。最后，从科研条件和环境等客观因素看，要切合你的生活和学术环境，对研究对象可控可做。从主观条件看，应该是自己有一定资料储备和浓厚兴趣的。
第二，找准突破口，确立选题。上面说的目标指的是大目标、研究方向，如太平天国研究、壮族民俗研究、铜鼓研究、当代壮族作家研究等。我做的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在这样一个大目标之下，我选题时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学术空白点来寻找。填补一个空白点就是一个创新，这要厚实的“学”来打底子。所以选题初期必须下功夫，把研究资料尽量找齐并进行分析梳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哪些是前人没有研究到的，哪些是前人没研究透的，哪些是前人研究有错误的，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填补的空白点，就是我们选题之所在。古人说：“书读千遍，其义自见。”我套用一句：“资料读遍，选题自现。”我做抗战遗址调查研究，是发现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依据正史典籍、官方档案做学问，较少结合田野调查材料，而考古学家又大多沉溺于上古、中古至少明清以前的文物发掘，对几十年前的抗日战争历史文物关注较少。21世纪初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国内对抗战遗址的调查工作，除了重庆做了市区范围内的抗战遗址调查工作，其他地区都还没有开展。因而我在2005年组织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的专家们做了广西境内的抗战遗址调查，当年编辑出版了《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这是国内第一本省级抗战遗址调查集，将文献研究和田野考察结合起来，充实了原有的研究。2014年我又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并获得立项，于2016年结项，做成了国内最大地域的抗战遗址调查成果。广西的抗战遗址调查研究因此走在全国前列。
确定选题，从规律上说，基础课题要小，研究要细要深，挖一口深井，做一个精品。应用课题要大，要有尽可能大的代表意义，形成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应用课题做得太小了，它的涵盖面不够宽，指导意义不强。确定目标后，要设计好体系结构，制订实施规划，拟出一个个子课题一步一步地做，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地做。10年构成一个具有创新体系的成果。
第三，招兵买马，扎牢根基。做社会科学研究，是学术积累问题。首先是学术资料的积累。收集资料要像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要像白居易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寻。必须大量阅读、记录、归类、运用。马克思写《资本论》曾翻阅了1 500多种参考书，学习了几十种语言，历时40年；
列宁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考了583本书。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翻阅了1 000多种古籍和旧小说。钱钟书的论文，引证文字常常达到七八成。他的集大成著作《管锥编》，被称为“国学大典”，引文也是占到七八成之多。这种地毯式密集引文的运用，可知其腹中诗书足有海量。其也展示了一种汪洋恣肆、博览群书的大气象。做一个课题，就得搜索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尽量不遗漏。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多读、多记、多抄，勤整理。没有超越他人掌握的海量史料，你就难以超越别人。引用的都是别人用过的，你成了抄袭；
没有大量的史料研究，你提炼不出新观点。
其次是学科理论的积累。没学好马克思、毛泽东著作，没学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没弄通本学科基本理论，不了解最新的社会科学前沿理论，就难以写出有深度有创新的文章，相关成果的价值也不高，自然无法在学术圈凸显特长，形成影响。奋斗一生，我们至少要在自己研究的学科领域站上某个学术高峰，形成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广西，若能在一些特色学科里站上高峰，那么在国内相应学术领域也容易站在高峰。例如：民族研究、东南亚(东盟)研究、“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太平天国、中法战争、国民党桂系、桂林抗战文化等专题)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从事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时，在8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我到全国各大图书馆尽可能地查阅抗战时期广西出版的文化类报刊书籍，抄录了大量的资料卡片，积累了学术研究的“第一桶金”，由此奠定了我以后几十年的研究基础。随后的二三十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要按过去抄录的方法做到全面掌握前人资料有些困难。但好在有了新的技术手段，强大的搜索功能大大提升了我们获取材料的便利性。不管时代怎么变，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掌握、搜集材料不能偷懒，尽量多做，资料要尽量多，要有超过其他人的资料库存。此外，平时要广泛阅读当今时代的各门知识，扩大知识面。养成手不离卷的读书习惯。通过大量积累学术资料，形成自己容积超大的资料库，建立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打造出厚实的“学”的底盘，就有了在学术沙场拼搏并可以超越他人的资本。
第四，分清资料用途，各尽其能。如何利用资料做学问？我认为主要有以下4种方法。(1)“为我所用”法：有的资料可以作论据用；
(2)“金蝉脱壳”法：有的资料能深化我们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提炼出立论观点；
(3)“聚沙成塔”法：全面而几无遗漏地将某一类资料加以整理，化零散为合力，化平淡为神奇，就可成为综述性研究成果；
(4)“借梯登楼”法：前人论点有的论述含混，甚至有错误或者有缺失，这就可以供我们立论，发挥、补充、完善，形成新观点。
第五，以点带面，扩大战果，这是课题研究深化问题。一篇好的论文或一部成功的专著，应该有完整的体系，自成系统。我们做课题研究，在一个主课题之下，应能衍生出若干个子课题，就若干个重点问题展开论述，这就是深化的过程。通过一个个子课题的论述，深化主课题的研究，聚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如此，你的专著也就形成了。
第六，开辟“第二战场”。这是学术张力增强的必然，是战略阶段递进的结果。这里涉及知识点的聚集和分裂问题。本专业内知识点的增多，是知识点聚集，只能深化本学科研究，不能扩张到本学科之外，这叫聚集，是知识升级；
在其他专业的知识点的逐渐碰撞下，原有的知识点受到干扰，这叫作“渗流”，渗流到一定程度，造成知识点分裂，最终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点，形成新知识点，达到知识更新。到了进军战略科学家阶段或者叫准战略家阶段，形成了较强的学科掌控力，应打通本学科与相邻学科的学术壁垒，自如穿插交融一体，形成创新研究形态。如此就是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
第七，持之以恒，务求全胜。学术研究要坚持做，不达目标不停步。确定选题后要写出有影响力的东西，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成阵势，不成影响，这样无法让别人记住你。要持之以恒，核心是勤奋与坚韧。一是要做到早与勤。要早思早做，要有超人的辛劳和毅力。要有大投入，包括时间、财务、精神、体力甚至情感的全方位大投入。谁投入多，谁就有强大的实力，就有了学术竞赛中的竞争力。二是要既坐得住，能埋头在文献、古籍等资料堆里“板凳一坐十年冷”的钻研苦思，也要能走出去，到田野勘察前人没有记载的文化印记，到人群里观察时代的火花、社会的新迹。21世纪以来，我们开展的抗战文化研究，逐渐从民国报刊书籍文献中走出来，我们走上山岗荒野开展抗战遗址调查，足迹遍及20多个省，这种“坐得住”与“走出去”结合的典型成果就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三是要能忍受冷落、孤独、委屈和被误解。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里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耐不住寂寞，受不了清苦，不能做到埋头苦干与坚持不懈，不能摒弃心浮气躁与急功近利，想要有所作为、有所成就，是不大可能的。”钱钟书的《管锥编》、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林焕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都是在受冷落、孤独的环境下完成的。受冷落、委屈和被误解的日子，能坚韧地走过来，把握好了，有时可以成为沉思反刍的日子。它既是痛苦受难的日子，也是蛰伏蓄力的时光，是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一飞冲天的前曲。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最后我想告诉还想进一步关注成长成才话题的青年朋友，如果还没有看过王梓坤的《科学发现纵横谈》，不妨去找来读读。我当年是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的，后来作者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出了书。读读此书，若能使你们有所收益，大概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最大价值了。
玉 璐：谢谢您给我们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分享了您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体会与感想，从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在学术上执着坚守、勤奋耕耘的学者应有的姿态、谋略和方法。感谢您接受访谈。
李建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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