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案件发生特点和规律研究应用王总

目前国有企业腐败案件发生特点和规律研究

一、国有企业腐败现实状况

　　国有企业腐败是指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滥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为自己或利益相关者谋取私利，进而招致公共利益受损行为。相关案例显示，国有企业腐败行为主体关键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所以，国有企业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代理人行使国家委托给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管理人员，违反权力委托人意愿、目标和任务，滥用委托权力谋取私利行为。

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腐败易发、多发关键领域。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汇报，中国每十二个月包含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腐败案件占整年立案查处职务犯罪24％～30％。1997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后一段时间，国有企业成了腐败重灾区，每十二个月全部有万名左右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受到立案查处。党十七大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阶段性结果，国有企业逐步摆脱困境，国有经济发展进入正轨，国有企业腐败发案率有所下降，但仍是腐败易发、多发领域，最近三年国企腐败案显著展现出犯案人员等级普遍较高、涉案数额巨大特点。

现在国有企业腐败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国有企业腐败含有普遍性。石油、石化、烟草、邮政、电信、铁路、电力、金融、交通等行业全部有腐败案件发生。

第二，关键部门和关键步骤是腐败易发、高发点。关键部门如采购、销售、财务管理等，关键步骤如资产审计、评定和领导离任前、大额资金投放审核、实施重大技改评定等。

第三，腐败行为主体通常为国有企业领导、高层管理人员、关键岗位工作人员，和在下属企业兼职企业领导和派驻机构中责任人。比如，首全部机场集团企业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企业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原董事长陈同海，四川移动党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李华等，全部是企业“一把手”。

第四，国有企业腐败涉案金额和造成损失尤其巨大。

第五，国有企业腐败多以贪污、受贿、侵占、挪用公款为关键表现形式，最近两年还出现了涉嫌内幕交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等新表现形态。

二、国有企业腐败新特点

第一，贿赂案件查办总体数量平稳。

　 20XX年以来，全国百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逐年上升，千万以上案件也时有发生。伴随反腐败斗争不停深入和预防腐败方法逐步见效，多年来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总体数量平稳，不过大案数量却显著呈增多之势，单笔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

　　第二，县处级以上要案百分比较大。

　　今年1至7月，重庆检察机关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80人；今年上六个月，广东省检察机关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85人；从去年至今年4月份，贵州省共有9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贪污受贿被立案侦查；20XX年，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查处涉嫌贪污受贿犯罪县处级以上干部49人……

　　“县处级以上要案占有较大百分比，高中级领导干部犯罪案件时有发生。”20XX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县处级以上干部2435人，占立案总人数7.6%。

　　第三，资金密集等领域属高发领域。

从发案部位看，贪污贿赂犯罪行业领域特点十分显著；从发案领域看，资金密集，资源紧缺，竞争猛烈，利润空间大领域，往往轻易成为贪污贿赂犯罪高发领域。

　　在检察机关近两年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发生在中央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这6个关键领域和出版发行、银行信贷、电力等9个关键方面案件，占72.4%。其中仅工程建设领域，就占快要31%。部分领域和行业，如金融、交通等，过去一直是贪污贿赂犯罪传统高发部位，也有部分系统和部门，如食品药品监管、计划、环境保护等，伴随职能强化，逐步成为新贪污贿赂犯罪多发部位和行业。

　　第四，企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百分比降低。

　 从犯罪主体组成看，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所占百分比逐步降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百分比逐步上升，20XX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698人，占立案总人数24.1%。过去，在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国有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占大多数。伴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停深化，国有企业陆续改制，国有企业数量大大降低，犯罪主体身份和案件管辖发生了改变，企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数量所占百分比显著下降。检察机关适应新形式，加大了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力度，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案数量和所占百分比，展现上升趋势。

　　第五，部分地方和行业窝案串案增多。

　 检察机关从一条线索、一起案件入手，经过滚动深挖，带出了一批窝案串案，有包含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这反应出，部分腐败现象在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确实很严重，上下勾结、内外勾结作案现象比较突出。”

　　第六，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

　　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觉，为了规避法律、对抗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愈加隐蔽，作案手法愈加复杂。尤其是贿赂犯罪，基础上是一对一进行。犯罪嫌疑人到案后抗审能力增强，翻供反证现象增多，同时出现了诸如以低卖高买、合作投资、委托理财、挂名领取薪酬等名义和形式掩盖犯罪，钻法律空子新型犯罪形式。这说明，贪污贿赂犯罪手段愈加趋于隐蔽化，智能化。

　　第七，向境外转移赃款外逃现象增多。

　　多年，犯罪分子潜逃境外现象增多。为了逃避法律处罚，部分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境外，提前做好外逃准备，在作案后或事发前潜逃境外，企图利用一些国家和中国政治法律方面存在差异逃避追诉。

三、国有企业腐败原因

　　国有企业腐败也是一个权力腐败。因为权力腐蚀性，作为行使国家委托权力国有企业管理者含有发生腐败可能性，但并不是每个人全部会实施腐败行为。这是因为每个领域腐败行为发生含有不一样条件。在国有企业腐败行为中，权力体制、企业制度、个人主观心理是腐败行为发生必需条件和决定性原因，社会历史文化则起到催化作用，是辅助原因。上述原因综合作用造成国有企业领域腐败频发。

　　 第一，现有国企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通常全部含有双重身份，既是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又有行政等级或党内职务，有还有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头衔，这使得国有企业管理者和党政机关之间有着类似“脐带”关系，这种关系缘于中国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多年大型国企高管转任地方高官或政府高官转任国企高管“双向交流”日渐频密，更让国企高层管理者含有了“亦官亦商”特征。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权力呈金字塔形结构，权力高度集中，极易形成“一把手”开设“一言堂”现象。这么一个既无制约又少监督权力，在控制着其它市场主体无法企及稀缺资源条件下，含有天然腐败可能性。因为“腐败本质是权力腐败，权力内在地存在着一个异化机制，它可交换性和不平等性，和可能增值特点，使权力随时可能被滥用，腐败是权力滥用和异化极端表现形式”。

第二，中国现在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尤其是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缺乏，留下了很多制度漏洞和监管真空领域，使得握有大权国有企业管理者认为腐败风险很小，即“敢腐败”。制度或体制不健全和不完善，为权力行使者提供了腐败机会，国有企业腐败是制度漏洞表现。“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旧制度体系被打破，而新、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制度体系还未建立，这就造成了制度‘真空’或漏洞，给很多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还未完成，现代企业制度仍未完全建立，企业内部纪检监察部门受制于党委书记或总经理而无法实现有效监督，经济审计监督走过场，工会、职员代表大会等群众监督流于形式，全部这些制度漏洞为部分国有企业管理者提供了腐败空间。另外，中国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职务犯罪法律和惩处机制不健全，降低了国有企业管理者腐败风险成本。从多年国有企业腐败案例判决情况看，判处死刑极少。

　　第三，含有前两个条件，腐败行为也未必发生，还有一个关键条件是权力代理者必需含有腐败主观愿望——“想腐败”，和对腐败行为成本收益博弈分析。国有企业腐败主体是部分关键岗位或关键步骤管理者，尤其是高级管理者，她们是特定人，其腐败行为发生含有主观心理原因。这种心理原因实际上就是在手握权力、面对制度漏洞和利益诱惑时，对腐败行为一个成本和收益分析。企业发展是为国家和全体人民增加财富，是对公共利益促进，而腐败行为唯一动机就是私人利益。这种私利不仅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者个人私利，也可能表现为一些特定关系人(如亲属或情妇)私利，还有可能是某个团体私利(如集体腐败)。腐败成本收益分析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管理者在现有国有企业权力体制、企业管理制度框架内，在心中对腐败行为所要负担一系列风险主观评定和判定，是国有企业管理者从权力代理人角度思索自己从事腐败需要付出法律上、精神上和物质上成本和代价和可能取得收益和回报进行衡量和分析，当她认为估计收益(包含物质和精神)远大于成本时候，她就会在主观上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所以，主观心理原因是国有企业腐败行为发生一个必需条件。假如企业管理者不想实施腐败，那么，即使权力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腐败行为也不会发生，这取决于个人廉洁自律能力。

第四，中国历史文化观念将人本性假设为善，所以，崇尚教育和自律是官方对待腐败和反腐败一贯态度和关键手段。而几千年家天下和专制统治，形成了很多相关腐败亚文化形态，如“笑廉不笑贪”、人脉、人情、关系网等，使得权力成为一个可利用资源，社会对腐败展现复杂心态：痛恨腐败，又对腐败有较高容忍度，甚至羡慕腐败。这种情况反证了道德自律和廉政教育效果有限性。在制度体制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相关历史文化原因就成为腐败催化剂。国有企业均处于国民经济中部分垄断性行业，国企管理者掌握着特有稀缺资源，在一个对腐败容忍度高文化环境下，一旦含有上述多个条件，国有企业管理者腐败行为发生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历史文化原因即使不是国有企业腐败必需条件，但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个催化剂作用。

四、国有企业腐败治理对策

　　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腐败行为是对其上一级委托人欺骗、掠夺和侵害，实质上最终受害者却是作为国家主人、国企终极委托者人民群众。所以，治理国有企业腐败是反腐倡廉建设关键内容。为此，应该加强制度设计和建设，针对国有企业腐败发生机理，从源头上遏制国有企业腐败发生和蔓延。

　　1、加大党员干部教育力度，全方位构筑思想道德防线。

?从查处国企腐败案件看，党员干部违法乱纪全部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所以，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教育，着力全方位构筑思想道德防线，是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国有企业人员腐败基础工程。一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加强世界观改造，一直保持政治上清醒和坚定。二是要加强艰苦奋斗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抵御多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法能力，一直保持良好道德情操，廉洁自律，洁身自好。三是要加强法纪教育，使党员干部增强法纪意识和自我监控、自我约束能力。四是要加强对关键领域、关键部位人员教育，在腐败现象高发区域构筑警戒线。目前关键是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出租、建筑承发包等领域和企业对经济运行有调控权热点部位人员。五是协调主管部门、职能部门和企业及党团组织齐抓共管，新闻、舆论、文化、教育多头并举，构建反腐倡廉教育网络和道德气氛。同时，从严查处腐败分子，防打结合，标本兼治，杜绝腐败现象孳生。

?2、严格根据德才兼备标准，选准选好国企“一把手”。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国企“一把手”品行和素质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成败。所以，认真处理好一把手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任务。一是要根据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相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要求，克服识人视野不宽，选人渠道不多，用人机制不活弊端，切实选准选好“——把手”。二是要重视加强企业党委班子建设，尤其是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管理，用严格制度规范“一把手”用权行为。三是加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督，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重大问题董事会决议，统计投票，责任兑现。坚持市场化和公开化标准，通常产生利益差异事情，尽可能采取市场化手段运作，降低人为原因。推行企务公开，只要不是商业秘密，全部要将决议程序、依据、结果公开，接收职员和群众监督。3、建立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监督和制衡机制。

?一是要坚持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标准，实现决议权和经营权分离，避免权力高度集中，确保内部制衡有合理组织基础。二是要坚持法人治理结构完整性，明晰企业权力机构(股东会)、决议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实施机构(经理层)权力和责任。三是采取“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措施，从组织结构上确立企业党组织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关系，确保企业党组织为搞好监督，参与重大决议，发挥政治关键作用发明条件。四是明确每个企业领导人员权力行使程序，恪守重大问题必需“集体决议”标准，尤其是物资采购、工程建设、大额资金运作等轻易发生权钱交易问题，必需经过集体决议，严禁“一个人说了算”。五是充足发挥职员群众民主监督作用，坚持企业经营管理方面重大问题向职代会汇报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等，使权力运行置于广大职员群众监督之下。

?4、深入健全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经营者权力运行。

?一是要在深化改革上动脑筋，增强制度系统性、配套性。针对新形势下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不停完善规章制度，使其形成纵横交织严密体系，努力争取方法在前，防范在先。二是要在细化制度上下功夫，增强制度可操作性。针对企业不一样特点，把含有普遍约束力规章制度，细化为符合企业实际实施细则，使行使权力和监督权力全部有据可依。三是要在实施制度上动真格，增强制度?严厉性。切实纠正有章不循、执章不严、违章不究恶劣现象。从而，切实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国有企业腐败问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根据正确方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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